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剑：中国社会各失业阶层分析

　　中国农民工没有也不擅长组织化的表达方式，在不断深化的危机中，他们只会伺机而动，为生存一搏

　　经济危机转化为社会危机的第一个导火索就是失业，这似乎是现代工业文明历史为我们提出的最重要的忠告。但这个问题在中国的特殊性在于：是哪些人失业以及怎么样的失业？答案是：农民工面临着前现代式的失业。农民工将成为最先遭受打击，而且也是遭受打击最为沉重的群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群体却是承受力最脆弱的群体。

　　无论就其发生机制，扩散方式，传播速度，还是通过媒体对普通人所造成的心理震撼程度，本次金融危机都具有强烈的后现代色彩。或者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其归纳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互联网时代的经济危机。无疑，最先知悉并理解这次经济危机的是中国已然处于后现代生活的中产阶级和精英群体，但最先切身体会其生存冲击的却是仍处于前现代社会的中国农民工。有学者曾经形象地描述中国的不平衡及分割状况：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在我看来，更加准确的描述可能是一个中国，多个社会。中国农民工就处在最底层的那个前现代社会之中。他们无定所，无恒业，身份模糊，更谈不上任何职业保障和社会保障，与现代国家的关系几乎处于完全的断绝状态。也正因为如此，一旦遭遇失业，他们就可能以最快的速度陷入生存困境。虽然其中一部分可以返乡暂避危机，但务工收入的消失（据中国《财经》杂志统计：中国农民务工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接近40%）以及农业本身的比较劣势，将导致他们进一步贫困化。而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可能根本无法返乡了。他们将留在城市，或者游弋于城乡之间求生存。

　　农民工既没有基本的表达渠道，也无组织化的训练，他们多是以老乡为纽带结成的某种非正式互助群体。这决定了，一旦遇到无法克服的生存困境，他们往往采取的是个人化的超限表达方式，跳楼讨薪之类的手段即是这种表达方式的典型。而更进一步，就可能制造小规模的骚乱以及其他的破坏行为。他们生活在城市，但与这个城市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任何关系可以约束他们。极端一点说，只有当他们犯罪的时候才会出现在这个城市的视野之中，而这个时候，唯一与他们打交道的就是警察。这种分散的抗议活动虽然并不直接指向政府，甚至经常指向社会的其他群体，但其多发性、突然性、分散性、隐蔽性等特点，反而可能消耗更高的行政成本。换言之，中国农民工没有也不擅长组织化的表达方式，在不断深化的危机中，他们只会伺机而动，为生存一搏。显然，这是一场无处不在的奇特战争。他们并不轰轰烈烈，但如果四处蔓延的话，则足以拖垮任何一个政府。所以，解决之道可能在于，将中国农民工尽快纳入统一的国家体制之中加以保障和管理。用一句老掉牙的话说：尽快解决中国城乡二元分割的问题。

　　加上前几年毕业还未找到工作或者只找到临时工作，中国社会很可能已经积累了一个史上最为庞大的失业大学生群体——这是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所谓边缘知识分子群体

　　在中国，农民工问题已经是老生常谈，只不过这一次更加严峻而已。但大规模的大学生失业问题却是第一次成为重要的议事日程。中国总理温家宝就曾经多次谈到这个问题，由此可见问题之急迫性。

　　一个被广泛引用的数据称：中国今年将有多达700万大学生毕业。这是大学扩招之后，毕业人数最多的一次。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批学生将比过往任何一届毕业生遭遇更加严重的就业困境。一个非正式的调查表明：在中国广东地区，大学毕业生的签约率只有25%。这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毕业生就业率最低的一次。加上前几年毕业还未找到工作或者只找到临时工作（我们日常观察表明，这几年毕业的大学生的就业情况极不稳定），中国社会很可能已经积累了一个史上最为庞大的失业大学生群体——这是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所谓边缘知识分子群体。这种状况最容易勾起的历史联想，就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毕业即失业”的所谓黑暗时代。虽然在总的就业人口中，失业大学生所占比例并不大，但他们却是中国新的失业大军中的关键群体。这个群体的关键功能在中国上个世纪初的革命中已充分显示过一次。与农民工相比，失业大学生有更多的信息获取渠道，对体制本身也有更加深刻的理解，这就意味着，由他们发起的集体行动将具有更加明确的诉求和体制性目标。在中国，边缘知识分子的作用从来不容小觑。根据我们的日常经验，失业大学生中往往以那些农村出身在城市无关系可以托付者居多，这不仅使他们与其他底层社会民众（比如农民工）有更加紧密的血脉关系，也可能使他们具有更加清晰和自觉的底层阶级意识。这无疑会加剧中国社会危机的对抗性质。

　　中国不断增加的失业大学生群体，基本上是大学扩招之后的产物。这意味着：他们的大学教育付出了高昂的成本。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这种成本甚至高得已经让众多家庭陷入贫困状态。不幸的是，这种高昂成本的回报却是一无所有的失业。虽然付出更高的金钱和时间成本，但在经济危机之中，失业大学生群体的处境跟农民工并无丝毫不同。他们一样没有国家的保障，一样没有组织可以托付。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他们一直在依靠的家庭（这显然不能成为中国特殊家庭保障机制的优越性的体现）。而在大多数农村出来的孩子那里，他们的家庭在以前之所以为他们的教育付出难以承受的成本，就是将家庭的保障托付给了他们的教育。没有比这种悖论更令人悲哀的了。

　　在全球危机的背景之中，任何指责贸易保护主义的言论在政治上都将是苍白的。保护本国人民的工作职位可能是每一个政府赢得合法性的第一要务。这就是说，本次的失业群体将面临比上一次失业潮远为严酷的全球职业竞争环境

　　从总体上看，这次刚刚处于初始阶段的失业浪潮，在性质上和规模上都与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下岗潮有显著不同。

　　中国上一次失业浪潮的主体是传统国企工人。国企工人虽然失业下岗，但并未完全脱离原有“单位”，他们原本就居住在城市，城市中有他们的亲朋好友，这些既构成了他们救济的来源，也构成了他们行为的约束。国企工人的组织化程度较高，一般采取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所以，他们的行动具有可预测性和可控制性。但这一次的失业大军与上述特性可谓有天渊之别甚至截然相反。农民工群体平时隐忍，表达渠道被完全阻塞，而到了他们不得不表达的时候，往往就采取比较极端的手段，其矛头所指可能是政府，可能是企业家，也可能是社会其他群体。所以，这次失业浪潮所带的社会问题的可预测性相当低。但有一点现在几乎就可以判定：城市的治安问题将恶化。事实上，在最近的一段时间中，这个趋势已经开始显现。

　　在上一次国企工人大规模下岗的1990年代中期，正值全球经济体系迅猛扩张的繁荣时期，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产业转移（同时也意味着职业岗位的转移），使得中国国企下岗工人并连同不断涌入城市的农民工被迅速消化。然而，本次经济危机就其本质乃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一次空前收缩。换言之，大规模产业转移和岗位转移如果不是出现回潮的话，起码已经暂时被终结。国际劳工组织在2009年1月28日发表报告预测：全球经济危机已经转化为就业危机。据他们估计：到2009年年底，全球将会失去5100万个工作机会，全球性的工作危机将会迅速恶化。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农民工和国企工人凭借他们超强的忍受能力在全球的就业竞争中为自己赢得了饭碗。但这次，他们可能不会那么幸运了。在奥巴马新政府最新提交的庞大的经济刺激方案中，赫然写有：这些资金只能用于购买美国货。显然，这是要在危机中将最宝贵的工作机会留在国内。正如最近英国工人示威时的标语那样：把英国的工作留给英国人。在这个意义上，今年春运如过江之鲫的农民工们，大多数购买的却是一张单程车票。因为，中国的PARTY暂时结束了。在全球危机的背景之中，任何指责贸易保护主义的言论在政治上都将是苍白的。保护本国人民的工作职位可能是每一个政府赢得合法性的第一要务。这就是说，本次的失业群体将面临比上一次失业潮远为严酷的全球职业竞争环境。

　　迄今为止，恐怕只有某些患有乐观偏执症（这是中国某些经济学家独有的病症）的经济学家和官员，还对本次危机的时间和性质抱有幻想。在他们那里，危机将会像上几次一样很快烟消云散。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次危机并不寻常。它不仅是陌生的，很可能也是长期的。全球资本主义不会死亡，但肯定面临痛苦的转型。如此，如果不是有更好的运气的话，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失业危机可能就仅仅是它的一个微小部分。而它可能激起的社会危机也可能远远超过我们现在的想象。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最为悲观的预测是由清华大学提供的，这个预测认为：如果经济衰退继续，在2009年，将有多达5000万农民工失去在城市的工作。

　　在中国的社会管制体系中，财政供养群体是政府施政的唯一工具。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这群人很难为危机所波及。不过，如果经济持续下滑进而导致财政危机的话，所谓“万不得已”的时候也就临近了

　　从逻辑上说，本次失业浪潮的规模以及它可能引发的社会危机的性质取决于本次经济衰退持续的时间和深度。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有丝毫的乐观。值得提醒的是，大规模的失业可能与经济危机相互强化、相互激荡，从而将整个社会拖入一个不断下降的螺旋。其中道理非常简单：大规模的失业造成消费的萎缩，萎缩的消费和投资进一步削减工作岗位。

　　不过，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失业显然不止于农民工和失业大学生们，而它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也远远不止失业危机。在中国，经济危机激发社会危机的另外一些逻辑线索也应该引起充分的注意。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就是财政危机可能引发的问题。

　　从2008年9月起，中国近十年来一路以超高速增长的财政收入出现急速跌落态势。到12月，当月财政收入比上年同期仅增长3.3%（其中中央财政收入下降同比下降15.5%），而在另外一面，财政支出却猛增30.8%。显而易见，随着经济危机的日益加深，中国的财政困境将进一步恶化。

　　在中国，财政供养人口相当之大，他们涵盖医生、教师、新闻从业人员、公务员、军人等大部分中产阶级人口。在过往的几十年改革中，这些人口中的绝大部分是经济增长的受益者。也基于这个原因，在引起社会危机的因素中，人们很少将他们纳入视野。然而，如果财政状况持续恶化，由这些群体引发社会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小于农民工群体。而作为这个社会主要的话语权力的拥有者，他们的抗议不仅更加具有政治性，也更加具有威慑性。早在上个世纪的经济低迷时期，因为财政拮据导致拖欠基层教师甚至基层公务员工资的现象就已经屡见不鲜，而由此引发的各种抗议也堪称家常便饭。这种现象在后来的经济增长周期中似乎很快得到了缓和。不过，中国新兴中产阶级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培育起来的乐观情绪，可能马上就要受到严峻的考验。如果在财政危机中所受到的挫折太过沉重，那么积蓄多年的相对剥夺感，就可能演化为具有政治色彩的抗议活动。

　　事实上，最近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推进的一项所谓改革所激发的广泛愤怒，已经为这种危机做出了注脚。就在前不久，该部宣称：为了实现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之间制度能够衔接，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与企业基本一致。这意味着，事业单位的养老金将大幅降低。而其原因，则是财政已不堪负担。这个目前还停留在计划上的改革激起普遍不满并不出乎意料，出乎意料的是，这种不满的程度。一位一直勤勤恳恳的中学老教师质问：这些政府部门难道不是故意在制造动乱吗？熟悉中国话语的人都知道，这句话的潜台词相当具有对抗性。此项改革引发的后续反应，可作为观察中国财政供养人群在经济危机中如何发挥作用的一个窗口。

　　在财政收入下降时期，薪水的拖欠、工作待遇及环境的恶化是普遍发生的现象，这都会成为引发危机的导火索。而那些自以为是的草率改革，更可能引爆这个群体因为几十年来目睹腐败、不公而长期积蓄起来的变革要求。只要他们愿意或者觉得有必要，这个群体扩散社会危机的能力显然要远远超过其他群体，而一旦他们企图扩散影响，社会危机就开始上升为更加普遍性的体制危机和政治危机。

　　媒体高度发达的互联网时代，在危机扩散方面一个有趣现象值得提及，那就是社会事件的全球性感染。就目前所看到的情况，在今次全球危机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幸免。无论三大发达经济体，还是一直被寄予厚望的新兴市场国家，都已经遭到危机的沉重打击。这种情况不仅是冷战结束之后所仅见，也是二战以来所仅见。可以预计的是，社会危机并不是中国所独有，在某些国家，危机的程度甚至可能超过中国。不过，这并不值得庆幸，在一个新媒体时代，危机会以最快的速度相互传染。如今，在俄罗斯，在欧洲，在美国，社会危机所引起的抗议行动已然升温。如果危机持续，它就可能成为中国中产群体的榜样。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这种传染事实上得到过某种验证。

　　在中国的社会管制体系中，财政供养群体是政府施政的唯一工具。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这群人很难为危机所波及。不过，如果经济持续下滑进而导致财政危机的话，所谓“万不得已”的时候也就临近了。直至目前，中国的财政看上去还相当令人羡慕，发债空间仍相当充分。然而，正如去年开始的经济下滑超出所有人预料一样，财政的下滑也完全可能超出人们预料。在这方面，地方政府的财政情况特别值得观察。

　　在经济危机期间，要政府花钱的地方会越来越多，而收入来源则会迅速萎缩，这就是经济危机时期财政上的一个令人苦恼的悖论。在中国这样的全能国家中，情况可能尤其如此。在中国，由于政府在经济及社会中的绝对主导角色，政府对所有社会问题几乎担负无限责任，在这个意义上，政府财政就必须为全部的社会问题买单。换句话说，对所有社会问题，政府必须概括承受。如前所述，设若危机既深且长，社会问题频发，政府穷于应付，那么，滥发票子所引起的通胀形势必会与社会危机相互激荡，从而蹈入一种新的恶性循环。

　　社会危机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和什么样的规模出现，是我们无法预测的。一如我们无法预测金融危机一样。值得欣慰的是，中国政府在应对社会危机方面的态度最近似乎发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变化。在谈到今年可能增加的群体性事件时，中国一位重要的政府官员说：平时就要依照法律和政策处理好这些问题，避免这些矛盾的激化。他进而强调：除非发生打砸抢烧等情况，原则上不能动用警力，并要向责任部门追究责任，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答复。种种迹象表明：这已经成为处理社会危机事件的正式官方政策。这当然是一个值得大加赞许的发展。然而，更加进取的态度则应是：通过体制的改革尽量从根源上化解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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