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倒霉的左中伟县长成了弱势群体的一员

　　近日看到一则报道说，山阴县县长被当地人大罢免了职务。罢免的理由有些独特，原因是治理超载不力。详细情况是，在治理超限超载运输中，检查组发现当地公路超限超载情况严重，认为山阴县政府主要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领导不力。根据山西治超工作的相关规定，朔州市委决定免去左中伟的山阴县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并提名免去其山阴县县长职务。于是，左中伟成为山西治超以来第一个被人大免职的县长，而此前因同一事由被处分的其他干部已有24人。

　　这则消息很令人生出感慨。左中伟肯定也没有想到，这年头老百姓不好当，可没有想到县长也有这种时候。从参加工作开始，一步一步走到县长的位置，可想而知并不容易，现在，上级领导说你“因领导不力致使超载严重反弹”，乌纱帽说拿就拿掉了，人大照例走个程序，算是行使了法律规定的权力机关的罢免权。

　　左中伟被免职揭示了当今中国社会一种典型现象：这些倒霉的官员不容易倒在贪污腐败的沼泽之中，却很可能闯在某种“专项治理工作”的枪口之下。因为是“专项治理”，上级领导高度重视起来，祭出尚方宝剑，此时的下级官员一不小心就会大触霉头，所以必须特别注意谨防不测之祸。这种“专项治理”总是作为运动式进行，例如“创卫”，官员们要带头扫地，法官们放下案件上街捡烟头；
例如“招商”，地方官和部门官员要自领任务保证完成，难免有的如没头苍蝇一般到处乱钻，想方设法敷衍；
再例如国庆节或其他重大节日之类对相关人员的控制，一旦出了“问题”严肃追究有关官员责任摘去乌纱决不宽贷，如此等等。实际上，“专项治理”的题目一般并无一定之规，全视上级主要领导的视角转换而定。于是形成中国官场的特定景观：在敏感性的各种“专项治理”方面权力高度集中，上级官员握有下级官员乌纱帽的处分权，稍不留意则前程不保，所以“专项”一来，压力传递下去，不论什么部门职责和分工，更无依法行政之说，全部一窝蜂上；
而在非敏感性工作方面，权力则表现为相当分散，因为上级领导的注意力不在此处，又没有其他有力的体制性监督，则行使权力的自由度相当广泛。这是一个体制和机制的问题，“专项治理”的自身特点决定了它不可能是长期坚持的行政行为，总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因领导人的意志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其行政效果必然大打折扣，而非敏感性方面权力的分散和失去有效监督又导致权力的腐败。

　　这就是中国官场的“乌纱帽政治”。上级主要官员掌控着下级官员予取予夺的全部乌纱帽资源，下级官员必须至少在表面上、在敏感问题上对上级官员负责，小心谨慎迎合其喜好，转过身去之后，又对自己的下级如法炮制。这种官场土壤很适合贪腐官员的生长发育，因为他们只须把上司打点好就行，即使是吃力的“专项治理”，骗不了老百姓，不难糊弄好几个领导，于是边贪腐边升官成为合理的逻辑，而秉性鲠直的官员则往往不行，他们不谙“迎合”或“糊弄”上司的官场诀窍，甚至在“专项治理”的敏感时候保留自己的观点和工作方法，触霉头的结果已在情理之中。遗憾的是，官场“乌纱帽政治”的导向是鼓励前者，警戒后者，而且，不论我们怎样宣讲“八荣八耻”等等先进思想，都远不敌这一实际导向的影响力。

　　左中伟因执行上级领导推动的“专项治理”不力丢了乌纱帽，他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而“超载严重反弹”的理由也比“开会打瞌睡”更正式得多。我想，左中伟此时也许会想到民主政治的一些好处，叹息在管官的官的强权之下县长也成了弱势群体的一员。如果这位一县之长真正由老百姓选举产生，则某一两位上级官员则不能随便确定他个人的政治命运，他只须老老实实依照法律为老百姓办事，不必降低人格挖空心思取悦上司，即使出了事故应予处分，至少也会给他一个公平公正的机会，能够在权力机关的会议上自我辩解，委员们也会独立作出判断，而现在，所有这些都没有。我们不知道的是，对左中伟是一撸到底，还是降级使用，如果他还有机会在官场上，将会怎样总结先前的经验教训，今后的路怎样走呢。

相关热词搜索：成了 县长 弱势群体 倒霉 中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