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杰明·史密斯：政党的生命

　　[摘要]本文提出了一套关于一党制下的政权巩固理论，并试图利用该理论来解释一党制国家政权寿命长短不一的原因。文章作者认为，在政党建设过程中，政治精英们思忖如何建立强有力的政治支柱时，不得不考虑的两个因素就是反对派势力的强弱和寻租的难易程度。如果反对派势力越弱小，且寻租越容易，那么政权建设的成本就越低，但同时这又将不利于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党联盟或政党组织，并最终导致一党制政权脆弱而不堪一击，一遇危机就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相反，如果执政精英起初就面临强大的反对势力并且寻租的可能性很小，那么他们就会给潜在的盟友提供话语权和决策权，从而推动政党建设。事实也证明诸如此类的执政党在危机来临的时候有更强的柔韧性和生命力。为了证实该理论，作者以几内亚比绍和坦桑尼亚，印尼和菲律宾这两对国家为例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前言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许多国家民主制的崩溃催生了“新威权主义”。学界对“新威权主义”研究的显著特征就是把重点放在总结非民主统治的各种类型（Typology）上，以及试图探讨有关各类非民主政权的根源的理论。在民主转型研究的高潮阶段，学者们的注意力都转向了那些发生了民主化的政府身上，而威权政府却被晾在了一边。最近，学者们越来越多地使用跨国数据模型和博弈论来检验各种民主制度的亚型（democratic subtype）的影响，而这种分析方法主要依赖于已经渗透到威权主义研究领域的制度分析。盖底丝（Barbara Geddes）对于这个课题所作的数据收集工作就是一个开拓性创举。她通过细述不同政体内在的机理及其对政权寿命的影响，从而为进一步系统分析威权主义打开了一扇大门。[1] 然而，最近这些学术研究基本上没有解释清楚那些强大的威权主义政府最初是如何形成的。目前，威权主义研究领域的一块空白就是某个威权政府的起源和该政府所建立的体制、这种体制体制和该政权的最终结局之间的因果链问题。换言之就是一个专制政党的起源是如何影响该政党所建立的政权的寿命的。

　　本文试图建立一套新理论来分析一党制下的政权起源和政权寿命二者之间的关系。该理论认为政党建立之初所面临的财政（经费）危机和政治束缚对其后来的发展历程会产生持久的影响。倘若精英们在建党夺权之初就遇见诸如群众运动类的政党、外国殖民势力干预等一些有组织的反对势力，并且“租源”（rent resources“权力寻租之源”）比较匮乏的话，那么他们只有通过政党建设来动员自己的选民才有可能克服上述危机和束缚。相反，如果政治精英们起初面临的反对势力力量涣散、不堪一击，而且“租源”又很丰富的话，那么在执政之后当其面临各种政治经济束缚时就会束手无策。其结果就是他们懈于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政党组织建设。接下来我要阐明的观点是：党派领袖建立的政党组织类型会直接影响其以后应对危机的能力。对一个政治实体来说，转型研究（transition studies）所关注的是从某个政治危机开始对该威权政府产生负面影响时开始，而我的研究却从该政体的起源开始，而截至最终导致转型发生的政治危机开始发生之时，并试图探究到底是哪些既有条件能预示政府会被政治危机掀翻，又是哪些因素能解释政府面对危机时候能够平稳度过的原因。因此，把宏观性根源和政治沿革结合起来研究的方法能更加精确地解释专制政府在第三波民主浪潮中存留与否的变量。本文通过对非洲和亚洲的四个一党制政权进行实证研究来检验上述理论和观点。

　　本文主要围绕如下四个部分展开。首先，我将讨论一党制政权的走势并通过对不同国家的比较研究来检验一党制政体崩溃的决定性因素。其次，我将提出一套专制政府的起源论，即巩固政权之初的原始条件就已经预设了该政权后来严密的制度变迁轨迹。第三步，通过对四个相互对照的案例的分析，我主要是论证该理论的因果推论。在文章的最后部分，我提出该理论及对其进行的初步实证研究对下一步的学术研究的指向性意义，并指出下一步可以建立什么样的数据库可以检验政权起源与政权变迁的轨迹二者之间的关系。

　　案例和理论初探

　　虽然文章下一部分要提出的论点应当能够解释不同政体类型以及同一政体中不同亚型的政权的持久性（寿命），不过我为本文所选的样本只包括那些已具有一党制特质的国家。[2] 同时，我把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统治下的菲律宾也包括在内。学者们一般认为马科斯统领的执政党要对后来的政治后果负很大责任，不过在盖底丝的数据体系里，是将马科斯政权归为另一类的。[3] 我所选的样本囊括了41个国家，覆盖了撒哈拉以南非洲、亚洲、拉美及中东各个地区。（见表一），这些国家的一党制政权寿命在4-72年之间不等。

　　这些一党制政体的显著特点就是政权寿命长短不一。加纳和几内亚的一党制政体只持续了6年，而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PRI)政权却存在了72年之久。还有11个国家的一党制政权至今还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其寿命介于29至66年之间。这些政权存在的时间平均达30年之久，全部寿命的标准方差大到13.6年，而且只有两个政体的寿命（印尼和缅甸）落在全体寿命平均值的5年之内。不论是在那些至今仍然存在的政权中，还是那些已经垮台的政权中，各国的发展水平都相差甚远。对于那些至今犹存的一党制国家，在2000年，其中人均GDP最高的是新加坡，达26,640美元，最低的是莫桑比克，只有198美元。对于那些目前已经不复存在的一党制政权而言，在其崩溃之前，人均GDP最高的是台湾地区，达17,000美元，最低的是几内亚比绍，只有168美金。就所关注的样本时段里垮台了的那些一党制政权，在崩溃前的那一年的GDP增长率也差别甚大：增长率最低的是-20%，最高的却达到了14%。对那些到2000年仍然存在的一党制政体而言，其中经历了经济负增长的也很多，有些政权经历的经济负增长的持续时间不亚于、甚至超过了一些业已崩溃的一党制国家所经历过的经济负增长时期。

　　考虑到影响一个政权寿命的潜在的因素会很多，有可能它们中的某个或某几个因素就能解释各政权寿命之间的差异了。也就是说，仅仅简单地考察一下这些政权的寿命范围并不能揭示诸如发展水平、各年的经济运行状况、地区性效应、甚至一个简单的该政权已经存在了多久等和政权类型无关的因素可能给予的解释。所以，就有必要尽可能地排除各个混淆因素，保证它们不糅杂到那些确实影响政权寿命的真实变量中去，尤其是当我们主要考察的是本文中所关注的这类结论时。

　　出于上述考虑，我重新运行了盖底丝的分析（见表二，模型一），并通过基线逻辑回归统计模型（baselin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获得和她的分析所得的类似结果。[4] 即使样本中包括了君主政体，一党制对延长政权寿命影响仍然很明显（模型二）。[5] 不过，由于样本中各政权存在的时间相差甚远，有可能那些存在寿命较长的政权（如墨西哥“革命制度党”，PRI)政权和前苏联苏维埃政权，持续年限分别达72年和75年之久）夸大了一党制相对于其它政权类型对延长政权的寿命的作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政权（PRI）和苏维埃政权是唯一两个存在时间大大超过平均寿命30年的一党制政权。在排除了墨西哥和苏联这两个超过70年的政权后，我重新运行了上述逻辑回归模型。除去了这两个超长寿的例子后，在，一党制对政体寿命的影响的在通常5%显著程度下，便不再重要。[6] 结果显示的变化是比较巨大的：如果把墨西哥革命党政权考虑进去的话，一党制对政权寿命的作用的显著性便低于0.001，但若把二者剔除，则显著性大于0.05。这个结果表明在1950到1992年间，苏墨两国对样本中一党制政权寿命的影响是不成比例的。这同时还表明，一个政权是否有执政党的存在未必对政权的生命力造成系统性的影响。

　　对威权政权的经典研究中，绝大多数都关注政权的根源。例如，欧达内尔（Guillermo O’Donnell）在分析官僚威权主义时就阐明了南美的军事政变是国内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矛盾造成的：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民众动员威胁国内经济的正常发展。[7] 亨廷顿（Huntingtong）把一党制的生命力归结于该党夺取政权所经历的国内斗争的残酷程度，并认为共产党通过煽动阶级斗争来制造这类激烈斗争。[8] 摩尔（Moore）认为二十世纪欧洲两种形态的一党制都是起源于农业商业化过程中出现的的阶级斗争。[9] 诸如此类的政权起源论为后续的分析研究开了一个好头，即一党制政体建立之初的条件和形势对其后来的发展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然而，这些经典的研究并未解释清楚一党制政权的寿命长短不一的根源。

　　最近越来越多关于威权主义的研究绕开了这一话题。它们只是从政治变迁的制度理论中寻找答案。盖底丝指出执政党的内部权力运作机制类似于“猎鹿博弈”（stag hunt game）中的激励结构，即只要所有的猎人都心无旁骛，都把心思放在围捕麋鹿上，他们捕获麋鹿的可能性就更大。也就是说”大家都选择合作，拒绝其它策略”。[10] 然而，执政党精英以及一些领导干部有时却与此背道而驰，他们反倒是除了不合作以外其它什么都干。在博弈的理论框架下，这是难以理解的，除非说这是人类的本能。换句话说是由于有不能忽视的民众动员出现。如果把政党制度作为一个给定的变量，就无法弄清楚党内的动力机制为什么会形成猎鹿博弈，以及为什么行不成猎鹿博弈的结果。

　　为什么各个一党制政权的寿命与危机管理能力在不同国家会存在这么大的差异呢？对于这一问题，有很多可能的解释。第一种是经济解释：如果一个政权面临更多且更严重的经济危机，那么它就比较脆弱。盖底丝对所有的威权政权的分析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我专门对一党制类政权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经济运行情况与政权更迭毫无联系。这说明一党制政权或许比其它的独裁统治更善于处理经济危机的冲击。此外，接下来我要分析的四个案例都曾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但只有两个国家（几内亚比绍和菲律宾）发生了政权更迭的情况。

　　还有一些解释主要是关注外部因素的影响。有人认为得到国际支援（如冷战时期从美苏国两国得到的国际支援）的政权更有可能在危机中幸存。可是，下面我要分析的四个国家虽然都曾获得过巨大的国际援助，但却并不尽然地挺过了危机。这说明这种解释至少在这一类政权中并不太有力。颁布戒严令后的菲律宾和实施“新秩序”（New Order）的印尼曾经是最受美国欢迎的反共联盟，而几内亚比和坦桑尼亚的社会主义领袖也获得过苏联的强大支援。一党制里的领导人变更也可能对政权的生存产生重要影响。在最高领导人更迭的过程中很可能会出现政权垮台。如果不注意到这一点，领导人更迭就可能是个“隐性”因素。几内亚比绍与佛得角独立非洲党（译注：葡萄牙语Partido Africano da Independencia da Guine e Cabo Verde, 简称PAIGC）在出现领导人更迭之前就已经崩溃了，而坦桑尼亚的“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TANU)在1985年却轻而易举地实现最高权力从开国领袖尼雷尔(Julius Kambarage Nyerere)顺利过渡给他的下一任，完成了领导人的更迭。1977年苏哈托政府面临的危机与权力交接毫无关系，倒是与国内经济状况有很大关联。同理，是经济危机最终把菲律宾的马科斯政府给赶下了台。简言之，领导人更迭的危机似乎并不能解释为什么这四个国家中有的政权崩溃了，有的却仍然存在。

　　最后还有一种解释认为各个政权对内压制程度的不同导致他们应对危机的能力也不一样。例如：贝林（Bellin）认为中东地区威权政府格外强大是由于政府压制的欲望和能力较强，所以才导致该地区和世界其它地区都不一样的情况。[11] 不过，本文选定的这几个案例，在政体III（Polity Ⅲ）的民主程度和独裁程度中的得分都基本相似，说明它们面临危机时呈现的压制程度是相似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12] 同时，政权建立之初动用暴力的程度和某政权存活的能力也没有系统的联系。[13] 印尼“新秩序”政权上台掌权的过程是历史上到目前为止最血腥的，将近50万人遇害；
菲律宾紧跟其后，在其颁布戒严令后的两场冲突中，大约九万人惨遭杀戮。在1962年至1974年间发生的几内亚比绍民族独立运动中，将近15，000人遇难，而在1964年，坦桑尼亚的国内动乱相形之下远没这么严重。这些政权建立之初的动用暴力及镇压程度与该政权寿命的长短并不有必然联系。

　　一党制政权寿命长短如何解释？

　　对手强弱和租源与政党的起源

　　如前所述，亨廷顿认为政党的强大源自该党夺取政权的斗争过程。[14] 共产党大多是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掌权的，通常还伴随着内战（苏俄、中国和越南就是例子）。这种激烈的阶级斗争为他们创造了一种塞尔茨尼克（Selznick）所说的“组织武器”，从而使该政权能在早期存活下来。[15] 不过，亨廷顿只是简单地把政党的强弱之分归因于国内现代化程度的不同，认为现代化程度越高的社会越有可能产生强大的政党，反之则产生脆弱的政党（他着重提到了非洲的一党制国家）。这种解释固然为研究政治冲突中起源的政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对于那些发展水平相似的国家而言，亨廷顿的解说就没有太多的指导意义了。试问，为什么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两个国家里的一党制政权的统治力量会截然不同呢？为什么苏共在国家实现现代化之前就已经那么强大了呢？事实上，恰恰是联共在斯大林领导下，通过高压统治使得苏联稳步迅速地实现了现代化。

　　对美洲政党形成过程的各种纷纭复杂的分析中，舍夫特（Shefter）把民主背景下的政党起源归纳为以下两个主要因素：党派领袖只有在为夺取或维持政权而不得不打败强大的对手、以及除此之外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他们才会组织广泛的群众运动。[16]。舍夫特认为，在民主国家里，某政党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决定其是不是拥有行政资源来笼络支持者。一个政党所面临的来自其它政党的挑战决定其要克服的政治困难。舍夫特进而指出，这些原始条件对政党以后的发展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具体而言就是：党派精英为了应对开始争取政权所面对的困难而创立的政党组织待其成为执政党之后必然会遭到各种挑战。如果统治当局一开始就知道通过借助政党组织来维持政权的话，那么他们就有动力利用手中的权威进一步巩固政党势力。[17]值得一提的一点是：舍夫特发现政党的强大与否跟它掌权时面临的条件并无必然联系，更多地是取决于党派领袖们在必须决定需要将政党的组织结构以及党派联盟建设到哪种广度和深度时所面对的条件。[18]

　　总结了上述现代化程度和民主政治下的建党模式的分析后，我接下来着重要讨论的是一党制形成的理论渊源以及因之而产生的政权持续性和脆弱性的问题。该理论的核心是：一党制政体的兴亡事实上是取决于政治领袖们在建党过程中所遭遇挑战的。具体而言，当精英们决定要将政党和政党联盟建设到何种深度与广度时，其所面临的财务和政治挑战影响他们所创建的政党的力量和形式。那些在斗争早期就遇到非常严酷的挑战而战胜之的精英，之所以能如此，在于他们已经在政党建设及扩大政治联盟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所建立的政党一般都比较强，而且不光具备较强的管理政府的能力，还能在危机中维持较强的执政联盟，从而度过各种政治危机。用塞尔茨尼克的话说就是，如此诞生的政党经常能催生“组织武器”的建设。相反，那些一开始就有众多选择余地的政治精英建成政党往往是不咬人的狗，虽然从表面看上去和其它环境下强大的政党别无两样。这样的政党掌权后要维持统治就只能依靠行政资源来笼络支持，而一旦政治上失势，其赖以生存的租源就会荡然无存。一个党在政权建设之初所面临的反对势力和各种挑战的强弱不同影响到该党持续执政的能力，可以得出两条假说：

　　假说1：倘若执政当局面临强有力的反对势力，那么他们就更有可能利用官方政党去建立与众多强大的社会团体的联盟关系。虽然这些社会团体在将来有可能倒戈，但内嵌于政党的联盟却使当局有能力长期监督这些团体。不过，如果新政权建立之初未面临强有力的反对势力，或者说反对势力很弱小，那么执政当局就没有动力向潜在的盟友让与太多的好处，也不太可能通过建立强大的政党联盟关系。

　　假说2：如果一个政党掌权后并无太多租源，那么他们就无法笼络潜在的拥护者。因此，如果他们遇到了强大的反对势力，唯一的选择就是向反对势力妥协以换取支持。相反，如果新的执政党上台后有租源，那他们就可以借此收买人心，从而也就没必要让度执政党掌握的决策权力。

　　一党制政体的起源和发展路径：组织武器和租源

　　建立强有力的政党组织的重要性在政权建立之初获得巩固之后的政治演变中逐渐显现（见图解一）。在正常年代，强大的政党会给党所涵盖的各个组织团体提供向政府表达各种政治和政策偏好的渠道，这种利益表达机制正如亨廷顿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党制所预测的一样。在危机年代，政党的主要使命是向那些党内组织做出可靠承诺，即只要他们忠于现政权，其利益就能得到长期保证。[19] 政党的另外一种巩固政权的重要机制就是给那些持不同政见的组织领袖们提供与继续坚持反对政府相对的机会，这样他们就可能从反对者变为拥护者，最终被纳入政党的体系。

　　上述机制并非在危机出现时自动形成的，而是政党早期形势和条件的产物。“一个政党最初建立群众基础的过程是政党品质的形成过程，或言是一次重要的经历”。[20] 政党形成自身品质的初始经历极为重要，因为它直接决定统治者采用何种统治形式和政体类型和维持政治联盟的手段，在危机出现时这些往往都是统治者的救命稻草。因此，不论最初形成哪种统治形式，要改变初始的统治方式都将越来越困难，因为最初的政治经历形成了一个长期伴随政权的“历史记录”,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来越难以摆脱。

　　此外，危机发生时才有可能检验政权以及政党的生命力。在政治经济正常运行的年份，通常无从判断一党制下的执政联盟是否坚固。只有当危机发生的时候，联盟的是否有效才最大限度地显示出来。正如戈热维其（Gourevitch）所言，“动乱的年代将政治联盟的优缺点暴露无遗，但在经济繁荣的年代，政党之间的联盟关系往往很模糊，因为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会掩盖或平息各种斗争与挑战。”[21]　接下来，我将对四个案例进行结构性的比较分析，作为对上述理论观点的初探。

　　一党政权的演变

　　对非洲和亚洲四个国家的案例分析

　　这一部分试图通过对四个一党制政体的结构性比较分析来探究一个政党建政之初所面临的原始条件和政权寿命二者之间的因果联系。我会相应地回顾几内亚比绍、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坦桑尼亚四国是否建立了强势政党的过程。这就给出了同一地区内极相似的政体和不同地区间极不相似的同政体的比较研究。这一案例分析主要是为了检验我用政权起源解释一党制在不同的国家及地区背景下的走向的理论。

　　本文所选的案例除了是分属两个发展层次之外（几内亚比绍和坦桑尼亚处于低端层次，印尼和菲律宾属于中端层次），即便是属于同一个地区的两个案例的政权寿命也是不同的。这四个案例也便于比较下列两类政党政治的强弱：几内亚比绍和坦桑尼亚的政党是在独立战争之后上台执政的，而印尼和菲律宾的一党制政体是在推翻该国独立后曾一度建立起来的政府之后掌权的。此外，分属亚非两个洲的每两个政权的政党意识形态具有类属性，因此可以排除意识形态对政党强弱的影响。比如，几内亚比绍和坦桑尼亚的政党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印尼和菲律宾的政党在意识形态上属于中偏右翼，具有浓重的国家主义色彩，并都自己标榜为是推动国家“新”发展的先锋队。[22]最后，在进行政党建设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反对势力和所拥有的租源在这四个案例中具有非常大的差异（见表三）。印尼和坦桑尼亚的政治精英曾经面临强大且有组织的反对势力以及严重的财政紧缺问题，但几内亚比绍和菲律宾面临的这类挑战却要小得多。下面的讨论将着重探讨这些因素对政党自身发展的长期影响。

　　长期稳固的一党制政权的根源

　　例子一：印度尼西亚（1966－1998年）

　　1965至1966年间，印尼发生了一场由职业军官发动的兵变，苏哈托利用兵变的机会掌握了印尼的军事力量。随后，印尼进入了苏哈托的“新秩序”时代。从几乎所有方面来看，在“新秩序”的最初几年里，印尼的经济都几乎处于崩溃的边沿。1965年，印尼的石油出口额还不到1960年的一半。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加上苏哈托政府不计后果地滥印钞票，致使1965年全国的通货膨胀率高达600％。[23]

　　经济危机并非“新秩序”政府开始掌权时期受到的唯一考验。与之相伴而来的还包括印尼共产党（PKI）强力组织的反对运动以及政府、军队和社会上对（前总统）苏加诺的显著的支持。对当权者来说，印共（PKI）在社会动员方面的成功，尤其是在军事领域制造的种种分裂无疑非常危险。政府花了好几年时间重整军事系统并清除那些亲印共分子以及亲苏加诺分子。此外，在经过1965－1966年间强力镇压印共后，印共（PKI）还负隅反抗了近两年。一些前印共民兵在印尼爪洼岛的中西部开展游击斗争，袭击当地的军事设施和地主，一直持续到1968年初。[24]

　　最后，苏加诺拒觉淡出政治。1966年8月，他号召成立一个“苏加诺阵线”。九月一日，苏加诺发表演说痛斥苏哈托政府，认为其所实施的经济政策除了加剧印尼的对外的经济依附之外没有任何正面作用。亲苏加诺的军事力量与亲苏哈托力量之间的较量贯穿了1966年年末。[25]所有这些源自苏加诺的动乱和挑战酿就了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应付政治反对势力的时期，深深延伸入执政当局试图描绘出一幅政通人和时期。

　　除了要应付反对势力的挑战之外，苏哈托政府在最初的几个月里还必须一批同样强有力的社会力量作斗争，因为这些强大的社会力量频频向苏哈托政府施压，迫使其制定对己有利的政策。在1965年前还一直面临印共或者印共下属团体的意识形态攻击、有时甚至人身攻击的一些穆斯林和基督教组织，这时强烈要求政府禁止并摧毁印共，而印尼最大的穆斯林组织——“伊斯兰教士联合会”(Nahdlatul Ulama)甚至还要求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有更多的话语权。[26]各学生组织（他们多数也都强烈支持在印尼知识分子群体中进行反共运动）要求政府尽快采取措施复兴国家经济。印尼当时最强大的学生组织KAMI虽然是在一个军官的支持下才得以创立的[27]，但它也迅速掌握了一定的政治实权，以致于该组织的领袖们要求军方做出各种让步，他们才会支持军队对印共的清洗。

　　截止到1968年，虽然“新秩序”党基本上铲除了苏加诺和印共（PKI）在军事和政府中的残留势力，苏哈托及其亲信仍然担心现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苏哈托和其他几个主要政府领导想建立一个能够反映自己意志，代表自己利益并且还能支持政府政策的政治组织。苏哈托与“新秩序”当局的温和派想到了军队的功能性团体总秘书处（Sekretariat Bersama Golongan Karya 或Sekber Golkar，戈尔卡)[28]

　　1967年的时候，戈尔卡（Golkar）还只是一个有200多个挂靠机构的欠发达的中央机构。现政府对于印共的高度的制度化记忆犹新，而余留政党的力量也显而易见。为此，政府别无选择，必须形成动员自己的支持力量的组织能力，同时还要对庞大的桀骜不驯的社会组织团体施与重压。戈尔卡的领导大规模地削减了组织数目，并且将许多组织的领导更换成对党国忠诚的人。其次，戈尔卡还建立了较小的一组共四个“基本组织单位”（Kelomopok Induk Organisasi或Kinos），目的是为了简化领导下属组织的程序。这四个机构分别管理经济、思想、宗教以及军事方面的功能性组织。这种新的组织结构安排便于协调、吸纳各种社会组织运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并使逐渐形成统一的政治运动。多数分析认为，尽管戈尔卡一开始结构有点混乱，但到1970年时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协调能力。[29]

　　苏哈托政府同时还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比如将政党与公务员制度结合起来，要求党员才可以受聘为公务员，而且还对忠诚的党员施与物质鼓励。此外，许多地方的政治人物还被提拔为戈尔卡的领导，从而把他们既有的地方效忠转化对政权的忠诚。[30]因此，新秩序当局并非只是简单地成立一个政党并将其贴上执政党的标签。相反，他们对地方势力以及政党建设采取了一种“正和”的策略，在推动党与国家势力向地方穿透的同时还确保（1）党掌握行政资源，（2）地方势力只会增强而不是削减中央的权威。

　　1971年的选举应当是对戈尔卡究竟在何种程度成功地将自己建设成为了一个有效的执政的第一次正式的、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检验。此次选举的结果甚至出乎政府自己的预料。原本预料戈尔卡会赢得三分之一的席位，这样加上政府任命的席位就可以形成一个多数统治联盟。但事实上戈尔卡赢得了全国63%的选票。随着印尼新秩序政府迎来了1973-1974年的石油暴涨期时，当局也已经成功地将戈尔卡建设成为全国最强大的政治组织。尽管戈尔卡在政治上奉行强硬手段，它还是能赢得显著的支持。同时它既能高效动员数百万的支持者也可以为这些拥护者提供各种好处。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这一切早在第一个石油价格飞涨期出现的前三年就已经发生了，而这一次的石油价格飞涨无疑给已经具备相当政治资源的戈尔卡增加了一笔横财。

　　虽然有了戈尔卡这样强大的政治组织，当局并不能保证自己的政权就能一帆风顺。1974年一月，日本首相访问印尼的前夕，示威者聚集到雅加达的街头抗议印尼政府的腐败以及对外埠资本的过度依赖，同时还反对政府突然抬高粮价的行为，以及政府打着“新秩序”明显地向着反民主方向发展。日本田中首相抵达雅加达的1月14日晚，有八百多名学生到机场等候他的飞机降落。他们与警察以及武警部队发生冲突，其中有些学生在飞机着陆前设法进入了停机坪。次日清晨，来自首都三所高校的大学生在雅加达的中心地带举行游行示威。在游行进行的过程中，全市各地，不少青年开始当街截住开日产汽车的司机，扎汽车轮胎，还放火焚烧这些日本汽车。他们还袭击日本汽车的代理商以及日资店铺里的员工。[31]

　　示威活动还将其他社会成员也拉进了游行队伍。一支被当局逮捕的近500人的游行队伍中竟有300多个工人和小商贩。虽然到1月17日时，当局已经顺利制止了游行，但毫无疑问的是，“政府的根基已受到了极大的动摇”。[32]无可否认，当局动用了军队进行封锁报刊媒体以及进行不辨是非的刑事拘捕等高压策略。不过苏哈托的其他措施和行为同样很重要。按照学生的要求，到1974年1月末，苏哈托作了相应的让步：“他废黜了由他的四个亲信担任的高级职位；
颁布了一系列保护民族企业的措施；
发布条令整顿高级军官和文职官员奢侈腐败的生活方式。此外他还免除了苏厄密托（Soemito）将军的职，并解除了苏托坡·朱沃诺将军（Sutopo Juwono）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之职。”[33]

　　示威的学生中，至少有一部分以为他们得到了部分政府官员的积极支持。在示威游行的第一天，士兵们对示威者烧砸公物的行为视而不见，这显然支持了学生这种判断。一些学生甚至还以为他们把现政府赶下台的时机已经到来。[34]可最后，他们终究没能把苏哈托赶下台。除了对示威队伍实行镇压之外，苏哈托政府在游行过后的几个星期里还采取了一系列的策略性让步。虽然有一些妥协最终并未落到实处，但苏哈托当时采取的安抚学生的措施，却比单纯用武力镇压更好地巩固了政权。政府与学生领袖的定期互动“是帮助政府了解政策效果的重要信息来源，由此政府就知道在什么时候应当对哪些政策做出调整。”[35]除此之外，许多当初发动游行示威活动反对政府的学生领袖在此后三年中后也都纷纷被拉拢入戈尔卡的怀抱，并在1977年的选举中崛起为政治新星。[36]需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结果（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政府建立戈尔卡所作出的努力）早在该党能够提供“租源”之前就已经发生了。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中期，大量的木材和石油收入才开始直接流向了执政当局，而那时戈尔卡早已建成了强大的组织能力。[37]一旦这种“租源”积累起来后，苏哈托政府就把它们转化为战略性组织武器。这样，他们这些经济只要只是补充了政党维系执政联盟的能力，而不是取而代之。

　　在1977年早期，由于国际压力（来自美国刚上台的卡特政府）以及1974年石油价格飞涨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印尼再次爆发了示威活动。1977-1978年间的示威活动主要是由学生以及穆斯林组织发起的。[38]不过，政府再次成功地避免了联盟的分化并利用戈尔卡将一些学生和宗教领袖们纳入了执政当局。其中至关重要的是，第一，当局政府与这些组织保持了日常联系；
第二，戈尔卡和其它机构有能力通过维持联盟的方式缩小不同政见的范围，而非通过出让石油资源收买支持者。因此，印尼的社会反动势力从未集结成一场大规模的民众运动。到了1979年，苏哈托重新控制的大局，并就此一直又持续了近20年。这两场政治危机表明：苏哈托政权得以长久存在的关键原因是因为苏哈托政府有能力将政党整合起来并维持住联盟关系，并避免了执政党被反对势力分化瓦解或被同化的局面，还有就是危机过后能把反对派领袖吸纳到戈尔卡中来。

　　例子二：坦桑尼亚（1961- ）

　　坦葛尼卡（Tanganyika）于1961年获得了独立，并在1964年与桑给巴尔（Zanzibar）合并成立了坦桑尼亚。不过，坦桑尼亚现任执政党的发家史却可以上溯到它掌权之前十年。正是在那个时候，坦葛尼卡非洲民族联盟(坦联Tanganyika African Nation Union, TANU)的实力开始显现。坦联的强大生命力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自1954年该联盟成立到坦葛尼卡独立期间所进行的生存斗争。当时非洲许多殖民地政府培养了当地居民的政治组织来接管独立后的政权，但坦桑尼亚的宗主国——英国殖民统治者却千方百计阻挠社会运动型的政党出现。英国殖民当局的阻挠各式各样，包括扶植另一个政治组织――统一坦葛尼卡党（统坦，United Tanganyika Party, UTP）来对抗坦联，把坦联说成是对地方权威的重大威胁来动员地方势力来反抗坦联，拒不允许坦联的分支在各地登记，对坦联新任命的党内领导进行骚扰并将其投入监狱等。[39]此外，为了让英国政府给出一个确定正式的独立日期，坦联不得不进行了漫长的斗争。

　　由于坦联是在独立前建立的，所以它没有大多数一党制政权中的执政党通常具备的用以拉拢支持者的“租源”。这样，坦联的领导没有收买人心的资源，因此只好转向建立一个建立在种族权力分配基础上的广泛的政治联盟。坦桑尼亚本来就自然资源匮乏，而对其非常有限的资源而言，坦联也没有掌握在手里。在二世纪六十年代末，坦桑尼亚政府开始得到一些较大笔的外援，从而给坦联较强的政党组织能力提供了补充。和印尼一样，坦桑尼亚的“惠租”也只是用以巩固早期形成的联盟，并非要取代联盟。这种情况出现在亚非的这两个一党制国家中，从而表明舍夫特所指出的美洲的组织能力较强的政党，即使掌权以后也不会堕落到寻租的境地的观点，对于美洲以外的其它国家的执政党同样适用。[40]

　　坦桑尼亚的尼雷尔(Julius Nyerere)及其坦联的拥护者面对殖民者扶植的反对派施加的组织和财政压力，主要是采取扩大党内权威的办法加以应对的。印尼的“新秩序”政权将学生和穆斯林组织拉入自己的阵营，而坦联的“影子政权”则与众多的民族组织建立了联系。例如，坦联将斯瓦希里语（译注：Kiswahili，坦桑尼亚的通用语言)作为自己工作语言就跨越了民族界限，意味着各个权威部门都有了“共同的语言”。坦联领袖还积极致力于组织能力的建设，将坦葛尼克劳工联盟（Tanganyika Federation of Labor TFL）纳入，并任命坦劳工联盟的领袖为坦联的执行委员，同时还创立了自己的青年和妇女运动组织。[41]

　　坦联在1961年掌权时还“只是一个松散的国民运动组织，意识形态基础也很薄弱”[42]，但还是实施上述举措。之后，坦联的主要任务从组织运动转向了国家和政权建设。由于在独立前夕的生存斗争中遇到各种困难，坦联顺理成章地在后来的政权巩固过程中采取了先前成为一个强大的国民运动组织过程中使用过的策略。其所采用的战略之一就是将政党和政府机关相结合。当时坦桑尼亚的行政部门的人事基本上是殖民官员在离开前任命的，所以政府职员一般被怀疑是“非民族主义者”。1962年颁布的“全国大区组成和大区专员法案”用大区专员取代了省专员，而所有的大区专员都是表现良好的党员。这样，跟印尼的新秩序政权所采取的那一套一样，坦桑尼亚的执政党也明确地、紧密地和政府体制融为一体，因而既增强了政党本身又加强了政党和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地方的公务员系统也与中央政府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过去全权掌管地方公务员系统的省和地区专员，完全让位于政治任命的大区专员；
地方酋长丧失了一切正式的权力；
而且原来各地的地方上形成的自治机关会被坦联控制的、基本由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取代……所有这些，堪称坦桑尼亚地方行政机构的一次革命。”[43]

　　该党实质上成了各类政府财政拨款和补贴的发放机构。“至少有三点，可以让农村里的党领导持续掌权：第一、他们可以代表农民向上级政府部门说话；
第二、农村的党领导可以通过与党组织的联系为村民获取外面的信息；
第三、农村的党领导通常还控制着对地方政府职位和其它稀缺资源的分配。”[44]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时，大量到来的外援成为了重要的“惠租之源”（patronage resources），但它并没有取代政党建设。相反，和印尼的情况一样，分惠只是对政党建设的一种补充，是政府用以扩大既存联盟的一种手段而已，并通过党这一中介拉近更多人与政府的关系。[45]

　　虽然有上述各种努力，但跟印尼的新秩序政权一样，坦联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也遇到了经济危机，威胁到政权的继续存在。1980年与1983年经济的负增长导致了坦桑尼亚政府无法继续维持大量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财政补贴和社会救济项目。[46]为了应付这种局面，政府采取重大举措重振政党，建立了“革命党”（CCM）来逐步取代坦联，并为设定了坦联成员能够转成革命党党员的新标准。[47]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革命党（CCM）就一直掌权。这其中还包括坦桑尼亚于1992年宣布从一党制过渡到多党制，而且在1995年还实行了选举。尽管很多党员转投它党，选举中革命党还是轻松获胜。

　　印尼和坦桑尼亚的执政党有若干共同点使他们能够长期执政。二者所经历的那些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在别的不少国家早已导致了政府的垮台。首先，两个政权在建立的过程中都缺乏租源，且都面临强大的政治挑战。这使得两国的统治者都不得不做出艰难的选择，扩大政党联盟和执政基础。第二，两国都切实开展了政党建设和执政联盟建设，从而将执政党和重要的社会团体以及国家政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确保了政府的精简高效以及社会力量对政府的大力支持。第三，虽然两国的执政党在崛起十余年后都获得了巨大的租源，但崛起过程中的重重困难使得两国的统治者只是将租源当作一种能使政治资本升值的手段加以利用。他们把“惠源（patronage resources）注入到既存的强大联盟中去，进一步壮大并巩固了统治联盟。在下一部分，我将讨论统治者为何政党在具有相对优越的原始条件的情况下未能建立强大的政党组织，从而党只能靠施舍物质好处来收买选票和维持松散的联盟？统治者在建政早期所作的政策选择对政权具有巨大的影响。这一点下面两个政权与印尼、坦桑尼亚别无二致。但由于他们所作的选择不同，所以他们最后面获得的结局也大不响同。

　　脆弱一党制的根源

　　例子三：几内亚比绍（1974-1980）

　　与所有葡萄牙在西非的殖民地一样，几内亚比绍也是在1974年葡萄牙发生军事政变之后取得了独立。虽然非洲人几内亚比绍与佛得角独立党（PAIGC葡萄牙语Partido Africano da Independencia da Guine e Cabo Verde）掌了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但他们只控制了国家的部分地区和城市。这样，在国家独立时候，国内不少人口不受独立党的控制，而且那些居民还严重依赖替代型经济和葡萄牙的援助。[48]此外，独立党进去独立战争时，葡萄牙的其它殖民地如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等也纷纷闹独立，而葡萄牙国内的政局又日益不稳定（这一因素导致葡萄牙1974年的国内政治干涉）。因此，与其它的民族独立运动党相比，几内亚比绍独立党所面临的挑战要小得多。当时葡萄牙80%的兵力已调到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抗击当地的游击队，无法抽调兵力到几内亚去。[49]

　　因此，几内亚所反对的殖民势力相对较弱。这造成了几独立党后来的发展轨迹的几个特点。首先，该党可以不去解决与农村的地方酋长和亲葡萄牙的佛拉族（Fula）长期对峙的问题。[50]只要该党有占领足够的地区，能确保它的首领和士兵们有藏身之处，它就无需向这些地方酋长让步或与其合作。[51]第二，因为农村的抵抗相对较弱，该党根本不需要面对夺取城市的困难和挑战。结果，它根本不需要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做群众工作。最终，该党掌权时的社会基础是非常薄弱的，拥护他们的仅仅包括那些被大陆各民族所怀疑的佛得角精英分子、一部分农村和部分地区的农民。[52]

　　而且，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起，该党还一直依赖苏联的援助。因此，即便1974年大量的国家对国家的援助开始起动之前，随手可得的外部援助使得该党根本没必要从农村榨取太多的资源。虽然该党的民兵通常是从农民那里获取后勤和补给支持（农民的土地当年是这些民兵打下来的），但独立党的领导主要工作却是去国外争取资金。其结果就是，刚独立不久的政权本可以与社会力量拧成一股绳，形成强大的党，但他们却放弃了这个机会，而选择依赖外来援助了。例如，该党在独立战争年代与农民建立的亲密关系在独立之后迅速减弱。党用那些毫无基层实干经验的城里来党政干部取代那些游击队领导，意味着他们的领导也只能局限于若干城市，“这造成领导干部与普通民众的联系日益减少，基层的民众动员活动急剧减少，党和农民之间的空间距离和制度距离也在拉大。”[53]

　　除此之外，建政之后的独立党并没有兑现它在战时许下的承诺。由于没有这方面的需要，总统路易斯·卡布拉尔（Luiz Cabral）挖空心思想要维持自己的权力，却不愿花心思去建立一个有强有力政党机器来扩大执政基础，和自己的执政团队、全体佛得角人民、党的高级干部等建立紧密的联系。几内亚比绍最强大的社会团体主要包括军队、农民、原殖民政府的文职官员、国内的巴兰塔斯民族（Balantas）等，都没有受到政府应有的重视。其中，军队是由霍奥·伯纳尔多·毕耶伊拉（Joao Bernardo Vieira）统领；
农民被骤然课以重税，他们还通过老乡的关系与部队的士兵保持密切联系；
对于那些原殖民政府遗留下的文职人员，PAIGC根本没想到要通过分惠或提供官职的方式去拉拢他们。为了维护佛得角精英圈子内部的利益，巴兰塔斯族的人被边缘化。

　　从1974到1980年，执政当局对卡布拉尔总统的亲信——佛得角的精英们委以军中的重任，但对于那些屡立战功的巴兰塔斯族士兵们非但不加以重用，反而怀疑他们的政治动机。除了那些与政府有亲密关系的少数军官之外，部军中将士的待遇普遍恶劣，得不到政府的好处。富有讽刺性的是，政府多次宣布要团结广大农民群众后不久，就于1977年对农民收取繁重的赋税。其负面影响随着政府在1977－1979年萨合里亚（Sahelia）旱灾爆发而进一步加剧。旱灾期间，政府从国外采购的大米全流向了那些受政府荫庇的城镇居民，而先前给政府积极交纳余粮的农民却颗粒未得。[54]　在公务员系统里，佛德角独立党的官员把持了国家各部委的绝大多数职位，那些在殖民地时代任职的人，虽然有真才实干，但思想上受到党的怀疑，都遭到排挤。结果造成党与行政官僚机构的关系非常脆弱。实际上，如果二者拧成一股绳的话，独立党就能建立起更加牢固的社会和政治基础，社会各界对政府的忠诚和信任也有可能加深。而如果有了这种忠诚合信任，政府或许就可能渡过后来发生的危机了。

　　独立党早期的巩固新政权的方式主要是大力排挤那些重要的社会力量，从而导致党和党的执政联盟到了七十年代末已经变得很脆弱了。卡布拉尔总统与统领军队的毕耶伊拉司令关系日益紧张，并在后来的政治对峙中达到了高潮。卡布拉尔总统主要是得到政府和党内高层的支持，而毕耶伊拉司令的支持者主要是军官和党内的中层领导（已和党内的高层领导分裂）。到了1979年，二者的不和已然变成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政权危机。面对这种危机，卡布拉尔和独立党的领导要么选择将反对派拉拢到自己的阵营，要么与其对峙而不服软。卡布拉尔政府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并开始排除政府中可能和对手有关的阁员，空出来的位置则全部安插入自己的亲信。卡布拉尔甚至与毕耶伊拉的直接斗争，他解除了毕耶伊拉的司令一职，同时修改宪法，任命自己为军队的最高统帅。[55]而毕耶伊拉在军队里仍然拥有很高的威信。当他于1980年11月向卡布拉尔发动反击时，没有哪个社会组织站在了卡布拉尔或独立党的一边。正是由于独立党早期懈于进行联盟建设，再加上其组织动员能力的衰退，卡布拉尔政府才至于在危机发生时毫无自我保护的能力。卡布拉尔当局本可与各社会团体建立密切的关系，这样完全可以形成一个较强的统治联盟。由于没有这样一个强有力的联盟帮助其渡过难关，所以党在第一次面对一个真正的危机时，就一下子崩溃了。

　　例子四：菲律宾（1972-1986）

　　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在民选上台的七年后，于1972年9月22日借口国家安全遭到威胁颁布了“戒严令”。然而，尽管马科斯大张旗鼓地宣布国家进入了紧急状态，可实际上菲律宾并没有什么反对派能对马科斯政府发起象样挑战。反对他的人其实只能在选举中对他构成一定的危险，而他的戒严令终止了选举。[56] 菲律宾的两个军事组织，摩洛民族解放阵线（Moro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MNFL）和全国人民军（National People’s Army, NPA）也只是对很有限的地方上的构成些许威胁，对于中央政府却没有形成任何实质性危险。[57] 实际上，所谓的威胁不过是马科斯个人极力制造出来蛊惑人心并借以颁布戒严令的幌子罢了。[58] 菲律宾传统的政治精英非常反对马科斯。该国的自由党（Liberal Party）在1971年的选举中原本是可以击败马科斯的国民党（Nacionalista）的。但这些传统的政治精英不够团结，他们只是依赖地方民兵和叛乱分子的拥护，根本没能建立一个像印尼和坦桑尼亚那样强大的政党联盟。假使他们能够团结起来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联盟，马科斯就不得不慎重考虑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执政党来维护他的统治了。选举一旦废除，由于精英团队软弱涣散，又没有有组织的反对党派，大家只好一筹莫展了。最后，学生和劳工组织零星的示威游行也没能形成一场激进的反对运动，改革的呼声日渐微弱。随着1972年9月的戒严越来越近，示威游行的频率也逐渐下降。[59] 简言之，马科斯宣布戒严令和独揽大权基本没遭到有效的抵抗。他窃国的野心，轻而易举就实现了。

　　马科斯专制开始时也有大量的租源供他支配，并且在其执政的最初几年里，租源迅速扩大。到了1972年，马科斯已经拥有大量可以恣意支配的资源用以建设“惠顾网”而不是进行政权建设。这些供他支配资源的规模之大在菲律宾历届总统任期内从未有过，因为马科斯控制了整个国家的木材行业。马科斯颁布戒严令之前，他就将“农业和自然资源部”部长解职，改由副总统担任部长一职。戒严令颁布不久，马科斯个人控制了该部并以及木材买卖的许可权，从而使得马科斯政府根本不用花心思去建立什么执政联盟。[60]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菲律宾木材行业的收入占了整个国家所创造的财富的1/20。这就意味着马科斯仅通过掌控“农业和自然资源部”就整整控制了国民经济百分之五的比例。“马科斯利用权威更直接更肆意妄为地实施排他性的资源分配权。”[61] 这样，马科斯的政府的是建立在以他为权力中心的“租惠”（rent patronage）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通过适当的达成众人接受的进入权力结构的机制。

　　当马科斯利用戒严令夺取了原本由菲律宾传统的政治经济精英们控制的商业股份之后，他的“租源”也迅速扩大。通过强制性地没收国家财产或将其变卖给总统亲信和亲戚，马科斯几乎一夜之间就将大量的工厂、电台、报刊以及公用事业公司等据为己有。[62] 到了1975年，马科斯政府的施政方式完全沦为了任人唯亲，卖官鬻爵的现象横行。马科斯这种巩固政权的策略也折射出了反对势力的弱小。马科斯不是通过将他的国民党（Nacionalista）建设来成一个能够维持执政联盟的组织，为各社会力量提供一个有序的进入政治权力的核心的机制。相反，马科斯却大搞个人关系，任人唯亲，从主仆主义（clientelism）进一步沦为霸王主义（sultanism）。[63] 这种依靠国家控制的经济产业和各个收入丰厚的政府职位形成的统治关系从未超越罗萨斯（Rosshas）所统称为“寻租”（rent seizing），而其后果就是政府的统治权威完全依赖于经济的增长。[64] 马科斯所依赖的这种极端腐败的政府过程，加上菲律宾实行出口导向型的自由经济政策，使得菲律宾的经济越来越经不起危机的冲击了。[65]

　　1978年选举之前，马科斯宣布成立“新社会运动党”（New Society Movement Party, KBL），用它作为马科斯经济政策和政府的形象包装工具。该党的成员，完全由由马科斯的一些亲信组成，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该党的成立没有对巩固政权产生任何正面作用，反倒促使了反对联盟的出现。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地方政客中没有幸运地得到马科斯庇护的官员对马科斯的态度比早期的官员还要含糊。他们千方百计地显示自己对本地选民的忠贞，以拉开与马科斯的距离，同时又试图利用马科斯施舍的好处。”[66]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尤其是因为严重的腐败行为而导致的经济重创，使得菲律宾的经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恶化了。1979年石油危机加剧了这一形势，到八十年代初，政府已无法保证其所庇护的人分享利益，地方的经济精英们就开始变节了。为了留住原来的亲信，马科斯试图让他们从越来越来小的“利益蛋糕”上再分一杯羹。“当马科斯政权的合法性日渐消蚀掉时，马科斯不惜代价去收买地方精英。”[67] 此时，马科斯想要紧紧抓牢它的“亲友团”已经是举步维艰了。由于他的新社会运动党内部没有从上到下的组织能力，马科斯根本没法要求或者哄骗他那些已经无法获利的亲信继续效忠于他了。

　　菲律宾经济的持续低迷，而马科斯自身身体状况的恶化，成为决定菲律宾的国内政治的一个巨大变数。很显然，“执政党的凝聚力和马科斯身体还剩多少力气直接对应。”[68] 需要指出的是，领导人更迭是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和执政党的力量是直接关联的（负相关）。由于缺乏一个能使新任国家领袖顺利接替马科斯的有效的政党组织，马科斯仅存的少数跟随者开始盘算跟随马科斯顺利渡过政治危机还有多大可能性。菲律宾缺少一个政党，使得菲律宾能够像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执政末期那样顺利地实现向“后马科斯”（Post-Marcos）威权政权的过渡。

　　马科斯政权的崩溃相对于几内亚比绍佛得角独立党政权的倒塌要缓慢一些，但完结程度和后者是一样的彻底。到1986时，反对派逼迫马科斯的“新社会”政权进行突然选举。“新社会”政权理所当然地宣布自己选举获胜。但独立民间组织全国自由选举运动反对该结果。当选举委员会的计算机技术人员集体辞职，以示抗议时，国防部长率领一群低层军官发动政变。政变者和副总参谋长联合，并找到菲律宾天主教会。教会通过自己控制的电台要科拉松·阿基诺的支持者都来支持政变。人民自然就支持了政变派，造就了菲律宾历史上著名的“人民力量”运动。运动的结果，马科斯政权崩溃，阿基诺成为新的总统，菲律宾重又回到了民主时代。

　　结论及对将来学术研究的几点看法

　　前述四国的经历表明：只有一党制的起源才能解释清楚为什么有的政权能长期存在而有些却犹如昙花一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4).

　　[20] Shefter (注 16), 页30, 黑体为本文作者所加。

　　[21] Peter Gourevitch, Politics in Hard Times: 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ris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页9。

　　[22] 印尼的Golongan Karya（一个功能性组织，也叫Golkar）取代了“新秩序”党，菲律宾的KBL则是马科斯“新社会运动”的政治载体。

　　[23] Mochtar Mas’oed, “The Indonesian Economy and Political Structure during the Early New Order, 1966–1971” (Ph.D. diss., Ohio State University, Columbus, 1983), 66–67.

　　[24] 这些地区性袭击事件为新政权拉响了警钟：爪洼岛的东中部是印尼爪洼多数派的文化中心，苏哈托还有他的许多亲信都是生于斯长于斯的。

　　[25] Mas’oed (注 23), 101–5.

　　[26] Harsja Bachtiar, “Indonesia,” in D. K. Emmerson, ed., Students and Politics in Developing Nations

　　(New York: Praeger, 1968), 190–91; and John Bresnan, Managing Indonesia:The Modern Political Econ-

　　om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36–37.

　　[27] KAMI是Kesatuan Aksi Mahasiswa Indonesia的缩写，叫“印尼学生运动联盟”，KAMI在印尼语中还指代第一人称“我们”。KAMI这个词还是在1965年10月末印尼一群学生和反共军事领袖在印尼高等教育部部长Sjari Thejeb家里开会时产生的。

　　[28] Leo Suryadinata, Military Ascendancy and Political Culture: A Study of Indonesia’s GOLKAR (Athens:

　　Ohio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89), 10–13.

　　[29] Julian M. Boileau, GOLKAR: Functional Group Politics in Indonesia ( Jakarta: CSIS, 1983); David

　　Reeve, GOLKAR of Indonesia: An Alternative to the Party System (Singapore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

　　sity Press, 1985); and Suryadinata (注 28).

　　[30] Ichlasul Amal, Regional and Central Government in Indonesian Politics (Yogyakarta: Gadjah Mada

　　University Press, 1992.

　　[31] Suara Muhammadiyah, February 1974. See also Bresnan (注 26), 136.

　　[32] Bresnan (注 26), 137.

　　[33] 同上

　　[34] 同上, 142.

　　[35] 同上, 163.

　　[36] Suryadinata (注 28), 76.

　　[37] 印尼政府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创造了木材业的发展高峰期，木材的销售额急剧攀升。然而，1970年印尼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条令，旨在将木材业国有化并企图将它与现政权捆绑在一起。印尼政府真的实现了将木材业变成一种易于掌控的政治寻租之源了吗？请参考如下文章：

　　[38] Hero Cahyono, Peranan Ulama Dalam GOLKAR 1971–1980: Dari Pemilu Sampai Malari (The role of the Islamic scholars in GOLKAR 1971–1980: From the general election to the January 15 disaster)(Jakarta: Pustaka Sinar Harapan, 1992); Hariyadhie, Perspektif Gerakan Mahasiswa 1978 Dalam Percaturan Politik Nasional(Perspectives on the student movement of 1978 in the political arena) (Jakarta:PT Golden Terayon Press, 1997).

　　[39] Ruhumbika, Towards Ujamaa:Twenty Years of TANU Leadership (Kampala, Salaam: East African Literature Bureau, 1974), 5–10.

　　[40] Shefter (注 16).

　　[41] Ruhumbika (注 39), 13–18.

　　[42] William Tordoff, “Regional Administration in Tanzania,”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May 1965), 66.

　　[43] 同上, 64, 黑体是后加的。

　　[44] Norman N. Miller, “The Rural African Party: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anzani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4 (June 1970), 550.

　　[45] 感谢Goran Hyden为该话题提供宝贵意见。

　　[46] Frank Holmquist, “Class Structure, Peasant Participation, and Rural Self-Help,” in J. D. Barkan,

　　ed.,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 in Kenya and Tanzania (New York: Praeger, 1984), 191–92; and Aili Marie

　　Tripp, “Local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on, and the State in Urban Tanzania,“ in Goran Hyden and

　　Michael Bratton, eds.,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in Africa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1991), 234–36.

　　[47] Goran Hyden, Beyond Ujamaa in Tanzania: Underdevelopment and an Uncaptured Peasantry (London: Heinemann, 1980), 36–37.

　　[48] Patrick Chabal, “Party, State, and Socialism in Guinea-Bissau,”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17, no. 2 (1983), 194.

　　[49] Joshua Forrest, Guinea-Bissau: Power, Conflict, and Renewal in a West African Nation (Boulder,Colo.: Westview Press, 1992), 30–31.

　　[50] Chabal (注 48), 191.

　　[51] 同上, 19

　　[52] Joshua Forrest, “Guinea-Bissau since Independence: A Decade of Domestic Power Struggles,”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25 (March 1987), 99–100.

　　[53] 同上, 97.

　　[54] Ibid., 102.

　　[55] 同上 104.

　　[56] 然而，马科斯和他那些属于菲律宾传统政治精英的政治对手们都助长了反对派的气焰。马科斯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戒严令具有合法性，而反对派利用自己掌握的报纸媒体大肆渲染地方叛乱，同时还将总统的画像悬挂在马尼拉街头。犹如Tompson所言，在这一时期，双方所标榜的都不是太贴切，双方的政治动机都过于明显。详情请参考：

　　[57] 在戒严令颁布的最初几年里，MNIF的力量得到了加强，到1975年还迫使政府回到了谈判桌。结果就是：双方停火，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地区获得了自治权，MNIF的一些领导也得到了政府的荫庇…

　　[58] David Wurfel, “Martial Law in the Philippines: The Methods of Regime Survival,” Pacific Affairs

　　50 (Spring 1977), 6.

　　[59] 感谢Danslater参与对这一时期反马科斯运动的讨论。

　　[60] Ross (注37), 页71–73.

　　[61] 同上, 页76, emphasis added.

　　[62] Mark R. Thompson, “The Marcos Regime in the Philippines,” in H.E. Chehabi and Juan J. Linz,

　　Sultanistic Regime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218–21. See also Thompson (注

　　56), 52–54.

　　[63] Thompson (注 56), 49–63.

　　[64] See 注 60.

　　[65] Renato S. Velasco, “Philippine Democracy: Promise and Performance,” in A. Laothamatas, ed., De-

　　mocratization in Southeast and East A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7), 86–87.

　　[66] Richard Nations and Guy Sacerdoti, “Marcos Gives Ground on Some Points, but the Future Is

　　Still Uncertain: The Aquino Legacy,”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25 (August 30, 1984), 22.

　　[67] Peter Dauvergne, Shadows in the Forest: Japan and the Politics of Timber in Southeast Asia (Cam-

　　bridge: MIT Press, 1997), 140.

　　[68] Nations and Sacerdoti (注66).

　　[69] Brownlee (注 19).

　　[70] Steven Heydemann, Authoritarianism in Syria: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Conflict, 1946–1970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157–61.

　　[71] 同上 162.

　　[72] Ellen Lust-Okar, “Institutions, Historical Legacies and the Failure of Liberal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Manuscript, Yale University, 2004); Benjamin Smith, “Hard Times in the

　　Land of Plenty: Oil, Opposition and Late Development” (forthcoming).

　　[73] Evan Lieberman 的文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74] David Waldner, “From Intra-Type Variation to the Origins of Types: Recovering the Macro-An-

　　alytics of State Build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Dartmouth College, May 10–11,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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