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一棵枣树引发的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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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些日子我到延安走了一趟。从我一九八三年调动工作离开这里，二十三个年头过去了，延安的市容已经天翻地覆，一点儿也认不出了，我感觉就像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而且是一个你完全不知道在哪里的城市——它既可能在山东、河南、广东、广西，也有可能在呼和浩特、乌鲁木齐、深圳或者大连,更有可能是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大城市的某一个区域。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的建筑文化正在发生巨大的转换，它的私有制社会造就的旧文化（地域、人文）色彩正在转换成为和我们目前的社会体制相匹配的东西，归为一统了。其实，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的发展并没有超越逻辑。这就是我在《收获废墟》一文中表述的观点：一场革命所消除的东西是无法拯救也无法被重新修复的，它必然为别的东西所代替。目前，“被别的东西所代替”的进程已经到了能够让所有人（包括无心留意这方面问题的人）感知的程度。

　　《收获废墟》探讨了社会制度变化怎样导致建筑文化的变化，今天我想换一个角度，探讨一下建筑文化的变化对人际关系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所以，我还是得先说房子。为了使话题不至过于枯燥，我们仍然沿用《收获废墟》的叙述方法，先做一个假设。

　　八十年前的一个冬日，京城广懋源绸布庄掌柜马振兴先生在现今老城区一条僻静的胡同购置了一处地产。为什么说“地产”而不说“房产”？这是因为马先生购买的是一块土地和土地上的产业，而不仅仅是土地上的房子。众所周知，这种事在今天已经不可能了——我们所有人购买的房子都仅仅是房子，并不包括土地，土地是国家的。这就意味着我们购买的房产其实是飘在空中的，国家让你落下来你才能落下来。倘若哪一天你因为什么事情触犯了国家，或者你没有触犯国家，国家只是需要那块土地，或者国家那些日子心情不好，突然决定不让你的房子在国家的土地上落了，那你就得搬走，房子该拆你就得拆。所以，千万不要小看“地产”这两个字，分量可重着呢！

　　马先生当时对这两个字的分量也估计不足，因为当时的那个世界，凡是购买房子的人购买的都是房子和房子下面的土地，在一定意义上，“地”的价值要远远大于“房”的价值——房子旧了可以翻盖，土地却永远属于你，任何人也无法改变。这在当时是常识。如果有一个人突然说，土地是土地，房子是房子，大概所有人都会认为这个人神经不正常，疯子之类。所以，当我们羡慕地说到马先生购买的是“地产”的时候，我们感受的惊讶和喜悦在马先生那里实际上是打了折扣的。尽管这样，马先生仍旧喜笑颜开，毕竟，置办这样一处地产对于这个来自浙江的绸布商人来说是一件大事。马先生喜笑颜开地指挥工匠把原来的破旧房屋全部拆除干净，按照那个年代最时尚的方式建筑了一个四合院。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四合院，因为这种东西正在消失，甚至可以说，我们对于四合院的描述带有纪念的性质。

　　老北京四合院街门一般都开在东南，很少在正南方开门，这是因为某种避讳（庙门才都开在南方正中）的缘故，马先生的四合院也是这样。那是一个清水脊门楼，两扇对开黑漆大门，分别书写“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楹联，大门上方各有一个铜制的门搭，访客就用这个东西敲门。大门两侧各有一座门墩，是青石雕镌的狮子，刹是可爱。这大门高出外边地面三个台阶，进入大门是很深的门道，下三个台阶就到前院了。所谓前院，就是正院前面作为过渡的院落，这里东西各有两间房屋，一为男厕，一为男用人住屋。前院正北，即为正院院门，也称“二门”，所谓“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者也。二门四扇，呈屏风式，门上有菱形朱红方块，分别书写“齐、庄、中、正”四个大字。进入二门，首先看到的是一面影壁，灰瓦白墙，上面书写一个巨大的变形“福”字。正院有七间正房，七间南房，东西厢房各三间。正房七间，更精确的说法是五间正房两边各一间耳房，耳房单开门，这就是老北京人说的“五正两耳”。马先生一家人丁兴旺，正房基本上都给了子女，这里经常传出朗朗的读书声。正房窗户采用“上支下摘”的样式，所谓“上支下摘”，就是上边的是两扇糊着高丽纸的窗户，外边的一扇，可以用两根细铁棍支起来。夏天，里面的那扇窗户可以换上冷布以通风；
到了冬天，外边的那一扇就不支了，挡风避寒。另外，还有一扇护窗板，晚上把它挂上，早晨再摘下来。下边的一扇窗户则是整扇的大玻璃。正房和耳房之间有两个与正房相通的（在山墙开门）套间儿。东西厢房各三间，厢房和耳房之间有个过道儿，可以通后院。东西厢房各为“两明一暗”，北边的小屋正对着正房的东西耳房。正房东耳房向院内开门，是马先生一家人的厨房，跟耳房相连的东厢房小屋，就作为小仓库使用。正房和东西厢房都有青石台阶，整个正院地面都被甬道分割开来，分别种植梨树、杏树、海棠树及紫丁香，每到花开时节，紫丁香香气袭人，白色的梨花、粉红色的杏花和娇艳的海棠花令人目不暇接。西厢房南头靠近二门的地方是女厕所，东厢房南头则是一个侧门，里面是一个小跨院，这里就是马先生和夫人的住所了。小跨院有三间北房，带走廊，十分清净安逸。北房拐弯的地方是两间小房，供女用人居住。

　　马振兴先生的这套房子修建得极为考究，磨砖对缝，黄松木架，风火双檐，绝对是一个安身立命的好地方。之所以说它是一个安身立命的好地方，还有除了房子以外的原因，这就是在马先生居住的这条胡同，胡同周围的整个街区，一片片街区联结而成的整个京城，马先生的宅院并不是绝无仅有，它只是万千同类宅院中的一座，每一座宅院之间都保持着被社会学家称之为人与人之间必要的“安全距离”，所以，它是和谐的，它的内里才能够是宁静的……这里就要扯上“文化”了，用学术语言描述是这样的：建筑文化是个体建筑汇集而成的一种宏观现象，这种宏观现象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普遍的共性之中蕴藏着多姿多彩的个性。如果一处宅院坐落在与其它宅院毫不相干的环境中，它可能是博物馆，绝不是人可以生活其间并且感受生活乐趣的住宅；
同样，假如没有私人领域之间的安全距离，就像四合院后来发展为大杂院时的样子，那也已经不是宅院，而是巢穴，一种几近于动物居所的东西，这样的东西究竟能不能给人带来安宁的心灵，能不能妥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随后进行考察。

　　所幸马振兴先生的四合院还没有成为巢穴，还是地道的四合院，所以，这个勤奋的商人就不但生活其间，感受生之乐趣，还在这里繁衍了四代子孙。胡同里也并不全是深宅大院，也有的小户人家住得很局促，但是，一家一户私有住宅，就像我们前面说的那样，界限清晰，因此很少产生摩擦磕碰，彼此彬彬有礼。那时候旧礼还在，除了流落在街上的流民，人与人之间都有一套接人待物的礼俗。就是这些礼俗，使马先生觉得这个世界很温暖。所谓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在市民社会的意义上，就是因此。马先生几乎整天忙于广懋源的生意，当他带着商人的满足和喜悦走进胡同的时候，他就想跟人打招呼，想跟人攀谈，所以，这个身穿长衫的人就不断地打躬作揖，问候街坊，街坊也不断地作揖打躬问候他。生意上有没有不顺遂的时候？怎么能没有呢？不管遇到多么烦心的事情，离开店铺就不再想，到了胡同就是胡同里的人，跟架鹰的、逗蛐蛐的、玩鸟的街坊没有什么区别，回到家里，侍弄花草，研炼书法，跟子女们呆在一块儿说一说家长里短和外面耳闻目睹的事情，或者以当家人的身份沉下脸来表达对于某件事的不满意……马振兴先生以为日子本就是这样，所以他心满意足地活了八十三岁高龄，在一个明媚的春日无疾而终，位于老城区的宅院和广懋源绸布庄都传给了儿子马守业。

　　马守业很好地守住了父亲的产业，在一定意义上还扩大了父亲的产业，因为这个时候广懋源绸布庄已经成为京城四大绸布庄之一，成为影响京城绸布行业举足轻重的角色，而马家的四合院经过进一步修饰和雕琢，更加招人喜爱，无论什么时候，马家的子孙都把那里作为归属的地方，过春节千里迢迢也摇赶回来与家人团聚。马守业心满意足地活了七十八岁高龄，过世的时候，老人家牵拉住少掌柜马应昌的手，没说绸布庄的事，却专门嘱咐他：“看好这个宅子。”马应昌当时没有弄清父亲的意图，只是顺从地点了点头。他是在以后才悟出父亲的意思的，但是当时他已经没有任何办法实现对于父亲的承诺，他无法或者说无力看管好这个宅子了，此为后话，暂时按下不表

　　这是一九四四年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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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应昌是马守业老先生的第四个儿子，个子不高，温文尔雅，谨小慎微,他的理想就是像父亲那样守住爷爷开创下的家业。众所周知，从马振兴老先生置办下这份家业到马应昌接手，三代人的岁月，正是兵荒马乱时节，加之小日本的侵害，帝王之都北京者也免不了也要遭受磨难，广懋源绸布庄竟然还有发展，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少掌柜马应昌这个时候才知道前辈人付出了怎样的心血，因此更加不敢怠慢，每日兢兢业业，勤奋打理，把广懋源的生意维持了下来。所谓“维持”，换一句话说就是没有大的发展，世事仍旧复杂难料，生意场仍旧风云诡谲，先生采取守势，应当说没有什么错。这怪不得马应昌先生，时局使然，社会状况使然，马应昌先生还是尽了力的。

　　又过了一年，小日本投降，马应昌先生振奋，让人装潢了广懋源绸布庄铺面，重新打通了从江苏、浙江的进货通道，打算光耀祖业。没想到国共两党重开内战，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再次被战火笼罩。如果单单是被战火笼罩，也没什么，守着就是了，问题是这次的战火和马应昌先生有了关联——马应昌先生的两位哥哥（二哥在台儿庄与日本人的战役中战死）都是国民党将领，他们的家眷都和马应昌先生住在一起，战局成败成为影响这个家庭现在和未来的决定性因素。马应昌先生重新回缩绸布庄生意，惊心动魄地等待着战局变化。战局的变化很不好。马应昌先生的大哥从沈阳经海路南撤到上海，三哥则携带家眷从北京退守到南京。未已，共产党把北京围了个水泄不通，跟大哥完全失去了联系。一九四九年一月，共产党军队进入北京。我们通过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农历一九四九年一月初四）出版的《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名为《北平和平解放》的新闻来了解当时的情形。这篇通讯的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胡乔木。

　　“世界驰名的文化古都，拥有二百余万人口的北平，本日宣告解放。北平的解放是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军事发展和政治发展之一。原有国民党反动军队及其军事机构大约二十万人左右据守的北平，乃是执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所宣布的八项和平条件以和平方法结束战争的第一个榜样。这个事实的发生，是人民解放军的十分强大，所向无敌，国民党反动军队中的广大官兵战意消沉，不愿再作毫无出路的抵抗，和北平广大人民群众坚决拥护真正民主和平的结果。北平的国民党主力现已开至城外指定地点，人民解放军定于本日开始入城接防。北平的人民久已像亲人一样地渴望着人民解放军。在知道了人民解放军即将开入北平之后，北平的工人、学生、市民连忙热闹非凡地筹备着盛大的欢迎仪式，并因国民党全部出城之一再延期而感觉不耐。人民解放军即将和平地开入北平的消息，使这个古城突然恢复了青春的活力，从一月二十三日起物价顿然下降。街道上重新拥挤着欢天喜地的行人，他们到处探听着解放军入城的确实日期，询问着和传说着解放军和共产党的宣传品的内容。”

　　在“到处探听着解放军入城的确实日期，询问着和传说着解放军和共产党的宣传品的内容”的人中，就有马应昌先生和夫人张蔷、儿子马海、马江；
大嫂李倩茹和她的儿子马旭、女儿马云；
三嫂杨荭和她的两个女儿马滢和马清。和更小的孩子相比，他们都是大人。当他们确认共产党即将进城和国民党节节败退的事实，而且想不出任何办法逃离这个城市以后，就小心翼翼地留了下来，并且参加了欢迎解放军入城的仪式。他们的脸上“洋溢着被解放的笑容”，“这个古城突然恢复了青春的活力”。由于“物价顿然下降”，广懋源的绸布就连成本也卖不出来，马应昌先生只得关门，等待时机好转。事实上，现在困扰马应昌先生的并不是生意难做的问题，而是大嫂和三嫂两家六口人——如果共产党知道他们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家眷和亲属，会饶过他们吗？最可怕的是，左邻右舍都知道他们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家眷和亲属”，这些平时见面总要客气地打招呼的邻居开始躲避他们，即使迎面碰到，也是顾左右而言它，就像是在做非法的事情那样。这样，马应昌先生心里就很清楚了，现在不是灾祸来不来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来的问题了。

　　尽管这样，这个家庭没乱，四合院照旧十分安宁恬适，杏花、梨花、紫丁香、海棠花照旧盛开，院子里照旧氤氲馥郁的花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正院东南角马振兴老先生和儿子一道亲手栽种的那棵枣树照旧果实累累，孩子们照旧用长杆打枣，用小笸箩端到爷爷、奶奶跟前去孝敬，全家人照旧在月亮的清辉中谈天说地——这是马应昌先生精心制造出来的气氛，这个当家人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不能让家庭乱套，不能让子女担大人的忧。马应昌先生的儿子马海和马江都记得父母亲房间里几乎彻夜不熄的灯光，当时他们并不知道父母亲在为这个家庭的现状和未来忧虑。

　　后来果然出事了。先是马应昌先生的大嫂李倩茹被人带走，从此杳无音讯；
在一个春日的夜晚，李倩茹的儿子马旭和女儿马云被一个自称马应昌先生大哥的朋友的人接走了，说是去广州，从此也断了音讯，不知是死是活，有传言说，马旭和马云都被偷运到了香港，后来到了台湾，和他们的父亲相聚了。这样的传言无法证实，但是，马应昌先生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它至少证明两个孩子都还活着。有这样的家庭背景的人在那个年代是被打入另册的，三嫂杨荭的两个女儿尽管长得如花似玉，知书达理，在婚姻上却都遭受了挫折——大女儿马滢嫁给了机床厂的一个工人，此工人姓王名栓，性格粗暴，动辄打骂，对孩子也是这样。马滢第一胎生的是儿子，又白又胖，聪明可爱，王栓也很喜欢，而这个没有文化的家伙亲近孩子的方式竟然是随便打骂，就像对马滢那样，孩子也受了不少委屈。马滢后来在卫生纸厂找了一份工作，工作中难免要和同事打交道，王栓就不高兴了，认为马滢“搞破鞋”，当着儿子的面骂她“婊子”。马滢生下一个漂亮女儿，取名王芳，王栓认为这个孩子不是他的，从小就瞅着费劲，下班回来，像鬼一样盯着孩子看，直到把孩子看得“哇”的一下哭起来。后来，马滢就把这个孩子送回到母亲杨荭那里，和马应昌先生一家一起生活。马滢有的时候也背过丈夫来看王芳，母女俩见面总是什么都不说，先搂在一块儿哭一场。每当这个时候，坐在另一个房间的马应昌老先生就紧紧地闭住眼睛，好像在忍受极大的肉体痛苦。杨荭的第二个女儿马清的命好一些，嫁给了平谷县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婚后生了五个孩子，虽然贫穷，但是苦中作乐，一家人都很高兴，没有像大姐马滢那样经受很多折磨。

　　马滢和马清出嫁以后，马应昌老先生的四合院就显得冷清了，经常就会陷入到死一般的沉寂。然而未知的恐惧是更可怕的恐惧。现在最让马应昌先生担心的是广懋源绸布庄。一些非法奸商的店铺被查封和没收了，据说是因为他们没有配合政府关于活跃市场供应的要求。马应昌先生在跟家人商议以后，重新开张营业，即使赔钱也卖，他绝对不能让人认为广懋源绸布庄配合政府不积极。在马应昌先生的努力下，绸布庄总算没有被查封没收，北京的生活似乎正在步入正轨，一切都井然有序。生活就像一条河流，在经历过险滩以后进入到宽阔幽深的河道，变得沉缓了。与此同时，马应昌先生也变得苍老了，萎靡了。他不再到广懋源去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整天坐在那把陈旧的太师椅上打盹，绸布庄的事情全部由儿子、侄子去打理。

　　就在这一年冬天，马应昌先生的老伴张蔷在院子里摔了一个跟头，造成坐骨骨折，在医院救治了一个月时间，竟然引发全身性水肿，在极度痛苦中离开了这个世界。老伴的去世给马应昌老先生的精神打击强烈而长久，从此这个慈眉善目的老人脸上就很少看到笑容。老人不笑，其它晚辈就不敢大声说话，处处谨小慎微，四合院就显得很沉寂。一家人很少聚在一起展望将来，但是，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怀着一种不安，因为没有人能够预见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么，这个家庭到底会遇到什么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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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仍旧采用历史叙述方式，这样，作为历史背景，我们就不得不说到建国初期进行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一个历史事件常常在不同的方向展现它的张力，对于社会来说，这个事件或许是积极的必须的，但是在个人层面，它却有可能从负面决定性地影响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人们经常讲“历史的发展是无情的”，或许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是指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对于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其中，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三大改造的重点。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土地制度改革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转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国家需要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一定的发展，因为它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
但资本主义工商业又存在着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这就出现了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为了把原来落后、混乱、畸形发展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引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从一九五三年起，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果断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造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把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
第二步是把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一九五三年六月，中共中央根据中央统战部的调查，起草了《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九月，毛泽东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座谈，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道路。十月，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召开了会员代表大会，大会传达了中共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下，到一九五四年底，主要的大型私营工业企业多数已经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在商业方面，则在国家掌握一切重要货源的情况下，通过使私营商业执行经销代销业务的方式向国家资本主义商业转变。一九五五年下半年，不少大中城市出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趋势。十一月，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会议，加强了对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领导。这时，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兴起，最后地断绝了资本主义和农村的联系，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条件已经成熟。全行业公私合营，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是使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一九五六年一月十日，北京首先宣布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接着，上海、天津、广州、武汉、西安、重庆、沈阳等大城市以及五十多个中等城市相继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在一九五六年的第一季度末，全国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私营工业已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私营商业达到百分之八十五，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中，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发出一系列指示，对民族工商业者的选举权、工作和生活作了充分保障，使民族工商业者在不太勉强的情况下接受社会主义，从而保证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中，也存在着过急过快和过粗的问题。同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还顺利地开展和完成了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胜利完成，为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创造了条件。

　　在一定意义上，人是历史河流中的一个沙砾，当历史的河流转弯的时候，你只能跟着转弯，至于最后落在什么地方，也不是你考虑的事情，历史自然会为你规划出路径。于是，马应昌先生从祖上传下来经过三代人经营的广懋源绸布庄就被公私合营了。目前仍然在世的马应昌先生的小儿子马江保留着一本《北京市公私合营企业发息凭证》，这个小小的证件签发于一九五五年，是马江故去的父亲马应昌先生所有。翻开这本《发息凭证》，首页登记着入股者的姓名、住址，投资企业名称，投资额为“五百元整”，息率“百分之五”，盖的公章是“北京市纺织品供应公司”。后面几页表格里，密密麻麻地登记着领取股息的日期和数额。马江回忆，一九五五年公私合营时，马老先生的广懋源绸布庄被合营到当时的“北京市纺织品供应公司”，马老先生把铺子交到了公司里，算是入股五百元股金。马老先生也成了公司职工，但当时已五十多岁的马老先生不久也就退休了。退休后的胡老先生拿公司的退休金，也凭着五百元股金从当时的区纺织局领取股息，凭证就是这本《发息凭证》。

　　公私合营以后，私营者原有生产资料都以入股形式交国营单位所有，而按期领取股息。马应昌老先生的《发息凭证》上记载着领取股金的记录，第一笔股息是一九五六年八月六日支取的当年第一、二季度股息十二块五毛，接下来每一个季度或两个季度支取一次，一直到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支取了一九六六年第二季度的五块六毛二分钱股息。这就是说，到了这个时候，公私合营企业的股金就停发了利息。对于马应昌老先生来说，事情还不仅如此。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农历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初六），一群从附近一所中学来的红卫兵涌进马应昌老先生的大宅院“抄家”，先是用铁锤砸碎了大门口的门墩，推翻了影壁，继而砍伐院子里的梨树、杏树、海棠树及紫丁香，马应昌先生七十三岁的三嫂杨荭抱住枣树（这棵枣树是她丈夫小时候跟爷爷马振兴一道亲手栽种的，是关于丈夫的唯一念想），痛哭失声。红卫兵本来就是冲着杨荭“国民党官太太”的身份来的，见是这样，就不再砍伐枣树，转而用棍棒不分部位地胡乱殴打杨荭。杨荭被当场打死，连夜被汽车拉走，连夜火化。杨荭视为命根子的外孙女王芳从此傻掉了，整天嘿嘿地笑，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生活基本上无法自理，学当然更不能上了。更让马应昌担心的是，胡同里的孩子都欺负她，往她身上扔砖头，所以，马应昌总是守着这个孩子，不让她走出院门。

　　那个年代，像杨荭这样被打死的“地、富、反、坏、右”不在少数，所以胡同里的人都惊恐万分，害怕灾祸什么时候降临到自己的身上，更害怕不小心跟不该打招呼的人打了招呼惹来无妄之灾，这种心理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演变成了对于马应昌这样的人的蔑视和欺辱，街道居委会那些原本十分善良友好的街坊，见了他就像见到仇敌一样，三天两头召集人开马应昌的批斗会，让他向党、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低头认罪。马应昌夫妇被强制扫大街接受劳动改造，经常就会被孩子们殴打，身上被吐上浓痰。胡同里经常锣鼓喧天，或者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或者庆祝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一直不消停，好像所有人都兴高采烈。人们的真实心理状态只有在最亲近的人面前才敢于流露，人和人越来越隔了。

　　没事的时候，马应昌老先生整天泥塑一样坐在破败的院子里唯一留存下来的枣树下面，什么话也不说。经过半个月痛苦思考，马老先生做出了让全家人都很赞同的决定：把这个院子里的房子捐献给政府。实际上这也是不敢不为之：听说有的地方已经开始没收资本家的房产了，还遭了殴打。主动一些，至少可以免受皮肉之苦，对子女们的前程也好。那时候正乱着，马应昌老先生也不知道自己把房子交给了居委会的什么人，反正是申请交上去的第二天，就来了几个戴红袖章的人，看了看房子，拍着马应昌老先生的肩膀说：“老马呀！你不错。”老马就很高兴。“但是，”戴红袖章的人接着说，“你还为自己留三间北房，革命还不彻底嘛！现在我们祖国的革命形势虽然大好，可是，万恶的旧社会欠债太多，很多人没有房子住。你们家现在十一口人，十一口人怎么能住三间房子？这不成资本家了吗？要彻底革命，老马。”“那……”马应昌老先生说，“那您看我们怎么住合适？”“两间，”红袖章爽快地说，“给你们留两间。这样，革命群众看了心里都高兴，毛主席他老人家心里也高兴。”

　　既然革命群众和毛主席他老人家高兴，马应昌还有什么可说的？于是，就住两间。当时家里的十一口人，除了我们上面说到的马应昌夫妇、马应昌先生的侄女王芳之外，还有大儿子马海一家五口和二儿子马江一家三口。两间房子实在是太小了，然而，在革命需要面前，你还能说什么呢？好在经过抄家房子里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了，把两间房子里全部拼搭成床铺，这件事就算是办成了。在一个把活下去作为头等大事的年代，吃住之类的问题基本上不是什么问题。再者，你看一看周围，即使是那些根红苗正的“无产阶级”，不也同样像动物一样拥挤蜷缩在破旧的房屋里面么？所以，十一口人住在两间房子里，马应昌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

　　4

　　文化大革命最为惨烈野蛮的阶段过去了，马应昌老先生曾经到原先广懋源绸布庄门前溜弯，在那里沉思爷爷马振兴、父亲马守业为了绸布庄付出的心血。现在那里是一个政府的办事机构。宽大的房门有穿制服的工作人员进进出出，一律没有笑容，所以马应昌先生也就不敢前去询问是什么机构。那个不知道什么名字的机构一直存在着，七十年代初，说是房子过于老旧，为了显示政府机构的权威，更是为了改变政府工作人员过于局促的办公环境，于是就拆了，在著名的广懋源绸布庄的旧址上修造了一幢没有任何特色甚至可以称之为丑陋的建筑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建筑物是四层，黄色，后来人们就管那里叫“黄楼”。这年秋天，年迈的马应昌老先生穿着棉袍在“黄楼”跟前的大槐树下边呆呆地站了一整天，天黑的时候才回家。回到家里，马应昌不吃不喝，早早就睡了。第二天，老人家没有像往常那样起来出去溜弯，马江的媳妇去叫公公，公公的身体已经冰凉，老人死了。马江永远不会忘记父亲死时的样子，他好像一点儿也不痛苦，就像睡着了似的，根本不像经历了很多磨难的人。只有在马江也经历了很多磨难，也变得静如秋水的时候，他才明白父亲为什么会是那样一种样子。这样，家业就传到了马江的手里。

　　所谓家业，那只是沿用旧时的说法，实际上早已经是有家没业了。现在，就连家也是残缺不全——马江的大哥马海文化大革命期间死于肺癌，妻子带着三个孩子另外找了住的地方，离开了四合院，目前厮守在两间房子里的只剩了马江夫妇和他们儿子马缃，马缃的傻表姐王芳。马缃曾经去内蒙古插队，回来以后在街道纸盒厂上班，和同样在纸盒厂上班的刘雨芬结婚，婚后生了一个女儿叫马爽。这三口人就住在东屋，马江夫妇和王芳住西屋。这时候的四合院早已经成了大杂院，拥塞了十三户人家。一九七六年闹地震，院子里本来就不大的空地都搭了防震棚，地震过后，防震棚都住进了人，现在走进四合院大门，就像走进迷魂阵一样，你得沿着不到二尺宽的通道转来转去才能摸到自己的家门。一处特别狭窄的地方，如果两个人相遇，一个人就得退后，等对方走过去了才能过去，或者两个人紧紧地搂抱着递转过身子，为此，院子里甚至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对年轻夫妇，丈夫嫉妒成性，有一天看见自己的媳妇竟然被一个老头抱在怀里，什么话不说，就把一块板砖拍到了老头脸上。虽然没有闹出人命，老头住了三个月医院，花了老鼻子钱，年轻人悔之晚矣。

　　院子成了大杂院，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格局，但是，那棵枣树却仍旧旺盛，似乎无条件地接受了历史所做的任何安排，并且心满意足。枣树每年都果实累累，到了秋天，枝头沉甸甸的。文化大革命以后，邻里之间原本紧张的关系得到了缓解，传统礼仪部分得到了恢复，见面都打招呼，谁家遇到什么事情，街坊四邻都伸出手帮忙。枣树当然也不是什么问题，总是有人在某一天宣布说：“今天打枣了啊！”这样，院子里的十几户人家就都欢天喜地地聚到枣树下边，年轻小伙子上去摇，底下的人把枣捡拾在篮筐里，然后按照户数平分，整个院落就像过节一样。

　　我一九六九年从北京去陕北插队以前，就住在这样一个大杂院里，直到今天，我仍旧怀念着那个院落里的和谐气氛，记念着大爷大妈对于我们这些孩子的善意管教，记念着院子里每年由我浇水的那棵几乎覆盖了半个院落的玫瑰香葡萄，记念着全院的人在一起分吃葡萄的热烈情景，记念着邻里间的亲情——谁没吃过邻里的饭食？钱接济不上的时候，谁没有接受过邻人的帮助？如果哪一个人到外地出差，不是总忘不了带回一些当地特产分送给左邻右舍吗？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真是不一样了呀！”头发花白的马江总是跟老伴唠叨，“现在这人怎么都成了这样？”

　　这个院子拢共十三户人家，有开出租汽车的，有两口子一起下岗的，有做小生意的，有捡破烂的，都生活窘困。生活窘困再加之没有文化（这个院子竟然没有一个孩子考上大学），目光就短浅了些，形成恶性循环，相互之间斤斤计较，经常就会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发生争吵。最近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刘二在门前搭砌了放蜂窝煤的小棚子，影响了通行，住在院子最深处的王三不满意了，客气地提意见，刘二不听，反而叉起了腰。

　　“我就在这里搭了，你怎么着吧你？”

　　王三火了，道：“你骂谁呢？你他妈骂谁呢？！”

　　“我他妈骂你呢！孙子（重音在“子”上，北京话发音：zei）!”

　　两个人就在狭窄的通道打了起来，把蜂窝煤扔得满世界都是。有人给派出所打电话，片儿警小杨子就来了，喝道：“停！停！你还打是不是？你还打是不是？”结果，两个同样挂了彩的人就不再打。小杨子进入到调解状态。其实小杨子也无法说出究竟谁对谁错——所有人都拥挤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怎么可能没有磕磕碰碰呢？所以批评教育了事。众所周知，批评教育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是让浮到表面的问题暂时潜沉下去而已。刘、王两户人家虽然不再吵闹，彼此的仇恨却深深地植根于心底，就像根深叶茂的大树那样，想拔也拔不出来了。这实际上也是十三户人家之间关系的普遍状况。

　　今天早晨，王三被恶臭熏醒，开门一看，门上窗上都被涂了稀糊糊黄澄澄的屎尿。王三夫妇就站在院子里跳着脚咒骂，整个胡同都可以听到，引来很多参观的人。王三没有点名，但是口口声声冲着院门口的刘二叫唤：“你丫有本事出来你！你他妈……”刘二家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出来。小杨子来了，才把人叫出来，身高体胖的刘二无辜地说：“杨警察，我正要去找你呢。大清早的怎么回事这是？活腻啦？”

　　小杨子低声问：“跟我说，是不是你干的？”

　　刘二痛苦地看着小杨子，好像有人扎了他一锥子，道：“别人不知道我，您老人家还不知道我？我是干那种缺德事的人么？再者话说了，多臭哇？您以为那么好把屎尿从茅坑里弄出来抹到窗户上？给我五百块钱我也不干呀！”

　　小杨子嘲讽地盯住刘二，问道：“不是你干的，那你说是谁干的？”

　　刘二低下头嘟哝：“我哪儿知道是谁干的？我又不是片儿警……”

　　“别跟我耍滑啊！你还以为我不知道你，实话跟你说，你只要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拉干的还是拉稀的……”

　　“别介嘿，杨警官，您要是这样说我可就不那么高兴了。照您的话说，那我今天拉稀的还是拉干的呢？您总不能说丫窗户上的稀屎是我直接拉上去的吧？我拉得了那么高吗？我要是能拉那么高，得多大一个屁股？”

　　围观的人哄笑起来。

　　三仍然在远远地骂：“断子绝孙的东西……”

　　“您听听，您听听，”刘二拍打着手背说，“多难听呀！这像是伟大祖国首都的市民吗？就这样的素质，怎么迎接二零零八年奥运会？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杨警官，这事您还真得管管……”

　　小杨子愤怒地看了刘二一眼，拨开人群去制止王三的叫骂。

　　当时马江就站在人群当中，却什么话都没敢说。现在的人想方设法以恶活人，你敢得罪谁？所以只能跟老伴叨咕叨咕。

　　唉，在一个连夫妻做爱都能够被别人听到的地方，人的尊严也就守不住了。人一旦没有了尊严或者说不再把尊严看得重于生命，礼仪廉耻也就没有了；
人没有了礼仪廉耻，就剩下赤裸裸的利益算计了，所以你也就不能怪罪这些人目光狭窄，为屁大的事情呼天抢地，你也甭怪这些人损人缺德。一个很少从社会环境当中得到温暖的人，是不会给别人送去温暖的，同样的道理，一个经常被生活加害的人，会由不得想给生活一些加害，这样，生活就愈加显得无法忍受。

　　设想一下，我们（不管我们处在何种社会地位，从事什么工作）是不是也生活在同样的境遇之中呢？

　　马江没有办法。马江没有办法，换了我们，我们也没有办法。

　　5

　　然而，历史在发展，对于北京居民马江来说，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历史的发展出现了极其光明的一面。现在，让我们暂时把马江放在一边，具体看一下这光明的一面究竟如何光明。我们太需要光明和温暖了，所以一定要珍惜，要好好看一下。

　　自一九七八年以后，北京市政府开始落实私房政策，并于一九八四年开始陆续发还产权。但是，这件事却不是那么好办的，由于居民住房普遍紧张，许多私房住户不能及时腾退，因此出现了带户发还产权的情况。当时主要出于对承租人利益的保护，政府对带户发还产权的私房的租赁关系及租金标准进行了干预和限制形成了私房标准租制度。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四日，北京市政府批转市国土房管局《关于解决本市按照标准租金出租私有房屋问题的若干意见》。按照该文件的说法，标准租私房是指文化大革命初期由本市房屋行政管理部门接管，文化大革命后落实私房政策带户发还产权，并执行本市规定租金标准的城镇私有出租房屋；
标准租私房承租人是指与标准租私房产权人订有私房租赁契约；
或是没有订立私房租赁契约，但长期居住标准租私房，并有本市常住户口的单位或个人。这个文件规定了标准租私房承租人的七种安置方式和有关解决政策，并明确了承租人搬出工作应在二零零三年年底前完成。它成为北京市开展这项工作的指导性原则。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北京市国土房管局又制定出台了《关于推进本市标准租私房工作中有关搬出安置的意见》，具体落实这些原则。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北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又发出了《关于做好危改区和文保区标准租私房承租人搬出安置工作补充意见的通知》，之后，东城、西城、崇文和宣武等城区先后开始具体全面实施标准租私房承租人搬出安置工作。自此，这一项牵涉面广、个案复杂、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终于走上了彻底解决之路。

　　文件将标准租私房承租人搬出安置的政策分为危改拆迁区和文保区两种：一、属危改拆迁区需提前拆迁安置的标准租私房承租人，除由各区组织开发建设单位先行补偿安置外，可由各区政府向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出具承诺书，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按批量个贷的方式向区国土房管局核拨贷款，用于标准租私房承租人的搬出安置工作，待今后遇拆迁时再与开发商结算费用。

二、属文保区需按照疏散人口政策提前搬出安置的标准租私房承租人，由各区确定按危改拆迁或无房户发放补贴方式计算补贴款后，可按上述方式办理贷款手续。还款资金来源包括市财政安排的文保区专项补贴、各区自筹的文保资金和文保区开发收益等。三、其它不属于上述范围的标准租私房承租人，按有关文件的规定，区分市、区隶属关系，按个贷方式解决补贴资金渠道，其中确有困难的单位，分别由市、区财政负责还款。

　　标准租私房问题的核心是政府对私房租金标准和租赁关系的强制性限制。解决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对私房标准租制度进行调整。这是一个财产制度问题，而非住房政策问题；
不是“解危”、“解困”，而是“解扣”。私房标准租制度确实已经与经济体制及法治精神不相适应，已经到了应该废除的地步。即透过向承租人提供政府资助的方式解除私房租赁关系。所谓政府资助实际是对承租人的一次性住房补贴，也相当于政府透过出资购买标准租私房租赁契约的解约权的方式给予了产权人补偿。城区政府同时面临着保护私有房产的观念转变和财政支出的双重压力。这种由政府居间做主，让房主和住户签订“租住”协定，由住户向房主象征性交付少量“租金”的房屋也被称之为“强租房”。

　　马江的房子就进入到了这种状态，但是马江从来没有像有的房主那样强烈主张行使自己对房屋的所有权，要求“房客”腾退房屋，终止“租赁”关系。这或许与马江温顺平和的性格有关，当然，更有客观上的原因：倘若你硬去办无法办到的事情，不是得砸锅么？在北京，砸锅的可不是一家两家。就笔者所知，曾经发生过很多起房主和房客激烈冲突的事件，有的甚至闹到了法庭。针对这种情况，最高法院及时推出了对此类案件的审判原则，规定房主若要求收回房屋，必须在两个条件之中至少满足其一：一、举出房客有其它住处可以搬入的证据；
二、为房客找房住。这个虽然不在法律汇编之列却发生着实际效力的规则，基本上断绝了绝大多数房主收回房屋的梦想。有的房主为了收回房屋，被迫同意给“房客”找房住，甚至答应给房客买房。但是，房客却不接受，要么嫌找的房位置不好，要么嫌房租贵。即使给他买房，“房客”还要心中盘算拆迁安置房或补偿金可能比房主为其买的房更值钱。这样，房主手持产权证书，名为房屋所有权人，却只是一纸空文，在长达数十年的岁月中，并不曾享受过一天的房屋所有权。在后来的城市改造拆迁中房主和房客都适用相同的待遇进行安置和补偿，甚至只补偿安置房客而抛弃房主。如果房客占住的房屋面积大于房主或者其家庭人口较多，则可能房客获得的新房面积或补偿金还要比房主多。标准租私房的承租人终于熬出了头，由“无产者”变为“有产者”乔迁新居，而私房主返还产权的梦想随着房屋的拆迁而彻底毁灭。实际被强占或剥夺了房屋所有权的标准租私房产权人郁结于心的巨大不平和痛苦，其当事者人数之多、范围之广、创痛之深，使得私房标准租成为了我国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这件事按下不表。

　　马江有了房租，日子显然就比其他人家好过一些，但是，这并不意味完全恢复了祖辈为他留下的这个宅院的所有权。或者换一句话说，马江心满意足地行进在一条充满光明的道路上，遗憾的只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他在这条路上暂时还没有走出什么名堂，十三户人家仍旧像家里人那样牢牢地盘踞在他的祖产房屋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谁也动不得。即使到了笔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善良的马江也不想打什么官司，他觉得政府把这样难的一件事情做到这样已经非常非常不容易了，他怎么好为了获得对这个宅院完全的实际的所有权打官司再给政府添麻烦呢？于是，拥挤在这个院子里的人就继续像动物一样穴居在一起，不断上演一出又一出活剧。

　　马江命中注定要在爷爷留下来的房产中看着一场又一场演出。

　　6

　　下面我们来看最后的演出。

　　刘二和王三的矛盾继续深化，因为他们还同处在一个狭小的谁也避不开谁的环境里。与此相类似的不仅仅刘二和王三这样居住在私人房屋里的人，如果对北京城区稍有了解，你就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这样密集地生活在这样的没有私人边界的空间里（不同的是相当一些人住的是政府房管局的房，同样是大杂院）。我这样说，同时还具有一种形而上学的意味，即：凡是没有私人边界的领域，不管经济的领域还是政治的领域，思想的领域，都是人的自由缺失的领域，它所造成的社会状态和文化状态，都将是病态的，扭曲的，甚至是反动的。所以，我希望读者注意到这里的马氏家族、刘二和王三仅仅是根据论证需要抽象出来的符号，而不必要具体地考察其是否确有其人。

　　既然我们的论述具有形而上学的意味，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说一种心理学现象。一位心理学家做过这样一个实验：阅览室里如果只有一位读者，一个人进去拿一把椅子坐在那个人旁边，那个被试验者一定不会容忍陌生人坐在自己身边，他会默默地移到别处。这个实验进行了八十次，竟无一例外。据此可以说明，人与人之间需要保持一定的空间距离（或者说安全距离），即使最亲密的两个人也是一样。任何一个人都需要自己的周围是一个能够被自我掌控的自由的空间。

　　一个叫爱德华?霍尔的美国心理学家甚至具体给出了“安全距离”的系数，譬如：即使最亲密的关系，两个人之间也需要15厘米的安全距离；
朋友间的安全距离应当掌握在46～76厘米之间；
而一般的社会交往，则至少要保持1.2～2.1米的安全距离；
公众之间的安全距离应当为3.7～7.6米……结果问题来了：在马先生的那个大杂院里，基本上没有私人界限，一个狭窄的通道竟然相互搂抱才能够通行，过夫妻生活甚至也要屏息敛气，尽量不要弄出响动，这显然不符合“安全”标准，不出事故才怪！这就好比没有达到安全标准的煤矿，浓烈的瓦斯弥漫在巷道里，你却全然不顾，非要往里走，并且使用了明火，怎么会不出矿难呢？

　　结果，今年秋天就真的出了“矿难”。

　　北京人都知道，今年大枣丰收，北京旧城区大杂院里幸存下来的枣树都果实累累。我们前面已经交待，马家院子里有一棵枣树，经历了上百年风霜雨雪，非但没有枯萎病死，反而一天天繁茂起来。以前，就像我在前面说的那样，整个院子的人一起分享果实，但是最近十几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严重恶化，好的传统也丢掉了，对于大自然的赐物，变为先下手为强，谁抢到手里算谁的。每年秋天，这个院子都有人睡不着觉，天天惦记着怎样趁没人的时候把枣子收获到自己家里。

　　读者一定记得，当年马振兴老先生和儿子一道亲手栽种的那棵枣树在宅院正院东南角，而这个位置现在又正好在王三家门前，这样，王三显然就有了优先处置果实的便利。眼看着过了处暑，枣子慢慢红眼儿了，王三还记恨着被泼了屎尿的旧账，心里就想，今年我让丫刘二一个枣子也吃不上，早早上了树，用长杆子把枣子一个不拉地打了下来，足足收获了满满的三洗脸盆。王三挨家挨户送出去，等到刘二回来，已经全部处置妥帖，聪明的王三真的没让刘二吃上一个枣子。

　　刘二是何等样人物？在大门口就感觉到院子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奔到枣树跟前一看，满地的落叶，却连一个枣核都没有。他看见王三正在窗户后边笑，脸色就青了，直接发问：“枣呢？！”

　　王三隔着玻璃说：“让我打了。”

　　刘二继续喝问：“枣呢？！”

　　王三就不屑于回答，离开了窗户。幸亏他离开了窗户，否则，一定会被呼啸而至地大板砖拍到脸上。板砖砸断了窗棂，飞进王三家，落在三斗橱上，砸坏了鱼缸，水花四溅，几条红艳艳的王三的心爱之物徒然地在桌面上挣扎。王三大叫道：“咦……！！！！”冲了出来。

　　王三冲出来以后看到刘二高举着一把煤铲，才意识到自己赤手空拳，闪电一般退到门前的小厨房，躲过了一击。刘二的煤铲捎到了王三的衣裳后襟，后襟顿时被划开了。王三感觉到后背沁凉，以为被伤了，“嗖”的一下从案板上拿起菜刀，大叫一声：“我他妈今儿就今儿了！！！”反扑出来。

　　这个时候，刘二的第二下击打如期而至，王三把脑袋一偏，闪过了面门，煤铲落在左肩上，皮肤顿时开裂，鲜血喷涌而出。王三到底还是年轻，说时迟，那时快，还没容刘二收回煤铲，王三的左手已经把煤铲攥住，这样，在他和刘二之间，就获得了一个有利的支点。王三利用这个支点，飞扬起手里的菜刀。刘二觉得寒光一闪，本能地向后倒退，躲过一劫，不想脚底下拌在了一把笤帚上，跌了个踉跄。王三趁势而上，把刘二扑倒在地，没有任何犹豫地先往刘二的脸上剁了一刀。

　　这一刀剁得实在凶恶，一下子就见了骨头。随后的剁切简直就是残杀了，刘二的脸顿时成了摊放在案板上的一堆肉馅，不停地往外渗流血水，浑身像过电一样剧烈地地颤栗一阵以后，人就不再挣扎，安静了下来。

　　王三站起身，扔掉菜刀，坐在门槛上喘气。

　　马江从远处的人群中走过来，颤巍巍地对王三说：“你呀！孩子呀！”

　　王三看着马江，眼圈红了，但是仍旧嘴硬：“我早知道有这一天，马爷。我早就知道。”

　　王三夫妇早就下岗了，现在靠在过街天桥上卖针头线脑为生，他们的女儿在上中学，学校成天收钱。

　　“这样也好，”王三站起来说，“挺好。马爷，回头您跟孩子他妈说一声，我得去了。”

　　马江问：“你上哪去？”

　　“杀人偿命，天经地义，我上派出所。”

　　人们默默地给王三让开路，王三从狭窄的通道挤过去，走出了院门。

　　半个小时以后，片儿警小杨子满脸是汗地从派出所跑来，先看了现场，让人用床单把刘二的尸体盖上，然后问围观的人：“他王三人呢？”

　　众人七嘴八舌说王三自首去了，马江却什么都不说，把目光从小杨子的脸上移开，表情也从惊愕转变为沉郁。

　　马江默默地看了看天空，天空很明净，正是所谓秋高气爽时节，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他又把目光放下来，看了看眼前这个杂七杂八拥挤了很多自建房的院子，第一次在心底里怨恨起自己的爷爷来：“你置办什么四合院呀你！你置办这么一个破四合院，你得了什么好？咱马家得了什么好？街坊邻居又得了什么好？！”

　　（2006-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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