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拿什么来记住你，汶川地震？——另一种“灾害政治学”

　　四川汶川大地震一周年了，但我却想到了著名印裔美国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

　　森不仅因为解决了不少公共选择学派的难题而享誉经济学界，更因为提出了“民主与饥荒”的相关性理论而使其名声超越经济学界。这个相关性理论可以被称为“政治自由与饥荒反相关规律”，简单的说，就是：有民主的地方就没有真正的饥荒。用他自己的话说，“事实是显著的：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又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无论找到哪里，我们都找不到这一规律的例外。”

　　他的这个理论，是一种“灾害政治经济学”，这个学说的含义是民主政治可以有效遏制饥荒和其它灾难的消极后果。但还有另一种灾害政治学，那就是德裔美国学者魏特夫提出的“治水”政治学，在他看来，抗洪救灾会造就并加固政治专制，而政治集权也会提高抗洪救灾的效率。

　　彷佛是要印证森的理论：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１年，从旱涝程度上看，在历史上并不太严重的所谓３年自然灾害，导致中国大陆饿死１５００多万人（根据官方统计数字，如果按当时的人口正常增长率推算，１９６１年实际人口总数比应该达到的人口总数少了４０００多万）；
印度虽然１９７３年发生了严重自然灾害，但没有造成大饥荒。简单的结论自然是：当时的中国实行的是极权体制，而印度已经民主化。这项研究的政策性含义，应该是民主比集权更能避免不公平的人道灾难。

　　另一方面，魏特夫的理论似乎也得到检验：　２００５年９月１４日，“卡特里娜”飓风袭击美国新奥尔良，美国政府组织救援不力，被讥为“国耻”；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大地震袭击中国四川汶川，中国的救援及时有效，获得全球赞誉。这好像是说明，在对抗自然灾害方面，一个好的集权比民主更有效率。反过来说，一个集权政权比一个民主政权更需要对抗自然灾害来获取其模糊合法性。让人感兴趣的是，民主自身无所谓好坏，照样发挥其作用；
集权只有在它是“好”的情况下，它的效率才是“好”的，而正是这一点，就像天气一样，只有运气，没有保证。

　　这就发生一个问题，１９７６年唐山大地震时，中国当时的体制是全权体制，集权程度比现在高出许多，为什么当时的救援的效率和效果远不如去年的汶川？可见，并不是越集权越有效率，权力集中到全权程度（就是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力都压缩成一种权力——党权，党权再完全集中到一个领袖手里），就会变得效率底下，效益更差。

　　与唐山大地震时相比，汶川地震时的中国政体的集权程度下降了，但社会开放程度大大提高，社会财富大大增加了，民间社会开始出现，尤其是新闻自由度更是昔日无法想象的。其结果，就是国内国际志愿者大量介入救援。政府动员依然有效率，民间参与渠道多样化，这就是汶川抗震创造出来的成功模式。记住汶川地震有许多种方式，志愿者作为一个庞大的自组织群体，开始其在中国的纪元，就是我记住汶川地震的方式。

　　汶川地震一周年，也就是中国志愿者纪元一周年。

　　２００９年５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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