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日云：中国人的态度是美国社会的一面镜子

　　美国大选中激烈争论的一些问题，涉及到对美国社会现状的基本估计，以及对美国社会走向的认识和期待。对这些，当然美国人最有发言权，我们只是看客。但看客应该有看客的眼光，而中国的媒体和许多评论者往往顺着美国人的思路、依美国的标准来认识和评论美国，将美国的判断当作自己的判断。

　　比如，美国人说，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了：天空污浊了、水变臭了、森林消失了、气候变坏了。我们也跟着喊：美国天空污浊了、水变臭了、森林消失了、气候变坏了。可是，几乎每个来到美国的中国人，都会为美国自然生态之好而惊讶不已。人们突然发现，原来，环境恶化主要是我们的问题，而不是美国的问题。

　　我至今忘不了，第一次来到美国时感受到的第一个震撼。当飞机飞临纽黑文上空时，我向下望去，竟然是一望无际的森林，城市基本被淹没在森林里，偶尔伸出几栋教堂的尖顶或大楼身躯，显示着自己的存在。这就是曾经的工业重镇纽黑文市吗？这就是经过工业化浪潮洗礼过的新英格兰吗？后来我有机会走遍了从东北角的缅因州到东南角的迈阿密和基韦斯特，发现整个美国东海岸，竟然是无边无际的森林的海洋。森林包围着城镇，城镇藏身于森林中。许多中国游客都提出一个困惑不解的问题：美国到处都是树，他们在哪种庄稼？

　　是中国的媒体欺骗了我们吗？不完全是，因为中国媒体虽然经常任意取舍和剪裁美国媒体内容，但毕竟其中大量材料也源于美国媒体。难道不是《寂静的春天》首先警醒人类开始关注生态问题吗？

　　问题在于，美国人比较敏锐地发现了问题，比较尖锐地提出了问题，并且按他们的习惯，比较夸张地描述了问题，但却比较少地讲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成绩。这样就给我们一种错觉，在我们的脑子里，问题的严重性留给我们深刻的印象，但不知道问题也已经得到很好的解决，或正在解决之中。

　　问题还在于，美国人用他们的标准来评判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如果用我们的标准，他们的一些问题可能根本不是问题，或者并不是严重的问题。如果中国的生态环境达到美国的标准，天空如此之蓝，水如此之清和如此之充沛，森林如此之广大，我们根本就不会对生态环境有太多的担忧。

　　同样道理，当美国人大声控诉，他们的社会贫富分化、性别歧视、种族不平等的时候，我们也跟着喊。这甚至成为我们掩盖自己问题的一个口实，与美国人吵架的有力根据。

　　其实，中国人如果能够独立出判断，对美国社会的许多问题的认识本来应该有完全不同的感受。美国社会的问题是美国的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
按美国标准它才是问题，按中国标准它不是问题，或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
中国人对美国社会问题的诊断与美国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应该有所不同。既然中国远没有达到美国的标准，有人甚至也不准备接受美国标准，那么，我们为何按美国标准来衡量美国呢？

　　其实，中国人对美国的态度应该是美国社会的一面镜子，美国人应该通过中国人对美国社会的感受和态度来反观自己，这应该是他们认识自己的一个角度。

　　可是，问题又来了，不同的中国人对美国社会的感受是不同的。

　　我在美国，与在美生活的华人有许多交往，也有过一些观察和交谈。我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的人中，什么人喜欢美国，什么人不喜欢美国。

　　我总结出这样简单的几条：

　　1、孩子们比成年人更喜欢美国。

　　中国父母将孩子带到美国，从幼儿园的娃娃到中学生，几乎都喜欢美国。

　　美国真正是孩子的天堂。社会对孩子的关爱体现在每个生活细节中。人们都知道，美国中小学生学习负担很轻，教育学家会从教育科学的角度论证这种教育的优点，但在我看来，他们这样做，不仅是出于素质教育的功利考虑，更是出于对孩子的疼爱，这种疼爱使他们无论如何不会忍心让孩子经受极端应试教育的摧残。

　　此次大选中，人们看到几位候选人对孩子的关爱。麦凯恩太太一次到印度旅行，便收养了一位孟加拉的女童。奥巴马两手牵着他的两个小公主的情景，令人感受到舐犊情深。佩林是五个孩子的母亲，尤其是她最小的女儿患有先天性疾病，她仍然生下她，并精心照顾她。在共和党代表大会上，曾出现过一个职业导演也无法编制出来的镜头：在佩林发表讲话时，他的另一个小女儿在一边抱着她的几个月的小妹妹。从镜头上，人们看到小姑娘精心呵护着小妹妹，一遍遍用手试图将她的头发抺平，后来，将手沾上唾沫为她抚平头发。那种相亲相爱的情景感动了无数人。

　　此次来美国，到耶鲁拜访了一个来美多年的老朋友夫妇。一个晚上的时间，他们几乎都在向我滔滔不绝地讲孩子在美国的生活和学习。印象中，他们用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happy”。他们不厌其烦地讲述，孩子如何非常“happy”，如何每天都很“happy”，孩子在美国读书最大的优点就是“happy”。的确，中国的孩子到美国，普遍的感觉是非常“happy”。因为孩子非常“happy”，所以不愿回国，并把一部分并不那么“happy”的父母拖在美国不归。

　　2、女性比男性更喜美国。

　　在大多数场合，女性对美国的评价高于男性，对美国社会的不满低于男性。我知道许多夫妇，因为男的要回国，女的不愿回国，因而发生很大的冲突。因此而分手的夫妇和情侣也是常见的。

　　女性为何比男性更喜欢美国？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考察和研究的问题。我的初步分析，美国社会的生活方式比较容易满足女性的理想，但却不容易满足男性的理想；
美国社会男女较为平等，对女性的尊重要超过中国；
美国社会没有中国社会那样对男性构成极大诱惑的花花世界，因而女性有更多的婚姻上的安全感。等等。

　　对妇女的歧视是人类社会一个历史阶段的现象，美国当然也不例外，但女性比男性喜欢美国，说明这里妇女的相对地位要高一些，受到的尊重更多些。

　　3、“劳动人民”比大款和权贵们更喜欢美国。

　　这里说的“劳动人民”是在中国正统意识形态意义上使用的，指的是那些文化教育水平较低的工人农民。在美国的语境下，就是蓝领阶层。

　　我曾经与一些“游过来”的人即偷渡来美国的人交谈，发现他们大多对美国的满意程度较高。

　　有一位天津人，他告诉我，当初他下了飞机第一件事是找工，找不到工，第一顿饭都没有着落。他在国内是个工人，来美前一句英文不会说。他现在开卡车为人送货，不认识货单上的文字，但好在美国社会比较诚信，他只是简单地从这边领了货单，到那头交上，就OK了。他对交通规则的掌握，都是通过被罚款而学会的。罚了一次款，记住一条交规。可见其谋生之艰辛。但他并不埋怨美国，而是对美国充满了感激。几年奋斗下来，如今，他有了自己的singlehouse（中国人叫别墅），有两辆车。他妻子在一个企业上班，其收入够家里日常开销，且给全家上了保险。他开车给人拉零活，挣的钱都能积攒下来。他的孩子上学不花钱，因为他是穷人。“即使将来上耶鲁也不用花钱，因为我是穷人。”他很得意地跟我说。

　　此次还有几天与一位福建偷渡客一路同行。这位偷渡客向我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那传奇而又令人心酸的偷渡经历。如何与蛇头联系，如何交押金和抵押，如何经东南亚到加勒比海，最后怎样抱着塑料袋子游上几百米，爬上美国海外属地波多黎各的海滩。一群湿淋淋的福建人在海边发抖时，如何被美国警察逮住，接着经事先联系的华人律师配合，编造在国内因计划生育受迫害的材料而获得避难，等等。

　　他在华人餐馆做厨师，每月收入1500美元左右，老板免费提供食宿。因为还年轻，比较贪玩，也因为寂寞，每年他都要外出旅游二到三次。此次是想去加拿大玩，但证件出了问题，所以转道缅因州看红叶。问他来这里感觉如何，后悔不后悔，他的回答是：“有什么后悔的啦，不是比国内强多啦。”

　　与这些“劳动人民”相反，据我观察，大多数大款和权贵们不喜欢美国，或至少不像劳动人民那样喜欢美国。这一点不需多说，中国如今是他们的盛世，是他们的天堂。他们之得意，他们之骄横拔扈，他们之受到八方呵护，他们之放肆无耻，真正是古今未见，中外仅有。来到美国，他们吃不好，喝不好，玩不好，没有一大群廉价而又无人权保护无人的基本尊严的“群众”供其驱使和供其施展淫威，没有了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感觉，更不可能享受那么多特权：驾着特权车横冲直撞，养一大群二奶，将所有规则和法律踩在脚下，对弱势者任意欺凌。所以，他们来美国，横挑鼻子竖挑眼，到处是毛病。在美国呆上一个月，简直度日如年。

　　4、知识分子对美国“三心二意”。

　　许多大款和权贵也是知识分子，但这里说的知识分子主要是从事文化教育科学研究等工作的人，是没有权贵身份的知识分子。他们对美国比较典型的态度大体上可以从积极的和消极的两方面来表述。积极的态度是，他们既承认美国的好处，也承认中国的好处；
有的对美国评价更好些，有的对中国评价更好些，但同时他们也承认另一方的好处。他们常常难以权衡哪个更好。消极的态度是，他们留在美国，想着在中国的好处；
回到中国，想着美国的好处。对两边都不完全满意。许多知识分子就在这种矛盾的态度中经受着煎熬。

　　我曾在耶鲁参加一个中国留学生组织的座谈，主题是：“留下，为什么？回去，为什么？”中国学生们坦诚交流回国的理由，留在美国的理由。大体上，回去，是因为国内发展机会多，有可能干出一番事业，有机会出人头地，实现自己的价值，可能得到较高的社会地位，得到较多的尊重等；
留下，是因为美国的自然环境好、法治社会下的自由、人事关系简单、生活安适、较少受烦恼事情的打扰等。

　　这只是我对美国社会表面的、有限的观察，不是科学的统计分析。但我相信，对一个社会的认识，对一个社会存在问题和发展走向的把握，不仅要靠科学的统计数据，还需要直观的认识和体验。

　　概而言之，中国的弱势群体比其他人更喜欢美国。了解到这一点，会使我们从新的角度认识美国人对所谓社会不公平的各种批评和控诉。美国的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的相对关系，其实并不像中国有那样大的差距、那样严重的对立。

　　中国人对美国社会的态度也是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在中国，弱势群体的状况远不如美国。不仅绝对状况，相对地位也是如此。中国较少出于身份（等级、性别、肤色等）的歧视，但更多出于实际状况（权力、财富、智力、外貌等）而产生的歧视。

　　有了这样一个观察角度，我们对美国大选中争论的社会问题会有不同的认识和判断。我们已经习惯于按中国的标准赞扬中国，按美国的标准批评美国。诚然，我们可以按美国人的标准来批评美国，但同时也应该记住，按美国标准这才是问题，按中国标准它可能不是问题，或不是很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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