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高度重视居民储蓄率下降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是全世界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其中，居民储蓄是国内储蓄的主要来源。但从2010年以来，我国居民储蓄率持续下降，成为拉动国民总储蓄率下滑的主要因素。居民储蓄增速从2010年以前的16%下降到2017年的7.7%；从2010到2017年，居民储蓄存款增长与可支配收入之比从25.4%下降至12.7%；与此同时，储蓄率下降还伴随着居民家庭杠杆率的快速提升，从2013到2017年，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由33%升至49%。
　　近年来居民储蓄率的下滑和家庭资产负债结构的变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人口老龄化、消费观念和方式转变、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等因素外，有三个原因值得关注：
　　一是金融脱媒与利率市场化加快了居民财富多元化摆布。2013年以来，银行理财、信托、公募基金、私募产品规模合计增长超过2倍，存款则成为这五年间居民主要金融资产中唯一占比下降的资产。二是金融科技背景下互联网理财的兴起加速了存款分流。以基于互联网理财的货币基金为例，2013年以来出现爆发式增长，规模由不到1万亿元迅猛增长到2017年末的6.74万亿元，其中仅2017年当年就增长近2.5万亿元，而同年储蓄存款增长只有4.6万亿元，分流效应显著。三是房地产吸引了家庭大量资金流入。在城镇化进程推进、房价持续升温背景下，家庭收入中投向房产的比例大大超过存款配置。2016年和2017年，居民贷款增量连续超过存款增量，开始由资金供给方转变为资金需求方。
　　从微观来看，居民储蓄率下降有一定的必然性，家庭财富更多投向理财和房产也有一定合理性。但宏观上应高度重视居民储蓄率问题，防止居民储蓄率过快下降引发的经济金融风险及连锁效应。居民储蓄率过快下滑，不利于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会降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抬高实体经济整体融资成本；会加大流动性风险，影响货币政策传导。
　　对居民储蓄率过快下降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应从战略思维、宏观调控、监管政策、市场引导等多维入手，未雨绸缪，及早应对。关键是要正本清源，规范有序。
　　一是回归资管业务代客理财的本质，打破刚性兑付。收益与风险成正比，刚性兑付扭曲了产品属性和风险收益，以致部分家庭简单将收益视作唯一比较标准，将资管产品当作无风险或低风险产品进行投资配置，从而对储蓄存款形成过度替代效应，弱化了家庭财务保障，还可能成为一些群体性事件和金融风险的“起爆点”。
　　二是进一步加强互联网背景下各种金融行为的规范。货币基金形式各异，有的具备投资和支付双重功能；有的互联网平台无牌经营，高杠杆、高收益、高风险，一般消费者无从识别。建议进一步正本清源，把握金融服务的实质和技术发展的本质，厘清货币基金的真实属性和功能边界，引导其规范理性发展。坚持商业银行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主渠道作用。
　　三是加快推動银行资产证券化，积极应对负债出表。储蓄存款持续下降带来的负债端量和价的变化，势必会向资产端传导，客观上要求银行资产负债表作出适应性调整。因此，有必要加快推进银行资产证券化进程，是推动直接融资发展的应有之义。
　　（本文为工商银行董事长易会满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上发表的演讲。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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