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逸：“国学”短少什么

　　偶然翻阅一本赠阅的期刊，看到一篇题为“《易》为管理之书”的文章，其中有一段引文，讲《周易》是管理之书的理由，如下：

　　“《周易》是一部‘开物成务’之书，其中的易道囊括了天地万物之理，”“《系辞》…说：‘…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所谓‘神’即阴阳变化不测的客观规律，…”“因而《周易》这部书把认识客观规律和人们对这种客观规律的利用两者结合起来，…也就是一部关于决策管理之书。”

　　问题就出在，“阴阳变化不测”的“神”究竟是不是“客观规律”？《周易》的“神无方而易无体”“阴阳不测之谓神”的“神”，涵义是究竟什么？《说文》：“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这是“神”的本义。而“引”的本义是 “开弓也。”引申有“引导”“招致”等义，故“引出”不是基督教的“自无创世”，而属于中国的神观，中国的神不是创世主。西方的上帝是以救赎为目的的创世主，在其救赎计划中，据说上帝赋予了自然以理性原则，而人赋有上帝赐予的理性和意志，故可以从上帝的“创世”引申出神法、自然法及规律。而中国“神”的引申义为“神妙莫测”，如韩伯康注《系辞》这句话云：“神也者，变化之极妙，万物而为言，不可以形诘者也。…故不知所以然，而况之神。”重点在不知所以然，没有规律。不必多引旧注，其他如周敦颐：“莫知其然之谓神。”张载：“语其不测故曰神。”今注，如高亨注：“阴阳变化，…其不可测者谓之神。”张岱年：“ 阴阳变化，无端莫测，忽而如此，忽而如彼，奇妙至极，而非有主宰，更无目的，亦不受简单的规律所约制。”总之“阴阳变化不测”恰恰是规律的反面。

　　“客观规律”是什么呢？科学方法论和科学实践在谈论规律时，皆强调自然事件的可观察性、可描述性（包括数学描述）及可预测性，也就恰恰是“阴阳变化不测”的反面。于是我们在读到“所谓‘神’即阴阳变化不测的规律”的时候，就会感到摸不着头脑：世界上怎么会有“阴阳变化不测的客观规律”呢？如果规律是变化不测的，怎么会成其为规律呢？比如，水在一个大气压力下加温至 100°C沸开，这是一个极普通的规律，但如果水在上述条件下是变化不测的，或者大气压力和温度都是变化不测的，还成什么规律呢？那么，如果以这种“阴阳变化不测的规律”来指导经济管理，能不出事么？这样的《周易》“也就是一部关于决策管理之书”么？

　　以上随手取例，未读原书，没有资格评论。我只不过就这段话来谈论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在学术著作里提出一个断言或判断，需要满足那些条件？这个问题也可以归结为：学术思维的基本条件是什么？这个题目颇大，这里不能详论。简单说，学术思维必须规范清晰，理性求证，每下一个判断，必须有可验证性（包括可证伪性），也就是有可观察、可经逻辑验证的证据的支持。总之，学术思维的每一步必须有可验证的证据的支持。

　　由此我也就联想到，“国学”能不能解释和指导现代生活？如果“国学”要挺身而出指导现代生活，它本身是不是需要反省和更新？首先，“国学”这个用语便颇费解。学术只有分科之不同，没有高下之分，也没有内外防畛之别，科学是人类共享的文明成果。世界上有没有一种“代表”“国家”的“学”呢？如果“国学”的涵义不是“代表国家”，那么它的确切涵义究竟是什么呢？恕我孤陋寡闻，未之与闻也。

　　在汉语日常用法中，确实有那么几个冠以“国”字的词，然而似乎皆带有些微民族主义的意味。这些词通常也有不冠以“国”字的形式，却故意选用“国—”，或多或少似有自褒之意。如：国术—武术；
国医—中医；
国故—传统学术；
等等。这类用法与“国货”“国门”“国人”等不含褒贬意味的普通词不同。后者的“国”只是“中国”的省略，可以还原为“中国货”“中国人”等等。而“国故”不等于“中国故”，“国学”也不等于“中国学”。鲁迅在《三闲集•皇汉医学》中曾指出此类用法的“皇汉”意味：“革命成功以后，‘国术’‘国技’‘国学’‘国医’闹的乌烟瘴气之时，日本人汤本求真做的《皇汉医学》译本也将乘时出版了。…… 我们‘皇汉’人实在有些怪脾气的：外国人论及我们缺点的不欲闻，说好处就相信，讲科学者不大提，有几个说神见鬼的便绍介。”

　　本来选用什么词，属于个人偏好，无可厚非，然而若以此构成大学的建制，建立什么“学院”“研究中心”之类，便显得冠冕堂皇起来，民众难免要问：何也？

　　综合性大学皆有哲学、历史和中文系科，其中哲学系和历史系，除属于“国故”的那部分而外，还包涵外国历史、中国现代史、外国哲学等专业。此种建制的好处是，没有在大学建制上使中国的哲学、历史研究隔离于或见外于国际同科学术，因而有利于扩展视野，借鉴方法，不拘一格，不居一隅，而同系的学者有中外不同的学术背景，自然便于交流和相辅相成。反之如果将“国学”建为学院，自成体系，人员仿佛如出一炉，会不会趋于“国故”的抱残守缺呢？此种“国字当头”的做法，别的国家有没有，我没有“出洋考察”过，不得而知。然而总不免觉得，在一视同仁的人文学科之上，另设“国字当头”的机构，不仅叠床架屋，而且似乎颇有巍巍然的“官学”的令人生畏，因而可笑的意味。

　　自古以来，人类学术的发达，皆沿着国际化的大道，而不是谢绝国际化，躲到“国”字招牌背面去自我欣赏。如今已不是“康乾盛世”，方块字学术构成宇宙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伴随着一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和新的社会需要之兴起，理应有民族文化复兴的运动发生。然而我们们提倡汉语文化（不是儒教文化）的复兴，绝不是要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更不是要打着“国”字招牌走出国门去炫耀什么。我们不应忘记，中国的文化复兴是在现代人手中复兴，不是在古人或仿古人的手中复兴。那只是复古，不是复兴。现代人有现代人的需求。现代人的种种需求在根本上体现为现代人的价值取向。一个社会的价值体系是纲，纲举目张。而现代人的价值取向也就是人性的根本需求，所以是普世的价值（参阅《自由意志》，见《唐逸文集》www.hywhdb.com）。国学所缺，其实也就是我们所缺，我们同样需要反省的这两个问题：理性思维，和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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