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北大教授——政学两界人和事

　　作为中国第一学府的北京大学，既是教育、科学、学术、文化等诸多领域的核心创造力的集散地，同时也是政学两界的必争之地。1918年1月，在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四大台柱的推动下，《新青年》杂志从4卷1号起“复活”为由六名北大教授轮流编辑的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同人刊物，从而全面启动了全国范围内的新文化运动，中国历史由此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折点。

　　这是一所大学、一份刊物和一个群体的历史，也是他们如何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历史。那些民国时期曾经游走于政学两界、沉浮于时代浪潮的北大教授，有着迥然歧异的路径选择和人生传奇。重新发现北大教授在政学两界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以及由此而来的路径选择和精神资源，对于建设以人为本、宽容和谐的现代化文明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北京大学贺卫方教授评论：“教授是大学校园的风景，是大学精神的载体。曾经的那个时代，北京大学风云际会，学人各具风采，一份杂志引领新潮，不仅影响了中国近代的思想与社会，而且流风余绪，至今仍萦绕于世人的心灵。耀杰的这部著作，深入而细致地再现了一所大学和一份刊物的历史，以及它们如何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历史。”

　　中央党校杜光教授评论：“张耀杰的书稿告诉我们，在《新青年》同人和北大教授里面，有英美派，也有法日派，它们之间存在着可以察觉的差异和矛盾。读罢这本书，一个主要的感受是：打消了对新文化运动的神秘感、神圣感，一股恬淡的、平实的历史感油然而生。”

　　厦门大学谢泳教授评论：“耀杰的学术研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的那种，他的所有研究工作都有更远大的理想追求在背后支撑，因为他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读他的这本书，时时会为他的人文关怀所感动，他能把一件为常人所忽视的历史事件清理的那样明晰，真让我佩服。”

　　《新闻记者》杂志主编吕怡然评论：书中记载了一群民国时期的名教授、名学者的轶事，不少是鲜为人知的故事。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没有对他们按过去一些刻板的模式作脸谱化、公式化的描述，刻意褒贬臧否，故意美化丑化，力求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作真实的还原、辩证的评价。

　　本书是张耀杰的第十一部著作，2008年8月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各大书店有售。征订和邮购电话：010—65513658，罗先生。

　　邵建序：北大教授的路径选择

　　就我本人而言，接触胡适很晚，在我读中学的1970年代，是没有胡适的书可读的，如果偶然碰上，那肯定是在批判的材料中。多年后，等到我自己开始通读胡适文集时，胡适在中国的命运已经走过一个大大的“之”字。放在今天，我以为胡适身上最突出的一点可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枢要，那就是“宽容”。

　　胡适在美国接受的是自由主义教育，自由主义和容忍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在一个不宽容和反宽容的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选择事实上是谈不上的。执于此，在新文化运动发端之初，年轻的胡适在推进它时始终能以宽容的态度面对文化论敌。长期以来，我们几乎是一面倒地歌颂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功绩，与此同时，我们可能忽略了它的一个致命的隐患：不宽容。这种不宽容体现在胡适的同道身上，有时候也会体现在被《新青年》同人所“悍化”的胡适身上。或者说，胡适的相对“宽容”和其他《新青年》同人的相对“不宽容”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内在裂痕，最终导致了北大教授及《新青年》团队的分裂。如果说这场运动已经形成20世纪中国社会的一种文化传统，那么，今天倒需要反问一下，这样的传统有没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

　　不妨以粗线条勾勒一下这个运动的轮廓。1917年1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陈独秀嫌改良不够，又做了一篇态度更激烈也更极端的《文学革命论》。人在纽约的胡适看了之后心中不安，便致信陈独秀：“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显然，胡适的态度是宽容的，也是恳切的。可是，陈独秀阅信后大不以为然，他给胡适回了封公开信，如同一份宣言书：“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
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陈、胡之间的一通书信，构成了北大教授及《新青年》同人中的一种文化对比和路径歧异。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当期，钱玄同在“通信”中写到：“顷见五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

　　紧接着，钱玄同接过陈独秀的“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话头表示说：“此等论调虽若过悍，然对于迂缪不化之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实不能不以如此严厉面目加之。”

　　以为自己“对”，就不容别人“反对”，甚至还骂人有理。我们今天回望“五四”，有些东西可以看得很清楚了。由《新青年》杂志开启的新文化运动，其实是《新青年》同人骂人在先、以骂人之声鸣锣开道的。面对读者对于《新青年》单方面骂人而不容许对方反驳的批评意见，胡适曾经表态说：“本报将来的政策，主张尽管趋于极端，议论定须平心静气。一切有理由的反对，本报一定欢迎，决不致‘不容人以讨论’。”

　　然而，胡适只能代表他个人，无以代表《新青年》团队。这样一个格局，表明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为主导，胡适注定要被边缘化。由《新青年》杂志开启的新文化运动由胡适而陈独秀而钱玄同、刘半农，主导新文化运动的这部分北大教授，所选择的是从“平等讨论”到“不容匡正”甚至于骂人有理的不宽容甚至反宽容的精神路径。

　　今天，宽容的求取，是为了社会共同体的和谐，而和谐本身又必然要求宽容。不止一次有人指出：和谐的“和”就是口中有粮，和谐的“谐”则是人人都能说话。在举国上下致力于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为“和谐”而努力，就是为“宽容”而努力。张耀杰这本书的现实意义，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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