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发云：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旅俄随想

　　友人邀约，同游俄罗斯。一行七人，最小的四十出头，最老的已是“80后”了。这样的一群，与俄苏就有了千丝万缕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联系。一个人名，一首歌曲，一段往事，一个场景……都会生出许多回忆或感慨来。俄罗斯是一个很自大的民族，不太用别国的语言文字，连飞机上一些人命关天的解说，也是俄语。这是很多人赴俄时最发怵的一件事。幸好此次有俄苏文学专家、翻译家蓝英年先生同行，于是便有了耳目和喉舌——第一次，这两个词儿变得如此准确和亲切。

　　行程中，蓝先生成了最抢手的人物。

　　1：从中苏友好宫到全俄展览中心

　　2007年8月15日，上午9时许从北京起飞，一路上逐日而行，抵达莫斯科，还是正午，烈日当空。

　　入住那座硕大无比客房三千的宇宙饭店。那是1980年为莫斯科奥运会而建的，苏法合资。据说法方要求在饭店广场上竖一尊戴高乐像，钱不钱的都好说。戴高乐果然就立在那儿了，二十多年来，戴着他那顶著名的高帽子，看脚下人来车往世事变迁。

　　从客房窗口望去，对面有一片典型的苏式建筑群。蓝先生告诉我们，那就是著名的苏联国民经济成就展览馆，没事儿的时候可以去转转。他还记得里面有十五个小金人，代表前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

　　于我来说，对苏联最早的印象，来自于一只精美的铁皮糖盒，里面的糖果，用那种透明的，我们当时称之为“玻璃糖纸”包裹。一个遥远又陌生的异国，就是以这样的五彩斑斓进入了我的童年记忆。在我们玩糖纸的孩子间，这样的一张“苏联玻璃糖纸”可以换数十张普通糖纸。父辈们在1949年以前当然是见过这一类糖纸的，但是他们不说，似乎这样的糖纸天生就只有苏联才有。就像报纸上苏联人打领带，神气又新异。父辈们也不说，他们数十年前就在脖子上挂过。直到文革来了，母亲翻箱倒柜寻找那些“四旧”之物，翻出一些打领带的照片，在厨房的水池里烧，又翻出一些领带来，一刀一刀剪断拆开摊平，让它们面目全非，我这才发现苏联人使用的这类家什，我们早就有。

　　五十年代，对于我们来说，中国以外的全部世界只有苏联。如果说还有一个的话，那就是墙头宣传画上，那些头戴钢盔，脚蹬皮靴，面目狰狞的美帝国主义。

　　1956年，继北京，上海，广州之后，武汉也建了一座“中苏友好宫”，紧接着，在那里举办了《苏联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那盒糖，就是我父母参观展览后从那儿买回来的。很快，我也见到了那座对于武汉来说无异于神话宫殿似的建筑。宽阔的广场，美丽的喷泉，庄严恢宏装饰繁复的建筑群，华丽的穹顶，光洁的地面，还有那些精致又气派的雕塑……那时候，武汉已经有了一批这样的苏式建筑，还有刚刚落成的万里长江第一桥。连同那些精美的糖纸，“苏联”就以这样直观的方式，植入一个孩子心中。

　　晚饭后，八点多钟，太阳还老高。我到那个展览馆去散步。从饭店过去，要穿过一条长长的地下通道。俄国人喜大，地下通道也是如此，搞市场经济了，两旁建起了一溜商铺，中间留下的走道依然宽敞。商铺门脸都不大，橱窗中摆满密密麻麻的各类商品，从烟酒服饰到手机相机，洋货国货都有。俄国人性傲，永远一副爱买不买自得其乐的样子，也不兴讨价还价。走出地下通道，一片热腾腾的市井烟火气扑面而来：一群年轻的街头歌手已经架设好一应家杂唱起歌来，不再是我们熟悉的俄苏歌曲，有看客应和着隆隆的节拍跳舞，也不是我们熟悉的苏联水兵舞或乌克兰民族舞，倒像美国的街舞。胖胖的大妈在买那种棕色的饮料格瓦斯，还有卖花的，卖头巾的，买玩具的，卖鲜果干果的……价格都不便宜，加之用卢布计算，数字是人民币的三倍，开始总不能接受。后来知道，俄罗斯近年的人均收入增长很快，每年都是两位数，今年的月均收入已达一万多卢布，也就是三千多人民币，莫斯科地区已达到两万。用世行报告中的话来说，是一种符合穷人利益的经济增长。加上他们的福利不错，那些对中国人来说要命的支出——上学就医交通能源水电通讯供暖，不是免费就是廉价，所以他们大多数还是敢花钱的。

　　进了展览馆大门，这才发现，当年父母给我买糖果的中苏友好宫，只是这个展览馆在中国的一个远房兄弟，身架，眉眼，神气，都像。只是武汉那个远房兄弟早已在十多年前一串爆破声中烟消云散了，连同数十年的风风雨雨——里面办过的各类展览，连缀起来，可以当一部武汉社会政治文化史来看——大跃进，刘连仁忘本回头，四清，学雷锋，文化大革命，收租院，一直到后来的各类商业展销会，给武汉市民留下了许多历史记忆。据说许多目睹炸馆场面的中老年人都哭了，许多人的第一个队日是在那儿过的。

　　如我们早已熟悉的国内同类场馆一样，这个当年苏联向全世界展示社会主义强大、先进与民族团结的教育基地，已经成为商业娱乐之海。歌厅，迪厅，游戏厅，水幕电影，射击场，还有全世界无处不在的中餐馆……布满这234公顷的每一个角落。突然就看见了那个极熟悉的雕塑，男的举一把铁锤，女的举一把镰刀，双双前倾，仰望天际，一副纯洁热情志向高远的模样——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厂徽！许许多多的苏联电影顿时涌上眼帘。孩提时代，坐在人头涌动的电影院里，布帘关闭，灯光渐暗，音乐声起，银幕上出现的第一个镜头就是它！然后，一个壮丽的或欢乐的，阴郁的或惊险的故事开始了……

　　展馆内大树参天，绿茵葱笼，情侣们搂着牵着，母亲推着婴儿车，男人们提一瓶啤酒扎堆聊天，姑娘们穿着简洁，三五成群或独自溜达。顺便说一句，当今的俄罗斯女性风行低腰裤，一些在中国女人看来极不适合的身材极不适合的年龄，也穿，有的低到不能再低的程度。据说那儿能够暴露身子的日子不多，所以在短短的夏季里，尽量让更大面积的皮肤见见天日，哪怕日头再猛，极少有女性打伞戴帽子。姑娘们拿一瓶啤酒或夹一支香烟，也是街头常景。我对她们照相，她们发现，一起转过身，举杯微笑。僻静处，遇到一个白衣白裙的漂亮姑娘，胳膊上挽一个小坤包，会走近你，朝你笑笑，眼神中有一种意味深长的东西。有知情人说，这是性工作者。还好，挺淑女，没有强人之难的举动，身后也没有黑衣打手一类人。

　　草地，树林和建筑间，有宽阔的行道和空地，于是，滑旱冰就成了这里一道独特的风景，渐渐降临的夜幕中，男女青年们或中年们，像黄昏的蝙蝠一样矫健又美丽地飞行，互相追逐，独自翱翔，或做一些类似于冰球的游戏，有的则自得其乐地在空地上摆放一溜障碍物，犹如高山滑雪那样在其间穿行，做出各种各样好看的动作来。

　　一顶帐篷，几把遮阳伞，还有那全世界都认识的花体英文字样——COCACOLA。一个有点苦，有点甜，还有点气体的黑乎乎的饮料，就这样不动声色又无处不在地渗透到世界上每一个有人群的地方。可口可乐摊点背后，是那座建于1964年、高107米的宇航纪念碑，一道巨大又强劲的弧线冲上天穹，弧线的顶端是那架把人类第一个宇航员加加林送上天的宇宙飞船，这个曾把美苏冷战推向外太空的标志物，多少有些落寞地镶嵌在晚霞中，宛如一道历史的轨迹。

　　主楼前，有座列宁铜像。后来在莫斯科，彼得堡的一些地方也能看到，有一处，列宁手里抓一顶帽子，平伸出去，当地人将它称作“列宁打的”。不过说实在的，我所见到的列宁雕像，大多准确生动，很有创意，也没有将他那个小小的个子夸张到什么程度做伟人状。

　　除了斯大林，俄国人几乎把一切前朝旧物都留着，地铁或前政府机构上的铁锤镰刀图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或红军战士的塑像，各个时期的政治文化名人故居墙上的铭牌，还有大大小小的墓园里，各色人物的墓碑……这些旧物似乎都是他们往昔岁月的一部分。俄罗斯的历史不算太长，从罗曼诺夫王朝算起，也就四百年。但是这四百年，几乎全都摆放在他们今天的土地上，随处可见——一座教堂，一幅油画，一条街道，一座雕像，一面墙壁或一块地砖……

　　一个身材健美衣着简练的女孩独自绕着列宁像滑行，做着许多花样滑冰的动作，我给她拍了一张照片，与身旁那个曾经改变了俄国也改变了世界的留着山羊胡须的小老头，构成了一副饶有意味的画面。

　　走出几里路了，果然就看到了那十五个小金人，在一座喷水池边站了一圈，每个都有两三米高，各自穿着自己本民族的服装，全是美丽的姑娘，半个世纪了，依然是金碧辉煌楚楚动人，闲说着一个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大联邦的往事。水池中间是一大捆极夸张的麦垛，让人想起了大跃进时候的宣传画。

　　2：1917——1967——2007

　　今年是“十月革命”90周年，从一踏上俄罗斯的土地，便想到这个曾经无比神圣的词儿。也想起了我的1967年。那是整个文革十年中最动荡最诡谲最具戏剧性的一年。几乎也是这样的季节，我和一位少年挚友，决定出版一本诗集，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那一年我18岁，他19岁。我们13、4岁便在一起读诗写诗了——在那阴暗又饥饿的年岁，两个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在节奏，韵律与文字美感中找到了一种快乐和惆怅。春花秋月，夏雨冬雪，星空晨曦，湖光山影，当然还有革命，理想，青春热情与梦幻，在一行行诗句中排遣了许多的苦闷和茫然。文革开始，由于我们各自的家庭背景，都被排除在时代大潮之外。到了1967年，突然得到了许多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自由。我们偶然间结识了一批黑帮作家作曲家，在他们最危险的时候，将他们中的几个人藏到一所学校的宿舍里，并且作为责编，为其中一位被打成反革命的右派军旅诗人出了一本诗集——也就是找一个群众组织，弄一些纸张，找一家印刷厂，排版校对印刷装订，就这么简单，连里面的插图，都是我们自己在废弃的旧铅版中找来的。大约当年遇罗克们印刷他们的《中学文革报》也就是这么干的。只是这样的“出版自由”很短命，不到一年就结束了。我们找到了“十月革命”这个主题，为什么这样？已经记不太清楚，是我们喜爱的那种语言情调，还是心里其实深藏着一种对苏联的情素，抑或是它有着“反修”的合法依据？两个多月后，十月革命50周年前夕，这本薄薄的，收录了24首诗作的集子面世，其中的作品，有我们自己的，也有我们约来的，各行各业都有，包括文革前已经成名的诗人。我们给它起的名字是《十月的烈火》。旅俄回来，我又翻出这一本诗集，套红的木刻封面，两组重叠的人物造型，一组是十月革命的工农兵，一组是中国文革的工农兵。里面的内容语词，今天读来神圣又荒谬，恍若天书。

　　从一盒糖果，一座建筑开始，苏联——这个巨大的审美化了的红色乌托邦，以它特有魅力，一种无比新奇的异质文化进入了我们这一代的生活。电影，报纸，歌舞，话剧，雕塑，绘画，小人书，小说，收音机里或哥哥姐姐们嘴里唱出的歌曲……十月革命，就在这样的熏染中成为我们的童话。这一切，都是以不可质疑的真理样式交给我们的，包括那些暴力，血腥与恐怖。许多人都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诵某些电影中的台词，模仿各种角色的语气和动作，陶醉于那种一瞬间改天换地的豪迈与潇洒，牺牲与壮美……

　　在那个与历史，与前辈，与整个世界都失去联系的岁月里，俄苏文化，成为我们贫瘠单薄的食谱中，色彩最丰富的那一部分。

　　俄苏文化于我们，像一次包办的婚姻，多年后，我们发现了那个男人的不堪背景和种种劣迹，看到媒婆当年撒下的无数谎言，但是曾经爱过，还有了孩子——那是一种植入生命的情感经历。这种怆然，伤感和难以言说的苦楚，让很多人不能释怀。

　　在大陆的一片粗鄙肃杀之中，俄苏文化也成为我们一个遥远又朦胧的梦中情人。六十年代初，我们隐隐知道中苏交恶了，内心竟有一种非常苦涩的情绪。那时候，我们是如何痴迷那些苏联电影——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阿·托尔斯泰的《两姊妹》，《阴暗的早晨》，屠格涅夫的《复活》，还有他们拍的《牛虻》，《王子复仇记》，《第十二夜》，还有《短剑》，《天职》一类的青少年影片……我们已经预感到，再也没有这一类电影看了。我记得，我们几个十多岁的孩子，常常私下隐秘地谈论这件事，宛如敏感的孩子谈论自己父母即将破裂的婚姻，内心充满紧张和不安。那时候，有些和苏联某一个男孩或女孩保持着通信的人，突然间再也接不到对方的邮件了。

　　到了文革，中苏早已是撕破脸皮彻底绝裂了。当年那一群尚还怀着童稚之心的孩子，已经在数年的教化中，在不绝于耳慷慨激昂的《九评》声中，渐渐培养出仇恨与坚硬。“苏修”，“赫秃子”，“新沙皇”，“社会帝国主义”已经是比美帝国主义更加恶毒的形象，也是文革中出现频率最多的贬词，连中国自己的坏人，也要冠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之恶名。“变修了！”这个短语，既可以断送一个高官的政治生命，也可以责骂一个孩子的挑嘴。中苏蜜月期间，谁要说苏联一个不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便会遭难，一转眼间，谁要说苏联一个好字，更是大祸临头。其实苏联还是那个苏联，中国也还是那个中国。只是这样的荒谬，谁也没有去想过。

　　一个我们从未真正了解过的北方邻邦，在一只大手的操纵下，像皮影戏一样，转过身来，已是一副妖魔鬼怪模样。这样的戏剧性变化，也让我们进入了戏剧性。重读当年那些诗作，可以读出一种自作多情的舞台感来。

　　这本诗集中，有我一首《老布尔什维克的心》，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五十年了，

　　克里姆林宫的红星亮了，又暗了。

　　它失去了耀眼的红光，

　　惨淡的余辉像纽约霓虹广告；

　　“半个世纪了，

　　伏尔加河的水涨了，又落了，

　　它像俄罗斯的眼泪默默地流淌，

　　再不像从前那样奔腾呼啸。

　　“蠹虫蛀空了钻天的白杨，

　　克里姆林宫在糖弹中倾倒！

　　政权，政权！

　　多少苏联人没有很好地想过，

　　胜利后，

　　它还会不会重新失掉……”

　　海风吹动着银丝般的白发，

　　阿芙乐尔水手立在涅瓦河滨，

　　他的心像河底的激流一样翻滚，

　　老布尔什维克怀念着列宁。

　　……

　　我知道，今天，当我满怀不安愧对少作的时候，依然有人心里保留着这样的情愫。但是俄罗斯人却早已理性地告别了从前。行程中，没有谁主动和我们说起他。

　　到莫斯科的第二天，我们刚走进红场，突然就看见了列宁，他闲散又谦和地坐在树阴下的一只小凳上，示好地望着过往的游人。他胸襟上缀着一个苏维埃代表胸徽，两腿间靠着一竿半人高的苏共党旗，紧挨他身边的，是当年他亲自下令毙掉的沙皇尼古拉二世。这是两个俄罗斯人装扮的，酷似，给游人照相用，每次收费十卢布。半生研究苏俄，多次来过俄国或前苏联的蓝先生，终于有机会和这两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一起合影，他一手搂着列宁，一手搂着沙皇。再往前走，这样的列宁和沙皇竟有好几对，他们互相聊着天，鸽子飞到他们的肩头，偶尔有人来合影，他们便很敬业地摆好姿势。

　　不远处，一条数百人的长队，耐心等待着去瞻仰列宁遗体，大陆人占了很大比例。

　　在俄罗斯期间，就我们目力所及，没有见到关于十月革命90周年的动静。几年前，俄罗斯当局已经将中小学课本中关于十月革命的提法改为“十月政变”。因为推翻沙皇，结束帝制，是在资产阶级的二月革命中就完成了。十月政变中被推翻的临时政府，倒是一个合法的政府。而我们糊里糊涂敬奉大半个世纪的苏维埃，并不是苏联的苏，而是1905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产生的一种组织形式。意为“代表会议”。布尔什维克夺权后沿用了这个组织形式。而苏联这个词儿，是1922年才出现的。

　　数日后，我们在涅瓦河上见到那个给中国送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阿芙乐尔号，这艘曾被我和无数人写入诗句的神话战舰，当时其实在彼得堡船厂大修，没有下水，也没有武器装备。布尔什维克涌向冬宫的时候，船上的一个机械师发出几枚空弹，冬宫的大门早已由里面的防卫长官亲自打开了。一次不流血的政变就这么轻易地成功了，近乎一场儿戏。连一直担心暴动过于轻率而持反对意见的卢那察尔斯基都大感意外，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事变竟轻易实现。”

　　3：又是8·19

　　在俄罗斯期间，适逢“8·19”十六周年。

　　1991年8月19日，苏联一批保守派政要突然发动政变，非法成立了“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由副总统亚纳耶夫代行总统职务，废黜了远在克里米亚休假的总统戈尔巴乔夫（与1964年赫鲁晓夫的故事如出一辙），要终结刚刚开始的艰难改革。在黑海之滨的别墅里，戈尔巴乔夫冷静又坚决地拒绝了来人对他的逼宫，在危急之中，表现了一位大政治家的尊严。与此同时，莫斯科俄罗斯议会大厦前，叶利钦跳上叛乱部队塔曼师110号坦克，呼吁莫斯科人和俄罗斯全体公民进行反击（奇怪的是，那些当兵的没有伤害他甚至没有阻止他）……俄罗斯人民，包括一千多万苏共党员，在这历史关头，冷静又坚决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那些被派来镇压或威慑的部队，也倒戈了。数日后，戈尔巴乔夫回到莫斯科，他以一种多少有些悲壮的凤凰涅槃的方式——辞去苏共总书记，解散苏共——简洁平和地完成了俄罗斯一次历史剧变。

　　想来也很巧，当时我正在俄罗斯远东的一个城市，对于莫斯科发生的那个事变。居民们保持了令人震惊的冷静。没有哄抢，没有骚乱，没有不同观点人群之间的冲突，只有报刊亭前买报的长队，透出他们内心的激越与动荡。市面上一切如常。连排队都是规规矩矩的，两个人之间，空出一个人的距离，没有加塞插队，许多人拿一份报纸或一本书，耐心地读，耐心地等。如果有一点小小的骚动，大多是我们的某些同胞不太守规则了。那正是苏联副食日用品供应紧张的岁月，货架上空空如也，让人想起了我们的三年饥荒。偶有一些黄瓜西红柿牛肉火腿肠摆放在里面，价格都极高。当时卢布贬值厉害，一元人民币可以换100卢布。揣上几千元人民币，便像八十年代初期那些港台阔佬来到大陆一样。只是他们的售货员并不见钱眼开，常常会优先照顾本地的顾客。在肉食极度匮乏的时候，满大街的鸽子却依然过着安详的日子，在草地上嬉戏，在人群中流连，没有谁将它们拧了脖子拿回去炖汤。我至今记得，一位卖爆玉米花的老太太，生意清淡，每每有鸽子飞来，她都会撒一把喂它们。还有满大街的狗，各色各样的狗，没人打了回去下火锅。

　　俄罗斯人是沉静的，隐忍的，其中有一种坚守与高贵。这或许和他们的宗教传统有关。74年的专制制度下，有过内战，有过镇压，有过特务恐怖，有过告密与叛卖，有过排山倒海般的外敌入侵，但是没有大规模的面对面撕破脸皮的群众运动和大规模的文化毁灭与打砸抢，没有那种全民的疯狂，嚣张、野蛮与粗鄙，也就是说终于没有毁掉他们人性中最后的一丝耻感和尊严。所以，对于那些干了恶事最终因绝望或羞辱而自杀的人物，我总会报以某种敬重。像著名作家法捷耶夫，像8·19政变策动者之一的前苏联内政部长普戈。

　　今年的8·19刚好是一个礼拜日。滴血大教堂人群熙攘，唱诗班和谐空灵的圣诗在教堂的穹顶下回荡，教堂外临时搭建的舞台上，孩子们纯净如天籁的合唱传布到很远。

　　戈尔巴乔夫实行《宗教自由法》十七年来，俄罗斯的东正教信众已达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多，还有百分之十几信奉其他教派。看着教堂内外那些平和虔诚的人们，年老的七八十岁，年轻的二十上下。为什么一个被禁绝74年的信仰，会如此蓬勃地在这片土地重新生长出来？这里面最年长的，当年也才是一个牙牙学语的孩子。这是一个传递之谜。

　　十二月党人广场上，一对新人正在举行婚礼。他们接受着一对宫廷装扮的男女的祝福。俄罗斯的青年男女喜爱在一些具有纪念意义的地方举行婚礼——教堂，公园，海滨，烈士墓，名人纪念碑，不像我们，总是在喧哗的酒筵上。

　　不远处，那个因普希金《青铜骑士》而闻名遐迩的彼得一世骑马雕像前，一个旧俄士兵装束的青年，也如雕像一样，持枪站在这位沙皇身边。对游客的拍照，如雕像一样不为所动。

　　蓝宝石一般的冬宫博物馆，用玻璃罩住的达·芬奇原作《丽塔的圣母像》前，静静的，围满观众。

　　进入冬宫的镂花铁门，踏上冬宫的宽阔楼梯，想起那部经典电影《列宁在十月》，那一场激烈的夜战——炮火，枪声，牺牲与占领，想起那个赤卫队长马特维耶夫喊着，别朝那些雕塑开枪，那是尼古拉留给我们无产阶级的礼物！然后他冲进会议室，一边用小梳子梳着头，一边笑对那些目瞪口呆的人们潇洒地说：“临时政府的先生们，你们的公事办完了，从现在、直到永远……”

　　后来知道，那一场攻打冬宫的激烈战斗场面，是二十年后的一次电影虚构，它真正的导演是斯大林。

　　但是，这些沙皇的礼物，确实被保存下来了。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今天它已经成为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四百多间展厅，三百多万展品，22公里长的展线……每天都有河水一般的人群从这里缓缓流过。

　　涅瓦大街游人如织。这依然是当年普希金的涅瓦大街，是安娜·卡列尼娜的涅瓦大街，也是列宁格勒保卫战中那个寒冷又饥饿的涅瓦大街——因为它的一切几乎都没有改变。你几乎可以碰到在这里散步的马雅可夫斯基和喝茶的阿赫玛托娃……看到一幢大楼有些怪异，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幢正在修缮的旧楼，里面几乎掏空，但是一幅巨大的画布蒙在工地的外面，画着这幢大楼的外墙，几乎可以乱真，大概是怕施工破坏了大街的美丽。

　　一只漂亮的黑白两色花猫，在人们来去匆匆的路边四肢伸展地呼呼大睡。我以为是一只死猫，蹲下一看，肚皮在微微起伏。它半张开眼，看了看我，又睡去。俄罗斯的大街小巷公园景点，常常有这样在大庭广众前酣然入睡的流浪猫狗。我常常为它们的这种安全感，这种对人类的信任而感动。还有在游人脚缝间觅食的鸽子。树林里有松鼠，河岸边有野鸭和海鸥。

　　所有的露天咖啡吧都坐满了人。一个女孩要了一杯啤酒，在夏日的阳光下读一本书。在公园，车站，河岸边，地铁上，常常看见这样的读书图。不是那种时尚画刊，也不是快餐口袋书，而是一本厚厚的，朴素的书。地铁列车上，我和蓝英年先生坐在一位年轻姑娘的身边。她心无旁骛读着一本书，一直没有抬头。我忍不住，让蓝先生问问她，读的什么。蓝先生不好意思打搅，但还是问了。姑娘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蓝先生想了解这个女孩子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理解多少，又提了几个问题。女孩子回答得很聪明：“您都知道，我就不回答了。”

　　入夜，一场《天鹅湖》在涅瓦河畔的一个古老的剧院静静地开始了。环形的楼座，精美的包厢，还有金丝绒的幕布，让你觉得这就是两百多年前的一次演出。观众大多是中老年人，穿着规正，举止儒雅。没有音响，音乐声起，每一句最细微的旋律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美丽的奥杰塔，英俊的王子，快乐的小天鹅还有那个恶魔，全身心地演绎着这个古老动人的故事。有两场戏之间，大约演员换装出了一点问题，大幕拉开，没人出来，乐队于是停下，全场一片静寂，静得像空无一人，一直到演员出场。

　　……

　　这就是彼得堡，16年之后的8·19。

　　短短十六年，俄罗斯人民的精神生活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告别了国家意识形态，向上，皈依宗教，向下，返回世俗。把政治交给政治家，把选票收回自己手中。

　　4：它有无数的田野和森林

　　还记得那首无比壮丽无比豪迈的歌：

　　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她有无数的田野和森林。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它的旋律是莫斯科广播电台对华广播的开始曲，当年在乡下偷听敌台，一听见那钟声，血液就要凝固。后来知道，后面两句是世界上最无耻的弥天大谎。但是，前两句是真的。

　　从北京起飞，一路山岭褐黄，一路烟尘迷蒙。当万米之下的大地突然变绿的时候，有人说，进入俄罗斯了。大半行程就在这样的绿茵之上飞行。快要降落的时候，看见那广袤的绿色是一望无边的参天大树，就像铺在大地上的厚厚的栽绒毛毯。

　　后来，走铁路，走公路，漫漫长途，直通天际，从车窗望出去，永远是田野田野田野。森林森林森林，不是种了庄稼的田野，是长满野草开满野花的田野，不是一溜夹道林或防风林，而是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

　　近年来，莫斯科房价飙升，据说已经是世界上房价最贵的城市，但是市区内依然是大片绿地和树林，街区间楼房间依然是大片空地，空旷得让人心疼。我对友人笑说，中国的房地产商见了要号啕大哭：“真是暴殄天物啊！”彼得堡房价也不低，但是一眼望去，依然是一片百年老房，三五层高，没见扒拉了盖高楼。城中林园和草地比莫斯科更多，还有那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河道，也没见填了修路建房。他们保留这些，并不是将它作为示人的城市景观，而是认为生活本来就该这样。俄罗斯人爱国，从一棵树木，一条河，一片草地，一幢房爱起，他们的自豪也来自于斯。他们说，我们的城市是建在森林中的，你们是在城里种树。

　　彼得堡由一百多座岛屿，六十多条河流和四百多座桥梁构成，对于一个人口五百多万的城市，交通可想而知。但是，从三百年前彼得大地建城之初，他们就立下了一个不变的宗旨：把水留下。他们不光没有填平那些涅瓦河的枝枝汊汊，还将它们扩宽，挖深，还新开了许多条人工运河，将散乱的水系连接成网。许多年前，我去绍兴，问起鲁迅先生笔下的小桥流水乌篷船。友人指着我脚下的马路说，这就是，填了。但是，彼得堡没有填，甚至一些偏荒的河沟都没有填。还有那些沙俄时期的花园古堡宫殿林苑，依然是两三百年前的模样。各种各样的云，洁白如棉絮的，灿烂如锦缎的，温暖如油画的，清淡如蝉翼的，便是乌云，也是那么洁净，层次丰富像一幅舞台布景。常常美得让人觉得不真实。都说在海外拍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怎么拍怎么好看，其实很简单，天好看。想起国内那些可怜的搞摄影的朋友，碰上一个能见度好的天气，立刻会互通声气，背上摄影包就往外面跑，似乎遇上千年流星雨一样。还有水，海水，河水，湖水，蓝色的，绿色的，灰色的，都是透明的清新的。闹市区的桥上岸边，常有人钓鱼或游泳。自来水可以直接喝。一个曾以重工业当家的国度，一个聚居着数百万上千万人口的古老城市，他们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呢？他们的垃圾呢废气呢？我想起我的家乡武汉，它和彼得堡十分相似，是在中国最大水系边的沼泽地上建起来的，应该说，地理环境武汉更优于彼得堡，两大河流都是淡水，气候更宜于万物生长，湖泊密布，河网纵横，城里还有许多山峦。很久以前，也像彼得堡一样，高地盖房住人，低地是湖泊河渠，如今，只留下许许多多天门墩，鄂城墩，六渡桥，云架桥，三角塘，四美塘，八卦井，九龙井，晒湖长湖歌笛湖一类的地名，让人依稀记起这里曾经是云蒸霞蔚的云梦泽。城里那些葱茏青山，炸毁了，削平了，被层层钢筋水泥包裹了。一些填湖而建的时尚小区，怀旧似的在楼房间挖几条小水沟，偶尔向里面灌几次散发着氯气的自来水。

　　5：墓地，你说吧！

　　俄罗斯的历史和文化，是用青铜和花岗岩记录的。是书写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公园广场教堂和墙壁上的。人们天天都和它们擦肩而过，成为他们生活的一个背景。一个建筑师，一个圣像画家，一个科学家或一个杂技小丑，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作家作曲家民族英雄无名战士各种各样的政治家和影响过这个国家造福过这个社会的人——从数百年前的彼得大帝、库图佐夫到刚刚去世的赖莎、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都以物化的方式被大地保存着。走在大街上，不经意间，就会看见墙上一块铭牌，记录着这幢房屋曾经生活过的某个人物，哪年哪月，他在这里干过什么写过什么。那些为保卫祖国献出了青春与生命的人，总会得到最高的尊敬——最高大的纪念碑和最宽阔的广场都属于他们。在偏远的公路上，也常常会看到一座小小的烈士墓或一处当年曾经阻击过德军的堡垒。它们时刻在向人们诉说着两个词儿：牺牲和崇高。

　　作为个体的生命，保存得最完全最丰富的，是墓地。所以，在俄罗斯期间，我们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墓地。

　　俄罗斯是一个如此尊重死亡的民族。看一看他们的墓地，你会相信我的话。他们把这个恐怖，压抑，悲惨，不祥的空间，装扮得如此庄重，宁静，丰富又美丽，充满了让人激动让人遐想的诗情。让许多活着的人都生出一份禁忌：我死去之后，灵魂还会接受审判或赞美。而不像有的人，那怕洪水滔天。

　　在同一座公墓里，会有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家日丹诺夫、也有非斯大林化的始作俑者赫鲁晓夫。有不堪丈夫凌辱而自杀的斯大林妻子阿里卢耶娃，也有《保尔·柯察金》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卓娅和舒拉这样的苏维埃英雄。有中国的流亡者王明和他的夫人孟庆树，也有曾经流亡西方的天才男低音歌唱家夏里亚宾——他将那首震撼人心的《伏尔加船夫曲》唱遍了全世界。有在《第七交响乐》中表达对极权主义恐惧与愤怒的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也有在斯大林时期一手遮天迫害过许多同仁的法捷耶夫。有那个跳上坦克振臂一呼结束了一个红色帝国的爱喝酒的叶利钦总统，而与他相邻的，是那个拉大提琴的罗斯特罗波维奇……有的墓地很冷清，只有茂密的绿草，有的常年摆放着花束。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身边起出并焚化后，埋在红场的外墙下，渐渐被人遗忘。他那刚烈的妻子总有许多人来看望她，不知为什么，人们总爱抚摸她忧郁的脸庞，墓园管理者只好将她的半身像用有机玻璃罩起来，但还是有人从缝隙中将花朵塞进去。蓝先生告诉我们，在一次有许多达官贵人参加的宴会上，斯大林将一颗烟头弹到她的脸上，语言粗俗地唤她喝酒。她愤然离席而去。第二天早上，她被佣人发现躺在血泊中。关于她的死，多年来也一直众说纷纭。

　　在沃尔科沃公墓，那位美丽的俄罗斯文史学者柳德米拉一路引领我们拜谒各种人物的陵墓。她突然探问我们：“这里还有一个，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兴趣看看？”我们问是谁，她说：“列宁的一家。”她说的是列宁的母亲和他的两个兄弟。列宁的母亲玛丽娅·布兰克被誉为俄罗斯最伟大的母亲，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是刺杀亚历山大三世的民意党烈士。

　　我们说当然要看看，那也是一段历史。

　　关于列宁的一家，是一个长长的话题，前苏联国家工会副主席拉里莎·瓦西里耶娃在前苏联档案解密之后，查阅了许多资料，包括列宁母亲和亚历山大三世的通信，写了一本书《克里姆林宫的儿女们》，其中说到那位伟大的母亲曾是亚历山大三世的情人，那位英勇的烈士，是亚历山大三世的儿子，他的名字都和那位沙皇有关。听起来几乎是一个俄苏版的《哈姆雷特》，只好存疑待查。

　　在彼得堡，涅瓦河畔，下榻莫斯科饭店，客房的窗口正对着涅夫斯基修道院。透过围墙的雕花栏杆，远远地可以看见里面树影中参差杂陈的墓碑。他们一点也不忌讳将一个埋死人的地方摆放在这样一个热闹区域。下楼，过街，5分钟就可以走进它。两三百年来，陆续进入的各类人物，密集或疏散地静卧于花草林荫之中，没有统一的排列，也没有特别的打理，宛如一个自然村落千姿百态。在一面矮墙下面见到了强力集团的5位重要成员。鲍罗丁，穆索尔斯基，里姆斯基-柯萨科夫，巴拉基列夫，居伊。他们似乎生前约好，死后依然相邻。

　　今天说来常常令人难以置信，对于上述几位，以及克拉姆斯科伊，列宾，苏里柯夫等巡回展览画派，以及列维坦等画家，还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柯等等俄罗斯表演艺术家，我们是在一个最荒谬的时期开始熟悉他们的——文革开始之后。文革之前，我们这一代人在一个严密的体系中生活，所有的资讯，几乎都是由学校和媒体灌输给我们。在停课后的校园，在失控后的社会，在父母自顾不暇的家庭，我们突然得到了一种难以想象的自由。许许多多“封资修”的东西大举侵入了我们的生活。

　　同行的几位师长非常惊异，在文化专制最为酷烈，他们那一代人动辄为此得咎罹难的岁月，恰恰是我们这一代走进异端文化的开始。文革从它一开始，反叛之火同时也燃着了。

　　不远处是柴可夫斯基。他身边有两位长着翅膀的美丽天使，他是强力集团哺育出来的俄罗斯天才。还有今天依然有人读着，惦记着的陀斯托耶夫斯基。一群上了年岁的男女正静静地看着陀氏，他有一双忧郁的眼睛。

　　许许多多在俄苏文学艺术史上留下了名字的人，散布在各种各样的墓园中。他们无语，但是不断地诉说着从前，诠释着从前，或颠覆着从前。世上没有盖棺论定。一些在苏联时期如日中天或权焰薰天的人，被揭示出残酷，卑琐，令人发指的一面，一些“苏维埃最恶毒的敌人”，日益显现出人性的光彩和不屈的意志，还有一些人，复杂得让人怅叹。那个有些怪异有些孩子气的杰出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消失在远离他家乡万里之外的远东，只知道他最后死在一个劳改犯的中转站。今天，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在说他，读他那些不朽的诗。那个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肖洛霍夫，也寂寞地躺在他的故乡。另一个诺奖的获得者索尔仁尼琴告诉全世界：他不相信一个出卖他人，支持当局政治迫害的人，能够写出《静静的顿河》。《青年近卫军》风靡了一代中国青年，它的作者法捷耶夫躺在莫斯科最显赫的新圣女公墓，书中的几个人物在墓碑上陪伴他。他们不知道，作家除了让他们英勇抗击德国法西斯之外，还签署过对本国作家的逮捕令。斯大林死后，他成了文学界的众矢之的，他惶然，苦闷，无度酗酒，后来自杀了。科切托夫，是一个比法捷耶夫影响更大读者更多的作家，他的《茹尔宾一家》，《叶尔绍夫兄弟》，《州委书记》和《你到底要什么》等八本长篇，从“必读经典”到“供批判用”，在中国大陆连续风行二十年。我至今记得，七十年代中期，偷偷读他的《你到底要什么》和《落角》感受到那种异端气息。后来才知道，科切托夫是一个顽固的斯大林分子，他的作品是对当时一些正直作家的反击，对一些人——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他竟通过小说中的人物，指名道姓地贬毁他们，只是当年，我们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名字，还以为是一些随意塑造的人物。柯切托夫在苏联作家协会书记的位置上，也做过许多整人的坏事。九十年代，我国又重新出版了柯氏当年的那些内部书籍，我曾以一种怀旧的温暖购买了它们。而在俄罗斯，或者更早一些的前苏联，柯氏已经失色，当年他抨击的那些人，从半个世纪浓重的阴霾中升起来，发出了他们的光彩。

　　事情就是如此吊诡，同一个人，同一部作品，在不同的语境中，竟会得出如此不同的结论。是我们当年比柯切托夫走得更远，还是今天的俄罗斯比我们又走得更远？这也是一个吊诡的问题。

　　这次游历中，我曾和同行的师长友人谈起一个近乎于无厘头的问题：如果没有无可选择的俄苏文化灌输，我们这几代人会如何？一是延续五四以来开放多元的文化传统，一是全面倒向欧美，一是全面封闭，如北韩那样（到了六十年代之后，实际已经是那样了。）在这几种可能性当中，俄苏文化的强力入侵，还不算是最坏的一种。起码它的意识形态文化没有我们曾经走得那么决绝，那么彻底，那么粗暴。它多少还残留着许多人性之美和艺术之美。它还以老大哥之威势裹挟了那些优秀的古典文化艺术进入到这一片荒漠的土地上来——普希金，柴可夫斯基，果戈里，列宾，列维坦，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可夫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便是最严酷的斯大林时期，有些东西也成为我们的一丝清新之风——《小路》，《灯光》，《喀秋莎》，让我们知道除了“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杀——嘿！”之外，还有这样的战争歌曲，还有爱，期待，与怅惘。文革前一年，我在那个前身叫做中苏友好剧院里，看过一个苏联歌舞团的演出，其中竟还有穿着白短裙的《天鹅湖》片段——那时候整个中国大陆都在学雷锋，许多家庭富裕的孩子，有意在自己好好的衣物上缀上补丁以示艰苦朴素。

　　6：那些说不尽的俄苏歌曲

　　去俄罗斯之前，心里便有一种隐隐的期冀，希望能听见那些我们熟悉的，感动过的歌曲，能够在这样的旋律中和他们有一种默契和沟通。我们语言不通，但是能够通过音乐互相抵达对方的心灵吗？他们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些歌曲曾经越过千里万里来到中国寂寞荒凉的土地上，抚慰过无数青年男女怅惘的心。“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往迷雾的远方”，“茫茫大草原，路途多遥远，有位马车夫，将死在草原”，“但愿从今后，你我永不忘，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冬天收割后的空旷田野上，在四处透风的水利工棚里，在夏夜禾场的清凉月光下，在夜雨淅沥的知青小屋中，是如何陪伴过我们苍白的青春岁月。还有红军歌舞团，红旗歌舞团那些浩瀚如大海，宽阔如长天的大合唱，曾经是如何地震动过我们。

　　在宾馆，在商店，在旅行车上，常常希望听见一段熟悉的旋律，就像旧地重游时，邂逅一个多年前的恋人。但是一直没有。有一次，我终于对那位开长途车的司机说，有古典音乐吗？有那些当年的俄苏歌曲吗？他说没有。也许对于他们，这些已经过去。他们已经有了他们今天的歌，今天的明星。但是我们却没有过去。我知道，一些眷恋俄苏歌曲的人，专门组团来到这里时，早已是物是人非，只留下满怀怅然。

　　那天在莫斯科阿尔巴特街——一条类似于王府井的商业步行街上，突然听见了《灯光》，虽然是俄语，但是立刻听出了它的歌词来：“有位年轻的姑娘，送战士去打仗。他们黑夜里告别，在那台阶旁……”匆匆走近一看，是姐弟仨的重唱，姐姐十一二岁，还拉着手风琴，非常地道，弟弟六七岁，竟唱二声部。有一种温暖涌上来，想和他们一起唱唱，想让他们知道，一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当年为这首歌感动过。在我们失去了所有关于爱的表达的时代，那句朦胧的歌词“透过淡淡的薄雾，战士看得见，在那姑娘的窗前，还闪亮着灯光。”是如何温暖过我们的心。

　　姐弟仨的面前，放着一只纸盒，里面已有了许多纸币硬币。

　　而后，普希金皇村，在彼得夏宫，我又听见过一些熟悉的旋律——《喀秋莎》，《山楂树》，甚至《义勇军进行曲》。长笛，手风琴或管乐小合奏。乐手们见到中国人过来，就会立即演奏起来，然后，有人向他们脚下的帽子里投下一些零钱。我知道，这只是专门为我们演奏的，和他们的心性无关。在音像店，找不到我们希望听到的那些歌曲和音乐。我此行得到的唯一一张碟，是一个教堂的门票中附送的，那是一盘圣诗合唱。

　　回国没几天，深圳一位友人来电话，说不久前刚看了“红旗歌舞团”的一场演出，那个陶醉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我知道了，俄苏歌曲在中国。

　　7：阿赫玛托娃和野狗俱乐部

　　阴暗，伤痛，屈辱和苦难，也被记录着。

　　阿赫玛托娃，对于今天中国的许多读者或爱诗的人，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是在她的祖国，几乎半个世纪岁月中，她被深深地遮蔽着。

　　一百年前世纪之交的那一段岁月，是俄罗斯文化艺术最活跃最具创造力的迷人时期，那是一个旧专制风雨飘摇，一个新专制尚未来临的一段时光，类似于我国的清末民初。这二三十年，被史家称之为“白银时代”，以与那之前的普希金，果戈里的“黄金时代”衔接并相映生辉。

　　如果说，普希金是黄金时代诗歌的太阳，阿赫玛托娃则是白银时代诗的月亮。她几乎从少女时期就开始了和众多才华横溢纵横捭阖的人们一起开始创造这个星光灿烂的时代了。那许多星辰的名字，直到今天依然闪烁着光辉。短短二三十年间，他们在哲学，文学，音乐，戏剧，绘画，批评等各个领域的创造性活动，让古老的俄罗斯几乎在一瞬间走入了世界现代文化的前列。这样一个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进程，在1917年冬天嘎然而止。一个突如其来的全新的社会横亘在他们面前。这一支风流倜傥自由无羁的队伍在社会大变故到来之后迸裂了，飞往各自的方向。有的高升，有的消失，有的逃离，有的坠落于深渊。阿赫玛托娃属于后者。她一些最亲近的，也是最有才华的人们纷纷罹难。很快她也落入同样境地，开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苦难的历程。

　　费了一番功夫，终于在喷泉河畔找到她的故居，一幢带花园的黄色楼房，现在是她的纪念馆。从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除了流放，疏散，她前前后后在这里生活了三十年。那是她人生中最阴暗的岁月。第二任丈夫普宁关进监狱并死去后，她孤独地在这里守望，她的儿子列夫也在监狱。

　　在最困窘的时候，她写道：“在未来的某一天，在这个国家，倘若要为我竖起一座纪念碑，我可以答应这样隆重的仪典，但必须恪守一个条件—— 不要建造在我出生的海滨，我和大海最后的纽带已经中断，也不要在皇家花园隐秘的树墩旁，那里绝望的影子正在寻找我，而要在这里，我站立过三百小时的地方，大门始终向我紧闭的地方。”像许多被禁绝的苏联作家一样，她一直在写作，用自己的心血和良知写作，所以，当那个时代过去之后。他们还留下了关于人和那个时代的些许记录，这一点和我们这里不一样。

　　她说的那个大门紧闭的地方，是监狱。她曾一次又一次地在在严寒中守候在那里，期望见到自己的亲人和友人。

　　一楼，进门是一个放映厅，循环放映着那些不堪回首的往昔岁月。楼上有七八间展厅，很朴素地放着她的诗稿，照片，衣物杂物，还有一张1921年的《真理报》，上面有一条消息：古米廖夫被判处死刑。那是她的第一任丈夫。

　　一面裸露的红砖墙上，贴着许多陈年黑白照片，大多是白银时代那些卓越的人们。他们有的是她的友人，恋人，同路人或天涯落难人。

　　在另一处与她相关的地方——“野狗俱乐部”，我又看到了这些照片。

　　那天从彼得堡国家艺术博物馆出来，在大街上漫步。蓝先生突然指着街对面喊起来：“野狗餐厅！”要不是蓝先生的这一嗓子，谁也不会注意这里还藏有一个世纪的遗迹——那是路边一条陡狭的石梯，通往一间阴暗逼窄的地下室。八九十年前，这里是俄罗斯文学艺术群英荟萃的地下宫殿，是一个引起过世界关注的艺术沙龙。这里留下了“白银时代”终结之前，俄罗斯缪斯最后的舞姿。

　　“野狗俱乐部”是一个文学艺术界的内部酒吧，开张于1911年的最后一天。它陈设简陋，最大的一个房间，也只能挤下五六十人。用它做一个契卡的刑讯室可能更合适——空间低矮，光线暗淡，大片裸露的红砖墙，粗糙的原木桌椅散乱地摆放着，顺墙是一溜长箱，可以放杂件，也可以坐，吧台有一些简单的酒水点心，自己去买，没人招待。在华屋遍地的彼得堡，你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取名为“野狗”的地方，会聚集那么多声震遐迩的人们：普宁，古米廖夫，勃洛克，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红极一时的旅居法国的“诗歌之王”巴尔蒙特，后来成为苏联红色诗圣的马雅科夫斯基，忧郁的诗歌王子叶赛宁，（这两位浪漫的，先后都拥抱了红色革命的天才诗人，也先后用自杀的方式远离了他们钟爱的俄罗斯。）他们在这里跳舞，歌唱，朗诵诗歌，演小戏剧，讨论关于文学艺术和几乎所有的问题。这里有的是热情，奔放，自由，创造，爱恋，嫉妒，痛苦，失落与疯狂……许多人的名作都在这里诞生。许多名媛贵妇，把来到这里，见到自己景仰的人当作一种至高的荣幸。阿赫玛托娃一直是这里的中心人物，她在这里朗诵过许多自己的诗。连高傲不羁的马雅科夫斯基也曾在她面前激动得失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野狗俱乐部是由沙俄警察查封的。对美与真理的追寻，哪一种专制制度都不喜欢。不过，沙俄警察只是查封而已。“野狗俱乐部”是什么时候恢复的，不得而知。按我们中国的思维路数，平反昭雪常常是改朝换代之后的一种举措。但是，我们得知，阿赫玛托娃的纪念馆，是在前苏联时期开办的。那黑白照片上的许多人，也是在前苏联时期被恢复了名誉。

　　一个国家的容忍与弹性，保障了它的变更与进步的安全。

　　1966年，我们这边一场红色狂飙拔地而起的时候，阿赫玛托娃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家疗养院悄然离世。许多人，包括一些年轻人，自发参加她的葬礼，批评家马科戈年科说：压迫她的人的名字早已被人们遗忘，而她将永远活着。

　　四十年过去了，时间证明这句话后半句是对的，但是那些压迫她的人，那些作恶的人，并没有被忘记。

　　在阿赫玛托娃故居，买了一张她的黑白照片，侧面照，冷冷的，沉静的，有些忧郁，有些苍白。想起她的一句诗：“白银的月亮凝立如诗，灿烂地照耀白银的时代。”

　　“野狗俱乐部”数年前恢复，重新开业，人们到这里喝酒，品茶，凭悼这个如彗星一样在俄罗斯夜空中一闪而过的辉煌景象。看着昏暗灯光中那一张张昔日的旧照，觉得这是一座让人心悸的地下陵寝。

　　阿赫玛托娃和“野狗”时代的那些人们，留下了一些东西，那就是坚韧，尊严和高贵。

　　8：永远的普希金

　　普希金是我走进世界文学殿堂时遇见的第一个人。

　　生活中常有一些偶然的人和事，连缀起来，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命运。少年时，喜欢音乐，因为韵律与节奏，又喜欢上了诗。一个比我大5岁的邻居，常和我一起写诗念诗，到上初中的时候，一只缎面日记本里已经记下了十多首。我发现，我经历的那么多极普通的事情进入诗里，竟是那样美丽动人。在小河边钓鱼，在凉床上看星星，和小伙伴一起玩游戏，做功课，还有知了的叫声和凉爽的风……我第一次体验到某种神秘的诗的情绪。

　　1962年．我上初中。语文老师一个刚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圆脸，羊角辫，布拉吉，爱笑，有时也爱哭，上学放学都和我们泡在一起，喜欢家访，星期天还带我们去公园划船，有时候把男朋友也捎上。一身的罗曼蒂克气息。她喜欢我的作文。我悄悄将那个日记本给她看。一天，她私下对我说，星期天到她家去一下。我去了，她很神秘又很庄重地给我一本书，并说，千万不要弄丢了，也不要告诉别人。看完要还。那本书已经很旧，暗绿色的硬皮封面上有一个卷头发，尖鼻子，长着半脸络腮胡须的人，书名是《普希金诗文选》。里面有《皇村回忆》，《致恰达耶夫》，《纪念碑》，《驿站长》，《黑桃皇后》，《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茨冈》，还有那首《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我第一次知道，文字还可以这样写的。

　　尽管那之前我的阅读量远远超过一般同龄人，但那些读物都是家长，老师，少先队图书角和新华书店提供的。我想，那时我已经读过数百本书了，童话，民间故事，大跃进民歌，新诗，各种少年和成人的小说……但是，普希金的这一本书，在我的阅读空间中，无异于一道眩目的电光，让我激动又紧张。从此，沿着普希金，我又找到了许多俄罗斯文学星空中让人迷恋的星座们。那些年中，我几乎是狂热地在我的读书伙伴中搜罗这些禁忌之书，在旧书店里一次次心怀侥幸地翻寻，并且不断地与一种犯罪感搏斗，同时又享受着一种犯罪的快感。在最惶惑的时候，普希金的诗句总能给我一些解脱和宽慰：

　　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

　　在人们走向那儿的路径上，青草不再生长，

　　它抬起那颗不肯屈服的头颅

　　高耸在亚历山大的纪念石柱之上。

　　……

　　我所以永远能为人民敬爱，

　　是因为我曾用诗歌，唤起人们善良的感情，

　　在这残酷的时代，我歌诵过自由，

　　并且还为那些倒下去了的人们，祈求过怜悯和同情。

　　……

　　一百七十年过去了，其间有多少不可一世的人，已经灰飞烟灭。一个只活了三十八岁，一生与诗文为伴，有些多情，有些怠堕，有些浪漫不羁，最终死于一次率性决斗的人，成为俄罗斯最令人爱戴的人。他的雕像遍布俄罗斯。在莫斯科和彼得堡最多，不经意间，就可以在街头或广场遇见他。新人在他身边举行婚礼，老人默默地坐在长椅上，久久凝望他。国内外的游客络绎不绝地来和他合影。

　　普希金被流放过，被贬谪过，也被宽赦安抚过，但他总还是幸运的，他没有被剥夺最后的尊严，没有因为失去最后果腹的食粮，御寒的衣物或被迫检讨唾面自干而斯文扫地，便是在流放时期，他还神气活现的与一位高官共去高加索旅行。他最后穷愁潦倒的时刻，家里还有七八个马夫和佣人，还有一幢属于他的楼房……而他的那些后世同仁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在劳改营中，穿死人身上扒下的衣物，吃垃圾堆里捡来的食物，不断地痛骂自己揭发他人，最后依然劳苦冻饿而死，死无葬身之地。高贵不羁的阿赫玛托娃，被那位日丹诺夫骂作“半是修女半是荡妇”，开出作协，连粮本都没收了。她在诗句中写道：“丈夫在坟里，儿子在牢里……”

　　一个世纪的历史，被无数的谎言，虚饰，涂抹，生造塞满，有许多进入我们的血肉，欲祛除而不能。只能寄希望于时间。

　　一直记得普希金那首诗，它曾抚慰过许多人：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

　　不顺心时暂且克制自己，

　　相信吧！快乐之日就会到来……

　　俄罗斯依然有着它许许多多的问题，腐败渎职，效率低下，贫富悬殊，管理混乱，道德滑坡，在整个世界格局中的利益与野心，专制主义文化也还有着它深厚的土壤和强大的惯性。但是，在那里，这些是受到制约的——那就是不再被控制的信息和人民手中的选票。

　　刚从74年的桎梏中挣脱出来，又经历了如此凶猛的休克疗法，能够保持总体的和谐与稳定，应该说是让人欣慰的。赴俄之前，常听说那儿的治安如何如何，有几次，我将贵重物件放在饭店，独自一人在夜色浓重的大街小巷漫游，直至凌晨，我想看看会遇到什么。灯影下缱绻的情侣，台阶上喝醉的男人，街角拉小提琴的姑娘，出门遛狗的老人，甚至还有在橱窗灯光下为夜游者画肖像的民间画家……我迷路了，拿出我饭店的卡片，递给一个青年，他陪我走了一段路，然后用手势告诉我剩下的路该如何走。

　　最普通的人，会告诉你这个国家的明天是怎样的。不管他们的政治家们有怎样的私欲和阴谋，也不管历史留下过多少伤痛和苦难，人心那块最柔韧的地方——希望，尊严，宽容与爱，永远不会被击穿。

　　祝福俄罗斯。也祝福我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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