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如山，处世如水：说《诸子喻山水》

　　内容摘要：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是中国士人为人处世的信条。仁是为人的境界，知（智）是处世的典范。为人如山，处世如水，既是道德修养，又是行动指南，不变的是如山，变的是如水，仁者稳重不迁，故无忧，智者与时俱进，故不惑。
　　关键词：仁者 智者 山水情怀
　　《诸子喻山水》（上海高中语文课本第三册），汇集了孔丘、孟轲、老聃、韩非、管仲和孙武等人对于山水的有感而发。其中孔子说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篇第六》）最能契合中国士人为人处世的理念：仁是为人的境界，知（智）是处世的典范。依照宋人朱熹的解释：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四书章句集注》）
　　为人处世，为人在先。仁是为人的道理。孔子教学分为四科：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弟子中德行最高的是颜渊、闵子骞、冉伯牛和仲弓。孔子称赞颜渊：“贤哉，回（回，颜回，字子渊）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篇第六》）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不可预测并掌控的事情，然而只要在精神上超乎悲喜忧乐，达到平和静穆的境界，心性自然会和谐。孔子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论语·里仁篇第四》）不仁的人不可以长久地居于穷困之中，也不可以长久地居于安乐之中。换言之，仁者才可以长久地居于穷困之中，也可以长久地居于安乐之中，如同颜渊。所以“仁者安仁”（实行仁德使人安，不实行仁德心便不安）。智是处世的变通。因为“水无常形”（《孙子·虚实篇》），所以处世也应不滞，因时因地因人而变，不变的是不能因此离开了仁，所谓“知者利仁”是也。聪明人利用仁，因为他认识到仁德给他带来长久而巨大的利益，所以他便实行仁德。“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篇第四》）住的地方，要有仁德这才好，选择住处，没有仁德，怎么能是聪明的呢？择居如此，择友、择邻和择业等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篇第八》）孔子赞扬史鱼（卫国的大夫史 ，字子鱼）和蘧伯玉（卫国大夫，名瑗）：“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有德者）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政治清明就出来做官，政治黑暗就把自己的本领收藏起来，这就是智，但无论政治清明还是黑暗，为人都应该像箭一样正直，这就是仁。
　　于是既通达事理又安于义理（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就成了中国士人为人处世的信条，当然在信奉这样的价值观念的过程中，他们的内心时常陷于矛盾状态，这与中国士人的本身地位分不开。士人社会地位重要但不高，想要取得官职，必须依附把持国政的世卿贵族。正因为是统治阶级的最下层，所以当他们求仕干禄向上看时，表现出迎合上层贵族利益的保守思想，当他们穷困不得志向下看时，则表现出同情庶民的进步思想。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两者之间常有矛盾。孔子的学生子路认为管仲应该不是有仁德的人，理由是齐桓公杀了他的哥哥公子纠，公子纠的师傅召忽因此自杀。然而公子纠的另一师傅管仲却活着。孔子的另一学生子贡也持同样观点：桓公杀掉了公子纠，管仲不但不以身殉难，反而去辅助桓公，所以管仲不是一个有仁德的人。孔子的回答是：齐桓公多次主持诸侯间的盟会，停止了战争，这都是管仲的力量，体现了管仲的仁德。孔子进一步解释：管仲辅相桓公，稱霸诸侯，使得天下一切都得到匡正，人民到今天还受到他的好处。假如没有管仲，我们都还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边开，从而沦为落后的民族。管仲难道要像普通老百姓一样守着小节小信，在山沟里自杀还没有人知道吗？孔子之所以用“仁”来称赞管仲，只是因为管仲帮助齐桓公使天下有一个较长期的（齐桓公在位四十三年）较安定的局面，这是有利于大众的事，而这就是仁德。虽然管仲不俭、不知礼，但相比能够使天下安定，保护大多数人的生命，这是属于小节小信的问题，无碍于他的仁德。《管子·形势解》中，作者以“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作喻，阐述治国和治学都应该有兼容并包的宏大气度，如此，明主才能聚集更多的百姓，士人才能达到圣人的境界。这与孔子以“仁”赞许郑国政治家子产的民主作风（不毁平时一般士大夫聚集在那里议论朝廷政治的乡校），用“三不仁”“三不知（智）”批评鲁国早年的执政臧文仲压抑贤良（比如展禽，即柳下惠）趋于一致。
　　由此可见，中国士人的山水情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其实面临着一个道德和功利的选择难题。孔子热心救世，却遭遇到不少隐士的泼以凉水，如长沮、桀溺，如楚狂接舆、荷蓧丈人以及石门司门者、微生亩等等，对此孔子只能感叹：如果天下太平，我就不会同你们一道来从事改革了（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篇第十八》）
　　当然，有些人归隐山水是真的，如东晋的陶渊明。对于陶渊明而言，归隐就如同“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那样自然，而仕宦则是“误落尘网”，“久在樊笼”。陶渊明厌恶官场，是因为他看透了官场的险恶，这样的处世必将失去为人的本真。陶渊明写过一篇《自祭文》，展示了自己的一生，看似琐碎平淡，与官场中人的出门时有车马雍容的排场，在家里有笙歌燕舞的富丽相比，作者则是“冬曝其日”“夏濯其泉”，但在简单的“勤靡余劳”当中，陶渊明品味到了“我心常闲”的乐趣，捍卫了“岂能戚戚劳于忧畏，汲汲役于人间哉”（南朝梁·萧统《陶渊明集序》）的人生尊严。唐代杜甫《遣兴五首》评论陶渊明：“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其实是没有明了陶渊明归隐山水的意图，当然也就不会理解陶渊明寄情山水的人生意义。宋人黄彻在《 溪诗话》中认为：世人论陶渊明，能知其心者寡也。陶渊明诗集中有“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杂诗·其二》）“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荏苒岁日颓，此心稍已去。”（《杂诗·其三》），可见陶渊明并非“专事肥遁”（退隐不做官），而是因为自己的济世之志难以实现才转而隐逸的，是一种“卷怀不得已”（收敛自己的本领）的结果。陶渊明自己说：“先师（指孔子）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可见，陶渊明并不反对“君子忧道不忧贫”，他是有志于世的，只是在多年仕宦生涯中，认识到当时政治腐朽，“谋道”根本行不通，所以才宁肯力耕，而不愿依附门阀权贵苟求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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