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奥运假唱，国家该不该赔偿

　　奥运假唱，终于成为铁案。这是一档面向全球的现场直播，却居然造假，而且偏偏是在《歌唱祖国》这样的曲目上；
更为荼毒的是，这造假还让一个十来岁的孩童参与完成。它的影响恶劣，无论怎样评估都不过分。别人不会想，在全世界面前，你连歌颂你的祖国，都要蒙混耳目，这样的国家还有什么可使人相信的呢。何况造假的还是孩子，把孩子作为造假的道具，这等于又把下一代熏陶成了造假者。

　　在近前两会新闻中心举行的专题采访会上，有香港记者提出假唱问题，并询问国家文化部是否会对造假的奥组委进行惩罚。因为按照国家文化部《营业性演出的管理条例》，政府部门对假唱，包括演员和演出单位处以5万到10万的罚款。但，文化部的官员回答很明确：国家大型活动的演出，不属于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的范围。

　　这样的回答是在回避问题。一个大型活动往往是复合形态的，奥运开幕式，的确是由国家出面组织的大型演出活动，但它同时也是一次大型商业演出活动，发售门票即已说明这一点。文化部完全有理由依法对奥组委罚款，但它却以国家为由遮蔽其商业演出这一面的性质，这是它不负责任或不敢负责任的表现。

　　我认为，如果奥运假唱是一桩事实，就必须对之罚款，而且要从上限去罚，甚至罚的就是国家（责任承担者当然是政府及其部门包括个人），不如此不足以形成久永之警示。现在各种演出的承办大体是一些演出公司，它们都是民间性质的机构，根据《营业性演出的管理条例》，违规必罚，文化部在这里扮演的是居中仲裁的角色，这没有问题。但问题是，如果国家出面承办演出，为什么就在该条例之外呢。该条例名称本身，强调的是演出性质而不是主体，只要演出具有商业性，无论是国家主办还是民间主办，都不能例外于该条例。如果以国家大型活动为由而免罚，那我就可以这样理解，该条例是针对民间的，不是针对政府的，换言之，它针对的是权利而非权力。果如此，以往“刑不上大夫”就变成了现在的“刑不上权力”。这不但是权力和权利之间，亦即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不公平；
而且从此可以看出，这个国家还不是一个法治国家。法治国家，法治同时约束权利和权力，但从这件事看来，权力却可以逍遥于法治之外。

　　对奥组委罚款，具有很正面的政治正确性。相反，因为造假的是奥组委，就可以豁免国家赔偿，则会产生很不好的政治影响。现在这位文化官员的回答，无疑可以给人造成这样的推理，民间不可以造假，但国家却可以；
商业不可以造假，政治却可以。这是把造假的特权留给了国家，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呢。社会受造假之害苦矣，这么多年来，各种各样的商业作假可谓甚嚣尘上，请问，这些造假又是跟谁学的呢。中国有句成语叫上行下效，用当年孔丘的话则“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长期以来，中国传统社会不但以下从上，而且上对下历来就有一种范导作用（所谓风向哪边吹，草向哪边倒）。如果明白这道理，当可窥知奥运假唱危害之大；
如果明知而又不按法执罚，这如同纵容造假，危害更大。这个体制经常从正面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反面的榜样力量同样也是无穷的。

　　不妨回到当时假唱本身，如果历年春晚的假唱都让国人指责不已，为什么面向全球的开幕式却依然有恃无恐。得到的解释当然是为了更好的艺术效果。但这样的解释潜伏着一种可怕的逻辑，为了一个它所认可的意图，便可以不择手段，包括欺骗及其他。这个逻辑便是“意图伦理”至上。至上的“意图伦理”排斥“责任伦理”，后者重在强调行为的手段、方式和后果。然而，“意图伦理”至上，不正义的手段不但可以获得解释；
甚至，因为意图的正义，同时也正义化了哪怕是恶劣的手段。20世纪以来，“意图伦理”的泛滥给我们酿就了无数悲剧。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全社会似乎依然未能充分认识只讲意图伦理不讲责任伦理的危害。就这两种伦理而言，“意图伦理”不得不顾及“责任伦理”，但责任伦理却可以不看其意图（因为看不见），只看其行为表现及后果。奥运开幕式，既然是国家大型活动，那么，无论出于什么目的，都不能有任何造假。在这里，“意图伦理”可以不论，但，“责任伦理”却无以回避。笔者开头对奥运假唱的批评，便是出于“责任伦理”的考量；
笔者所以赞成国家赔偿，也正是为了让主持政府的权力者或责任人，从中汲取违背“责任伦理”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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