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优生学的政治

　　纳粹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是传统反犹主义、现代种族思想与优生学的大杂烩。希特勒《我的奋斗》一再宣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人类文化、一切艺术、科学和技术的成果，几乎完全是雅利安人的创造性产物……只有雅利安人才是一切高级人类的创始者……他是人类的普罗米修斯，从他的光芒四射的额头，永远飞迸出神圣的天才的火星，永远燃点著知识的火焰，照亮了默默的神秘的黑夜，推动人类走上征服地球上其它生物的道路。”在这个法西斯魔王看来，日耳曼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而犹太人则是世界上最劣等的民族，应当在肉体和精神上加以消灭，其他的斯拉夫人，如捷克、波兰和俄罗斯人也只配为雅利安人伐木、提水、做苦役。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给犹太人起了若干个绰号：“恶魔的化身”、“雅利安血统的污染者”、“腐生菌的酵素”、“吸血鬼和吸血生物”、“娼妓和梅毒传播者”、“雅利安妇女的强奸者”、“有害真菌”、“蛆”、“投毒者”、“瘟疫”、“罗圈腿的私生子”、“发出恶臭的生物”、“寄生虫”、“真菌”、“证券交易的代理人”、“大谎言家”、“异族成员”、“操纵者”等等。纳粹的另一个领导人施特莱彻（Julius Streicher，1885—1946）警告德国人：犹太人既非人也非动物，他们是魔鬼创造出来的。一些纳粹领导人在保护动物方面细心周到，而在屠杀犹太人方面却豪不手软。

　　反犹太人主义不是纳粹的发明，但纳粹却借此为其种族灭绝的理由。为了保证种族血统的纯洁性，制定了彻底消灭犹太人的国家政策。1935年颁布的《纽伦堡法》（包括《德国公民权法》、《德意志血统和荣誉保护法》、《德国人民遗传健康保护法》）重新界定了公民权，禁止德国人与犹太人之间的通婚及性行为，禁止犹太人雇用45岁以下德国女性公民，取消了犹太人的公民权。此后，纳粹一方面实施“种族改良”计划，积极鼓励军人们与雅利安种女人生产优秀的下一代，同时采取“干草行动”，把成千上万被认为具有良好特征的波兰儿童掳到德国，下落不明。谁拒绝让自己的孩子德意志化，谁就要受到严厉惩罚。另一方面，对犹太人的政策由局部攻击发展到系统灭绝，从绝育法到安乐死，从东部占领区的枪杀到集中营的毒杀，无用的立即处死，身强力壮的做奴工，犹太人的一切都要为优秀人种服务：头发、金牙、鞋子，甚至所排出的粪便也可作燃料。犹太人之外，还有50 万吉卜赛人和10 万德国的智育低能者受害。

　　人种有差异，这是自然事实，但纳粹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却并无科学根据。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是，纳粹始终无法解决的问题是：谁是犹太人？怎样确定他/她是犹太人？实践证明，不但种族分类法和体形长相的标准极为模糊和不可靠，通过肢体语言和心理特征来鉴别犹太人的方法也毫无科学根据，而且从宗教信仰和文化仪式出发挖掘划分标准也很混乱，法学、生物学和医学界的许多专家都无法提供一个公认的标准。1935年的公民法将一个有三个犹太祖父母的人定义为“完全犹太人”，将那些含有微量犹太特性的人定为混血人种，这种生物学的缪见其实是种族优越性和种族污染的意识形态，是重新排列人类社会的迷信，属于希特勒所说的“生物政治学”或赫斯（Walter Rudolf Hess，1881-1973）所说“应用种族科学”。这既是传统反犹主义的恶性膨胀，也是夺权和掌权的现实需要，还是偏见和幻觉的投射。党卫队全国领袖、纳粹屠犹的最大刽子手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 1900—1945）明确指出：“如果攸关我们兴衰的这个在德国占主导地位的血统不能依靠这个优秀血统得以扩展，我们就统治不了地球。”[①]所有的极权主义都宣称为创造新的同质的人类，但纳粹意义上的新人类不是社会经济变革的产物，甚至也不是政治洗脑的产物，而是生物学方面的培育，是种族的标准化。

　　这些民族/种族幻想家本人就是纯粹的人种吗？纳粹德国的种族“理论”认为，凡是种族混合体均属劣等，德国的希望就在于避免出现这种混合体，并提高北欧日耳曼血统的纯洁性。然而，患有强烈“恐犹症”的希特勒就被怀疑有犹太血统，希姆莱在选拔党卫队规定：队员的身高要不低于5英尺8英寸，雅利血统至少要追溯到1800年，军官为1750年。然而，希姆莱本人就不具有雅利安健美修长的体形和外表，其体型如蒙古人一般，且缺乏肌肉力量。这使他长期感到焦虑和不安。[②]

　　细说起来，日耳曼人起源上就是杂种且与蒙古人相关。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优生学专家潘光旦先生（1899-1967）写了一册小书《日本德意志民族性之比较的研究》。不能说潘先生已预见到这两个民族会在几年后搅乱整个世界，但从其引言中转述罗素忠告日本人不要重蹈德国之覆辙来看，从其论证中尤重两民族性中之不和谐性来看，潘先生对它们确是深怀隐忧的。他从“服从心理”、“悲观哲学”和“自杀倾向”三方面排比大量资料论证日德两民族性之“相肖”。在“服从心理”方面，潘先生重在社会传统，即日德封建政治下人身依附式的等级制度，如日本国民的理想是以“自动的服从”为最大诫命的武士道精神，而德国则为欧洲封建制的创始者，亦为佃奴制（即农奴制）的长期保持者。在“悲观哲学”方面，潘先生重在精神现象。他追溯了德国从中古到瓦格纳的文艺传统中的悲观情调，以及具有系统悲观哲学的印度婆罗门教于18世纪末传入欧洲后，唯有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对之作了发挥和改造，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文化悲观主义。对日本，他注意到作为一种外来宗教的佛教之所以能在200年间遍及全国，是因为在日本民族性中轻生、出世、信任命运诸端与佛教教义原本相契；
在“自杀倾向”方面，潘先生重在统计资料，近百年来各国自杀之统计表明德日两族自杀率远远高于其他民族。“日耳曼诸邦自杀统计之早熟，岂即自杀倾向甚于他国之一种结果，一种表示乎？”[③]

　　潘先生的研究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的，他特意说明这三点既是个别的又共通的，日德两族分别与其他民族比，这三点是各自的个别性；
就这两个民族相比，这三点又是它们的共通性。潘先生不无得意地说“若是之比较，方盎然有意味”。这本小书读来也确实兴味盎然。物换星移，日德两民族的民族性在二战中有了淋漓尽致后残忍表演。有鉴于此，我想补充一点是日德两族第四共同点是“精神迷信”。德国哲人把精神浪漫化、本体化已举世皆知，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1865—1937）将军“总体战”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把精神当作战争资源和手段，他反复强调“精神力量在维护民族生存的斗争中是必不可少的”；
希特勒在这方面更是运用得登峰造极，《我的奋斗》中就断言：“普鲁士的经验极其鲜明地表明，只有靠思想力量，而不是靠物质因素，才有可能组成一个国家”。战争期间，他多次宣称：“如果在这一战斗的背后没有铁的意志，这场战争是不可能胜利的”。纳粹那套极富成效的宣传机器即为此而设。日本因为没有什么像样的文化杰作，所以不以精神名世，但实际上也很迷信精神之力。据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在《菊与剑》中介绍，战时日本的政治家和军人都强调：“这次战争并不是军备的较量，而是日本人信赖精神与美国人信赖物质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物质力量注定必将失败”，甚至提出了“身体越累，意志精神就越昂扬”、“死亡本身就精神上的胜利”之类中国读者也很熟悉的口号。这些当然不是徒作大言，日德自是强国，但在另一边，美国是世界首富，中国与苏联是世界大国，在物质资源、回旋余地、兵员数量上，日德均不可及，它们不但在道义上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实力上也是冒天下之大险，居然敢燃起狼烟，并得意于一时，以至于像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1880-1959）将军说的，在1942年夏，德日“眼看就要实现世界的统治了”，而“同盟国的生存又是怎样像一根拉长的悬丝呢。”[④]原因很多，精神能量的无限夸张和极度释放肯定是其中之一。

　　日德如此酷肖的原因何在？潘先生从人种学上推敲，原来它们都是杂种人。欧洲大陆原为诺迭克人之旧居，后来亚洲的阿尔卑人或蒙古利亚人侵入，结合而为今日尔曼人之祖先。而日本人既非纯种亦非土著，其远祖原是亚洲大陆经高丽移入的蒙古利亚人种，此前日本岛国全部为倭奴人，现代人类学家从体量学方面仔细研究，认为倭奴人与初期欧洲种族同出一源，一些学者径称之为原始诺迭克人。所以，日德民族性之相同的原因在于它们不但在血统上同为间种，且同为黄白二种之间种。在人类学材料外，潘先生还从日本人之掌纹、日耳曼人之复眼摺、中欧人口之圆颅化三方面坐实日本人与日尔曼人之杂种性。生物学认为物种组织上有“和谐”与“不和谐”之分，而生物遗传学则认为不和谐之原因在于血缘上不甚接近之物种交配。从而，同为诺克迭种与蒙古利亚种交配之结果的“德日二民族性之所以相肖，间接由于有史以前之种族交配，而直接由于交配后所发生之组织的不和谐性”。“内体不和谐而感觉生命之‘茫然不安’，于是轻者以得所维系为解决办法，重者借悲观哲学以自遣，最重者则于生命径作自动之放弃而无复丝毫留念；
不和谐之程度愈深，则其表现于行为者愈决绝，此自然之理也”──日德民族性的相同在于它们是相同的杂种。[⑤]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的观察。

　　遗传学是溯往，但人类在进化。不和谐性不会成为德日两民族永远摆不脱的特性。潘先生对两个民族的前途是乐观的：“德日二民族之不和谐性，前途必因天然淘汰而日归缩减；
自杀者愈多而愈早，即极端不和谐分子而日归缩减，亦即种族血统中不和谐之程度愈轻关于。”其实，不和谐性本身也不只是消极的、破坏性的：“远种交配之结果，一端固不免于不和谐之发生，然一族中之变异性亦因而受特殊之奖进，亦为不可掩之事实。……近代德日二民族文化之猛进，殆半为变异性之果实，又孰敢加以否认者？他日者，民族内部自为婚配既久，不和谐性既因天择而日益减少，变异性之优良者又因化择之力而日趋固定，永为种族遗传之一部分，则德日二国之发扬蹈厉，抑正未可限量也。”[⑥]德日两国确实是发扬蹈厉了，但带来的却是其他种族的灾难。

　　我不知道人类学的最新进展对此是否有修正，但潘先生的论述确实是有趣的。若干年后，日裔美籍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1955—）在研究信用与经济的关系时把德国与日本相提并论：“德国和日本文化究竟有多少相似之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许多相同点可以归结为：高度发达的集体团结意识；
两国均以有序和守纪律而闻名，反映在清洁的公共场所和整洁的家居上；
两个社会的成员都以守规则为乐，从而增强了他们自己属于同一个文化群体的意识；
两国人都有对待工作严肃认真的名声，缺乏轻松和幽默感。对秩序的着迷常常形成正反两种影响，好的方面是德国人和日本人长久以来的完美主义传统，两国当代经济的卓越表现在它们有精密制造的绝佳天赋。它们的机床和机械，尤其是汽车和光学仪器工业闻名世界。但是它们本民族内的集体团结性使它们对外国人都不甚友好，都因野蛮地对待它们统治的人们而臭名昭著。在过去，它们都在对秩序的狂热感情的驱动下走向独裁和不加思虑地服从权威。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注意不要过分强调德国和日本的共性，尤其是二战结束后，战后的德国发生了非常深刻的文化变革，从而比日本更趋开放和个人主义。”[⑦]

　　由此我还想到另一个问题，二战的主要参与国中，同处东方的日本与中国在文化传统上相通相近之处固多，就是德俄，它们在欧洲范围内也是比较接近的，都与以古罗马为源头的拉丁国家（德在中欧，俄在东欧，均以法意等国为“西方”）格格不入，成为德国典型代表的普鲁士，其东部在历史上几度属于俄国领土，国民的生活方式（游牧农耕）、宗教信仰（新教和正教）也大同小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东线战争的残酷性也远过于西线。军史专家李德·哈特（Basil H·Liddell Hart，1895—1970）就指出，在1943年后的反攻中，德国虽处守势却很顽强，而“假使不是苏联部队惯于刻苦耐劳，则问题也许就会严重，在远比任何西方陆军较低的补给水准上，他们还是照样能够生存和战斗。……在其他国家的军人可能要饿死的情况下，苏联军人却仍能继续生存。”[⑧]因为俄国人的顽强，所以德军多视东线为畏途，而视西线为休假。希特勒就常常把东线遍体麟伤的军队调到西线休整。更进一步看，俄日德在思想文化上可会通者正自不少，比如均拥有一套独特而深厚的文化传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都是在较晚阶段进入现代世界的（其中德国最早，但亦在英法等国之后），都想顽强地保持国粹特质，如俄国的斯拉夫主义和民粹主义、德国的浪漫主义和“普鲁士道路”，日本“来自上层的革命”和“大和魂”等等，都没有彻底的现代启蒙，没有形成民主政体及其所需要一个强大的社会中间阶层，都非常强调精神力量、总体至上而忽略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举一个小例子，像本尼迪克特说的，在西方国家的军队中，阵亡者如果达到全军兵力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时，该部队罕有不停止抵抗的，在战斗毫无希望时向敌军投降也仍然可以认为自己是光荣的军人等等，这在苏德日均是难以想象的事。血肉可挡钢铁，牺牲并不可怕，在二战中，玩火者日德丧失了几百万生命，而苏联正义之师甚至付出了几千万人的代价──这是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做不到的。马其诺防线一垮，法兰西举国投降，拿破仑的子孙们就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

　　这是否也有人类学上的根据？可惜潘光旦先生已无法再给我们一一缕述了。面对纳粹如此滔天的罪行，我们需要日益全面、不断细化的的认识和批判。人种学，当然也是一个方面。潘先生此论，似乎有一点以其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智慧。

　　潘先生是中国最有成绩的优生学家。先后出版过三辑“人文生物学论丛”：《优生概论》（1928）、《人文史观》（1937）、《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1937）以及《优生与抗战》（1944）、《优生原理》（1949）等理论性较强的书外，还有《明清两代嘉兴之望族》（1937）、《中国伶人之血缘研究》（1941）、《存人书屋历史人物世系表稿》有关中国经验的研究论著。在国家多难、民生多艰的社会环境中，他用生物学的眼光观察人类社会，试图找出一条国家强盛、民族复兴之道。不过，从人种学上解释民族特性是有限度的，过分夸大，可能陷入种族主义，即从生物学的角度相信内在的、遗传的特性可以决定人类的行为的。潘先生当然不是种族主义者。早在1925年，他就在《近代种族主义史略》中，检讨了“自种族殊能之事实，而成种族差等之主义，而成种族相排斥之武断论与行动”的种族主义，对于从高必奴（Joselh Arthur de Gobineau，1816—1882，通译戈比诺）到臧百令（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1855—1927，通译张伯伦）的雅利安主义、条顿主义，潘也指出其非科学性。如认为张伯伦的《19世纪的基础》“其议论之抹杀、附会、穿凿，实高出高氏之上，……臧氏知严格的人类学不足以赅括一切，乃别辟蹊径，巧立名目，以自圆其说。”对于这一派的观点，潘先生极为轻视：它“显然为种族主义武断论之荦荦大端；
我辈第识其大略可见，后不再及”。[⑨]在提倡优生学的同时，潘也注意与种族主义区分开来：“作者有鉴于西方民族卫生运动的覆辙，深怕有一知半解的好事者出来大敲大擂，不但不足以推进此种运动，反足以阻碍它的健全的发轫。”基于这一考虑，潘先生后来将“优生学”改称为“民族卫生”、“民族健康”，力图与任何意义上的种族主义划清界限。在他看来，“民族卫生或优生学的目的是极简单的，就是，要教民族中的优秀分子相对的加多，不优分子相对的减少。”[⑩]潘先生所提出的民族卫生或民族健康的方法不同于纳粹所采取的对所谓“劣质人口”进行绝育或灭绝的“优生学”措施，而是更多地类似那种“改良环境及教育之学”的“优境学”手段。这种手段并非是指望环境可以直接作用于人而使之体质及性格改变，而是通过改良自然与社会而形成一个良性的选择环境，在此环境中人类的优良品质不至于被摧残、被淘汰，恶劣的品性不至于被选择。略感遗憾的是，在潘先生的大量论著中，我们没有看到他对纳粹种族主义的直接评论。

　　但即使如此，“优生学”还是很难为中国人所接受。当时的孙本文在《文化与社会》一书就指出潘先生优生学的四个错误：误以人与动植物同等看待；
误以文化影响为生物特性；
误以智力测验为足以辨别先天优劣；
误以财富与势力为判断能力优劣的标准。潘当即著文反批评。但疑虑很难消除。比如潘先生讲中国人种的改良：“如何通过现存的种种文化势力，使中华民族中比较优秀的分子可以取得婚姻与生产的保障或两者的效率的提高。”[11]讲民族健康：“民族健康只有一条路，就是优生的路，用这样的方法提高遗传本质的一条路。民族中血系清白，身心健全的分子如果都能适时结婚，多负一些生育的责任，那就是正面的选择，结果民族的健康便会日进有功，否则便是反面的选择，结果民族的健康可以江河日下。”[12]正面讲，都没有错，问题在于：由谁、如何来区分优秀与不优秀分子？对于那样被认定为不优秀的分子，是不是应减少他们结婚的机会与生育的责任呢？潘先生所做的学术努力是巨大的，但呼应无人，这固然是科学幼稚的社会条件所致，同时是不是也与“优生学”的思路与现代公民自由、平等有不相容的地方呢？

　　一般意义上的“优生学”与纳粹优生学的区别在于：纳粹在优生学的基础上、或借优生学之名，以国家强权实施种族清洗。正如赫内（Heinz Höhne）所说：党卫队“这样陶醉于照搬达尔文所继承和发展的信念，即通过精选可以改进和提高一个民族的良种。党卫队种族神秘论者心目中的良种只有一种：北欧日耳曼人种。这种在政治上运用的生物学，给达尔文的生存竞争概念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对于这位英国人来说还只是自然界的东西，现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要用极权主义国家的强制手段把它人为地加以确定：较强大和较优秀的种族有权消灭弱小的种族。”[13]所以，纳粹的所作所为与其“杂种”起源没有太大关系，更多是一种基种族幻觉的、野蛮化的生存竞争。

　　比较而言，纳粹是政治优先，以政治需要利用优生学；
而潘先生的做法则是一种希望人种不断优化的科学研究。虽然以人种起源来解释纳粹暴行是不够的，但在纳粹的“政治生物学”早为文明人类否弃的今天，优生学仍然有提倡和研究的必要。

　　（1996年9月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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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引自海因茨·赫内：《党卫队——佩骷髅标志集团》，江南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第382页。

　　[②]参见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钱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60页。

　　[③]潘光旦：《日本德意志民族性之比较的研究》（上海：新月书店，1930），《潘光旦文集》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39页。

　　[④]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日本文化模式》，吕万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

　　[⑤] 潘光旦：《日本德意志民族性之比较的研究》，《潘沅旦文集》第1卷，第462页。

　　[⑥]潘光旦：《日本德意志民族性之比较的研究》，《潘光旦文集》第1卷，第463页。

　　[⑦]弗朗西斯·福山：《信任一一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彭志华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

　　[⑧]李德·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2卷，钮先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76页。

　　[⑨]潘光旦：《优生概论》，《潘光旦文集》第1卷，第367、375、376页。

　　[⑩]潘光旦：《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潘光旦文集》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04、205页。

　　[11]潘光旦：“人文史观”，《潘光旦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43页。

　　[12]潘光旦：“优生与抗战”，《潘光旦文集》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6页。

　　[13]海因茨·赫内：《党卫队——佩骷髅标志集团》，第381—3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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