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泽：关于近现代中国路径选择的思考

　　《往事》编者的话：近现代中国之转型，既漫长又痛苦，如同一个人辗转于噩梦之中，每当他自以为醒来的时候，却正是另一场噩梦的开端。所有的希望和预设，统统转化到反面。正如朱厚泽先生所问：为什么从寻求民主自由、*平等、宪法宪政的门进来，却从窗户里跳出去——最后走到文化大革命那边去了？

　　朱厚泽先生的文章，就是为了探索这一问题。文章指出，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所有历史与现实的因素“都在同一时空里聚焦在一起”。

　　对于中国的选择，更为复杂的是，任何一种普适的观念，都是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自然有着不能省略的脉络和过程，不可避免地沾有现实的缺陷与罪恶，比如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在矛盾与对外的条约体制。此种二重性无疑影响了中国对世界的判断与道路的选择，而资本主义因其内在与外在矛盾所导致的危机与条约体制的崩溃，更从负面加深了这一影响，造成了一系列的“错位”。其具体表现是：当中国面临选择的机会时，资本主义却暴露出它全部的缺陷与罪恶；
而当资本主义克服了危机获得发展时，中国却已经失去了选择的机会。

　　这一错位还表现在观念的选择上，用以预设中国未来的，却是源自西方的、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二手”理论，而中国无论从任何方面讲，都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走笔至此，编者不禁感叹：对于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国人从未经历，却似乎什么都“见识”过了）。结果造成了心理错位：自以为是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先进制度，等到回过神来，却发现已经严重滞后了。

　　大梦方觉，回过头来恶补资本主义，又造成了新的错位：经济开放和政治封闭。而此时的政治封闭并不是坚持什么“基本原则”，而是为了实实在在的特殊利益。其结果是，既没有资本主义所宣示的自由与宪政民主，也没有社会主所标识的公平与社会正义。因此，无论是姓“资”姓“社”，它都是最坏的那种。

　　但无论如何，走回头路已经行不通，不往前走也行不通。欲打破僵局，需要有超越性的思考和求真务实的勇气。本文以不长的篇幅梳理了中国的来路和走向，充满着深刻的洞见，其最后提出的“五个一般”，不但是历史的总结，也是中国未来的方向。所谓一般，就是作为衡量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基本标准，不论有何“特色”，概莫能外。

　　问题在于，中国似乎又到了选择的关头，它会不会再次错失机会？

　　朱厚泽：关于近现代中国路径选择的思考

　　一 、宏观观察的框架

　　如何观察分析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现象及其来龙去脉、发展趋向？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国际经济和政治的潮流出现了大变动的背景下，我们形成了如下一个宏观的分析框架。大体的表述如下：

　　在三大潮流的冲击下，三种经济形态并存，两大社会文明转型，以及一系列深刻的制度性、结构性转变，在时空两个方面，被压缩、叠加到一起，从而形成当今中国极其独特的经济、社会、文化景观，提出了中国在新世纪发展中一系列深层次、高难度的问题。中国今后的发展进程能否比较顺利、较少折腾，在相当程度上，也正是决定于能否正确对待和恰当处理三大潮流冲击、三种经济形态并存、两大文明转型和一系列制度性、结构性转变相叠加所形成的特殊局面、复杂情况和深层矛盾。

　　这里讲的 “三大潮流”，是对当代全球主流趋势的简要概括，即：全球化，知识化，民主化。这三大潮流的冲击，在全球都是存在的，北南东西，概莫能外。

　　全球化、知识化和民主化，能够形成全球大趋势、大潮流，它的动因、它得以形成的条件，又可以简单概括为三个“化”：第一是科学技术方面的信息化，它是以数字化、网络化和逐步迈向智能化为特征的；
第二是组织制度方面的市场化，它是与社会化、民营化(西方叫私有化)和全面自由化相伴而行的；
第三是文化精神方面的多元化，以人为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开放、共容、和谐、共存的多元文化精神。

　　 “三种经济”是指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许多民族已经经历或正在经历的，大体上前后相继的三种不同的经济形态，即：传统的农业经济，近代的工业经济，当代已经和正在到来的知识经济。以三种不同的经济结构为基础，相应的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发育成长出三种很不相同的文明。即：传统农业社会和农耕文明，近代工业社会和工业文明，现代知识社会和智能文明(有的称之为信息社会和信息文明)。

　　 “两大文明转型”就是指：一、从传统农业经济、农业社会、农耕文明，向近代工业经济、工业社会、工业文明转型。这个转型在发达国家经历了二、三百年，才趋于成熟。二、从近代工业经济、工业社会、工业文明，向已经和正在到来的知识经济、知识社会、智能文明转型。这个转型首先从北美这个最发达、最成熟的工业社会中表现出来，1956年美国白领工人超过蓝领工人的数量，是这一社会文明转型的标志。

　　“一系列深刻的制度性、结构性转变”指的是：共和国成立，在全国规模上推进我国从传统农业经济社会向近代工业经济社会转换中，我国选择了一条国家垄断资源，政府集中控制，官员直接操办，以国有制为形式，以行政指令为方法，限制和取消市场制度，限制和消灭私营民营经济，压制民间社会力量，去推进我国的初级工业化，即人们长期讲的“国家工业化”、“工商业国有化”和“农业合作化”、“农村公社化”。经过三十年的实践，证明这种选择对推动我国经济持续高效发展和社会持续文明进步极其不利。因此，我们又正处在从行政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单一国有制向民营为主的复合所有制，从城乡分割、固化农村向全面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的二元结构……等等，这样一系列深刻的基础性、制度性转换的过程中。

　　这个转换既是经济社会制度的转变，又是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变。“国有化”把一切财富都集中到政府和各级官员手中，把十亿人都变成了靠工薪或工分“吃大锅饭”的无产者。整个国家变成为一部“大机器”，各个地方、企业、单位、个人就是“大机器”上的一个部件，“螺丝钉”。城乡被严格分隔，个人属单位所有，社会被国家吞没……。改革开放使这种长期僵化、固化的社会结构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流动开始了。但这个变化还受到原有规则的束缚，行程艰难而无序。这个向市场化、民营化、城市化转换的进程，已经经历了20多年，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还远没有完成。

　　正是上述各种社会运动、历史潮流、深层变革、现实力量在世纪之交的汇聚与叠加，构筑成当代中国“社会舞台”的演出空间。

　　各种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矛盾；
各种地区的、民族的、宗教的、心理的困扰，都在同一时空里聚焦到一起，复杂而多样，深刻而尖锐，持续不断而变化多端，融和渗透，难解难分。

　　这就是当今中国的现实。

　　这一切之所以形成如此这般，如果从时、空双向——历史的和全球的——展开观察与思考，就不难发现，它是与人类文明演化中，中国近代发展与世界历史进程在时段上明显地滞后，和在路径选择上之偏离主流，从而形成的时、空双向的深层间距和强烈反差有关。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与现实的、地区的与全球的、经济的与政治的、制度的与文化的、利益的与价值的、理性的与感情的……多维空间中的多丛差距与对立。

　　跨越文明的峡谷，这也许就是当今中华民族艰难之所在。但同时，它也是当代和未来几代人创造民族伟业的、极其难得的历史机遇。

　　我们讨论的中国近现代的路径选择，就是指在脱离中世纪，走向近现代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华民族在艰难曲折中，实际作出的这个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总体组织制度和发展路向选择。

　　二、 形成中国路径选择的本土原因

　　中国路径的选择，是我们民族历史发展的结果。我们这种具有长期封建社会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专制国家、政权机构，重农抑商的传统的经济政策，盐铁专卖等传统的官家垄断，君臣父子、三从四德这一套意识形态的本土条件，使得我们在接受人类进步和近代事物的变迁时非常困难。当然，鸦片战争打起来以后，你还闭着眼晴，那不可能。那么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船，看到了炮，于是就认为挨打是因为我没有船，没有炮，所以就走洋务运动这条道路。但是在制度问题、文化问题上还是死死地顶着，不接受，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了买船、买炮，特别是为了造船、造炮，当然要改教育，要学新知识。但是在办新学以后，是把西方的东西仅仅当作一种工艺知识、技术知识来接受，对于工业革命产生的制度背景和它的文化理念，长期搞不清楚，知道了也抵制的。后来的实践证明，如果没有制度层面上的进一步改革和创新，要使新的文明在我们国家成长发展起来是有一定困难的。

　　三、 中国路径选择的国际背景

　　整个二十世纪以二战为标志，明显地划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期。前半期，到处充满着矛盾、冲突、危机、革命和战争，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和三十年代的大危机，人类牺牲之惨烈，文明破坏之惨重，确是史无前例。后半期，经济起伏波澜不断，但全球性的持续经济危机没有发生；
局部危机和局部战争断断续续，但全球冲突终于没有形成；
冷战对峙长期存在，有时达到热战边缘，但终究没有发生大战。

　　到世纪之交，全球经济危机引发大规模冲突、革命和世界性战争这个条件是不存在的，冷战的终结导致和平和发展成为国际关系和人类社会生活的主体，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推动着产业革命的进程，促进着社会结构的转型，推动着人类文明从工商文明向新的智能文明转变。

　　面对二十世纪前期的那场大的灾难和危机，人类在应对上出现了四种主要的思潮和制度的选择。这里讲的思潮，不是思想家、学者书斋里的学术思想，而是一些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思潮，这些思潮都有大量的人群跟随，席卷过大范围的国家和地区，形成过大规模的运动，建立有强大的政党，掌握各国家政权，形成过各个国家的一些制度。

　　第一个，以列宁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思潮及其后继的斯大林主义制度。这是在一个资本主义不发达，仍以农民为主体，具有强烈专制主义传统的东方大国中，借助西欧十九世纪传播开来的马克思主义为思想资料，在以俄罗斯革命知识份子为核心的社会民主工党激进派的领导下产生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空前的灾难，严重饥饿，人民普遍要求和平、面包和土地的紧急形势下，通过城市人民起义和军队倒戈来夺取政权，依靠直接暴力手段，建立严酷的革命专政，自上而下强行实施农业集体化和粗放工业化而建立起来的，具有强烈国家社会主义色彩的思想路线和国家制度。在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和推动下，这种思潮扩展到东欧、东亚以及其他地区，它们取得政权的路径各有不同，但建构起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大同小异。这些特点是：一、经济上全面的国有化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实行快速赶超的粗放工业化；
二，政治上实行领袖个人独裁、一党绝对统治、直接凭借暴力的集权专制；
三，在文化上是强烈的个人迷信和一元的、封闭的斗争哲学，实行文化专制主义；
四，以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虚构理论为前提，在对外关系上拉拢不发达国家集团，严格控制“大家庭”内部，冷战对峙并且号召、支持、输出和发动世界革命。

　　第二个，以欧洲各国社会党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及其制度。二十世纪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渊源于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是这一思潮的继承和延续，它兴起于一战后，发展成世界性的思潮和运动，二战以后，它们在一大批国家掌握政权。

　　在一段时间里，全世界约二十几个国家是由社会民主党单独执政或者与其他党派联合执政。它们的群众基础是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它们的政治路向是争取工人和广大中间阶层的支持，以和平的方式取得议会的多数以掌握政权，依法制定和实施有利于工人和中间阶层的社会经济政策，促使经济的发展和就业的增加，推进社会经济结构、分配税收制度的改革，以限制资本的利润和剥削，提高人民福利，逐步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民主社会主义是一种改良主义的运动，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使用革命和暴力。它的纲领是政治、经济、社会、国际四大民主。混合经济，福利社会，人民运动，是它这个模式的主要内容。和平、民主、改良、渐进、福利、公正、稳定、文明是它社会的显著特点。

　　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名目繁多，但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是他们共同的东西，所以到了九十年代，欧盟得以建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英国的布莱尔，法国跟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成为

　　支柱。这股力量在现在欧洲的现实生活里具有主体地位。二战以后曾经有一个时期，各国的*非常活跃，在有些地方的议会选举中得到多数的选票，但是没能支持多久，而在那些发达国家，影响最广泛，时间最长，取得成果最多的是社会民主党。

　　第三个，以希特勒为代表的德国纳粹党的法西斯主义思潮和它实行的法西斯制度。法西斯主义不是个人的罪孽，它是对二十世纪前期全球性的矛盾、冲突、危机、混乱，在一个发动战争失败而陷入灾难，伺机报复的民族中，极欲摆脱困境、寻求出路的极端国家主义和极端种族主义的制度选择和反动回应。

　　法西斯主义可以概括为这么几个特征：一、政治上取消公民的宪法自由和议会民主，实行独裁专制；
二、经济上否定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制度，实行高度集权的国家垄断；
三、思想文化上践踏*，否定人道，宣扬神道主义，实行兽道主义；
四、在对外关系上，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

　　由于法西斯主义与当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人文精神完全对立，所以注定它虽然很快兴起，却很快结束。

　　第四个，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对传统的资本主义进行改革的思潮。这里讲的新政是在一个幅员辽阔，国土和资源极其丰富，没有封建传统，由外来移民拓荒开发起来的新大陆上，已经成为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心脏地带的新兴工业化国家里面产生的。是在它遭遇到极度深重的经济社会危机，濒临崩溃的艰难形势下，由以罗斯福为首的有远见的政治家们发动和领导的一场深刻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这一改革缓解了社会中尖锐的矛盾，从失落的深渊中挽救了工业制度，并把市场经济制度和议会民主制度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高度。这场改革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引发出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导致国民经济的结构性变革和传统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导致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和社会劳动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一个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逐渐成长起来，成为社会文明、富裕、稳定的基础。在经济社会改革的同时，还敏锐地抓住了显露出的国土生态危机，表现出人类的远见。

　　罗斯福明确地表现出三个坚持：经济上坚持自由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
政治上坚持公民宪法自由和议会民主制度；
文化上高举*的旗帜。同时一反传统的自由放任，实行必要的国家干预和社会调节，还触及了一些社会政治的改革。罗斯福新政在二战以后对美国的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对当今世界格局的形成，趋势和走向的选择，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美国至今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这四大思潮、四种制度选择是怎么产生的呢？

　　在经历了十九世纪工业的繁荣增长之后，在二十世纪前半期，工业革命所形成的传统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许多矛盾都爆发出来了（两次世界大战加上三十年代的大危机，就是这种矛盾的集中爆发和反映）。面对这样的矛盾，人们不会容忍在自己构建的文明面前衰败下去，总要寻求出路。这四种制度或思潮，就是人类寻找出路的最具代表性的四种。

　　这样集中的矛盾和危机的爆发，大家都认为问题出现在社会制度上，就是所

　　有制上的私有制，经济制度上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带来大量的灾难和波动，人们饥饿贫困，不是因为东西太少了，而是因为东西太多了。这就导致了全球性的左倾思潮的发展，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自由市场的经济制度只能带来波动，因此就去追求公有制，追求一个在人的理性支配下的计划经济的制度设计。全球性左倾思潮的表现首先就是十月革命，冒出一个国家来，虽然它的内部经历了许多困难：清党、相互搏斗，但是在三十年代美国大危机的时候，苏联正在斯大林的高压下，一边清党，大量的杀人，一边强制推行工业化，而且取得了成就。

　　在这种状况下，整个世界都向左倾，并且影响了中国的民族选择。我们本来看到船坚炮利就要学西方，却用国有制来搞，满清政府搞洋务搞不下去，梁启超、康有为就提出要制度改革，也没有闹成。后来孙中山领导了一场暴力革命，把它给推翻了。可是推翻了以后也不解决问题，包括五四运动——要从思想上清理我们这个传统里腐朽的东西。大家都搞不清楚为什么以德先生、赛先生为旗帜的五四启蒙运动，最后会走到*的建立和斯大林主义体制的建立？为什么从寻求民主自由、*平等、宪法宪政的门进来，却从窗户里跳出去——最后走到文化大革命那边去了？原因就在于整个二十世纪前半期的全球性的左倾。

　　经济上是这样，政治上又怎么样呢？经济上如此混乱，而那个议会民主制在那里吵，这个选上去，那个选下来，都不解决问题。所以，人们都想追求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治理混乱。于是两个东西同时出现，一个在经济上反对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制度；
一个在政治上认为议会民主制不解决问题，追求一个强有力的高度集权的政府。这两个东西汇合到一起，就出现了十月革命，一下子影响了一大片，又出现了希特勒，也影响了一大片，这两家虽然打起来，但总体来讲，在它们的基本理念上有很多共同的东西。

　　这四大思潮的发展，实际上是在二十世纪进行的一场制度性的大比赛，到了世纪末是个什么情况呢？形象地讲，大体上是四条曲线：共产主义革命或者叫做现实的社会主义，它是一条由低向高，然后由高再向低，近似一个抛物线。突然兴起的十月革命、中国革命，朝鲜、越南、东欧一大片的革命，还跑到古巴，跑到非洲，特别是二战结束的初期大大地向前发展。但是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六十年代后期经济发展开始放慢，七十年代以后进入所谓的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最后到了九十年代，以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瓦解为标志，整个制度崩溃；
法西斯主义近似一条尖脉冲，突然升起，突然垮台；
社会民主主义则类似于一条平缓的渐进线，逐步往前走；
而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改革思潮则相反，从临近崩溃的边缘，经历了改革、二战，出现新的科学技术革命，逐渐上升，到了克林顿执政的时代，实现了一百一十个月的高增长。

　　二十世纪大致就是这么个情况。

　　四、 中国路径选择的逻辑展开

　　经历了二十世纪的四大思潮的较量、兴衰、演变，回过头来观察人类的足迹，我们可以得到“五个一般”。

　　第一个是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市场经济制度经历了危机，经历了人们抛弃它、选择了一个和它对立的计划经济体制，经历了计划经济在全球许多国家的实验、较量，最后再放弃，再回到现代市场经济，这一百年来进行了这么一场大较量，较量的结果叫做市场经济一般。

　　在人类文明历程中，不存在什么绝对理想、绝对优越的经济制度。在人们已经试验过的各种制度模式中，经历过二十世纪变革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可能是好处较多、害处较少，效率较高、成本较低，刚性较弱、弹性较强，排他性较少、包容性较广，比较易于自我更新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是迄今为止人类已经找到的有效组织社会经济生活的形式、制度、方法的基础（与此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则是民主法治的国家制度）。在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制度舞台上，信息技术革命和智能经济发展波澜壮阔的前景，正是其力量的证明。市场经济从人类早期由于不同的资源背景、资源条件，需要有所交换以来，越来越向前发展。离开了市场，信息无法聚集、交流，价格无从发现、形成，资源不可能进行优化的配置，经济发展的动力无从提供，因此市场经济制度是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逐渐发育、形成、校正、丰富的一种制度。现在还看不到摆脱这种制度的前景，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市场经济一般。

　　第二个是民主法治国家一般。在二十世纪，世界经历了两种制度模式、四大思潮反复的较量。民主法治的国家制度不是没有缺陷的制度，但是比较各种制度，它比较有弹性，抗冲击，易于进行更新、发展和完善。高度集权、高度刚性的集权制度有它的好处，但是从长期看靠不住。我们经常说，我们这个制度的优越性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句话是对的。但是，它同时也可以集中力量办错事，还可以集中力量办坏事。而这些错事、坏事谁也纠正不了。

　　第三个是公民社会一般。二十世纪高度集权的国家，想用人类理性设计的计划经济制度（实际上是行政命令经济制度）来替代原有的制度，反映到社会问题上，就是国家吃掉社会。作为人群聚集的社会，如果没有自身公民社会的发育，要支撑经济稳定持续的发展和文化持续的繁荣创新，要使整个国家机器能够比较稳定，都办不到。我们在二十世纪犯了一个大错误，在五十年代干了这么件事，国家垄断全部资源，从妇产医院一直管到火葬厂，全管起来，有一段时间连锅也砸了，统统去吃罐罐饭。这个东西不行，一定要划分公的领域和私的领域，划分社会的领域和个人、家庭的领域，对于社会公共领域的问题，要用各种公共组织或设施去解决，对个人、私人的事情不要随便干预，使社会本身充满生机和活力。社会的治理也要从专政、统治、*、管治、强制、限制的思路转变过来，实行企业自主、公民自治、国家和各种社会组织合作共治，否则是搞不下去的，我们在这个方面有非常痛苦的教训。

　　第四个是现代科学技术一般，或者叫现代科学技术创新和持续发展一般。我们已经进到这样一个时代，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创新来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同时要在人跟自然的关系上求得一个和谐的结果。

　　按照公布的材料，现在森林的采伐量已经低于森林的生长量，你说这是假话吗，也不好这样讲，但是如果就此认为我们的森林都已经恢复了，也根本不是那回事。森林要成为绿色水库是有许多条件的，不是说种上树以后就成为绿色水库了。你到西双版纳看一看，从地衣、苔藓、蕨类一直到各种各样的野花野草，还有各种藤蔓在里面，然后小灌木、大灌木、小乔木、大乔木，它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那个才叫做作森林。我们现在种上几棵树就说森林恢复了，没有那回事，它不具备森林的功能。

　　所以科学技术的发展要研究往什么方向走。人类正在从传统农耕经济依靠生物的再生产，经历工业经济跟自然作对，再走向新的如何依靠生物自身来求得发展。

　　第五个一般是以人为本，多元开发，和谐共容这么一种当代的人文精神。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忽视人文精神的教育，只把知识当作一种功利来学，培养了一批手艺匠人，而且知识面非常窄，这是非常危险的。人最根本的就是人的思维，发展就是自由。

　　我们回顾一下这二十多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它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简单一句话就叫：解除市场禁锢。禁锢一解除，各种经济力量，国家的、部门的、地方的、民间的，国内的、国际的，一般传统的、比较现代的就都得到发育、发展，成长起来，活跃起来，在市场竞争中各显其能，互相依存，互相补充、互相竞争。

　　什么是先进生产力呢？是某种工具、某种设备吗？是某种加工方式、某种工业路线吗？是指某种经济成份、组织形式吗？是指某种结构、状态和运行机制吗？都对，都不对。好与坏、优与劣、先进与后进都不是主观的、先验的，而是表现为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历史演进过程，通过过程而展现，又是过程的产物，也只能通过过程来判断。因此适应人们的希望，经济能够繁荣，需求得到满足，以促进人自由全面的发展，政治家要办的，就是创造一个优良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使各种经济要素能够自由流动，不断改变和寻求更加优化的组合，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以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益。用中国的古话来讲，就是实现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

　　什么叫先进文化？它不是讲的某一种理论和某一个学说，也不是说的某一个学派或者某一本书，也不是讲某一个艺术家或者某一个理论家，而是指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在时间的不断推移中，各种思想、理论、学说、学派、艺术风格、艺术流派，各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通过各种形式的文明对话、文化对话，互相交流、互相借鉴，相互批评、相互竞争，接纳、融合、选择、创新，是指这样一种生生不息、去旧图新、蓬蓬勃勃、不断创造的发展过程。

　　借鉴我们二十多年生产力发展、经济发展的经验，反思五十多年思想僵滞、文化凋零的教训，要想解决我国的文化问题，以求思想活跃，文化繁荣，学术发展，实际上就是一句话：解除思想文化禁锢。解除思想文化禁锢，实现宪法早已规定的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它不就发展起来了吗？

　　社会经济方面也是一样。“绝大多数人”是谁呀？在哪里呀？它具有什么样的利益和要求啊？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使我国的社会流动恢复，结构单一的状况不复存在。社会分化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分工、分野、分层、分化，已经十分清晰，面对这样深刻的社会结构性的变革，采取什么方针呢？即不能回避、掩盖，也不要紧张、害怕，理智地面对现实就是了。既然选择了建设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市场必然带来社会群体的分化，就要承认各个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利益追求，允许反映不同利益的经济、社会、政治主张得到正常、合法、公开的表达，允许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民间组织、代表机构、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得到正常发育，合法存在，公开活动。闷起绝不是长治久安的办法。首先要让利益追求得到表达，然后组织各个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协商、对话、谈判，用制订契约、协议、合同、法律、法规的办法，来建立不同群体之间当时、当地可以接受的折中利益，使得我们能够在当时、当地都能够接受的条件下保持社会和谐。只能走这个路，压倒不是办法。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国家不同群体之间既有利益的矛盾，又有利益的共同性，把蛋糕做大然后大家才能切分得多，保持社会的安定对所有的群体都有利，大家都注意行为的规范才不会撞车。政府就是要组织协商、对话、谈判，要走这个路，不然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原载《往事》第五十四期 二零零七年四月九日。朱厚泽，前中宣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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