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我心中的西南联大

　　今年11月1日是西南联大建校70周年。联大北京校友会汇集师长、同学及与联大有密切联系者撰写的110多篇文章，编成《我心中的西南联大》一书，从各个侧面记叙西南联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民主科学传统、学术自由风气、大师如云盛况以及异彩纷呈的业余文化生活等等，内容翔实，生动感人。这本书的出版发行，可以使更多人了解联大、认识联大。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

　　联大成立之初，只是为了把大学教育的长明灯持续下来，保持我国的学术文化不中断。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长沙合并为一校时称“临时大学”，迁昆明后正式定名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校各推一人为常委，蒋梦麟(北大)、梅贻琦(清华)、张伯苓(南开)，三校常委集体负责领导。蒋梦麟、张伯苓常驻重庆，常委长期主持人是梅贻琦校长。

　　西南联大值得怀念的是它的自由宽容、博大深宏的学风。团结师生的唯一凝聚力是爱国主义。

　　国民党时期，全国高校都要上“党义”课。教者照本宣科，课堂稀稀拉拉，学生勉强应付。西南联大不设“党义”课，以伦理学代“党义”，全国院校只此一家。全校学生分为四个大班，由哲学教师四人分担。当时没有容纳这样许多人的大教室，就在露天上课，记得哲学系讲师齐良骥、石峻、王逊都教过伦理学，冯友兰先生也教过一个班，在大树底下讲课，他戏称这是“杏坛设教”。(曲阜孔庙有“杏坛”相传孔子讲学处)

　　沈有鼎讲《周易》，这部书太难懂，只有两三个听众，其中闻一多教授也去听课。郑昕讲康德哲学，听课的有数学教授程毓淮。

　　联大教授重创新，都以讲自己的教材为荣，讲现成的教科书为不光彩。这也是其他大学稀见的。

　　联大抓体育抓得很紧，功课都及格，体育不及格不能毕业。还规定文科学生必选一门自然科学，理科生必选一门人文科学。目的在于培养通识人才。有的系鼓励选修第二外语，如哲学系学德语，为了读康德、黑格尔的著作。

　　入学第一年，英文、国文(语文)都是重点必修课，必须学好，这两门不及格，不能升级。一年级语文课教师，记得有余冠英、李广田、沈从文等十来位。英语教师有王佐良、李赋宁、叶柽、查良铮等十来位，这些教大一英文、国文的教员后来都成了知名的诗人、专家、学者。

　　1943年，中国也派遣远征军出国到缅甸与美英联军共同作战。中国军队需要大量翻译到美英中当译员(上尉军衔)，时值寒假(只差半年毕业)，西南联大号召全校四年级男生都去当翻译，体检合格后先培训一个月，即上岗。可见西南联大学生英文基础比较扎实，文、理、法、工各科学生都能胜任，有的翻译官后来立了功。

　　平时学生考试，不必按照教师的讲义来答卷，意见与教师相反，只要有根据，也可以拿高分。记得经济系陈岱孙教授开《财政学》，这是一门既有理论又要联系实际的课程。经济系的同学说有一年考试题目是“假若我当财政部长”。西南联大之所以人才辈出，既有个人的努力，也与这个鼓励创新的学风有关。

　　西南联大办校正值战争年代，有一半的日子天天躲避日寇飞机轰炸，物价飞涨。师生在半饥半饱状况下，却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从1938年至1946年，先后在联大毕业的本科生(包括持北大、清华、南开学籍的)，总计有3700余人。这些毕业生在当时以及新中国建国后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当时西南联大已经是世界第一流。已有事实证明，西南联大选送出国的优秀学生，到外国也是该校专业的尖子，有的人当了课题组的领军人物。凡是到过西南联大的中外学者，都认为西南联大创造了办大学的奇迹。

　　所谓奇迹，无非是对稀见事物的一种称谓，奇迹出现绝非偶然。魏晋哲学家王弼说过“物无妄然，必由其理”。

　　在1942年6月，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三次下命令给西南联大，要求全国教材内容、考试方式，课程设施都要全国统一，由教育部核准。西南联大教授们经过认真考虑、讨论，对教育部的办法提出异议。全文较长，又是文言，简述大意如下：

　　大学包罗万象，任务为百年树人，各大学自有其教学经验，宜稳定，不宜多变。同一课程，不同学校，讲授内容各不相同，教育部行政领导时有更迭，如果一切都由教育部决定，朝令夕改，大学将无所适从。今天的教育部官员，也多当过大学教授。当他在当教授时，专教一门专业，兢兢业业，尚恐出错。为什么到了部里，忽然成了万能的指挥者(原文为“智周万物”)，实在令人难以理解。三校创办之初，办学方针都是遵循教育部方针办的，施行多年，为国培养人才，说不上有功，尚未出现流弊。全国大学，水平参差不齐。教育部的统一教材，统一课程的规定似可以允许例外。

　　呈文发出后，未见教育部第四次来文，师生们松了一口气。

　　西南联大没有什么独特之处，其实就是原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奉行多年、行之有效的方针，就是“海纳百川，心系天下(爱国主义)，百家争鸣，不断创新”，也就是“五·四”精神在教育方面的具体化。由于民国期间长期军阀混战，政治混乱，只有教育界几所有水平的大学保持着“五·四”以来的“科学与民主”这一小块净土。政府定都南京，北平成为文化城市。这种环境使北大、清华、南开等校得以按照教育规律办学。办学方针实事求是，教学方式百家争鸣，不强求纳入一个模式。同一课程，如“唐诗”，闻一多与罗庸两人观点不同。一样古文字学，唐兰与陈梦家不同。同一课程，同一教授，今年与去年不同。教授之间，互相听课，师生之间可以互相保留不同的学术观点，撰写论文。学生可以不同意导师的见解，只要持之有故，有充实的根据，教师可通过他的论文。

　　联大不提倡读死书，同学都关心国家大事。当时的头等大事是支持抗战。在科研工作中从不抱残守缺，在战时与海外大学交流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师生们密切关注国际学术前沿各领域，有人回国带回一本新书(江泽涵教授的一本《拓扑学》)，当时尚不具备复印条件，教授们曾辗转手抄。

　　我在西南联大先当学生，后来又当教师。我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第一批研究生(一共招过两届，我是第一届)。研究生与北大几位导师教授同住在一个宿舍(靛花巷)又在同一个餐厅开伙食，因为房间小，分在两处用餐。师生们朝夕相处谈学问，也谈生活，议论政治也随时讲些历史掌故，师生关系十分融洽。据我所知，这种师生之间互相关心帮助的风气，三校其他院系也有。如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学生帮助老师买菜，物理系的吴大猷夫人患急病，学生朱光亚背着送医院。此种故事甚多，无须多举。师生之间朝夕见面经常地交流，有学术的，有思想的，这有点像古代的书院。北大文科研究所，正所长是傅斯年，副所长是郑天挺，罗常培戏称郑天挺先生为“山长”(古代的书院的导师及主持人)。我们同住的导师有罗常培、郑天挺、陈寅恪、汤用彤、姚从吾几位。

　　第一批研究生中，后来知名的有王玉哲(南开大学)、杨志玖(南开大学)、阴法鲁(北京大学)、周法高(台湾，院士)、逮钦立(东北师大)等。

　　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有王瑶、冯契、季镇淮、王浩等。南开未招研究生。

　　如问联大何以能创造奇迹，可以明确回答，这奇迹来自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西南联大关心天下大事(外抗日寇，内争民主)、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尊重别人的民主传统，“五·四”的火炬在联大师生手中传承下来。当时云南有地方政府对重庆的干预有所抵制。这种环境下，也增长了西南联大民主运动空间。

　　当年的西南联大师生人人关心国家命运，抗战必胜，日寇必败，已成为联大师生的共识。“五·四”精神不仅在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发挥了积极作用，今天的实现科学发展观，发扬民主，是中华民族为之奋斗的总课题。西南联大虽已结束，联大精神是常青的，百年树人，实现科学发展观已成为全民族前进的大方向。前景无限，共同奋斗，任重道远。

　　(本文系《我心中的西南联大——纪念西南联大建校70周年》之序言，此书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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