幽默老头汪曾祺

幽默老头汪曾祺篇一：胡同里的汪曾祺老人阅读答案

教读《胡同文化》一课时，记忆的湖面一下子就浮现出作者汪曾祺老人的形象来。那年初夏的闽南，阳光如水又似风，纯净、和煦而宽阔，站在绿叶如宽大手掌的木棉树下，耳畔总萦绕着不远处九龙江隐约的流动声。那水面该是浮光跃金吧。初夏的某个日子，我就坐在漳州师院简陋的教室里，聆听汪老的文学讲座，如风行水上。几年前汪老驾鹤西游，我记忆里忽然涌出那个初夏如水的阳光。那一次，汪老从文字中走出，坐在我面前，一边啜茶，一边与我娓娓而谈北京胡同、市民生活和他们“睡不着，眯着”的文化心态。此刻我的身边似乎又荡漾着漳州初夏的空灵阳光。走到街上，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汪老会冷不丁地从某个胡同里钻出来，与我匆匆打一个照面，留下一抹纯净的笑意，然后消失在人群之中。汪老与我想像的迥然不同。不是鹤发童颜，也没有仙风道骨。他头发稀疏花白，仿佛一蓬离披的衰草；脸上皱纹倒不多，但浮肿的眼袋特别明显；他穿着灰白色的衬衣，下摆很随意的塞进皮带里，衬得他更加瘦削。不知怎地，我忽然想起“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的诗句，这位曾写过许多柔情似水小说的人老了，但他没有丝毫的感伤，他的脸上隐约的透露出一种儿童般纯真的光芒和历经沧桑之后的波澜不惊。有些人的人生一步步地向老境迈去，汪老却从老境一步步地迈出，仿佛他的心灵和年龄还停留在锦瑟华年，从来不曾老去。其时他已年逾古稀。汪老喜欢宋儒的两句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时同。”大概他善于“化动为静”吧，即使是至痛的事，在他心里浸泡几下，也会变得平和起来。汪老的“老”是一种文化的积淀，人生智慧的结晶。他的眼睛很小，有点迷蒙，仿佛还滞留着江南水乡的烟雨。假如你不细瞧，还真会以为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糟老头”，或许，汪老更愿成为这样的人。他小说中的悲天悯人的人道情怀，如果不是普通人中的一员，是不可能具备的。汪老在《自报家门》一文中，说他最喜欢的是更实在的两句诗：“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他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记得那天是鲁迅文学院教务长何镇邦先生开讲座。汪老进来了，脚步很轻，我们把巴掌拍得很响。他这边、那边点了好几下头，然后将身子搁在椅子上，摸出香烟———很有诗意的“阿诗玛”牌，这边、那边地敬一轮烟。何先生上课了，谈笑风生，赢得满堂掌声。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我都花在观察和揣摩汪老上，如同不明白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我是猜不透他的，凭我的学识和经历。我想起了他在《林肯的鼻子》中所写的语句：“谁的鼻子都可以摸，林肯的鼻子也可以摸。没有一个人的鼻子是神圣。”汪老的平等理想给我留下难以泯灭的印象。下午轮到汪老讲课。他抽着烟，很随意地走上讲台，然后又很随意地从裤兜里摸出一本杂志，摊开来，翻到他的文章，站在那边，很随意地讲，行于当行，止于当止。十多年的风雨冲淡了记忆，但他所讲的一句话一直在我脑海中潆洄：小说写的是回忆。他的讲课很像他的散文随笔，向听众展现一个精神的花园，静而悠，悠而闲，让人流连忘返，来一回“文化的休息”。汪老很怀旧，有两个明显的兴趣点，即各地的风味吃食和风俗民情，这些都有醇厚的文化味，他总在其中寄寓人事的兴衰慨叹和对淳朴人性的执著追求。这犹如平静的水面，总深藏万顷波涛。讲课时他还有一处“神来之笔”。大概当时他患有轻微的感冒，鼻孔下汪着两点晶亮的涕水，他抬起身，很随意地用袖管一蹭，然后继续侃侃而谈。一切都显得那样了无痕迹，浑然天成，仿佛窗外初夏的风，草地上的阳光。以后我又读了他的许多文章，印象最深的有《牙疼》。文章写到他牙痛时，虽疼起来要人命似的，但他都会“泰然置之，而且有点幸灾乐祸的想：我倒看你疼出一朵什么花！”汪老苦乐随缘，通权达变，我把这段文字看作他所有文章的“旁白”。这是一个从胡同里走出的老人，他在怅望低徊之后，沉重地向消失的胡同挥手告别。而我，不会抬起沉重的手向他挥别，我只看着他消失在人潮汹涌之中，心中带着一种挥不去的怅惘，期待下一次无法重来的邂逅。“很多歌消失了。”汪曾祺在《徙》的开头写道。很多人也消失了，但汪曾祺不曾消失。他的文字是永不消失的“歌声”。近来读何镇邦先生的文章，得知他和汪老入闽的时间是当年的12月，而我的记忆却“顽强”地将它改为木棉飘絮的5月。这真是一个美丽的错误。也许梅子黄时雨的天气较适合我当年

诗意横溢的心境，更因为汪老出现的背景应是美丽而惆怅的初夏，因此我的脑海将他的背影和背景重新整合，烙印在记忆的底片上。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汪曾祺老人。 1、阅读全文，说说作者是从哪些方面刻画汪曾祺的形象的？ 2、“很多人也消失了，但汪曾祺不曾消失。他的文字是永不消失的歌声。”请结合原文说说这句话的含义。 3、文章的标题是文章的灵魂，你认为“胡同里的汪曾祺老人”至少有哪些含义？ 4、阅读本文后，你对汪老的文品和人品的印象如何？请结合原文，谈谈你对作文与做人问题的看法。 参考答案：? ①他的外貌：头发稀疏花白，仿佛一蓬离披的衰草 ；脸上皱纹不多，眼袋特别明显；灰白色的衬衣，下摆很随意地塞进皮带，眼睛很小。? ②他的神情气度：他的眼神仿佛还滞留着江南

水乡的烟雨蒙蒙，脸上隐约地透露出一种儿童般纯真的光芒和历经沧桑之后的波澜不惊。? ③动作描写：汪老进来了，脚步很轻；敬烟? ④侧面描写：他文章里的话语和喜欢的诗句。? 2. ①有的人的人生一步步地向老境迈去，汪老却从老境一步步地迈出，汪老的“老”是一种文化的积淀，是人生智慧的结晶，是一种返璞归真。? ② 他的作品真实自然，自然地流露出平等、苦乐随缘、通达的情怀。他从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中提炼出的平凡、自然与通达，是可以跨越时空的，所以是永不消失的“歌声”。? 3. ①汪老是一个平凡亲切、自然随意的老人，他就在平凡的生活（胡同）中，仿佛刚刚“走出胡同”，

并没有永远离开我们。? ②他的文章风格和精神品质永远留在我们的生活（胡同）中。? ③文章标题饱含了作者对汪老的深切怀念和赞美之情。? 4. 示例：①我认为汪老的文章亲切、自然、内涵丰富；汪老做人谦虚、和蔼，没有架子。? ②我认为，文章应以真为本，以情为真，感人的文章应该是真情的文章，要作出感人的文章，首先要做真诚而真情的人。

幽默老头汪曾祺篇二：在灾难面前的深度幽默——读汪曾祺《 跑警报》

在灾难面前的深度幽默

——读汪曾祺《跑警报》

孙绍振

本文写的是抗日战争期间躲避日本飞机轰炸的故事———跑警报。还原一下当时的情景,可以想象,有纷扰,有紧张,有血肉横飞的惨状,应该是很痛苦的、很恐怖的事,但是,观其全文,却不见恐怖,不见紧张,相反,倒是悠闲之状比比皆是。如果从某种僵化的观念出发,我们可以非难作家,说他歪曲了历史的真实。但,至今并没有什么评论家发出这样的批评。为什么呢?这是很值得思考的。

文章一开头,就写了一个教授讲课讲到跑警报结束的故事,又写了一个学生在跑警报的时候带上一壸水,夹着温庭筠或者李商隐的诗集,从容自在地度过一天。

散文不是要抒情的吗?写这样的故事,鸡毛蒜皮的,和空袭警报的紧张环境好像不协调,这是抒什么情呢?是不是太不严肃了?文章的谋篇布局不是要善于剪裁吗,作家为什么不把这些事情省略掉呢?拉拉杂杂,在文章中有什么价值呢?

读散文,欣赏散文,遇到现成的理论、概念不能解决的问题,不能拘泥于理论和概念,而要从阅读的经验出发,从阅读的“实感”,特别重要的是最初的感觉,或者叫做“初感”出发。

我们读这样的文章最初的原始的感觉是什么呢?是不是觉得挺有趣的。不论是教授还是学生都让人觉得有趣。有趣在哪?空袭、轰炸、死亡的威胁,不但没有恐惧,相反,挺悠闲,挺自在。整篇文章,这样的事情,写了一件又一件,全文所写的事情,都很有趣。趣味就在遇到这样的空袭,不紧张,不痛苦,不残酷,相反,很好玩。

是不是可以说,文章的立意,就是要追求一种趣味,一种超越战争环境严酷性的趣味? 按作家的思路,这种趣味首先集中在跑警报的地点上。

在山沟里的古驿道上,有赶马帮的口哨,有他们风土化的装束,有情歌,有马项上的铃声“,很有点浪漫主义的味道,有时会引起远客游子的淡淡的乡愁”。

很显然,趣味里,渗透感情———知识分子对于民俗的欣赏,是情感和趣味的结合,把它叫做“情趣”,是不是比较适合呢?

接下去,是“漫山遍野”中的几个“点”。古驿道的一侧,“极舒适”,可以买到小吃“,一味俱全,样样都有”。沟壁上,有一座私人的防空洞,用碎石砌出来的对联是“人生几何,恋爱三角”,还有“见机而作,入土为安”。作家对这样的对联的感慨是“:对联的嵌缀闲情逸致是很可叫人佩服的。”

这样的“佩服”,当然表现了作家的感情和趣味,但,是不是有一种感觉,这样的情趣,和我们通常在抒情散文中感受到的情趣有些不同。这个“佩服”的妙处,在于其中意思好像不太单纯,不但有赞赏意思,而且有调侃的意味。对此,我们是不是感到这种趣味,不同于一般的情趣,而是有点诙谐,应该是另一种趣味,如果把它叫作“谐趣”,可能更加贴切。

为什么这样的趣味叫做“谐趣”呢?谐,是和谐的意思,和谐,情感和环境一致,高度统一,水乳交融。跑警报,纷扰不休,令人烦厌、苦恼,人的情操通过和谐的表现容易达到美化、诗化的境界,就是情趣。如若情感和环境的残酷不和谐,明明是血肉横飞的战事,却充满了罗曼蒂克的情调,这就不和谐了,不和谐的趣味,就有点好笑,有点好玩,不把人的情操往诗化、美化的方向去升华,而是恰恰相反,往可笑方面去引申。这就是谐趣,就是幽默感。

不和谐构成幽默感,在西方幽默理论中,是一个基本范畴。英语叫做“incongruity”。

到此为止,我们大概可以假定:这篇散文,基本上可以定性为幽默散文。

从这里,透露出一点信息,本文作者所追求的,应该不是一般的情趣,而是谐趣,而富有谐趣

的散文,就不应该属于抒情散文,而是幽默散文。这一点,从文章下面的篇幅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跑警报居然成了“谈恋爱的机会”,男士还带上花生米,宝珠梨等等。“危险感使两方的关系更加亲近了”“,女同学乐于有人伺侯,男同学也正好殷勤照顾,表现一点骑士风度”。“从这一点来说,跑警报是颇为罗曼蒂克的。”

接下去,认真检验一番,这个假定在文本中,是不是有充分的支持?

警报结束了,回家遇雨,就有一位“侯兄”专门为女同学送伞的故事。作家这样评述:侯兄送伞,已经成定例。警报下雨,一次不落。名闻全校,贵在有恒。

这就不但是情感方面的不一致,而且是语词方面的不一致了。本来“,定例”的指称与一定的规章条例习惯有关,是一种规定,一种约束,有一定强制性的,不能不执行的;而这里却是自觉奉献的。至于贵在有恒,本来是指,以顽强的意志坚定地追求一种学业上、道德上的目标,而这里却是为了讨好女性,这是显而易见的不和谐、怪异,给人以用词不当之感。但是,就在这种用词不当之中,读者和作家心照不宣,领悟了作家对此人的调侃。文章的幽默感随着类似的怪异,不和谐的程度不断加深。跑警报的人,大都带着贵重的金子。哲学系的某个学生,作出这样的逻辑推理“:有人带金子,必有人会丢掉金子,有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捡到金子。”

“因此,他跑警报时,特别是解除警报以后,他每次都很留心巡视路面。他当真捡到过金戒指!逻辑推理有此妙用,大概是教逻辑学的金岳霖先生所未料到的。”

这位同学捡到金戒指,是偶然的,作家却用一种牵强附会的、不和谐的逻辑,把它说成是必然的。这里逻辑的不和谐在于,有人丢掉金子必有人捡到金子,这不是必然的。有一种可能是丢掉了,并没有给人捡去,而是失落在某一角落。至于我是人,故我一定会捡到金子,更是不合逻辑推理的规则。不合逻辑的推理又和事巧合,就更加可笑了。因而,谐趣在这则故事中,显得更浓了,幽默感更强了。

跑警报有这么多趣事,不跑警报,也有趣事。一个女同学,利用这个机会洗头,一个男同学利用这个机会煮莲子。即使飞机炸了附近什么地方,他仍然怡然自得地享受他的莲子。

文章写到这里,几乎全是趣事,轻松无比。忽然笔锋一转,说是,飞机也炸死过人。田地里死过不少人,但没有太大的伤亡。

这一笔,从文章构思上来说,可以叫做补笔。为什么呢?开头我就说过本来飞机空袭是一件恐怖的事情,作家却追求一种轻松的、幽默的风格,一连串写了许多轻松的故事,幽默随着不和谐感的强化而强化。读者也可能发生疑问,在这样的民族灾难面前,作家怎么能够幽默得起来,轻松得起来?作家的这一笔,应该是一个交代。因为没有太大的伤亡,所以才幽默得起来,如果每一次都是血肉横飞,尸横遍野,这样轻松幽默,就是歪曲现实了。鲁迅在世时,对林语堂提倡幽默一直怀着警惕,就是担心,把刽子手的凶残也当作屠夫的一笑。

汪曾祺是一个思想深邃的作家,他对这一点是很警惕的。除了这一笔以外,还有一笔,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笔:

“日本人派飞机来轰炸昆明,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军事意义,用意不过是吓唬吓唬中国人,施加威胁,使人产生恐惧。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弹性的,不那么容易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为了反映?不在乎?,作《跑警报》。”

这一段,是全文的注解,文章写了那么多有趣的、好玩的、不和谐的、充满幽默感的、好玩的人和事,并不是低级趣味的搞笑,而是相反,有着深刻的、带着哲学性的思考。在这种不在乎”的谐趣中,作者揭示我们民族在灾难中顽强不屈的精神的一个侧面,同时也表现了自己的

一种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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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老头汪曾祺篇三：汪曾祺人物素材

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汪曾祺

一、人物简介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生于江苏省高邮市，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读高中。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沈从文是他的老师。1950年，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1963年，发表的《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来自:WWw.zHaoqT.net 蒲公 英文 摘:幽默老头汪曾祺)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7岁。

二、人物事例

（一）

汪老送字画与人，也不完全随意，是有选择性的。金先生说有次在北京汪老的家里，有人敲门，金先生就去开门，只见有一人立在门口问汪老在家吗？汪老闻声问是谁并要其进门，那人原来是琉璃厂某画店的老板，想买汪老的字画，汪老说我的画不卖钱，也不以卖字画为生，我的字画都送人了。你要买字画我可介绍你去找赵朴初、吴冠中他们，对方回答他们的价位太高。汪老又问为什么要我的字画?画店老板回答说一个客户点名要您的字画。汪老说我从来不卖字画。说完就婉转地下了“逐客令”。

（二）

自西南联大毕业后，汪曾祺曾到建设中学任教，并在那里结识了施松卿女士。这个比汪曾祺大两岁的女孩后来成为他的妻子。她也是西南联大的高才生，开始在物理系，后转入英语系。1946年，两人来到上海。正值内战期间，环境恶劣，因为找不到职业，汪曾祺情绪很坏，沈从文写信骂他：“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枝笔，怕什么！”在沈从文的鼓励和帮助下，汪曾祺后来辗转来到北平，在历史博物馆谋了个馆员差事。

汪曾祺一生的故事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最大的坎儿莫过于1958年因为指标不够，被“补打”成右派了。连他自己都解嘲地说：“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1958年，他被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劳动，一呆就是四年，在位于高寒地区沽源坝上的“马铃薯研究站”，终日画《中国马铃薯图谱》和《口蘑图谱》。这样寂寞单调的生活，他却回味无穷，感叹道，“真是神仙过的日子。没有领导，不用开会，就我一个人，自己管自己”，而且，“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铁凝特别为汪曾祺的这段经历感动，她说，一个对土豆这么有感情的人，他对生活该有怎样的耐心和爱？汪老从容地东张西望地走在自己的路上，抚慰着这个焦躁不安的世界。可惜，《中国马铃薯图谱》这部奇特著作的原稿在“文革”中被毁掉了。

（三）

这天，老太太拉着脸高声喝道：“汪曾祺！”汪老立刻像个做错事的小学生一样，心里直打鼓，双手也不知该往哪里放，还琢磨呢，最近没偷着买酒喝啊，又咋啦？正纳罕间，只听见老太太连珠炮似的向他发难：“你不但在家里公开喝酒，炒菜的时候偷料酒喝，还瞅机会到宴会上去喝个痛快，现在居然敢自己跑到小酒馆去喝！”汪老赶紧辩解，没有的事啊！老太太立刻拿出汪老刚发表的短篇小说《安乐居》，戳到老头儿鼻子尖下面，质问到：“还敢嘴硬，有小说为证！没喝怎么会写得这么好啊！”这下老头儿哑巴了。

汪曾祺一辈子创造美文，制作美食，奉献美。他不是那种只会吃不会做的半吊子美食家，而是既会吃又会做，喜欢粗菜细做，特别是拌菠菜。在《自得其乐》一文中，汪老悠然写道：“我曾用家乡拌荠菜法凉拌菠菜。半大菠菜（太老太嫩都不行），入开水锅焯至断生，捞出，去根切碎，入少盐，挤去汁，与香干（北京无香干，以熏代干）、细丁、虾米、蒜末、姜末一起，在盘中抟成宝塔状，上桌后淋以麻酱油醋，推倒拌匀。有余姚作家尝后，说是‘很像马兰头’。这道菜成了我家招待不速之客的应急的保留节目。”汪老还自我发明了小吃“塞肉回锅油条”——“油条切段，寸半许长，肉馅剁至成泥，入细葱花、少量榨菜或酱瓜末拌匀，塞入油条段中，入半开油锅重炸。嚼之酥脆，真可声动十里人。”

如此有声有色，真是让人忍不住咽口水。汪老做菜很简单，跟写小说一样，就一个主菜，四碟小菜。1996秋天，他请何镇邦吃爆肚，那时，何镇邦住亚运村，给汪老打电话说：“老头儿，我打车过去80元钱，在这边什么吃不到啊，偏要吃你一顿爆肚。”汪老说：“我这个爆肚可不是随便吃得着的，你看着办吧。”11年过去了，过去对爆肚没什么好印象的何镇邦，至今还记得那汪氏爆肚的美味，真个是唇齿留香。

三、文学特点

（一）散文写作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 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集体的“宏大叙事”；以平实委婉而又有弹性的语言，反拨了笼罩一切的“毛话语”的僵硬；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暴露了滥情的、夸饰的文风之矫情，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风散文的魅力，从而折射出中国当代散文的空洞、浮夸、虚假、病态，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没。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学》的《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二）小说写作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汪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为此，他写成了脍炙人口的《受戒》和《大淖记事》。

别看老头儿恬淡，其实有着异常刚性、清醒的一面。当年，邓友梅、林斤澜被打成右派，平时与邻居打个照面都不敢搭腔，而彼时的汪曾祺正被江青赏识，成为样板戏《沙家浜》剧本改编的主笔。逢年过节，汪曾祺把林、邓二人接到西郊自己家中，亲自下厨，做几个菜，招待老朋友。邓友梅就问汪曾祺：“你现在是大红人，和我们俩搅在一起，不怕沾包儿啊？”汪曾祺说：“咳，江青用我，就是用我的文字，我心里呀，跟明镜似的。”邓友梅后来感激地说，在那个年代唯一接待我们俩的就是汪曾祺。

生逢乱世，怎么可能没有苦难和窘境，实际上，是汪老将一切青云与低谷完全看淡了，举重若轻，而不是真的人生如坦途。平淡是个很不容易实现的境界，大部分人都是误将平庸当作平淡，即便经历丰富，也是庸庸碌碌了此生。问题的关键在心态。

汪老这个人，很通感，这样说不知是否合适？但我们确实能感受到他敏锐的触角，在生活与艺术之间可爱地伸来伸去，传递着几多眷恋与多情。创作的时候，他经常用美食作比喻，比如，他说，“使用语言，譬如揉面”，“抒情就像菜里的味精一样，不能多放”。而在苦闷生活中，他常常用超然的艺术美来愉悦自我。他把批判当成是在出演一部荒诞喜剧，他把检查材料当成一篇篇美文来书写。平淡是汪老的压轴菜，让人从中品出人生的隽永。c

汪老这辈子最讲究的是意境，他这种追求渗透到生活中的一颦一笑，即便是在逆境中也能寻出美来，自得其乐。他的文章，读来好像都是些家常话，从来没有什么口号，却句句都是至理名言，我最欣赏这一句——“生活，是很好玩的。”

无论怎么看，这都是一个很别致的老头儿，是个在一地鸡毛中，也能够做到诗意栖居的大家，是个对人间烟火充满了世俗趣味的出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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