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育民：一位经济史家的人生——悼郑友揆先生

　　这两天，身体很不舒服，不能正常工作。坐在电脑前面，看了一下学术批评网所揭露的抄袭、剽窃、告黑状和稀泥等烂事，想说些什么，可又觉得无话可说。这样吧，就谈谈一位经济史家的坎坷经历。这个故事，是陈争平先生在八年前在武汉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期间告诉我的。他以平静的语气叙述着，但听完之后，我一整夜没睡着。

　　他叫郑友揆。从维普资讯网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简单履历：郑友揆（1909-1999），浙江镇海人。早年就读于镇海县立高等小学、宁波四明中学。1930年上海沪江大学肄业。1932年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随即到北平社会调查所当研究生。1934年起在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40年在香港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国外贸易事务所秘书，1942年被委派到美国任秘书，同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进修研究生课程。1947年回国，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48年任中国驻美大使馆商务办事处副参事。1951年在美国任布鲁金斯研究所研究员。1957年任美国世界文献编译所编译。1959年回国，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究员。1980年到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对一个学者来说，这是一份十分荣耀的履历。谁也不会从这份履历的背后读出它的血和泪，读出在他身上所折射出的我们这个民族所经历的磨难，读出一个学者的坚忍不拔、为学术而献身的精神。

　　1932年，年方二三的郑友揆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到北平社会调查所当研究生。这是一个由美中教育文化基金资助的于1929年成立的研究机构，所长陶孟和。搜集整理、系统研究近20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是这个所的重要项目。早两年入所的汤象龙等年青人已经开始着手整理清朝军机处财政经济方面的档案，郑友揆担负的是整理海关史料。那时候的工作方式是，专家选材料，雇人抄录。1934年，社会调查所并入中央研究所社会研究所，郑友揆的工作依然在进行之中。到南京沦陷以前，五年之中已积累下六大箱资料。随着中央研究院的转移，郑友揆历经千辛万苦，躲过了日机的轰炸扫射，终于把这六大箱资料完整地押送到了后方。

　　由于敌伪对后方的经济封锁和中美经济关系在战时的特殊重要性，精通英文而熟悉外贸业务的郑友揆被国民政府先是调到香港，以后又调到美国，从事后方对外经济贸易方面的工作。抗战结束以后，他一度回国从事现实经济问题研究，但很快又被派往中国驻美大使馆工作。随着国民政府在大陆的垮台，他离开了大使馆，在布鲁金斯研究所从事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完成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这部著作。这部著作很快在美国出版，二十多年以后还再次重印。在中国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的研究而言，在当时可以说已是颠峰之作。但是，他魂牵梦绕的是那在青年时代辛苦搜集的那六大箱资料，只有充分利用这些资料基础上的研究成果，才能真正体现他所期望的学术学准，才能实现他的学术抱负。在中美关系非正常状态下，他仍然通过各种途径打听这批资料的下落。终于，他不知怎么打听到，这批材料保存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他兴奋了、激动了，放弃了美国优越的研究条件、安逸的生活，告别了妻儿，毅然回国。作为一个从美国回来的专家，他没有向政府提出更多的要求，唯一的要求就是：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

　　了解了这个背景，我们可以从他履历上“1959年回国，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究员”的字里行间，读到他当时的多少感慨、多少兴奋、多少憧憬。感慨的是他失去了充满温情的家庭生活，难以驱走的对妻儿的思念；
兴奋的是他可以继续年青时代的工作，重新打开他从战争劫火中保存下来而尘封已久的海关资料；
憧憬的是可以利用这批资料，发挥自己的才华，攀上新的学术高峰！

　　但这一切只有感慨是真的，兴奋、憧憬最终都成了他的奢望。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难以理解一个学者的抱负。这样一个曾经为蒋介石政府效过力、又为美帝国主义研究机构所重用的人，在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的敏感形势下，不带家眷孤身一人回国，究竟是为什么？这不是能用从事学术研究来解释的。1967年,他终于被怀疑为“美国特务”，打入牢狱。

　　1975年底,政府特赦国民党军政宪特,这个没有任何证据的“美国特务”也被特赦出狱了。经过九年牢狱之灾，郑友揆已年届六旬，但他没有提出去美国与妻儿团聚,安度晚年,还是想回到他年青时代背负过的那些箱子旁边。1979年,政府平反了他的冤案,他提出重新回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要求，但是，这个要求被所领导拒绝了。于是才有了简历上“1980年到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这段文字。

　　二十年人事沧桑，那六箱史料还在吗？他不断通过书信向友人打听，没有人知道这些资料现在在哪里。八十年代，新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陈争平先生到上海拜访郑先生，郑先生再三嘱托他寻找这批资料的下落。争平翻遍了所资料室的收藏，没有这六箱资料。十多年以后，有早已退体的资料室老人告诉他，在所搬迁之前，好象看到过这六个箱子，破破烂烂，谁也没太注意，后来怎么处理的，不知道了。争平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回到了老所址，询问了后来入驻的单位，他们的回答是：“谁还会保存你们所扔下不要的东西？”

　　1999年，争平来上海出差，探望已经病重住院的郑先生。老人眼睛盯着他，希望争平告诉他这六箱资料的下落。当他从争平那里得到最后的答案时，老人的眼角分明流下了两行泪水。那流去的不仅仅是悲伤的泪水，还是他青年时代的抱负、全部生命的寄托！为了这批资料，他可以放弃安逸的生活、抛下妻儿、蒙受牢狱之灾。现在，他所为之所付出的这一切都被作出垃圾处理了，我无法想像当时老人的悲痛之情，但是我知道，几天以后，老人永远地合上了他的双眼。

　　听完了这个故事以后，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思考一下，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学问人生。郑先生虽然已是国际知名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专家，但由于命运的捉弄，他最终没有能拿出他真正能够代表他学术水准的成果，但是，他的生命历程已经展现了一位学者崇高的学术追求和精神丰碑。在这块丰碑之下，我们对学术界的抄袭剽窃者还能说什么呢？

　　今年，是他诞生一百周年，忌辰十周年。学界不会忘记这位以学术为生命、在攀登学术颠峰的道路上矢志不渝、不屈不挠、不计名利的前辈。

　　2009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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