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魏柳南：30年外交缔造了怎样的中国形象

　　如果说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着发动机的角色，中国则应当主动成为世界的一只“锚”，在世界出现问题的时候，承担一个稳定局面的角色

　　外交学在人类的学问中被称为“生死之学”，纵横家苏秦就说过，“安民之本，在于择交”。一个国家的外交抉择常关乎国之兴衰乃至存亡。外交如果运用得当，则一个小国也可以“四两拨千斤”，合纵连横，在大国间获得生存之机，甚或游刃有余。而若一个大国强国不善于驾驭自己的力量，扩张无度，外交失当，也可能引致衰亡。

　　中国的外交，自改革开放以来，变化的轨迹清晰可见---由内向而外向，由被动应对到主动“出击”，渐渐展露出大国气象。而从根本上说，中国的外交服务于改革大局，为国内建设保驾护航是第一使命。

　　30年的积累，中国实力初成。如何合理适度地运用这一力量，是今后外交的重大课题。这也关乎进一步改革的大局。

　　由“造反派”到“建设者”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新著中说，我国外交30年变迁中的一个核心脉络是，中国由一个毛泽东时代的“造反派”转变成了国际社会的“建设者”，这种变化是怎样一步一步发生的？这当中有没有一些标志性事件？

　　王逸舟：30年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渐变过程。我比较看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在中国外交中的位置。在此之前，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曾经一度剑拔弩张，我们对国际事务的关注度和兴趣也不大。但是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对东南亚国家施以援手，这对我国形象在东南亚的转变帮助很大。可以说这是中国扮演“建设者”角色、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进程当中里程碑式的转折点，或曰分水岭。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变化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生了，背后的推力是什么？

　　王逸舟：我觉得一开始我们是出于一种直觉。泰铢严重贬值，泰国很多国民在国王的号召之下捐出自己的金银首饰；
韩国等国家的资产也在短期内蒸发。这些都是我们的邻国，所谓唇亡齿寒，为了防止这种寒风蔓延到中国，我们出手相助。可是没想到效果出人意料地好，中国威胁论，以前在东南亚叫得很凶，在那以后，这种声音明显减少。

　　于是这引起了我们更大的思考---原来邻国的安全也是我们自己的安全，中国应当更有意识地去做，去帮助邻国。

　　《瞭望东方周刊》：1997年以后呢，变化如何？

　　王逸舟：有一些外交人士说，2004年到2006年，也是一个转折点。这个时候，中国经济实力全面增强，在外交上，我们从过去国际援助的接受者，转变为一个更有力的捐助者、输出国，并且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球性的治理当中，如非洲问题、难民问题等。

　　上世纪80年代，我们的基本哲学是追求温饱，无暇他顾。90年代前期，世界意识仍然不是很强，只是刚萌芽。9 0年代中期后，温饱解决了，中国也从埋头苦干到抬起头来，视野更开阔，开始注意自身的形象。到了新世纪，这种变化更加明显，从不自觉到自觉，从周边到全球，我们开始思考自己能做点什么。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十七大报告讲得非常有意思，“实现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这表明，今天世界发展到了这个程度，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和平稳定是息息相关的。这就有了捆绑或融入的意识。这是一个建设者的话语。比照90年代前期，那时候我们还经常说“一枝独秀”。

　　魏柳南：我可以谈点直观的印象。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的外交官给人的印象是有一点“怕”，不大出大使馆，比如在欧洲跟我们的交往很少。现在这方面已经改变很多，比较开放。这也从侧面体现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确更加紧密了。

　　增加国际公共品提供

　　《瞭望东方周刊》：但是现在看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建设者身份仍然将信将疑。

　　王逸舟：的确，世界上还流行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这里边需要区分对待。针对中国的“军事威胁论”，只要我们不采取军事行动、不打仗，在台湾问题上释放出善意，我想是能够慢慢化解的。

　　但针对中国的“经济威胁论”就很复杂。中国经济越发展，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越高，外部担忧越是上升。道理很简单，因为你占据世界能源、资源的比例就越大。这和“军事威胁论”不同，前一个是做一些事情就可以改善，这个方面可能做得越多，外部担忧越大。

　　中国现在是“树未大，先招风”。如果我们是1.3亿人或者1300万人，可能西方看我们反而是欣赏的眼光。但因为我们人口基数太大，加上独特的文化，不一样的文明和政治体制，就让西方抱着很大的猜忌来看我们。

　　《瞭望东方周刊》：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什么办法使我们的建设者身份更加具有可信度？

　　王逸舟：第一是要向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这是有战略意义的。北欧有的国家已经把GDP的千分之七八用于国际援助。

　　《瞭望东方周刊》：近几年我们提供的国际援助，比如对于非洲的债务减免等已经做了很多。你认为还不够？

　　王逸舟：对国际援助要做具体区分。我们目前提供的国家援助更多的是战略性的输出，也就是与我国的利益是有关联的。前几天，在一个论坛上，一位外国人跟我说：“你们现在的外援是在增长，但钱都扔到哪里去啦？非洲、中东地区，那些资源最丰富的地方。”当然，经济利益是必须要的，中国人不能不现实。但是我的意思是在不影响国内建设的同时，尽可能拿出一部分钱，用于比较纯粹的与本国利益非直接相关的国际公共利益。当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份额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中国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充满慈善目光和全球责任感的风范大国。而这从长远来说也是有利于国家利益的。

　　中国应学会与国际NGO打交道

　　《瞭望东方周刊》：除了公共产品，你还有什么建议？

　　王逸舟：我想说的第二点是，在这个重要的新时期，中国外交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需要提升自己的水平---学会面对NGO等国际上不同的社会组织。

　　我认为，世界实际上是由三界构成的，三足鼎立。第一界是经济界---跨国公司、各国经贸部门等。中国是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一个弄潮儿，技艺娴熟。第二界是政治界---安全、战争、政府交往等等，这方面中国人也正在逐步适应，中国日益成为政治界中的一个重要角色，甚至在往中心靠拢。

　　第三界是社会界---国际社会的不同团体。这个界别五花八门，有专门保护濒临物种的，有同性恋团体，还有令我也感到十分新鲜的比如专门反对建大坝的团体等等。

　　他们发出的声音中，有些可能让我们不快。但是我们习惯于统统将他们归入反对中国政府之列，从政治角度做出判断，认为是给中国设套，让中国人蒙羞，阻碍中国发展。事实上，国际社会在不断分层化，但是我们的外交官却无法和他们对话。可以说在第三界中，中国还是个新人，还要花很多时间去适应。要实现和谐世界，我们不光要在政府中、在商人中交朋友，也需要第三界的朋友。

　　魏柳南：中国政府在对外沟通的方式上的确需要更讲究技巧。这里边有些是文化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比如现在中国政府把一些概念直接翻成外文，如“小康社会”，对中国人来讲很明确，但是直接翻译成法文，法国人就觉得这是个很奇怪的词语。“和平崛起”也是如此，没有文化、历史的背景，无法了解。

　　另一方面，沟通方式不能过于简单。总的来说，我认为到现在为止中国对西方还没找到很好的沟通的方法。

　　我对非洲比较了解。我看到，在处理与非洲的关系中，中国外交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中国人虽然在非洲投入很多，但是可能并没有真正了解非洲的文化和历史，所以也没有形成非常有效的沟通。而非洲国家以前是西方的殖民地，不少领导人都曾在西方留学，他们跟西方沟通非常习惯。曾有非洲人士告诉我，10年前中国的东西非常便宜，但现在价钱越来越高，如果中国与欧洲国家的价钱只差20%的话，他还是更愿意与欧洲合作。

　　但现在中国的企业不了解这一点，以为只要有钱，投资就可以了。中国应该寻求一种新的沟通的战略，真正去了解非洲。

　　姚明是中国外交的榜样

　　《瞭望东方周刊》：具体如何操作，有没有一些做得很好的例子？

　　王逸舟：我觉得有两个人做得非常好。一个是姚明。姚明在我心目中是一个真正的风范大国民。首先，他强大，不受威胁。他很自信，但不是那种井底之蛙无知的张狂，他的自信建立在出色的球技和对世界篮坛技术、趋势的熟练掌握上。

　　姚明还富有同情心，同情弱者。比如汶川地震后他在NBA发起募捐。他甚至反对吃鱼翅，反对对濒临物种的屠杀。同时他善于亲近他人，很会微笑，很礼貌，善于去沟通。不像有些NBA球星，强大但是对别人不屑一顾。

　　中国外交需要姚明这种自信，不被外界牵着走，但又非常了解世界，并善于与世界沟通。

　　另外一个榜样是驻英大使傅莹女士。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奥运火炬传递风波之后，她与西方公众、媒体的沟通，用一种非常坦诚的方式，用一种娓娓道来的语言，而不是说教，非常亲切，但又一点都没有丧失尊严。

　　她重视大人物，也关注小人物；
知道外交辞令，也知道普通人熟悉的说法，比方说善于讲故事等等。而且她很有书卷气。中国人应当发挥东方文化的魅力，需要在未来打造一个有长久历史和文化积淀的形象。

　　魏柳南：中国前驻法国大使吴建民在法国很有名气。他的特点是比较谦虚，但同时对法国文化非常了解，并善于沟通。因此，他也受到法国人欢迎。

　　“锚”的角色更适合中国

　　《瞭望东方周刊》：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尤其是此次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际，国内外都有一种声音，希望中国能够挑头，建立某些新秩序。未来我们如何定位自己在世界上的角色？

　　王逸舟：我的主张，如果说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着发动机的角色，中国则应当主动地去成为世界的一只“锚”，在世界出现问题的时候，成为一个稳定局面的角色。

　　就眼下的金融危机来说，的确考验中国的外交。有些国家说美元不管用了，要搞另外一个体系，我认为这是一定失败的。我们国内也有这样的情绪。中国千万不能干这种事，不能有极端的民族主义。而是应该采取国际协调路线，以做好自己的事情为前提，适当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努力。

　　在这方面，欧盟就值得我们学习。一方面他们批评，为什么华尔街造成了麻烦？到底哪里出了问题？谁让我的资产被侵蚀了？另一方面，他们并不落井下石。这种态度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不能要么默不作声、小心谨慎，要么就痛打落水狗。

　　以中国的实力，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还是要尽量努力避免把自己置于聚光灯下，先把自身的麻烦处理好，把国内议事日程上该解决的问题解决掉，在此基础上再谈稳健、有序的国际改造问题。邓小平在国际格局动荡时刻所说的“冷静观察、沉着应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格言依然有效。不要急着当头，一个稳固的“锚”的角色更适合中国。

　　但是，当好“锚”并不容易，它要求你自身非常坚固。这里边有一个潜台词，中国需要不断进行国内改革，包括政治改革，唯此才能在国际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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