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允若：“事实为政治服务”的不良先例

　　“事实为政治服务”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新闻报道和各项宣传工作的基本思想。按照这种思想，政治需要是第一位的，报道的任何新闻事实都要适应政治需要、服从政治需要。凡是不符合某种政治需要的，再重大的新闻事实（例如唐山大地震的伤亡人数）也不得报道；
凡是符合某种政治需要的，没有新闻价值的事实（例如毛泽东把外宾送的几个芒果转送给工宣队员之类小事）也要大报特报、让举国上下游行庆祝。不仅如此，为了某种政治需要，对于已有的新闻事实可以任意剪裁、扭曲（例如把伤亡惨重的天灾人祸写成抢险救灾的赞歌）；
如果客观世界没有这种新闻事实，也可以策划、编造（例如把天安门广场上群众哀悼周恩来的自发行动说成是邓小平的翻案活动）。总之，“万物皆备于我”，外界事实全都可以根据主观需要任意掩盖、夸大、扭曲、策划、编造，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客观性都可以抛之天外、踩于脚下。不仅可以如此，而且应该如此，谁要强调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那就是“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甚至是“反革命的政治进攻”，就应该迎头痛击、批倒批臭的。

　　那么，这种“事实为政治服务”的思想只是“文化大革命”中才有的吗？或者说，这只是林彪、四人帮篡改毛泽东思想的结果吗？答案却是否定的。只要稍稍了解一下“文革”之前某些重大报道出笼的经过，就会发现这种思想不仅由来已久，而且领袖亲自垂范的先例也不少见。

　　比如，早在1951年毛泽东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之时，钦命江青等人组成调查组，到山东堂邑县武训的家乡，对武训的身世进行调查。这场调查就完全是根据批判的需要找材料、根据既有的结论找事实的。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被调查的老百姓只能顺着说，要什么就说什么”。有的老人说了几句武训的好话当场就被制止，他们的回忆当然也不会进入调查组的视野。江青等人后来写成并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武训历史调查记》的调查报告，就是“事实为政治服务”的典型作品。

　　即便这样，毛泽东还嫌对武训的“罪恶”写得不够，在成稿过程中还亲自信笔加以修改。尽管他足不出户，却在许多地方增补了“事实”，添加了“细节”，扭转了角度。例如，为说明武训的品质恶劣，他自行加了这样一段话：“武训是一个不孝不友的人。为了不务正业，当流氓，武训早和他的家庭闹翻了。为了变买地产，又曾和他哥哥大闹。群众说，武训把要来的干粮拿去卖给人家喂牲口，却不愿给他的母亲和哥哥吃一口，他就是这样一个无情无义的人。”这种毫无来由、随意添改的文字共有十五段之多，最后硃笔一挥就给武训扣上了“大流氓、大债主、大地主”的帽子（见袁晞著《武训传批判纪事》，2000年）。这样增补添加，无非是要更好地证明他对《武训传》的批判是正确的，证明他对文化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批判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要为自己的政治需要服务、为这场开启了“大批判”先河的政治运动服务。

　　如果说这种调查报告还不算典型的新闻报道的话，那么，1957年反右运动前夕一则重大新闻的出笼，堪称在新闻报道中“事实为政治服务”的范例。这年五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以后改称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最后一天，毛泽东接见了全体代表，并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可是在第二天人们打开报纸，发现新华社发的报道中在这个讲话的末尾加了一句：“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注）这就是说，新闻中出现了昨天在隆重的接见仪式上没有说过的话，昨天发生的几千人亲历的新闻事实，由于政治形势的需要，今天作报道时就毫不犹豫地加以更改了。

　　我的一个朋友当年作为《解放日报》的记者采访了这次大会，他第二天看到新华社的通稿就十分纳闷，私下对我表示不理解。因为新闻报道只能如实反映已经发生的事情，这是新闻学的基本常识，对于毛泽东昨天没有说过的话，怎么能作为说过的话来报道呢？现在知道，对此事表示不解的还大有人在。比如，当年出席大会的四川省代表黄一龙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就谈到了此事。他写道：

　　“我是这次会议的代表，我们得到接见通知时，兴奋之余好多人都准备了便于携带的小记录本。毛泽东讲话的时候，我们就低着头拿出本子记，他讲得不快，而且四川人听湖南话基本没有障碍，所以回来互相对笔记的结果，所记略同。第二天早晨《人民日报》一到，大家争看接见消息，一时都傻了眼。就在消息的副题里，赫然有句“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一看内容，知道这是他讲的最后一句话。可是对这句话谁都不记得听到过，谁的记录里都没有，而且也仅仅这句话没有！我向同是四川代表的四川大学团委书记黄桂芳说了句：我们回去怎么传达呢？是说我们听见了这句话，还是说毛主席当时没说？她瞪了我一眼，似乎是嫌我多嘴吧，我就不敢再说了。”（《黄一龙阅世美文》，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转引自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香港明报出版社，2004年）

　　上面这些朋友的不解是完全正常的。道理很简单：一个人说了一番话，如果后来有了新的想法，当然可以补充说；
但总不能把今天说的话说成是昨天说的，总不能把没有说过的话说成是已经说过的。如此这般，还有什么诚信可言？而对于新闻报道来说，把没有说过的话写成说过的话，这是公然违背真实性原则，是一种虚构和造假的行为。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是铁定不移的，不能因为这句话是我说的、我就可以任意更改或补充，更不能因为这句话是领袖说的、领袖就可以任意更改或补充。要更改、要补充，只能作为新的事实来报道，而已经发生了的事实是不能更改或补充的。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当然完全是为了政治需要。这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正式宣布开展党内整风，五月四日起统战部多次召集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一再动员大家“鸣放”、“帮助整风”。于是，各界人士响应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不少意见，许多高校学生也积极关心国家大事、发表了许多对时政的看法，有些意见和看法还相当尖锐。尽管发言者几乎都表示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只是要求完善这种领导和这种制度，可是党的高层却颇为不安，毛泽东多次问身边的工作人员，“你看共产党的江山能不能坐得稳？”正是出于这种“打江山”、“坐江山”、“不能失去江山”的心态，开展整风才半个月，毛泽东就多次发布党内指示、包括向党内发布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紧锣密鼓地布置反击“右翼分子”（后改称右派分子）。五月二十五日在团代会接见时讲了一番话，事后想想意犹未尽，于是在审定新闻稿时又加了一句，以适应自己的政治需要。此其一。其二，从毛泽东的地位、影响和个人作风来看，他是从来不会受什么“条条框框”的制约的，在他的心目中也很少有什么程序、规定、准则之类的位置的，为了政治需要，他是什么规矩都不在话下的。早在延安时期，政治局会议上不占多数，他就创造性地来个“扩大会议”，把拥护自己的高级将领扩大进来，自己的主张就顺利通过了。建国初期，拟定五一节口号，最后少了个“毛主席万岁”，他就打破谦逊的“旧习”把它加上了（《李锐谈毛泽东》，时代国际出版公司，2005年）。至于历次政治运动以至“大跃进”、“文革”，更是把一切党和国家的规矩踩在脚下，在他看来为了“革命的需要”、“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何必拘泥于“陈规旧习”呢？于是，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政治活动的基本原则、做人的基本原则，也都不重要了，为了“革命的需要”，就可以像他自诩的那样“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

　　不过，有些重要的原则、重要的规矩，一旦抛之脑后，就会铸成大错的。关于新闻的真实性原则也是这样，一旦被“事实为政治需要服务”的思想所代替，就会产生严重后果的。

　　关于这一点，早在1943年，陆定一在他的著名文章《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里就曾指出：“事实与新闻政治性，二者之间的关系，万万颠倒不得。一定要认识事实是第一性的，一切‘性质’，包括‘政治性’在内，与事实比起来都是派生的、被决定的、第二性的。”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把事实和政治的关系“颠倒过来，立即就替造谣、曲解、吹牛等等开了大门。既然‘新闻就是政治性本身’，凡是有政治性的都可以算新闻，那末，政治性的造谣、曲解、吹牛等等不是也就可以取得新闻的资格了么？德意日法西斯‘新闻事业’专靠造谣吹牛吃饭，不靠报道事实吃饭，岂不也就振振有辞，有存在的资格了么？”陆定一在这里已经把这种强调“政治第一”的观点，同法西斯宣传相提并论了。而新时期出版的、甘惜分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则干脆把“事实为政治服务”定义为“法西斯主义的新闻观点”。该辞典在这个词条中列举了戈培尔和林彪的言论，说明这种观点的荒谬，并且指出，“中国‘文化大革命’把这种谬论推向登峰造极的地步，捏造、诽谤、诬陷、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这番话是对这种谬论及其后果的正确概括，回顾历史，这方面的教训确实是至深至痛的。

　　而今认真想想，这种违背新闻学基本原理的、荒谬的思想和行为，之所以在中国长期流行，实在有着十分权威的来历和先例的，实在有着十分深刻的社会和制度根源的。只不过总是捂着掖着不便说、不让说，总是缺乏像样的剖析和反思，于是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事实为政治需要服务”之风也总是绵绵不绝、“与时俱进”，还真不知道哪年哪月是个尽头呢！

　　（2006年5月写，2008年8月修改）

　　注：其实“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云云，这只是毛泽东本人的武断而已。八十年代拨乱反正以后，人们逐步发现毛泽东和中共党内原先那种对社会主义的判断其实并不正确，正因为如此，才有了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也才有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而这一点，早在1957年春天，许多有识之士以及先进青年就已有所觉察，他们在帮助党整风过程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也正是为了追求一种更加完善、更加真实的社会主义。当时北京大学“五一九”运动中出现的学生刊物《广场》就坚持认为自己的“每篇文章都是从社会主义立场来帮助党整风的”，它在发刊词中也明确宣布：“北京大学是五四的故乡，北大儿女是五四的后裔，我们的血管里流着五四的血液，在社会主义的五四时代，我们要学会五四先辈的大胆提问、大胆创造的精神，去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文化！”北大中文系学生陈爱文在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字报里，认为不能“把一些离开传统习惯的见解都指斥为‘离开社会主义’。”他认为：“三害（指党内整风所要克服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引者注）得以泛滥，是由于社会制度还没有建立完善。我们目前的任务是：争取宪法的彻底实现，切实保障民主自由人权，使社会主义制度臻于完善。”（参见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可惜的是，这些先知先觉们的可贵的寻求真理的努力、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努力，都被那场遗患无穷的“反右运动”彻底摧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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