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制度建设

　　摘要：中国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是缺少诚信，这表明我们社会在基本道德上出了问题。重物质轻精神是一道世界性难题，中国也不例外。但具体到当代中国道德和精神文化上的缺少，相比起轻中华重西方、轻传统重现代这些所谓的成因，政治价值以及制度的缺位更为重要。相比回归传统道统，更为重要更为基本的是要树立起多元的政治价值，并加强制度建设。在此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应秉承批判精神，做普世价值和永恒价值的守护神。

　　一、重物质轻精神是一道世界性的难题

　　中国现在有突显物质轻精神的现象，而且还非常厉害。但是对于这种现象，我觉得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是很重要的，也许不同的人对这个现象有不同的解说。其实世界上几乎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在抱怨这一点。这几乎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谈这一点的时候，既要看到共同性，也要看到特殊性。

　　在中国，我觉得至少有这么一个特殊性，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其实是重精神轻物质的。记得在1975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重新执政时，想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对这种所谓的重精神轻物质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这就是那时十分著名的“以三项指示为纲”，其中明显地批判了中国传统思想中阻碍经济发展、物质建设的东西，即：重其义而不计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邓小平其实真正针对的是文革时的极左思潮：最典型的就是张春桥的话，“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所谓“社会主义的草”，指的就是类似“道统”的“好东西”；
所谓“资本主义的苗”，指的就是类似物质的东西，苗再好，只要不符道统，就不是一个好东西。改革开放以来的总体成就，恰恰证明小平同志所见所论更符合国情更契合国民之需。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当我们今天遭遇到了物质发展与精神生活不协调的时候，千万别再通过回归所谓的传统道统来求解了。

　　当然，能否避免回归，绝非易事。因为，中国曾经经历过把精神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甚至把物质或者利益推到了完全等于零的地步的时候。文革时期就最突出最严重：当时很多盛行的东西实际上是非常反人性的。林彪讲的“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在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极为流行。在这样的精神滥殇中，中国经济在文革后期到了“快要崩溃的边缘”。邓小平1975年复出，是中国重拾现代化，从极左的、虚伪的精神原子弹中挣脱出来，即“拨乱反正”。正是从小平复出开始，发展物质利益、谋求个人利益开始在中国变得渐渐正常起来。

　　如果历史是个钟摆，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中国，这个钟摆全然摆向精神这一边，但自1980 年代尤其是1990 年代中叶以后，钟摆强烈、迅速地反向摆往物质这一边，甚至也出现了惟利是图、惟钱万能的荒谬现象。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这种忽左忽右大幅度摆动的现象，极为稀罕，甚至是特有的。为什么？中国这种现象与中国特殊的背景相关：中国实际上是从一个不正常的、极端精神完全没有物质的那边开始摆的，因此当它从离开精神这一端往物质摆的时候，实际上是对以前只要精神不要物质的一个反动，因此不仅不是所谓的倒退，恰恰相反，它是一种进步。

　　当然，尽管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中国人越来越所谓的物质化、个人化，但是，改革开放之前那种只重精神或只重集体的东西，也并没有完全就消失掉。由此，我认为：中国的情况远不是那么简单地一清两楚的，而是很复杂地纠缠在一起的。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因此当我意识到今天物质化太强、精神性太弱这种失衡已经严重到了不得不管的地步时，我仍然很清醒：管是很困难的。除了一些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特殊性外，现在又有了另外一个共同性的问题，就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或者在现代化过程中，过分追求物质几乎是人类的一个通病，而且是一个非常难以治愈的痼疾。你看，不光是西方这种基督教文明国家如此，东方儒教的中国如此，印度亦如此：印度的宗教非常厉害，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视精神的民族，他们曾经对物质蔑视到了极点，但是，今天印度也在迅速地追求经济增长，追求现代化，宗教也难以挡住物质化倾向。

　　正是考虑到重物质轻精神并非中国独有，而是人类发展中遇到的普遍现象，因此，中国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能否寻求到化解之道，至少我不敢太乐观。

　　二、中国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制度建设

　　现在，大家对精神文化的追求相对来说非常淡薄，对物质欲望的追求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很多人就认为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一个文化跟精神的问题，但我自己完全不这么看，而且我比较坚定地认为，中国首先是一个要重建政治价值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实际上中国跟世界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文化跟精神是多元的。

　　现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不是要哪一种文化建立起来以后，我们的局面才会很好。实际上这个问题很含混，很容易把重建精神跟文化想成是重建中国的道统。问题在哪儿呢？我觉得我们缺失的，不是我们中国独特的一种道统或者是文化的东西，而是一种最基本的、全人类都应该有的东西。当然，未见得需要有信仰，未见得我们必须要有一种宗教的信仰中国才行，中国本身就是一个无神论国家，信仰这种维度中国不见得非要有。

　　实际上这个问题是一个基本的道德问题，这跟重建精神文化是毫不相干的。比方现在中国最缺的东西，大家都感到比较严重的是诚信问题，其实，这并不是哪一种文化才有的，讲信用不是因为我信了基督教我才讲信用，我信了孔孟之道我才讲信用，或者因为信了伊斯兰教才讲信用，而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是人之为人所必须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那种认为中国最根本的问题要从重建精神文化做起的主张，我并不认同，因为问题不在这里。但是，就中国的精神和文化而言，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政治价值上存在着一元化的明显缺失。如果我们承认多元化是最重要的话，我们就不应该有重建某一种特定类型的精神文化的考虑。

　　美国当代最著名的思想家罗尔斯就谈过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几乎任何一个大国，不要说是美国这种移民国家，像中国这种国家，是由不同的民族组成的，这些民族又有不同的风俗、习惯、文化、宗教。在这种情况下，所以我觉得我们非要不可的一个基本共识，就是我们是一个多元文化，要重建某一种文化或者要回归到一个中国传统的、以孔孟为主体的道统上来，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根本不可能朝那方面考虑。如果你朝那方面考虑，罗尔斯的论点就能说明问题。

　　其实在道德和精神文化的问题上，我还是同意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见解。中国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实际上是制度建设，而不是类似于林彪炮制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恰恰是我们应该否定的。我谈到在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国人的追求的“钟摆”为什么摆到了另外一边呢？那时候刚好我们讲究的是要有一个“道”，追求的是一个“道义”或者“道统”。现在我们否定这一套了，现在很多事实表面上看起来是道德沦丧的问题，实际上是制度安排的问题。

　　因为很明显，人性是自私的，如果没有制度约束的话，任何人都会做坏事。你看，现在有一些犯了罪的高官，他们在忏悔的时候，在谈到精神和道德问题的时候，他们谈得何其之好，那他们为什么又要犯那种道德沦丧的错误呢？因此，这根本不是一个精神文化建设的问题，这完全是一个制度建设的问题，制度能把他管住就管住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为什么说要重建政治价值呢？与重建政治价值相联系的，主要还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而是政治安排的问题。实际上世界上其他的一些民族可能在某些方面做得比中国要好，但你不能说中国人道德上比美国人差、比英国人差，或者比任何人差。其实任何人都是差不多的，都有向善的一面、都有自私的一面，如果没有制度的约束的话，他肯定就会搞贪污腐化或者更为糟糕的东西。

　　实际上，我们的制度在很多时候是不鼓励诚信的，我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大学原本应该是培养人的世界观跟人生观、最讲究诚信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在所有的大学为了迎接国家教育部搞的一个所谓的评议，全校几万人，从食堂到寝室，包括校园的绿化，从上至下全部都在做假。教育部要来评审，你学校要达标，这些指标有些是要评审你十年前批改的卷子和学生的作业，可那时候还没有那种指标，怎么办？现在的大学老师为了迎接这样的一个评比，他们一天什么事都不做，也要准备一年多的时间。造成这种情况非常明显的原因就是制度缺失，这跟他们学的是孔子、孟子，还是基督教没有任何关系。

　　由此看来，现在中国的道德问题主要还是制度缺失造成的，如果我们的制度安排健全，哪怕贪官污吏他内心装的是一个魔鬼，就是因为惧怕受惩罚，他也会做出选择。中国的问题关键是制度，《邓小平文选》里面说得非常好：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所以，我们应该在政治价值方面多考虑，在制度安排方面多下功夫。当然我们也不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变为制度决定论，好像我们谈制度就不谈道德了，那毕竟还是有关系的，因为你治本也还是要治标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要分清原因跟结果、分清现象跟本质。对道德跟文化的要求还是应该有的，而且一个制度安排吸收的是全人类共有的东西，这跟中国的道统是毫无关系的。

　　三、社会共识需要用制度来保障

　　在重建政治价值时，中国应该有一个广泛的社会共识。在这里，首先我们要把社会共识跟文化道德区分开来，如果不区分的话，你把社会共识就当成道德文化，这就很难谈了。社会共识有时候是很具体的，如果说中国现在有13亿人口应该有一个社会共识的话，而这种社会共识又只有一条社会原则，我认为这是不行的。实际上社会共识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

　　一个方面，如果一定要有一个惟一的东西，我觉得除了宪法之外，不可能是任何别的东西。任何一个带有特定民族的、传统的、宗教的、信仰的东西都不可能成为社会共识，一旦把这个作为社会共识，就要导致国家的分裂。宪法所有的价值我认为都是可以挑明的，他肯定个人权力、肯定个人自由、肯定法治、反对人治，肯定各种各样的东西。从这种意义上讲，假定我们要讲社会共识的话，惟一的社会共识就是宪法，这一点在学理上是非常站得住脚的。当代有一个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德国的哈贝马斯，他到中国来过两次。当时他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宪政爱国主义。

　　第二个方面，我觉得除了这种大的共识以外，我们要呼唤社会共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呼唤改革开放应该是一个公正的改革开放，得到的好处跟承担和付出的代价都应该是一样的。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对于改革开放是有一个共识的；
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由于贫富悬殊，由于很多贪官污吏利用改革来搞腐败，关于改革已经没有共识了。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既有知识分子，也有广大的人民群众，他们认为改革开放已经损害到他们的利益了：比如，改革开放是不是应该为一些特殊利益集团服务呢？不应该。一些大的国有企业，石油、化工、通信这些垄断行业出台的一些东西，都是打着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的旗号，来为他们服务，房地产商说什么一切都是商品化，等等，这些东西大家都是反对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而言，大家对于改革开放已经没有共识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重新提出了把2006年叫“改革开放反思年”，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就是中国人对于改革开放应该重新有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改革开放的代价应该由大家来承担，改革开放不应该导致一部分人大发横财，而由另一部分人去承担义务。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的共识的层次显然比宪法要低，但是我们经常用的却是这种共识。有人认为中国进一步发展需要社会共识，我认为这里要补充一点的就是依靠宪法，要宪政民主、要按照法制办事，任何事情都必须按照宪法办事，这是惟一能够凝聚我们的共识的。

　　当然还有一个更低层面的共识，就是比如说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在现代化和环保之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共识，就是不应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现在许多地方官员为了追求政绩，就没有做到，之所以没有做到，是因为他们的升迁是跟GDP挂钩的，是制度迫使他们这么做的。当我们需要实现这个发展与环保的共识的时候，我们一定不是给官员灌输一些理念，其实这些理念他们都是知道的，环保理念问题跟制度安排问题相比较，我认为环保理念是较为次要的。如果环保问题没有解决，那么在考核政绩的时候、在他升迁的问题上就可以一票否决，这种社会共识实际上是需要用制度来保障的。

　　四、知识精英应是普世价值和永恒价值的守护神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拯救和弘扬中，我们的官员、我们的知识分子应该发扬孔夫子讲的“天下为公”的精神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我认为，这两个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精华。在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上，有一种比较优秀的品质，就是强调独立性，还有就是批判精神，他对现实中一些不好的东西，不论是在环境方面，还是在公共道德方面，都应该有一种批判精神。

　　而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太想在体制内得到东西了。这点说深沉了，就是以前毛泽东时代有点不尊重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把知识分子当成牛鬼蛇神，他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被戏称为“臭老九”。其实，古今中外，任何稍微聪明一点儿的统治阶级，都是把知识分子当成工具来收买的。改革开放以前没做到这一点，现在搞经济建设了，尤其在中国的大学办学条件好了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完全可以在体制内拿到更多的东西：住房、工资乃至休闲等都可以通过做各种项目来取得。再加上中国是一个行政主导型的国家，大学行政化，学术机构也行政化，因此，今天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问题已经转变为在体制内为自己谋得地位和利益，这实际上就是跟着权力的指挥棒在转，他们把自己的智慧、甚至把自己的科研成果都用来替体制做很多不好的事情，替体制作辩护和注解。所以，一谈到中国的知识分子要做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作为一种普世价值和永恒价值的守护神。为此，首先他要有独立性，还应该有一种批判的精神，而不是一味地要去献身服务。也就是说，作为知识分子关键就要守住这两点，其他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甚至应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具体来说，不管当官的怎么说，之所以我要支持当官的，不是说他是当官的我就要支持他，而只有当官做的事情跟人民的利益和社会共同的价值相一致时，我才这么做。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知识分子对现实中一些比较好的东西，比如现代化和环保主义理念，应该大力去弘扬。

　　结语

　　综合而言，在当今时代要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的知识精英应该具有批判精神，从而有选择性地继承和弘扬，由此来弥补由于制度的缺失造成的道德缺失。现在，中国的首要问题就是重建政治价值。在这个问题上，治标也要治本，但根本的却是治本，治标跟治本应该同时并进，而且我们更应该清楚，治本更为重要。

　　（本文在本刊编辑谭潭对作者访谈的基础上整理而成，未经作者审阅。原载《绿叶》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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