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运动员入场时，请政治退场

　　昨夜，低气压笼罩着的整个北京城仍然像一座桑拿室，但人们盼望已久的暴风雨并没有从天而降，而是从巨大的“鸟巢”上空升起：北京第29届奥运会开幕式表演，带给世界的，肯定是有史以来最响亮最辽阔的掌声。当各国运动员陆续入场时，10万观众坐席成了风暴中的海岸，一次又一次被海潮般的掌声所淹没。

　　当然还有近百尊坚硬肃穆的礁石，是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政治家们——国家元首们，或政府首脑们，矗立在海岸上和掌声的浪潮中巍然不动，线条挺刮，神色庄重，让人肃然起敬，想要起立行礼。但在主火炬塔以一种出人意料的神奇方式点燃之后，他们就将退场，去竞赛场边当观众，或者在东道主的宴会厅里当宾客，或者回到自己的国家里去处理政务……和他们一起退场的，应该还有近半年来像这两天的阴霾一样缠着北京的奥运政治。

　　关于“奥运政治”，美联社8月4日评论布什来北京奥运会观礼时说对了一半：历史上的奥运会都和政治难脱干系，从冷战时期的抵制活动，到恐怖袭击，再到此次北京奥运会火炬在境外传递时遭到干扰。

　　但还有另一半：从现在往前推，越往前，奥运会与政治的联系越紧密。古希腊的奥林匹亚运动会本身就是军备的一部分，虽然说比赛时要休战，但比赛是为了更好地战。在冷兵器时代，健壮的体魄是战场上制胜的法宝，体育锻炼从来就是斯巴达人常规军事活动之一。

　　在古罗马时期，利用奥林匹亚运动会搞政治搞出的动静更大也更荒唐。罗马皇帝尼禄想用奥林匹亚桂冠来装饰自己的皇冠，被统治的希腊人则想用几棵橄榄树编制成的成百上千的桂冠换取自己的独立。结果就出现了一些历史趣事：为了获得更多的桂冠，尼禄命令把时间相隔太长的那些赛会集中在一年内举行，有些赛会只好一年举行两次，应当在公元65年举行的第211届奥林匹亚赛会，为了他的缘故推迟到66年重复举行。尼禄除了会唱点卡拉OK外，其实并不会其它体育项目，他一反常规，在奥林匹亚赛会上设立音乐比赛。他赛歌时，任何人都不准离场，结果，一些孕妇只好把孩子生在剧场里。看来，尼禄可以忍受观众增加，即使他或她是新生婴儿，不能忍受观众减少。在他获得的桂冠可以用车装的时候，他宣布希腊自由了。

　　与尼禄相比，希特勒虽然是个更大的独裁者，虽然他也想借1936年在柏林举办的第11届奥运会证明他的雅利安人种优越理论是正确的，还创造了火炬接力形式，并把火炬当做权杖来传递：在火炬穿过的希腊、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匈牙利、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不久后不是被德国占领，就是沦为德国附庸，但他并没有把奥运会搞得像尼禄那样滑稽，也没有为自己设立专门的演讲比赛。

　　借奥运搞政治，也不是独裁者的专利，民主国家其实也搞。在二战后的当代奥运史上，最先把奥运会当作政治替罪羊的还是欧美等西方国家。在苏联于1979年圣诞节前夕入侵阿富汗之后，有67个以西方阵营为主的国家抵制了1980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第22届夏季奥运会。结果，苏联阵营也抵制了1984年在洛杉矶举行的第23届奥运会。

　　1981年9月，国际奥委会把第24届夏季奥运会举办权授予汉城，也不能说没有西方国家主导的政治考虑。当时的韩国还不能说是发达国家，与朝鲜的敌对使它处于战争边缘。但它的双重身份获得了世界上两大对立阵营的交叉共识：第一，它还是发展中国家，获得了第三世界同情票，同时，它又是美国盟国，西方国家也不反对它；
其次，它是全斗焕军事独裁国家，非民主国家目为同类，另一方面，它向民主化过渡的倾向十分明显，1981年3月，全斗焕通过议会选举就任总统，西方国家要鼓励这个趋势。果然，1988年2月，就在奥运会开幕前夕，韩国总统实现了全民直选，韩国进入了制度化民主时代。

　　韩国案例似乎让某些西方政治家记忆犹新，觉得把奥运当民主牌或人权牌打，是可操作的。罗马教皇为北京祝福，欧盟和美国议长给北京压力，前者诉诸主权外交，后者诉诸人权外交，其实都是政治。政治并不一定是坏东西，但号召运动员搞政治，一定不是好东西。在运动员搞政治，一定不是好东西。在运动员上场的时候，政治还是走开为好，除非你想做当代尼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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