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体制优势

《2020大布局》

　　邱震海 著
　　东方出版社
　　2018-6
　　作者全面分析了中国的经济问题，从国家政策、学术研究、媒体等角度讨论中国经济的宏观环境与个人机遇。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进入了第四次科技革命，亦即信息化革命，同时人类进入了第二次全球化。这个进程迄今已延续了将近40年，中国的高速发展恰好就是在这40年里。在这40年里世界出现了哪些新生事物，又发生了哪些变化。一是互联网的诞生；二是全球化的发展；三是金融创新的大幅飞跃。
　　无论是互联网、全球化还是金融创新，就其本质而言都来源于科技的发展。自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科技革命以后，人类就难以拒绝科技革命的潮流，而且也已深深卷入其中。人类已不可能返回到过去那种返璞归真的年代，这是一个带有哲学色彩的困惑。
　　如前所述，科技革命一旦产生，很快就会传导到产业革命并继续造福人类。但产业革命一旦掌控不好，就会引发社会革命；而引发社会革命的最直接的因素，就是产业革命过程中导致的财富分配不公，或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贫富差距扩大。马克思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准确分析了1760-1860年欧洲在科技革命基础上产生的产业革命及其在劳资领域里的贫富不均现象。
　　从《资本论》第一卷诞生到现在，150年过去了。今天的科技和产业发展水平，都与15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但由科技和产业革命导致的财富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扩大的本质依然相同。
　　必须指出的是，当科技革命遇到市场經济环境，恰好是推动产业革命的极好契机，但也是财富分配不公的极大诱因。150年前的马克思没有预见到两个事物：一是科技革命的继续迅猛发展；二是中产阶级的产生往往对社会能起到稳定作用。
　　1883年马克思去世的时候，世界刚刚进入第二次科技革命——电气化，第一次全球化也才刚刚露出端倪。第一次全球化导致的帝国主义争夺世界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被列宁捕捉并经历到了。当然，马克思没能预见到后来的自动化和信息化革命，似乎是一个遗憾。20世纪上半叶到中叶发生的事情，如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和“大繁荣”的出现，似乎让人觉得，资本主义似乎有自我修正机制。但直到这一轮科技革命爆发才让人感到，西方资本主义逃不出这一铁律，乃是其制度设计使然。
　　在马克思的那个年代，城市化的社会里只有资本家和产业工人两个截然对立的群体，中产阶级尚未产生。从19世纪末开始，中产阶级在欧洲产生，并继而被称为社会的“安全阀”和“稳定器”，似乎让人觉得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机制又在发挥作用。但直到最近若干年，由于财富分配不公，中产阶级在西方社会萎缩，人们才发现，还是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没有改变，那就是：当科技革命遇到市场经济的环境，必然导致产业革命和财富大爆炸；但是，在财富大爆炸的同时，若仅依靠市场的力量，又必然会导致财富分配不公和社会矛盾爆发。
　　250年来，纯资本主义体制始终无法摆脱三个根本性的痼疾：一、持续不断、挥之不去的经济危机；二、无法提供周全到位的社会共同服务产品；三、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赢者通吃”、贫富不均问题。
　　19世纪末的社会主义者倡导消灭私有制，以全面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来规划社会大生产，解决贫富不均矛盾，并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予以实现。20世纪的实践证明，这至少有些理想化了。但社会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的补充，这一点却依然有效。
　　如果说，市场经济的最大贡献就是提高效率，而其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公；那么，社会主义的最大贡献就是维持社会的公平正义。人们不应由于过去一些道路实践的失败而对这一根本理念产生动摇，而应该继续探索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继续维持社会公平正义的有效途径。
　　让我们把目光从历史拉回到现实，从世界拉回到中国。
　　虽然人们对中国经济总有种种期待、抱怨甚至责难，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尤其是在实施市场经济的20多年时间里，中国没有发生过一起重大的经济危机。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颠覆”了市场经济的根本规律。与此同时，每当经济遇到重大挑战的关头，中国总能化险为夷……
　　这背后自然须归功于中国国家力量的强有力的干预。虽然从理论上说，国家力量的干预，会对市场的活力构成挑战，但在危机来临时，国家的力量就像一道最后的保障，保障了人民生活不会遭遇重大的动荡。这无论如何都是国家应该扮演的角色。如前所述，2008年美国经济危机后，如果没有国家力量的干预，美国恐怕不会那么早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
　　当然，国家力量的干预应该适度，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顺将依然是中国改革的重要目标。但是，以市场力量拓展上线，增强经济的活力和繁荣，同时以国家力量守住底线，维护经济安全和人民财富的稳定，这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模式的重要特征。
　　不仅如此，国家力量在社会财富分配中，应当扮演越来越多的角色。这在西方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中，尤其在最近几年，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中国具有天生的体制优势，在这方面就更可做好平衡。
　　人类的现代化历程一路走来，无论是18世纪的机械化、19世纪的电气化，还是20世纪末开始的信息化，以及正在汹涌而来的人工智能，只要是科技革命遇上市场之手，那么“赢者通吃”的逻辑就必然难以避免。而能扭转这一逻辑，并能让民众既受益于科技进步和市场繁荣，同时又能避免贫富不均的，只有国家的力量。
　　因此，当21世纪的1/5时间即将过去，当科技之手和市场之手正在催化新的社会不公，而这种社会不公也正在导致世界进入新的动荡的时候，具有体制优势的中国的国家之手，就更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在经济领域告别新古典自由主义的中国，同时应该告别的是二元对立思维，亦即非“左”即“右”，不是市场经济就是计划经济，而更应采用一种协同、融合的思维展开经济和其他领域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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