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志罡：中国城市青壮年“啃老族”的社会学分析

　　最近十余年，“啃老族”一词在中国的都市中流行。许多处于青壮年阶段的人，无论是否参加工作、有无收入、收入水平高低，都要继续依靠父母养活。这一现象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

　　一、有关NEET的内涵及文献综述

　　“啃老族”在中国是个新名词，也是个舶来品。它的前身是法国的“袋鼠族”，最早出现在1998年法国的《快报》上。“NEET”一词，原本的完整形式是Not　in　Education，Employment，or Training，它源自英国，专指那些在义务教育结束之后，不升学、不工作、不参加职业培训的年轻人。由此可见，“NEET”所体现的内涵就是成年后不能独立，仍然依赖父母生活的人[1]。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的调查显示，目前中国有65%以上的家庭存在“老养小”现象，30%左右的青年基本靠父母供养。有学者认为，随着就业压力增大，独生子女逐渐成年，中国“啃老族”的队伍还将扩大。而中国将在十多年后进入老龄化社会，“啃老族”很可能成为影响未来中国家庭生活的“第一杀手”[2]。这并非危言耸听，现实表明，“啃老”已从一种家庭现象演变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透过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和有关调查研究资料，可以检视中国NEET的大致数量及其特征。“五普”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失业率为 8.2%，失业现象主要集中在15-29岁年龄段，下岗失业人员所占比例反而很小。35-44岁（10岁间隔）的失业人口占失业总人口的比例相当于20-24岁（5岁间隔）失业人口占失业总人口的比例。15- 29 岁未就业人口的生活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其他人员供养，其比例占80.29%。从中国的家庭结构和现实来看，可以推知，这部分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的年轻人，其供养人自然为父母。此外，15-29岁年龄段依靠保险生活的比例极低，仅为0.06%[3]。数据揭示，中国啃老人数众多，主要集中在青年、壮年阶段。

　　就中国目前情况来看，大众传媒最先开始关注NEET的产生和存在状况。继而有学者对NEET加以关注。有的从个案访谈中了解“啃老”状况，有的从经济学、心理学的视角挖掘“啃老”的原因，还有的从中国传统的伦理孝道层次讨论“啃老”现象。但总的来说，学术论著为数并不很多。

　　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本文把NEET定义为：年龄在18-45岁之间，具有劳动能力，已经离开学校（包括毕业、肄业、退学），既不主动求职也没有接受培训，其主要生活来源或相当一部分生活来源依靠父母的青壮年人群。考研族、漂一族以及在校大学生等都不能算作NEET族。之所以把年龄的界限定为45岁，是因为“2030”人群啃老现象固然值得关注，可人们往往忽略了还有许多“4050”人口也在啃老，并且为数不少，程度不浅，他们也构成了NEET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在这里统称为“青壮年啃老族“。

　　二、NEET――社会化失败的产物

　　探究“啃老”问题，首先要挖掘其产生原因。中国城市青壮年“啃老”的产生原因，首先可以归因为社会化失败。社会化是社会学中十分基础却占有重要地位的专用术语。如荀子所言，“人生而不能无群”。个体的健康成长和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社会环境。社会化则是指个体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养成独特的个性和人格，从生物人转变为社会人，并通过社会文化的内化和角色知识的学习，逐渐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文化得以积累和延续，社会结构得以维持和发展，人的个性得以健全和完善。社会化是一个贯穿人生始终的长期过程[4]。

　　“啃老”是一个与家庭不能分割的概念。家庭是是个人社会化的开端，是所有人社会化必经的场所。人们常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在父母的教化下，孩子逐渐形成独特个性，适应社会生活。另外，社会化强调一种互动。家庭中的一对主要关系就是亲子之间的互动。因此在父母传授、教育、引导的同时，孩子也在主动接受和学习。父母的引导正确与否，关系到子女社会化的方向正确与否；
孩子的主动认知和态度行为的形成合乎社会规范与否，也关系到其社会化的成败。城市NEET的出现，充分表明他们没有形成健全的个性，没有学习并掌握相应的角色知识，更无法适应社会生活，折射出家庭社会化和个体社会化的严重失误。

　　我们不妨先来关注一个个案。小静的父母都是老师，家庭条件比较优裕，自小受到娇宠，连学校打扫卫生都是父母代劳。小静2002年大学毕业后，一心想成为一名高级白领，做一份“压力不大，薪水不低，离家近，舒舒服服”的工作。但4年里，她面试了多家单位，都不合心意。但总是在家靠父母养着，小静也感到难堪。但小静的爸妈却总劝她说，没关系，找不到称心如意的工作，咱不去上那个班也行，家里养得起！但对于未来，小静真的没有什么信心去面对。……生活中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家庭社会化的主体是子女，关键在父母，父母和子女共同构成了家庭社会化中两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如果说家庭社会化是失败的，那么原因也要从这两者中去寻找，不能只简单地归因于其中一方。

　　1、个体社会化的失误

　　首先来看子女。成为NEET成员的人，往往受到父母的百般呵护，缺乏独立意识，适应社会的能力较差，也缺乏家庭和社会责任感。也就是说，在个体社会化的阶段，他们在精神上始终没有“断奶”，没有完成社会化中独立人格和个性的形成过程。这与个体接受家庭、学校、同辈群体等主体有关。他们“啃老”与否，主要并不是谋生能力或知识准备不足的问题，而是一个人格心理成熟度，或者说精神状态是否成人的问题。所谓“精神成人”，实际上指的就是一个人如何由生命个体成长为价值主体的过程；
是生物人转变为社会人，形成自己独立而完整的个性和人格的过程。一个人要想实现精神成人，绝不可能寄希望于外在的施舍或赐予，唯有通过不断发掘自己的内在价值潜能，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否则，一个人不管他的生理年龄多大，坐拥多少薪水、物质财富，一旦丧失这种“求诸己”的人格价值取向与精神坐标，就很难走出“精神哺乳期”。

　　2、家庭社会化的偏差

　　父母在家庭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父母的教育理念、教养方式、教育态度和培养方案的选择，将在很大程度上雕塑着子女的形态。受传统观念影响，中国很多父母在观念上有一个误区，认为自己一生的努力就是为了孩子的幸福，自己早年没有得到的东西便想让自己的孩子全部拥有。而且，大多数父母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养身”往往胜过“养心”。多数父母对自己子女实施传统的“养身之道”，对子女身体是否高大健壮等生理性指标的关注，要远远超过对其人格是否成熟健康等精神性指标的关注。抚养子女的重点就是其衣着是否避寒保暖，膳食是否可口营养，而忽略了孩子人格的涵育，不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性、自我奋斗精神及家庭责任观。这一点导致家庭社会化产生严重偏差，是形成NEET的重要原因。可以说，许多父母本身便没有让子女“精神成人”的意识，在社会化过程中不免打上保护、帮助、代替的烙印，使得家庭社会化和学校社会化、职业社会化等脱节，产生了那些精神上处于襁褓中的成年人。

　　有人把NEET族存在的责任推给了70、80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认为“因为独生，所以啃老”。这种观点不尽合理。社会学家风笑天在研究独生子女时发现，独生子女在心理、能力、生存等各方面并不比非独生子女差，因此不能说独生子女一定会成为“啃老族”。即使是在多儿多女的家庭里，父母往往会偏袒某些子女，比如老大或者老小，因此这些子女极容易成为“啃老族”。可以肯定地说，现在青壮年“啃老族”有相当一部分就是这样的人，包括“4050”人员。显然，责任在于父母在家庭社会化方面的失误，是父母的教育方式和态度塑造了这样一批“啃老族”。

　　3、城市NEET的消费行为与社会心理之间的关系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正在经历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转变。在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机制、社会价值观念也进行了全方位的转换。由于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带来的物质文化发展和精神文化发展的严重不协调，也即存在着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提出的“文化堕距”，使得许多人变成了文化上的边际人。这也是城市青壮年“啃老”的重要原因。

　　随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中国人的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有所提升。人们的物质欲望获得强烈刺激，消费水平提升的速度远远超过收入，诸如超前消费、过度消费、享乐消费、炫耀消费等成为青年一代中常见的现象。城市青壮年通常会因为经济生活难以自我满足而“啃老”。就职于天津市一家广告公司的文文，工作刚满一年。她每个月可以领到两份“工资”，一份是公司发的2,000元月薪，另一份则来自父母，每月末都有1,000元准时汇入她的银行账户。“没办法，我刚毕业，没什么经济基础，租房、交通、吃饭、买衣服，2,000元月薪根本不够花的。[5]”他们为什么有收入还要“啃老”，这恐怕与其消费行为有关。在经济社会学中，消费行为不单纯是一种个体的、纯粹理性的经济行为，更是一种嵌入于各种社会关系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行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行为，是人与人之间沟通、交往、互动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生活方式等的生产、传播与重新建构的过程[6]。

　　城市“啃老族”的消费行为可以置于家庭消费行为中探讨。家庭生命周期（the family life cycle）将家庭消费行为分为6个阶段，分别为单身、新婚、育儿、成长、空巢和独居阶段。其中单身阶段可以很好地表明部分城市NEET产生的原因。单身阶段的消费主要是个人消费，消费者喜欢按照自我意志消费，彰显个性，其消费行为往往是冲动性的，具有追求时尚，追赶流行，重视商品的社会心理属性。这一点尤其可以表明许多年轻的NEET存在的理由。年轻人消费热爱彰显个性，往往无视消费是否理性化，不考虑成本与收益是否成比例，也很少去考虑消费行为的后果。无论是月薪5千的白领，还是收入微薄的打工仔，其工资总是不足以负担生活消费，一旦入不敷出，这些人就会转身向父母申请支援。父母则很少能眼睁睁看着子女生活拮据，通常会尽力提供帮助。即使家庭困难，也会先满足孩子的要求。

　　与此同时，中国人具有一种独特的面子观，是社会心理学中印象整饰的一部分。所谓印象整饰，是指有意识的控制他人对自己印象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个人为了让别人对自己产生某种特定印象，而故意做给别人看的行为。面子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能耐有关，它直接涉及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在他人心目中所处的地位。为了表现自己的能耐，为了显示自己的社会地位，中国人热衷于“面子工夫”这种印象整饰。壮年人啃老在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一是他们认为自己岁数不小，与年轻人共同寻找工作，觉得面子上过不去，实际上是心理素质差、安于现状的表现。面对社会的竞争，人到中年的他们缺乏足够的自信心，害怕失败，因此主动躲进父母家里，成为名副其实的NEET；
二是父母的保护。多数父母认为自己的子女已经是成年人，而且年龄也不小了，已经不再是小孩子，因此不能流露出责备的语气，怕伤及子女的自尊，不能不给子女留面子。而事实上，现代社会要求人理性化，人的自立自强，要求客观公正，这种面子观不能适应发展中的社会。传统的面子观在转型社会的现代与传统的轨道的夹缝中生存，不免产生了“啃老”类的社会问题。

　　面子观的另一个产物就是炫耀性消费，即通过追求品牌来攀比、维持、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现代社会中，商品一旦被确立为名牌，便超越其物理的特性而带有某种象征性，于是商品被“图腾化”。名牌商品象征着可靠、可信，它可以显示消费者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因而在无形中就提升了商品的价值。人们对品牌的追求表明，人们消费的不仅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还包括它的符号价值与它的社会价值。这样的消费行为就超越了经济学中的理性化，成为一种人与人之间交往、沟通的社会行动。在这种行动中，消费能力低下的品牌追求者盲目而不切实际的消费，导致经济生活拮据，转而寻求父母的援助，成为“啃老族”成员。

　　消费行为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它既能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也能对社会运行秩序产生极大的破坏力。消费行为发生的剧烈变化，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建构了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产生了“啃老”现象。

　　4、中国文化传统的特殊影响是中国NEET形成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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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向来具有一种特殊的不同于西方的家庭观，这种家庭观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家庭的强关系。与社会上的其他关系相比，家庭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凌驾于其他关系之上的趋势。无论个人怎样发展，家庭永远同他站在一个立场上，家庭永远是他的港湾。“出门靠朋友，在家靠父母”。这句流传已久的民间俗语,似乎说明了中国人历来就有“靠父母”的传统。在不少人的心目中,“靠父母”是件天经地义的事,伸手向父母要钱要物、取父母之所有、尽父母之所能,心安理得、理直气壮。也许正是出于这种传统。子女在生活中遇到一些困难，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投靠父母。父母此时更是欣然接受，因为不管在外面怎么样，父母家的大门永远为子女敞开。即使是那些生活条件不错的子女，父母通常也愿意让他们常回家看看。这就是家庭强关系引发的“啃老”现象。诚如奥格本提出的“文化堕距”所言，精神文化的变迁往往慢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中变迁最慢的又数风俗民德和价值观。中国人的传统家庭文化观念是一种延续千年的社会意识，很难在短时间发生变化。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NEET们需要“啃老”，中国的家庭文化更为他们提供了“啃老”的伦理支持。

　　三、社会转型期过度市场化的压力

　　“啃老”虽然发生在个体身上，但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市场化趋势日益增强，国家全能全包的单位制体制弱化，一切事物都由原先固有的从属处推向了市场。由于社会福利体制极不健全，这种变化不仅使大众失去了心理上的归属感，还为人们带来了许多实际困难。笔者认为。探究城市NEET产生的社会原因，有三方面的市场化因素：

　　第一，房价过高的压力。在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福利体制还未发生变化，民众只要是“单位人”，住房可以仰赖单位分配，住房面积、质量则视单位级别与经济状况而定。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了住房市场化“改革”，市民买房要靠自己。近十年中国房地产市场行情持续飚升，一套商品房的资金投入消耗掉一个家庭一辈子的积蓄，还不敷所需。让父母为自己购房成为一批城市青壮年“啃老”的一种重要形式。按照中国房市行情，城市青壮年无法独立购房，无论是买房首期款还是月供款，由父母为其负担的不在少数。笔者认为，“房奴啃老”只是事情的表面，“房价啃老”才是事情的实质。可以说，正是超出收入水平很多倍的不正常房价迫使一些年轻人要“安家落户”不得不向父母求助。

　　但房价的压力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有消费心理的因素。没有自己的房子难道就无法生存吗？答案是否定的。但“房奴”们不顾自己的经济水平，非要买属于自己的房，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这种消费行为可视为追求时尚与流行。时尚是指在一个时期内相当多的人对特定的趣味、语言、思想和行为等各种模型或标本的随从和追求，其主要手段是流行。时尚既要树异于人，又要求同于人，是两个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一致的心理过程。树异于人，是为了在各个方面表现出与他人的差别，体现个性；
看到他人购房，自己总想买套比他人更大更好的房子，装修最好更加美观。这是求同于人，是从众心理的作用。不少青年人认为自己如果不能加入时尚的行列，不仅在众人面前显示了自己对事物的麻木，而且还表现了自己在某些方面劣于他人。它有时甚至是对个人尊严感觉到不满足时的一种补偿手段。因此中国的普通市民在结婚买房、买高档家具、婚宴上花尽了自己甚至包括父母的一生的积蓄。

　　第二，就业压力。近十余年以来，中国的就业压力一直很大。其一，中国每年新增劳动力人口在2000万上下，而每年提供的就业岗位约为800万个左右，造成就业岗位增加与就业人口增长速度的不匹配，从而产生大量的新增失业人口。不少人甚至从未有过就业经历，他们的生存只能依赖家庭和父母。其二，中国的企事业单位普遍存在冗员，为减员增效，90年代中后期以来，大幅度的减员裁员行动一直未曾停止。这些人由于技能年龄等的限制，很难再度就业。仅凭政府给的微薄的下岗津贴或失业保险金难以维系生存――许多人还根本领不到这类津贴。为了生存，他们只能回归父母身边。其三，中国的NEET当中，很大一部分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人口。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缺乏一技之长，他们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中没有任何优势，只能在岗位要求较低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同时又有大量农民工涌入城镇寻找工作，他们成为城镇失业青壮年人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无论竞争成功与否，城市青壮年通常总是不满于自己的现状，有一部分觉得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而且自己的社会地位处于低势，因此干脆回家啃老去了。其四，从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的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已经出现就业难的局面，从2005年开始，每年有将近30%找不到工作。2005年普通高校毕业生总人数为280万，2006年普通高校毕业生为338万，2007年为495万，毕业生平均就业率水平一直维持在70%左右，每年有几十万毕业生不能在当年找到合适的岗位。

　　第三，社会保障缺失的压力。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开始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经费实行由单位和个人共同担负的政策。如果没有单位，或者单位能力不足以支付部分费用，那么市民的社会保障就有了很大隐患。那些能按时领到退休金的老人大都能自给自足，加之人进入老年后，物质消费水平降低，这就为其后代“啃老”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而城市青壮年当中，那些工作未久的人与从未工作者，以及失业者（多为壮年人，称4050人员）这类人群，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福利和保障方面通常较低，甚至还不如老人，许多人甚至没有社会保障。而他们的父母中有许多人却拥有社会保障，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等。这样一来，年轻一代就有了“啃老”的藉口，有人甚至“啃”父母的生活最低保障金。

　　四、防止“啃老亚文化”的扩大

　　毫无疑问，由于啃老大军一天天的扩大，中国已经形成啃老亚文化。与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被全社会所接受的“主文化”相对，“亚文化”是被社会上少数人和部分群体所接受的文化。NEET由于长期生活在庇护之中，已经形成一套特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诸如依赖意识、不愿意规划未来、没有实现理想的能力以及对现实的不满与逃避等等。啃老在中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啃老”现象存在――形成“啃老”亚文化――“啃老”亚文化指导人的思想和行动――形成并促进“啃老”现象。这种类型的亚文化一旦形成，便会对周围人、同辈群体、甚至自己的后代产生影响，成为一种自我维持的文化体系，并代代相传。这种亚文化会给NEET们提供一种强大的保护伞，形成一股不良的社会风气，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有碍于家庭和谐，影响社会意识的导向。针对上述归因分析，笔者认为有如下对策可以考虑。

　　1、改变以往不成功的社会化模式

　　家庭是孩子自立、自强精神的孵化器。在发达国家，父母普遍重视从小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和自强精神。美国的中学生有句口号：“要花钱自己挣”；
日本人教育孩子的口号是：除了阳光和空气是大自然的赐予，其他一切都要通过劳动获得；
在瑞士，父母为了不让孩子成为无能之辈，从小就培养孩子自食其力的精神；
在德国，家长从不包办代替孩子的事情，法律还规定，孩子到14岁就要在家里承担一些义务。可见，及早进行“心理断乳”，培养子女们独立的人格是父母们的基本义务和责任。

　　那么，如何培养子女的独立人格？首先应该转变观念。将子女看成是家庭成员和社会成员的统一。他们既要履行孝敬父母的责任，又要承担起应有的社会义务。明确经济关系。在子女年满18周岁后必须明确他们所花的每一分钱都是借贷父母的。父母对他们的任何投入都不是无偿的，而是需要偿还的。并且应该“立字为据”，为将来追偿提供强有力的证据，彻底消除子女“崽花爷钱心不痛”的“白吃”心态。

　　学校应当将提高学生的自立自强精神纳入日常的教育轨道，主要从三方面入手：第一，在实践中培养自立自强精神。从小学阶段开始,就要求学生学会自理，如自己的衣服必须自己洗,零花钱自己通过劳动(包括家庭劳动和参加社会劳动)来获得。同时,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规定学生在假期或自己认为合适的时间必须参加力所能及的“义工”活动，如在所在社区完成一定量的公益劳动――帮助孤寡老人，搞卫生等等，累积到规定的时数，方可升入更高年级和学校。第二，进行公平教育。首先要排除学生的家庭背景的干扰，对所有的学生一视同仁，让他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避免先赋条件过多地影响学生，这样能极大地激发学生潜力的发挥和才智的展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他们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逐步强化这样的认识：任何成绩的取得都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和付出；
依赖别人、哪怕是自己的父母都是不足取的。第三，不能给学生灌输“精英教育”的思想，让学生懂得，成功者与普通人在人格上均是平等的，社会成员之间必须互相尊重。

　　此外还可以通过社区活动营造自立自强光荣、啃老可耻的环境和风气。这些可看作是扼制“啃老”亚文化形成的软件建设。

　　2、政府在化解“啃老”方面的责任

　　缓解“啃老”问题是个系统工程，需要整个社会关注。比如，日本在 2003年就专门设立了“年轻人自立挑战战略会议”，开始寻找解决对策；
并在2005年的年度预算中，针对“啃老族”计划拨款810亿日元，帮助年轻人提高工作积极性。目前，为了避免“啃老”现象的恶性发展，政府必须承担起应有的责任来。

　　改变“土地财政”，调整住房政策。如前所述，城市青壮年大量啃老与中国有关住房的公共政策缺失有关。房价的快速上涨制约了普通居民居住权益的实现，必将波及社会的稳定。有专家指出，房价飙升的背后，是地方政府职责的缺位。为了保证财政收入，不少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合谋推动房价上涨。对房地产市场价格放任自流，甚至还利用政策托市，作为社会监护人的政府不能如此行事。现阶段，“平抑房价关键要看政府”。

　　整合社会资源，以有效解决“啃老”问题。社会政策应从中长期战略发展角度考虑如何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除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之外，还要在初、高中乃至大学阶段增加职业生涯设计课程，增加对就业的认识，事先预防出现NEET。在宏观层面就教育、培训、就业等方面的政策导向上着手进行调整，以缓解“啃老”现象日趋严峻的趋势；
政府可考虑成立专门机构帮助青壮年就业，建立“青壮年失业群体”的动态档案，以为妥善安排培训、就业打好基础；
相关部门也应该对其进行有效的职业教育、就业心理辅导、社会培训等，不断加强引导，帮助“啃老”群体以健康心态找准定位，掌握一技之长，尽快融入到社会中去。

　　孟子说过：“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此言很恰当地表明了个人、家庭和社会三者的关系，即匹夫强则家庭强，家庭强则国家强。城市青壮年啃老一族的存在有碍于家庭和谐，有碍于社会和谐。希望通过公共政策、社会政策、社会意识引导的连动机制之建立，争取创建和谐社会与和谐家庭。

　　【注解】

　　[1] 聂江、田建春,“关于中国NEET的分析”，《人口与社会》2005年第6期。

　　[2]李凡,《当代中国消费之迷——困惑与思考》，1990年版。

　　[3]王怀印、司利民,“大学生“啃老”现象与责任意识教育”，《河北建筑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12月，第4期。

　　[4]张海峰,“中国 NEET 群体就业问题分析”，《法制与社会》，2006年9月。

　　[5]戴香智、侯国凤,“‘啃老’现象的社会工作视域分析”，《社会工作》学术版，2006年11月下半期。

　　[6]胡轶群等,“啃老族,你的心灵断乳了吗”，《健康》，2006年12期。

　　【参考文献】

　　 刘健,“大学毕业生‘啃老’现象原因透视”，《新余高专学报》，2006年第5期。

　　 李虹，“当代中国啃老族理论探析”，《当代青年研究 》，2006年第1期。

　　 胡解旺：“大学毕业生啃老族现象”，《当代青年研究》，2006年第1期。

　　 魏博、张罗云，“‘啃老族’现象的成因及对策初探”，《文教资料》，2006年11期。

　　 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朱国宏、桂勇：《经济社会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向德平编著：《城市社会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Bynner J.Parsons S, “Social Exclusion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School to Work: The Case of Young People 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 (NEET)”,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2002(60), p. 289.

　　 Andy Furlong, “Not a Very NEET Solution: Representing Problematic Labour Market Transitions Among Early School”, Work, Employment & Society, 2006(20), p.560.

　　梅志罡，华中师范大学社会福利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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