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勇：误读的歧路——与蒋巍《论文学的与时俱进》商榷

　　雷达先生的长文《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发表后反响很大。与《症候分析》相对照，一些文章观点似是而非，蒋巍先生的《论文学的与时俱进》就是一例。

　　《症候分析》一开始就拿“与世界上许多公认的大作品相比，与庄严的文学目标相比”做基点切入的。雷达的几个观点其实是与21世纪世界文学的视野和精神结构相通的，如不能脱离时代空气，倡导生命写作灵魂写作孤独写作独创性写作，强化肯定和弘扬正面价值的能力，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和对时代生活的整体把握，提升原创能力等，由此得出当下中国文学“四个最缺少”是符合实际的。然而，蒋文不认为雷文是与时俱进的，或者说与时俱进不到位。蒋巍的滔滔宏文恰恰充斥缺乏常识的空洞和文学精神的贫乏。

　　这里，我仍把蒋文定位于对雷文的误读。蒋巍脱离了文学精神，以那种我们曾经熟悉的“严正”文风，为市场经济，为通俗文学大唱赞歌。他的许多观点似是而非，根本讲不上精神高度。

　　一、他把市场经济当作纯粹客观化(历史发展阶段论)的背景，而回避了当下中国市场经济产生的种种问题，如权钱同流合污、人文精神严重缺失，他把大行其道的一些戏说皇帝(仍是歌颂皇权)、古装戏看作是老百姓(人民、大众)喜欢的正常结果。这就无视或抽掉了现代文学赖以扎根的人文基础。其实，这些电视剧欠缺现代性的精神涵量，这类电视剧流行倒说明了雷达文章所指出的:“文学中正面精神价值的匮乏和缺乏说服力，正是社会、文化、哲学领域正面精神价值匮乏和缺乏说服力的反映。”文学与读者的关系，我同样赞同雷达的观点，是征服，是提高，而不是屈从读者。上世纪60年代我读高中时看不太懂《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现在的青年就能读懂了。社会开放(蒋巍说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因素，更重要的，是社会已具备了相应的心理基础和精神空气；
经过“拿来”，好的文学对读者的征服中，与读者一起形成了相应的精神氛围，人和社会便慢慢起变化。就说一些戏说、武打的影视，其实并不是老百姓选择的结果，但蒋巍看作是市场经济时代的和谐曲，这只能说明他回避现实。

　　二，即使是通俗小说，也有个现代精神问题，金庸的小说就有现代精神，这正是当代中国读者喜欢的内在因素。同样的道理，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雨果等都蕴含现代精神而被中国现当代读者所接受。现代读者也是多元的，但一个民族永远需要扎根本土又富有现代精神的文学，即有着精神标高的文学。这于中国作家责无旁贷。

　　三，蒋巍说西方市场经济时代产生了许多经典，所以文学应服膺具天然合理性的市场经济。这里他把两者视为直接的因果关系，这种逻辑也是混乱的。正是西方市场经济时代产生了民主、自由、个性、理性这个积极的精神质素，而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雨果等人类良心恰恰承担了这种人类精神的传扬，是批判性建设性的统一。事实倒是，生活于市场经济年代的优秀作家恰恰与市场经济保持了距离。而不是像蒋巍说的，好的文学产生于市场经济时代，于是市场经济就成了文学的皇帝，永远值得作家顶礼膜拜。照蒋巍的思路，作家要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鼓与呼，自然也要肯定产生《三国演义》《金瓶梅》的宋明市场经济年代了。他的政治性表态替代了中肯的文学分析。正确的做法是，从文学经典——作家入手，分析哪些是张扬了人类精神价值，哪些批判了所处时代的污浊的，中国作家该如何辨识与把握，做出深刻的艺术表达，而不是首先进行拥护市场经济的政治表态。

　　四，蒋巍说的传统精英意识，其内涵相当模糊。有建立在全世界普世价值上的精英意识，这个传统一直没有中断；
有中国古典精英意识，也没有中断，这里面有迂腐的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起的“中国自大”情结；
更有秉承世界文学精神传统的中国现代性的精英意识，这个新传统正在形成之中。在今年“上海书展”《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发布会上，周海婴做了《鲁迅究竟是谁》的讲演，他从“立人为本”、“独立思考”、“拿来主义”和“韧性的坚守”等四个方面还原鲁迅的真精神，“鲁迅讲的个人尊严，代表着现代人的价值观念，这种观念表明每个个体都有充分发展自我、享受幸福的权力，同时，他也完全拥有个人独立思考的权力……这是一种普世价值理念。”“拥有这种个体意识的人会自觉地要求自己活出一个样子出来，他会活得很有尊严，也很有魅力。”如此鲁迅不但活在20世纪，更活在21世纪，这就是“新传统”的见证，也呈现雷达提倡的“正面价值”的精神内涵。而蒋巍对中国市场经济时代所产生的民主、自由、个人化、现代理性(公民社会)语焉不详，缺乏感觉，却鼓噪媚俗，从众，还媚权，认为博得大众一笑的通俗文学是“向全面小康社会进军的和谐交响”，说什么“中国老百姓苦了难了熬了多少年啊，现在好不容易吃饱穿暖了，能舒心畅快地乐一下，我们有什么权力给以白眼！”真是肉麻，而且无知！他说的这种老百姓是有的，那是靠了地利，用不正当手段积累了“第一桶金”，生活优哉游哉，这些人何止乐一下？而千百万打工仔，千百万仍在贫困境地(包括精神贫困)中挣扎的乡民，他们最需要的是精神的觉醒和自立自强，活出一个样子来，而这正是严肃的文学的使命！近年粗鄙化、戏说化、庸俗化的影视，难道这就是老百姓所需要的精神食粮么？跟周海婴所提倡的相比，对精神现实的把握，精神气度的高下，不是一目了然么！

　　蒋巍的误读颇有代表性，它属于思想方法——思维惯性问题。其精神起点仍囿限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那个年头即使一些叫得响的文学创作，其内在思维还是“三突出”即两极化思维的继续，为迎合政治气候，所歌颂和批判的对象只是作了对调，换了一个脸孔。同样的思路和思维，在21世纪“与时俱进”成了口头禅的今天，蒋巍就作勇敢状地为市场意识形态振臂高呼了。他当然是说给中国作家听的。这种投机性思维跟真正的文学精神格格不入。中国当代作家数量庞大，创作也算繁荣，但有着中国血肉又富有现代精神的创作实在太少了，雷达先生的《症候分析》把准了这一脉象，应该在作家自身找原因。对《症候分析》的种种反应中，就暴露了不少作家与现代精神建构相悖的思维和思想，这种文学精神萎缩委顿的现象，值得认真反省。

　　2006年6月上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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