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亚欧峰会检验中国领导能力

　　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亚欧峰会就要在中国举行。尽管中国仅仅是个主办国，但外界对这次峰会已经给与格外的注意和格外的期待。原因很简单，由美国开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正很快把中国推至世界舞台的中心。人们注意到，自从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会如何行动是西方各国必谈的话题，无形中外界对中国的期望也越来越高。解救全球金融危机也必然成为这次亚欧峰会的主要议程。无论对中国本身，对亚欧两大洲，还是对全球经济，这次亚欧会议要从多个层面和角度检验中国。

　　几乎所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统统卷入这次金融危机。尽管这些国家的领导层都在全力抢救各自的金融制度和他们所建立起来的全球金融体系，但似乎是力不从心。因此西方国家纷纷转向新新经济体，尤其是中国。他们以各种方式或促使或劝说或求情中国，希望中国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他们所想象和要求的作用。

　　中国内部也有一些力量自我膨胀起来，相信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让中国成为真正的大国，有人甚至喊出了“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的口号。一些人的确相信金融危机是美国霸权衰落的经济标志，中国必然取而代之。

　　为自身利益必须卷入世界事务

　　但无论是西方对中国的认知还是中国内部一些人对自己的认知都不切实际。国际社会谈论中国的崛起已经多年，中国经济也的确持续发展，在很多方面在快速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国家。但中国的领导层一直保持清醒的头脑。多年来，中国在国际社会，始终“韬光养晦”，保持低调。在很大程度上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美国一样，今天的中国是一个不愿意的大国(reluctant power)。就是说，尽管外界已经开始把中国视为一个大国，但中国还没有做好准备成为这样一个人们心目中的大国。

　　中国和美国不一样。一战之前，美国奉行的是孤立主义政策，从自己的利益着想，不想过多地卷入世界事务，更不想在世界事务上扮演领导角色。今天的中国则不同。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使得自己和世界经济体高度整合，世界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对中国产生莫大的影响。为了自己的利益，中国必须卷入世界事务。

　　中国的“不愿意”主要由中国的内外环境决定。从内部环境来说，中国没有足够的实际能力在全球扮演一个像当年美国那样的角色。尽管有高速经济发展，但国内问题严峻。中国这次还没有受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不是因为中国有比西方更好的监管机制，而是因为中国的金融资本还没有发达起来。实际上，从监管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对实体经济还是对金融经济，中国各方面的监管问题非常严重。甚至可以说，中国还没有一套成型的监管制度。没有一整套有效的监管机制，国内稳定的经济秩序就很难得到保障，更不用是扮演全球领导角色了。

　　更重要的是中国所面临的外在制约。中国即使有能力，但能力在西方的运用受方方面面的制约。西方对中国的态度非常矛盾。一方面，西方承认中国是利益相关者，一直要求中国负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但另一方面则时时刻刻提防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一直想着如何来制约中国。

　　这里面除了国家间竞争权力的一般因素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政治原因，那就是中国所具有的不同于任何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世界各列强当时能够接受美国的领导权和美国具有和他们同样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这一事实分不开。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使中国具有足够的物质能力来扮演世界领导角色，来自西方的阻力也是难以克服的。

　　西方的这种态度也表现在这次金融危机上。大家都希望中国作贡献，但他们看中的是中国人口袋里面的钱，要中国掏出钱来解救他们的危机。但如果中国人要用自己的钱来收购他们的企业或者银行，那是绝对不容许的。钱当然是没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但一旦当钱和中国人及其国家联系起来时，就具有了浓厚的意识形态味道。

　　中国不得不考虑政治因素

　　西方资本和政治对中国的这种态度应当引起中国的注意。中国如何面对金融危机不得不考虑政治因素。中国在目前的国际经济体系中能够扮演一个什么样的领导角色，就受制于西方的这种互相矛盾的中国观。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政府的“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的政策取向具有相当的理性。金融危机会对中国产生多大的影响？尽管中国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受到深刻的影响，但因为中国和世界经济体的互相依赖，中国不可能不受影响。中国应当对潜在的影响有足够的估计，也应当准备好应付潜在的危机的影响。

　　中国会如何应对这场危机的内部影响？这是对中国的一个考验，包括领导层的危机应对能力和国家的实际经济能力。

　　同时，中国避免不了、也不可避免和西方的合作。总理温家宝在美国访问时就已经表示要与国际社会合作来化解这场危机。中国如果过分自私，自己也会成为受害者。

　　中国关注自己的问题，把自己的事情解决好，这也是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因为一旦中国自己不稳定，就会对外在金融界发生很大的冲击。但在这个层面的合作似乎还不够。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并不是说中国可以关起门来，对西方各国的危机视而不见。因为和西方经济的互相依赖，中国和西方的合作有其客观的需要。

　　所以问题不是要不要合作，而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合作。中国应当拒绝的是要求中国光从钱包里掏钱的无理做法，而欢迎那些有助于在制度层面促进中国在国际社会扮演一个名副其实的角色的建议和措施。

　　同时，中国也必须考虑自己的区域关注重点。正如在战略领域，现在的经济世界也是多极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扮演全球经济领导角色。无论从哪个角色来看，中国都应当把重点放在亚洲。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合作度过了九七年的那次金融危机。如果中国和亚洲国家合作得好，也同样能够应付这场危机。这既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亚洲国家的利益。

　　从一个更高的层面说，中国如果要想扮演一个具有全球影响的领导角色，中国应当和国际社会就这次危机之后如何重建一个更有效的国际经济秩序展开理性的对话。中国也具备了相当的能力来支持这个新秩序的建设。金融危机发生以来，重建世界金融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如果中国再次被排除在经济秩序重建之外，未来的中国就要继续处于被领导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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