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原元：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以来美国中国学的新走向

　　摘 要：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以来，由于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美国的中国研究出现了对主流中国研究的批判、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的转变以及注重提升研究质量的新走向。随着这些新走向的进一步发展，美国的中国研究呈现“学术化”趋势。

　　关键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　美国中国学　新走向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正是美国国内反战运动高涨、中国如火如荼开展“文化大革命”以及中美关系逐渐改善的时期。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美国的中国研究出现新走向。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指出，“中国和美国社会内部发生的几个重大变动，使七十年代的中国学研究明显不同于过去时代。”［1］(p.27)那么，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美国中国学究竟出现什么变化？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浅的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对主流中国研究的批判

　　随着越南战争的不断升级，美国各大学的反战活动日渐高涨。许多美国人尤其是青年学生对自己国家以自由与荣誉的名义在东南亚做出的可怖行径深感不安。越南战争所造成的失望与痛苦，对年轻的亚洲研究者产生极大震动。1968年，部分对美国亚洲政策及亚洲研究现状强烈不满的亚洲学会会员自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成立“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该委员会发展迅速，不到10个月就拥有近400名会员和600多位《关心亚洲学者通讯》季刊的订阅者；
［2］(p.316)到1970年，其成员多达一千数百名。［3］(p.15)

　　“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成立后，成员们对美国的亚洲研究，尤其是中国研究的现状进行反思与批判。委员会的年青学者觉察到，“除极少数的美国外交政策专家以外，从事亚洲研究的学者和社会科学家在‘越战’初期几乎都对美国的越南政策缄默。”他们认为这些从事亚洲研究的学者和社会科学家之所以对美国政府的越南政策保持缄默，原因之一在于，“麦卡锡主义的伤害，使得学者们一直对卷入富有争议的政治问题心有余悸”，麦卡锡主义所产生的恐惧“几乎使美国失去了整整一代对美国的越南政策持批评态度的学者”。［4］(p.77)然而，委员会的成员认为更为主要的原因在于，二战以来的美国亚洲研究完全服务于美国政府的内外政策，成为政府的实用工具；
亚洲问题专家则是美国官方对亚洲现实世界形成看法的帮凶与唆使者。甚至当其他领域的学者已经重新审视或放弃对共产主义扩张的防御观念，并且把它视为理解美国新的全球战略态势的障碍时，亚洲研究者仍然固守旧念，止步不前。［4］(P.xi) “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成员朱迪斯·科伯恩（Judith Coburn）在批判中指出，“一旦政府确定了政策参数，中国研究者在情报收集方面是有用处的。他们领会了冷战的意图，开始搜集那些直接或间接为冷战服务的资料。一旦符合政府的意图，不需要提出什么批评的意见”；
为了迎合政府的需要，“中国问题专家不得不停止他们试图研究的与文化相关的课题，使所有的中国研究都服务于收集情报”，这就是为什么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研究“几乎全部集中于影响中国军事能力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以及“中国大规模地面干预印支战争的可能性问题”。［4］(p.93-95)哈佛大学研究生詹姆斯·佩克（James Peck）认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自由主义的中国问题专家和当时的右翼理论家是一丘之貉，“他们都接受fan共的观点，都对世界采取说教式的两极分法，都美化美国的权力，从而为美国担任世界宪兵以及建设其他国家的首领寻找借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甚至于可以把这批自由主义的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和杜勒斯结成夫妇的原因。”［5］(p.57)

　　这批年青中国学家还对隐藏在主流中国研究背后的理论体系进行猛烈批判。詹姆斯·佩克在1969年10月号的《关心亚洲学者通讯》上发表了题为“花言巧语的根源：美国中国问题观察家的职业性意识形态”一文，对二战后美国中国研究界占支配地位的近代化研究取向进行剖析。他认为，近代化研究取向作为美国中国研究最基本的理论模式，并不只是一种根据不足而无害的理论模式。实际上，它是主流中国学家用来为战后美国干涉亚洲政治、军事、经济进行辩解的意识形态构架。佩克指出，二战后众多亚洲国家处于传统社会与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这一过渡阶段，共产主义具有独特的吸引力。为此，美国中国研究的领军人物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就开始寻找一种能够取代共产主义的历史理论，以给美国政府提供实行文化冷战的意识形态武器。由此，诞生了费正清（John K.Fairbank）和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等人鼓吹的近代化理论。这一理论强烈反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主张改变社会的最好办法是改良而不是革命。佩克最后指出，“要回答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何以对革命运动抱如此强烈的敌视态度，我们必须对美国在亚洲的真实目的以及将美国干涉诸多亚洲国家内部事务合法化的近代化理论有深刻的了解。由于理想化的美国形象与美国有能力促进亚洲非暴力社会变革的坚定信念错综交织在一起，这就是今天占绝大多数的缺乏反省的美国人为什么会对中国及其革命运动持有如此观点的原因；
这也是为什么只有通过反省和质问，才能够形成对中国及其革命更为准确、缺少偏见、更富同情心的认识的原因。”［6］(p.59、63、64、66)詹姆斯·佩克的批判在美国中国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其矛头所向震撼了整个中国研究领域，“佩克的攻击象征着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7］(p.113)

　　二　研究观念和方法的转变

　　越战之前，美国人对其制度、价值观念及道德终极优越性充满着无限自信。然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在越南战争的冲击之下，美国公众对其长期以来所持有的“强大美国”这种不可动摇的信仰和支撑它的“美国中心”的价值体系产生怀疑。著名学者戴维·凯泽 (David Kaiser)在其《美国悲剧》一书中言道：“战争无可挽回的改变了我，其方式是开始向我展示我的国家的本来面目：不是一个全新的、独一无二的文明之国，……而是一个与其他国家大同小异的国度，本质上，更多的受到情感而非理智的驱策。”［8］(p.518)曾供职《华盛顿邮报》并专事报道越战的彼得·奥斯诺斯(Peter Osnos)认为，越南战争带给美国的遗产当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美国人对于他们的政府、制度机构以及美国国家的责任义务及其能力的情感。他们对于将美国的模式标准强加给世界其他地方的做法不再表示认同。［9］(p.75-76)据华盛顿彼德哈特研究公司的电话调查数据显示，60％的人认为越南战争使得他们对于国家领导人变得缺乏信心；
36％的人认为，由于越南战争的卷入，他们对于国家的自豪感比以前下降了很多；
40％的人认为越南战争使他们不再相信美国能够领导这个世界。［9］(p.72)

　　任何学术研究都受制于现实社会环境。越南战争所引发美国人对其价值体系、政治道德优越性的怀疑与反省，促使着中国问题研究者对其学术研究的反思。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和马克·赛尔登（Mark Selden）指出，长期以来美国中国研究界充斥着狭隘的种族主义偏见和殖民主义价值观，“美国人是他们（中国）的救世主”成为了固定的思维模式。在他们看来，很多问题都是全人类共同的问题，美国存在的问题同样也是第三世界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以相互学习为先决条件，我们可以从与世界主要文明的交流中学习到很多解决人类基本问题的有益经验。实际上，无论任何民族都要通过斗争克服自己固有的局限性，这种斗争将为整个人类提供创造性和教诲。”因此，在从事中国问题研究时不可盲目的把欧美价值观搬到中国，必须消除种族偏见，建立非殖民化的中国观。［4］(p.xv)被年轻中国学家所激烈批判的主流中国学界，亦开始对其所持的西方中心论进行检讨反思。例如，著名中国学家费正清在1969年的美国历史学会年会上以《七十年代的任务》为题发表演讲时指出，“我们从西方角度提出问题，并收集证据加以回答，寻找我们所求索的东西，这样做往往有忽视中国实际情况的危险。因此，我们会发现中国是典型的不发达国家――科学不发达，民族主义不发达，没有建立议会民主，没有工业化，没有扩张等等。如果我们探讨中国是为了寻找与我们的类似之处，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一切停滞不前，一个‘静止’的中国，因为它没有像我们一样变化。不幸的是，这是我们社会科学的一个内在倾向。”［10］(p.141-142)柯文(Paul A.Cohen)曾对越南战争冲击下美国中国史专家研究观念的转变作了精辟的论述，“这次战争迫使我们正视自己力量的局限性，看到美国要想随心所欲摆弄世界，将受到真正的制约。在我看来越南战争的这种含意，对美国研究中国的史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揭露了美国在政治、道德、文化全面领先的神话，越南解放了美国史家，使他们也许是第一次，放弃了西方的准绳与西方衡量历史重要性的标尺，转向一种更加真正以对方为中心的史学，一种植根在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历史经验之中的史学。”［7］(p.59)

　　与之同时，中国问题的研究方法发生变化。注重以区域、省份或地方而不是整个中国为研究单位的研究方法成为趋势。通过将中国从空间上分解为较小的、较易于掌握的单位，寻求各地变异的内容和程度，以期对中国整体有一个轮廓更加分明、特点更加突出了解的方法为中国研究各领域的学者所接纳。以当代中国研究为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美国中国学家的研究方法是对中国的政策、主要机构和新政权的理论原则等进行概括性及描述性的研究，弗朗兹·舒尔曼(H.Franz Schurmann) 的《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机构》和鲍大可(A.Doak Barnett)的《共产党中国的官僚体制与政治权力》等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进入七十年代后，学者们开始转变研究重点，即从总体性、概括性研究转向专题化研究，强调个案、部分、“点”的研究，尤以针对特定地区或某个城市、某一省区的研究最为突出。［1］(p.28)例如，傅高义（Ezra F.Vogel）的《共产党统治下的广州》，以广州省为研究对象探求其在1949至1966年间政治和社会的发展；
林恩·怀特（Lynn White）的《上海的生涯：发展中的中国城市对个人干劲的社会指导》，探讨1949年至1966年期间上海的社会生活。其他还有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对唐山进行研究、维克托·C·福尔肯海姆（Victor C.Falkinheim）对福建进行研究等。［11］(p.viii)再如美国的近代中国军阀研究，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对于军阀的研究大多属于以传记方法所写的 “军阀”个人传记。詹姆斯·E·谢里登（J.E.Sheridan）的《中国的军阀：冯玉祥传》和唐纳德·G·基林（D.Gillin）的《山西军阀阎锡山》就是此类的代表性著作。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以各省为对象的“地方军阀”研究成为主流。［12］(p.242)黛安娜·拉里（Diana Lary）的《地方与国家：中国政治中的桂系》、加万·麦科马克（Gavan McCormack）的《张作霖在中国东北》、唐纳德·S·萨顿（Donald S.Sutton）的《地方军阀和中华民国：滇军》等都是如此。这种从空间限定范围的研究方法在中国问题研究其他领域亦是非常普遍。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中国问题研究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方法就是社会科学理论方法在中国研究中的运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费正清等中国学家就倡导中国研究与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融合。其代表性著作《美国与中国》，即是在社会科学基本原理方法指导下所取得的结果。［13］(p.395)1964年，美国中国学界还就中国问题研究与社会科学的联姻进行专门讨论。然而，中国研究与社会科学联姻的进展状况，正如林德贝克（John M.H.Lindbeck）所说：“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地理学及其他相关学科对于采用何种方法将中国研究引入进去的挑战并没有积极回应”。［14］(p.90)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社会科学家介入中国研究，社会科学理论方法在中国研究中的运用渐成趋势。例如，政治学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卢西恩·派伊（Lucien Pye）、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利用政治学、社会学的理论方法研究近代中国的政治、军阀、农民暴动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分别著有《北京政争1919－1923》、《军阀政治：中华民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冲突和联合》、《华北暴动和革命，1845－1945》；
人类学家施坚雅（William G.Skinner）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则是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地理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学科理论方法研究近代中国城市的典范之作。笔者对1970年至1977年期间《中国季刊》中有评介的研究中国的著作进行统计。统计结果显示，624部研究中国的著作中，当代中国经济的著作有63部，中国法律的有11部，当代中国教育的有23部，当代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及农学技术的有34部；
就涉及的学科而言，涵盖了政治学、人类学、经济学、法学、医学、教育学、科学技术、人口学等学科。不仅如此，注重在传统汉学方法基础之上吸收相关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学者益日渐增多。孔飞力（Philip A.Kuhn）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著有《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作者在历史学方法基础之上吸收借鉴人类学的方法考察晚清时期的团练、地方武装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

　　三、注重提升中国研究的质量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曾对美国中国研究发展起到决定性影响的财政资助潮逐渐消退。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基金会都大幅削减对外国语言及区域研究的财政资助金额，转而注重对美国国内都市问题和民族传统研究的资助。例如，国防教育法为1971－1972年度的外国语言和区域研究的财政资助金额较1970－1971年度减少了约一半。［15］(p.315)在1972年6月23日颁布的“综合高等教育授权法案”中，对于民族传统研究的资助金额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项研究计划，专门规定联邦政府在1973年度应为民族传统研究计划提供1500万美元的资助。［16］(p.61)曾为中国研究提供巨额资助的福特基金会，自1966年起便中止对中国研究新项目的资助，将其投资目标转移到美国国内都市和少数民族问题上。［17］(p.14)接替费正清担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的傅高义，对中国研究所面临的财政资助潮的消退深有感触，“我必须承认，1973年当我接替费正清成为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后，我发觉这并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中国研究领域获取基金会资助的十五年光荣岁月已无可奈何花落去。”［18］(p.152)另外，由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美国高等教育出现危机，这导致学生人数递减、毕业生就业压力大增，东亚研究尤为如此。黄宗智曾指出，“在（中国研究）职位市场的情况上，五十年代是一个求过于供的局面，比较优秀的研究人员一般都可以得到科研条件比较理想的大学的职位。但是七十年代后却已变为一个供过于求的局面”。［17］(p.15)对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研究困境，林德贝克曾这样描述道，“中国研究和其他领域一样正面临着危机。研究生的就业岗位因诸多原因显著减少、联邦政府和私人基金会的资金资助从国际转向国内事务、经济滞胀――通货膨胀与经济萧条――减缓了教育的发展、当前的反智主义与从国际事务中后撤的呼吁相联合更是进一步导致对亚洲关注的降低、被大肆渲染的中国威胁论已不像过去那样迫近、因越南战争耗资巨大致使国会不再批准用于国际教育的资金、联邦政府积极压缩用于外国语言及地区研究的奖学金等。”［14］(p.104-105)

　　众所周知，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中国研究之所以出现大跃进式的发展，离不开雄厚的财政资助。这一时期的中国研究，就数量而言可谓成果丰硕，但其质量却不尽人意。1960年7月，杨联陞在华盛顿大学主办的中美学术合作会议上含蓄的指出，美国学者长于论断史实，但不善于搜集史料，因此易于“把天际浮云误认为地平线上的丛树。”［19］(p.225)萧公权则直率而尖锐的批评道，“各大学里有些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不愿（或不能）广参细考中文书籍，但又必须时时发表著作，以便维持或增进他们的声誉，或博取升级加薪的待遇。天资高一点的会从涉猎过的一些资料中‘断章取义’，挑出‘论题’，大做文章。只要论题新鲜，行文流畅，纵然是随心假设，放手抓证的产品，也会有人赞赏，作者也沾沾自喜。”［19］(p.225-226)美国亚洲学会主席芮沃寿（Arthur F.Wright）在1964年的亚洲学会年会上以《当今的中国研究》为题发言，对美国中国研究的浅陋、质量问题以及缺乏同中国学界和中国传统交流的缺陷进行恺切批评。［20］(p.8) 1969年，费正清在美国历史学会年会上以《七十年代的任务》为题发表主席演说，指出“博览多种风格的中国文言书籍是我们多数人所无法胜任的。没有人能将文章略加浏览便知其意。谁也不能和同时代中国人一样熟悉中国的文献，因而也不能轻而易举地重述中国人的思想。在创造性地再现过去这方面，错误一直相当严重，而涉及中国时尤为严重”。［10］(p.141) 1971年，林德贝克亦曾慨叹道：“有关现当代中国的大多数研究著作是肤浅抽象的；
没有一个非华裔的美国学者真正精通双语；
全美仅有不超过二到三人能够用汉语写出适于刊载在中文期刊上的文章。”［14］(p.97)

　　基于中国研究的困境及其所存在的问题，美国中国学界开始呼吁重视研究质量。林德贝克在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中国研究进行调查后，指出“下一个十年中要更深入的理解中国，主要依赖的不是教育和研究的数量，而是提高质量”；
他认为“中国问题研究队伍发展已经不少，今后要注意要提高质量，关键是提高汉语水平和增进对中国历史文化及社会现状的全面掌握。”［14］(p.114-116) 在1973年11月召开的“关于优先考虑中国学研究的筹资和发展”会议上，与会中国学家普遍认为，“无论是传统的或当代的研究，目前在研究生的训练方面以及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都必须重视质量甚于数量”；
“当前我们所要关心的是传统和当代研究的学术知识水平，而不是竞相取得对传统和当代研究的资助”。与会者建议，采取改进研究生培养方法、延长训练时间、成立语言训练行动委员会、加强资料搜集、积极参加到中国访问的代表团或接待来自中国的代表团等措施提高学术研究质量。［21］(p.109、112、114、119)

　　中国学家在研究中亦较之以前更为趋向于精细化。珀金斯（Dwight H.Perkins）的《中国农业的发展》即是其中代表之一。作者广泛运用各种类型的中国史料，包括地方志、农书以及近代中国政府的报表等。本书所征引的大量史料中，仅各省地方志即近200种之多。此外，还广泛地利用了日本和欧美各国的有关记载和各种资料，并大量参考了中国(包括港台)、日本、欧美学术界的有关研究成果。据书末所附的征引文献目录，本书所用中文参考文献达100多种，日文文献达30多种，西文文献达160多种，合计达300种以上，加上地方志，总数在500种以上。本书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其独特之处。作者不仅在若干具体问题的研究上运用了计量经济等现代经济学中常用的许多方法，而且对全书中心论题的分析与论证，也是从经济学的观点出发进行的。马若孟（Ramon H.Myers）的《中国农民经济》同样是一部精细化的研究著作。作者除了全面利用日本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于1939年至1943年间在中国华北农村进行的大规模实地调查结果――《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外，还曾多次到台湾、日本搜集资料。建立在相当惊人的资料基础上，作者对河北山东的中国近代农村经济是如何组织起来、怎样行使职能以及怎样随着时间而改变进行了详实的分析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一段时间，中美处于完全隔绝对峙时期，美国中国学的发展动力主要来自于外部社会。曾担任亚洲协会主席的美国学者贺凯(Charles O.Hucker)说过，“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亚洲研究的发展……最为重要的还是得益于国防教育法的推动”。［22］(p.43-44)有关的评论也认为，二十世纪五、 六十年代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发展，尤其应“归功于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对中国研究领域的资金投入以及国防教育法的实施”。［23］(p.183)不过，一种学术过于受制于外部社会，一定程度上会损害其学术独立性和学术价值，美国中国研究的发展也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以后，美国中国学家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发展模式所存在的问题。他们开始进行系列检讨。美国中国研究的新变化，使中国学家从外来势力中独立出来，学者得以专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使研究质量和学术性有很大提高，呈现“学术化”趋势。［24］(p.15) 新走向告诉我们：学术发展不仅需要外部社会的支持和推动，也应保持其相对的独立性和自由性。只有当两者间达到恰当的平衡，学术整体才能够稳步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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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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