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原正毅：《游牧世界》后记

　　有的时候，人能够在瞬间感受到历史的潮流。当我亲手触摸到鄂尔浑河谷突厥碑文之一的阙特勤碑的时候，逝去的历史仿佛像电流一般瞬间闪过了我的脑海。碑文里的一段记载，证实了尤尔克游牧民族的祖先，奥古斯族的存在。以粟特文字商业文体写成的突厥碑文、铭刻着曾与“苍色的突厥”几动干戈的奥古斯族的名称。

　　我第一次亲眼目睹阙特勤碑，是1982年7月1日的事情。碑是公元732年，较阙特勤大一岁的、其兄长毗伽可汗所树立的。历经千年风雪吹打，碑文依然刚劲有力。时值初夏的鄂尔浑河谷一片碧绿，草原上到处开满了鲜花。这里可以说是最富饶的游牧地区。

　　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突厥族才不得不离开蒙古高原的牧地呢？公元744年，突厥第二帝国为回鹘所灭，之后，进入9世纪的时候，回鹘又被同属突厥系统的游牧民族黠戛斯赶出了鄂尔浑谷地。那以后，黠戛斯也不得不将霸权转让给向西猛进的蒙古人。13世纪初，成吉思汗的三儿子、太宗窝阔台在鄂尔浑河谷地建立了蒙古帝国的首都和林。和林位于距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所在的和硕柴当南行约六十公里的地方。自那以后，突厥系统的民族再没有将蒙古高原纳入其统治之下。

　　简而言之，突厥是在武装斗争中失败以后离开蒙古高原的。但是，在这一现象的深处，似乎还隐藏着其他因素，那就是草原。草原之路是开放的。由蒙古高原西行，可以进入准格尔草原；
再往西，便是哈萨克草原。也就是说，一条带状的干燥性草原横贯欧亚大陆中部。而游牧民族的活动空间则正好是这一条带状的干燥草原。可以想象，西去的奥古斯族是悠然自在地融入了这一巨大的空间。

　　看过初夏之季的蒙古草原之后再回想安那托里亚的牧地时，会感觉到后者是多么狭窄。暂且不考虑冬季的条件，草原的环境是愈往西走愈差。想要在塔乌罗斯（托罗斯）山中寻找一望无际的、长得繁茂的草原是非常困难的。这种生态环境的不同，是否导致畜群管理技术上的差异呢？虽说基本技术上没有大的差异，但在细微的方面上还是存在着一些区别。这一点，有待于今后进行更深的研究。

　　1981年7月中旬，时隔一年之后，我又重新来到了阿那玛斯山中夏牧场上的穆斯塔法家。和1980年一样，穆斯塔法的查得尔依然搭在雅乌相鲁·丘库尔。乔希尔·尤尔克的家家户户也和以往一样地聚集在波道斯的夏牧场上。围绕着夏牧场，他们和贝尔村的矛盾又是狼烟再起，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一切都似乎没有好转的迹象。

　　穆斯塔法一家的家庭成员有了很大的变化。一年之间，减少了三个人。首先是穆斯塔法的老母亲，在离开冬牧场准备迁往夏牧场的前一天突然去世了，就埋葬在冬牧场上。其次，二女儿多尔森和三女儿杰娜特都与人私奔而离开了查得尔。多尔森是在1980年即将离开秋牧场的时候跑到了贝尔村里一个小伙子那里。杰娜特则是在冬牧场上停留期间，与乔希尔·尤尔克的青年私奔的。事到如今，只好由穆斯塔法和四女儿艾丽夫、大儿子阿里的媳妇三个人来轮流看管山羊群。在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还要维持以前那种规模的畜群，大概是困难的。但穆斯塔法却很乐观，他说，只要自己还有一口气就一定要坚持下去。

　　到穆斯塔法家后的第二天，下午三点的时候，天降大雨，下了一个小时左右。四点时分，洪流顺着卡尔·德里谷地直奔而来。大雨之中，人们急急忙忙地在查得尔四周挖出了排水沟，但一点也不起作用。水位越来越高了，大伙儿只好将毛毡和饮事用具等堆在大袋子上面，然后又匆匆忙忙地在帐篷内的地面上挖了一条东西向的排水沟。洪流带着小石子，冲刷着地面，固定帐篷的拉绳也被冲断了，查得尔开始倾斜起来了。

　　水流一直涨到了膝盖之上，人们分头用力支撑着查得尔。不久，雨势渐渐变小，洪流的速度也慢了下来。丘瓦尔（大袋子）全部浸了水，地面上留下了洪水带来的泥土。

　　穆斯塔法说，还从来没见过如此大的洪水袭击夏牧场。这一次，我在他的查得尔住了五天之后离开了夏牧场。那以后，再没有传来有关穆斯塔法的任何消息。

　　　　　　　　　　　　　　　　　　　　　1982年秋

　　本书脱稿后，有机会来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时间是1982年的12月中旬到月底的隆冬季节。期间，有幸访问了位于乌鲁木齐市南郊天山北麓的哈萨克族的冬牧场（克滋塔乌）。哈萨克族也是突厥系统的游牧民族。在短短的一天当中，我向哈萨克族领教了不少有关游牧技术方面的知识。

　　　　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新疆的哈萨克族与安那托里亚的乔希尔·尤尔克有完全相同的、对家畜的认识体系。比如说，哈萨克族将羊的耳朵形状分为三种。宽而下垂的耳朵叫“透克”，直挺挺地呈筒状的长耳朵叫“克固乌斯”，向两边突出的短耳朵叫“求纳克”。另外，除了上述三种形状之外，有的羊还长着向两边长长突出的，耳幅略宽的耳朵，这则叫“沙日班”。可以说，“沙日班”是“透克”和“求纳克”的中间形状。

　　虽说绵羊与山羊之间有些不同，但哈萨克族针对绵羊耳朵形状的分类，完全与乔希尔·尤尔克的分类法相对应。“透克”与“雅布尔”，“克固乌斯”与“都沃”，“求纳克”与“乔玛克”，“沙日班”与“卡尔班”各自相对。很明显，“求纳克”与“乔玛克”是出自于同一语根的词汇，意思也大致相同。至于“沙日班”与“卡尔班”，“透克”与“雅布尔”，“克固乌斯”与“都沃”，则通过分析突厥语系中各方言的形态，完全有可能探明其语根和变化过程。

　　哈萨克族有关耳形的名称，也是与羊的毛色联系起来使用的。也就是说，毛色名和耳形特征结合起来组成一个名称体系的特点也和乔希尔·尤尔克相同。哈萨克族认为羊的毛色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单色名称有阿克（白）、卡拉（黑）、克孜（赤）、沙日（黄）等。除此之外，还有以多色或者将身体的部分特点与耳形结合起来呼叫羊的个体的认识方法。也就是说，哈萨克族和乔希尔·尤尔克认识体系有着同样的结构。

　　正如在本书第三章第三节的结尾部分所写的那样，除了乔希尔·尤尔克之外，也同样存在着将毛色和身体特点与耳形相结合起来识别家畜的思维方法。我想，与此类同的事例今后将会增多。事例的累积，有助于从不同的角度解开分布在欧亚大陆间带状草原上的突厥系统游牧民族的历史。只有通过探索和分析他们的社会内部的知识体系，才有可能探明游牧民族所走过的历史行程。通过采访哈萨克族，我坚信，这是一条认识游牧民族的正确方法。

　　　　　　　　　　　　　　　　　　　1982年12月于乌鲁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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