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伶：对冯玉祥及其北京政变的再认识

　　摘要：以往大多数涉及冯玉祥的研究成果中，通常会忽视冯玉祥是否军阀的事实。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冯玉祥当时虽然有军阀的身份，但他不同于一般的军阀，他发动的北京政变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军阀政变。

　　关键词：冯玉祥；
军阀；
北京政变

　　关于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的原因，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两种观念，一是认为在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直接影响下进行的；
二是因为北洋军阀对其压制、排挤和打击以及冯玉祥与吴佩孚关系恶化的结果。除此以外还有一种折中观点认为是两个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本文讨论中，笔者试从军阀的角度，对这个问题重新做些探讨。

　　一、军阀与政变

　　对于军阀的含义，《辞海》中认为是指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自成派系的军人或军人集团。《剑桥中华民国史》中认为军阀掌握一支私人军队，控制或谋求控制一个地区，并在一定程度上独立行事。不论具体说法如何不同，有一点本质东西不会变，军队和地盘是构成军阀的核心成分。

　　军队是军阀存在的基础，而士兵是组成军队最基本的单位。大多数士兵为了生存而投军，对军阀来说，养兵是关键。虽然军阀常以地缘、亲缘为基础培养忠诚，但这大都限于中高级军官。对大部分士兵来说，实现生存的基本利益才是他们追求的。“人类有5种基本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人类的需要具有层次性，……只有低级需要基本满足后，才会出现自我实现的需要。”[1]如果军阀不能满足士兵的基本生存需要，就无法避免士兵叛逃，无法维系自己的军队。况且，任何形式的个人忠诚都需要利益维系。总之，军阀必须满足士兵需要，才能维系军队。地盘是军阀存在的又一重要条件，是他生存的活动空间。“对独立来说军队是主要因素，但不控制地盘也难维持。地盘提供可靠基地，再加上税收、物资和士兵。”[2]首先，土地作为地盘，可以满足养兵需要；
其次，军阀控制地盘的多少，直接反映实力的强弱。

　　关于政变，通常是指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人通过军事或政治手段造成的政府突然更迭。放在特殊的环境里，这里所说的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人就是指手握兵力的军阀，他们选择的手段是直接与武装斗争有关的军事方式，而他们的出发点是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

　　军阀要养兵、维持军队，实现最高理想，就要以战争争夺地盘。虽然统一理想中，存在武力同和平两种方式，但和平统一者最终也不得不以武力方式解决目前的问题，进而希望可以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统一。“他（袁世凯）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结果使软弱的共和政治遭到削弱。……共和派因用政治手段不能使袁有所收敛，也转而诉诸武力。”[3]战争中，一方面，军阀希望可以在有限范围内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且军阀的个人利益与实现国家统一的利益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一方军阀实力的扩大，就威胁到其他军阀，所以他们要想办法阻止这种情况。军阀会为了自身利益，实现短暂联盟。但由于结合点是利益，利益不可能永远一致。笔者称为这是临时性的军事结合，越权篡位的军事政变，这是各派军阀得以维系与生存的基本手段。军阀派系之间的斗争永无宁息之日。1920年，直奉联盟，由于分赃不均，1922年，奉张与孙中山结合爆发直奉大战；
到1924年，张、孙又再次结盟对抗直系。在集团内部，1917年，黎元洪和段祺瑞发生冲突，援引张勋支持，结果张勋赶走黎元洪，拥立宣统复辟，最后，段祺瑞出面，取得胜利。1918年，段祺瑞势力发展迅速，引起其他军阀担心，形成以冯国彰为首的直系，共同对抗段祺瑞。无论派系间还是派系内部，都因为利益关系而出现倒戈现象，军阀最关心的是利益，为了利益，他们会随时形成临时性的军事结合，甚至发动越权篡位的军事政变。

　　二、冯玉祥与一般军阀的不同

　　冯玉祥从不把自己和军阀联系到一起，他说，“什么叫‘军阀’？依我说，一是封建主义的，二是与帝国主义勾结的，三是压迫剥削人民大众。这就是军阀。”[4]1924年及以前一段时期，冯玉祥属于直系军阀，尽管他声称自己不属于任何派系，但他是服从和支持直系北京政府的。1918年，冯玉祥奉命带军队去湖南作战，并成功在湘鄂边境伏击了吴光新。1920年，冯玉祥奉曹锟、吴佩孚之命率部支持阎相文入陕，之后，冯玉祥又被任命为陕西督军。第一次直奉战争，冯玉祥为直系的胜利立了大功，吴佩孚也称他立下“讨奉第一功”，他因此被任命为河南督军。在此过程中，他的军事实力得到极大增长，并成功确立军队私属性，成为直系力量最强的军队领导之一。他做督军时，除了满足北京政府定期和不时的财政要求外，他还在地方享有绝对的控制权。很明显，冯玉祥具备作为军阀的基本条件，这就是称他为军阀的依据。

　　但是，他和一般军阀不同。1911年，冯玉祥在滦州发动起义，要求推翻末代皇帝宣统。1916年，他在四川要求铲除洪宪帝制，联合护国军讨伐袁世凯。1917年，他公开讨伐张勋复辟。1923，他促使黎元洪总统离职，帮助曹锟实现总统愿望。满清王朝应被推翻，重建帝制和复辟帝制的行为也不顺应历史潮流，这些行为体现了冯玉祥推翻帝制思想的一致性。

　　在冯玉祥身上，很明显体现出两种思想矛盾，一种是爱国爱民的思想，一种是军阀思想，这两种思想缠绕在一起，导致他的行为看上去呈现出冲突的特色。

　　“1923年6月12日，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向黎元洪辞职，不再负责维持治安，以迫其去职。”[5]6月13日，黎元洪离职后，“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于黎元洪被迫赴津后通电复职。同日，曹锟致电王、冯等，令协维持北京治安。”[6]冯玉祥态度明确支持曹锟，到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反对吴佩孚、推翻曹锟、促使直系倒台，我们怎样看待冯玉祥对待曹锟一前一后的不同态度？除了利益的考虑以外，还由于曹锟贿选总统已失民心，这算是顺应民意之举。当然，冯玉祥的思想也并非一直朝着进步的方向行进，这个过程中依然有很多反复和曲折。

　　我们再看冯玉祥北京政变后的行为。1925年，冯玉祥反奉；
到冯玉祥与蒋介石联合之后，他又两次与之决裂。从冯张合作到冯反张，这才一年光景，很具讽刺意味。可之前选择和张合作，而又在不久后看清奉张本质，这本身的依据并不充足。只有一点，就是冯张间利益发生冲突，迫使他必须这么做。至于之后，冯反蒋的理由，行为和理论上是一致的。

　　所以，冯玉祥思想是不断变化的。冯玉祥之后的行为可以解释为他在接受先进文化、理论的指导下完成的，因而具有进步性，但冯玉祥在1917年及以前的行为也能保持一致就让人费解了。原因其实很简单，这一时期，冯玉祥还没有发展成军阀，他本身具有朴素爱国情怀，因此在行为上保持自己的原则性。

　　三、关于北京政变的原因

　　关于政变原因，冯玉祥说，“现今曹、吴专政，国乱民愁，余本早下决定为国除害。”[7]到1924年10月23日发表的《滦平班师联名通电》中说，“……乃者东南衅兴，延及东北，动全国之兵，枯万民之骨，究之因何而战，为谁而战，主其事者，恐亦无从作答。本年水旱各灾，饥荒遍地，正救死之不暇，竟耀武子域中，吾民何辜，罹此荼毒，天灾人祸，并作一时。”[8]这些解释以民族大义为因，以此为基础，来分析当时的背景。

　　政变发生前，冯玉祥与吴佩孚利益不和，存在冲突。冯在做河南督军时，擅杀宝德全，就引起吴的不满，双方开始心存芥蒂。之后类似的事件还很多，但都没有导致双方冲突最大化。吴佩孚作为直系实际领导，首先需要忠于自己的部队，如果兼而有能力就更好。冯玉祥性格刚毅，不易受吴佩孚控制，又由于冯势力扩大，对吴造成威胁。河南期间，吴佩孚命冯玉祥筹款80万，并在以后每月拨划20万，从养兵角度限制冯军队的发展。之后，他以明升暗降方式，把冯调到北京，任命他为陆军检阅使。在冯军队无法实现自给的情况下，吴还克扣冯的军饷，使情况更加恶化。冯军队陷入困难，随时导致军事实力瓦解。吴佩孚统一过程需要更多控制冯玉祥及其军队，而冯玉祥并不愿被其完全控制，这导致吴用财政钳制冯。一旦吴佩孚统一大业成功，他就会铲除直系内不服从他的势力。冯玉祥和军队受到威胁，他需要反击。可单纯依靠自己，又不足以取胜，因此，他需要寻找盟友，等待时机。在直奉战争期间，张作霖、段祺瑞联合冯玉祥，占据了天时、人和，冯玉祥给吴佩孚一个漂亮的还击。

　　冯发动政变也是受到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响。自1920年起，孙冯开始书信联系，孙还赠送手写稿《建国大纲》给冯，冯在自传中也多次提到此事。《冯玉祥自传》中，冯玉祥与岳西峰商谈时说，“将来我们若果成功，必须迎请中山先生北来，主持一切。他是中国唯一的革命领袖，我们应当竭诚拥护。否则我们就是争权夺利，不是真正的革命。”[9]北京政变前，冯玉祥与孙中山接洽的事实是，“1924年10月22日，黄郛……与冯共商政府过渡办法，决定由黄负责组织摄政内阁，并对迎请孙中山北上问题进行筹划。”[10]“10月25日，冯玉祥、胡景冀、孙岳在北苑召开军事政治会议，……冯主张力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11]

　　另外，关于冯玉祥与张作霖、段祺瑞的联合,是张作霖、段祺瑞主动找上冯玉祥的。“9月29日，段祺瑞派贾德耀持亲笔信到密云晤冯玉祥，希望冯对贿选政府加以自处。”[12]“9月下旬，是月，张作霖之驻京办事人员马炳南会见冯玉祥的交际处长张树声。张密告马：冯部一师三旅已奉命移防，分驻高丽营、怀柔、密云、石匣镇、古北口。冯因吴在第一次直奉战后行赏不公，不拟于奉军在作战，并转达冯意，请奉军万勿入关，嘱马立即回沈阳报告。10月初，马由沈回京，与张树声等同去古北口见冯，并携张作霖函，大意谓：只要达到和平，奉军可以不入关内。冯阅后即写一大‘成’字作复。”[13]“10月11日，冯玉祥与参谋长刘骥、熊斌及段祺瑞代表贾德耀等至滦平，与奉军协议停战。”[14]“10月12日上午，冯玉祥在滦平与王承斌所派之直隶督署参谋长李竟容密谈。下午，冯对段祺瑞之亲信，前陆军部军学司司长贾德耀、田雄飞谈称：大局糜烂，拟请段祺瑞、张绍曾诸位重出维持大局，并特请贾往天津疏通段，派田回京探询各方情形。”[15]“10月18日，段祺瑞派宋子扬至滦平语冯玉祥，‘检阅使同段督办三造共和，现在乃最须改造之时。若能办到，即当一共和国名于愿亡足。’冯答，‘若团结力量，可以为之。’”[16]北京政变之后，“10月26日，冯玉祥、胡景冀、孙岳等电请段祺瑞出任国民军大元帅，即日就职来京主持。”[17]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

　　笔者认为何柱国证实，段祺瑞联冯的主将是贾德耀，因为这是他的亲戚，所以，贾德耀告诉了他关于冯玉祥和段祺瑞之间的联系。[18]另据史料记载，“天津电（10月11日）；
据与段祺瑞有密切关系之语，冯玉祥昨派密使赍亲书谒段，略谓老师之言，均铭膈肝，此次战事，全因吴子玉一人之骄傲所酿。子玉不除，则北洋派之团结难成；
北洋派不团结，则中央政府根本不能确立，予际此机会，受公民之托付，愿率三军为讨伐吴子玉之先驱。惟此事亦不易，需费甚多。前次李氏携来之款，不敷分配，拟请再备数十万元，以应急需，云云。又胡将军及王将军，均已默契，并以奉闻。”[19]这说明冯与段祺瑞之间在事件发生前早有联系。后来，冯玉祥解释，他们选择段祺瑞舍弃孙中山只是为拉拢郑士绮。

　　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他们曾多次强调日本的作用，如薛立敦所著的《冯玉祥的一生》中记载，“9月中旬，日本外务省虽声明对直奉战争采取不干涉方针，但军部派寺西秀武到奉天见张作霖，劝张联合段祺瑞打吴佩孚，并献计拉拢冯玉祥。旋赴津和段策划，决定由段函请张作霖提供100万元，用以运动冯玉祥、孙岳、胡景冀等人倒戈，张听从日本军事顾问松井七夫和坂东之劝，乃经三井银行奉天支店长天野悌二之手将款交日驻津司令官吉冈显作转段，由段派人交冯。”[20]冯玉祥策划这件事情的开端是9月10日，而何以日本方面在9月中旬就得知此消息？这的确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作为对冯玉祥和段祺瑞、张作霖合作原因有了更充分依据。日本所起的作用，我们没有确凿证据，只是个有争议的猜测，但为我们提供一种可能性。冯玉祥与吴佩孚之间出现利益冲突是事实，直奉战争第一阶段，吴佩孚已取得胜利，控制大部分中国领土，他想实现统一并非不可能，而冯玉祥部成为他需要铲除的异己。为了保全自己，他联合吴佩孚的对手，发动北京政变。从确定的结果看，他最后选择和张作霖等人合作，推翻直系统治。并在之后一段时期，达到了他军事生涯上第一个鼎盛期。单纯以利益为结合点的关系自然持续不了多久，1925年底，冯、张开战，张作霖联合吴佩孚共同击败冯玉祥。故笔者认为冯玉祥当时虽然有军阀的身份，也会为了自身的利益，与其他军阀实现短暂联合，但是，他发动的北京政变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军阀政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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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彭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一、二册补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357．

　　[9]冯玉祥．冯玉祥自传·我的生活[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327．

　　[10][11][12][13][14][15][16][17]李新．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二册）[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239，241，228，228，229，235，237～238，241．

　　[18]杜春如，等．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14～121．

　　[19]彭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二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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