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钊：工业社会的权力与自由——读德鲁克的《工业人的未来》

　　被誉为管理学大师德鲁克（Peter F. Drucker，也有译为杜拉克）多种管理学的论著近年来都被翻译成中文。200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刊出了他的《工业人的未来》（黄志强译）中译本，中国读书界对此书反应似乎很冷淡。德鲁克学识渊博，至今撰写的30多部著作中，一半不是单纯的管理学的著作，是关于社会宏观研究的著作。他的朋友们都认为1942年出版的第二部著作《工业人的未来》是众多的著作中最好的一部。此书是他的处女作《经济人的终结》（1939年，关于极权主义起源研究专著的嚆矢）的姐妹篇。他自己也认为这本书是他“最雄心勃勃的著作”。这本书中，他已经预见反法西斯战争必将胜利，指出，这场战争胜利后，欧美工业社会不能回复到战前的体制，也不能只解决一些细微末节的产生法西斯主义的社会病理，人类必须找到一条新的完善的工业社会的道路。初版时，丘吉尔竭力向他的国民和盟友推荐德鲁克的这本书，以鼓励人们反法西斯斗争的士气。

　　德鲁克认为，19世纪以后的工业社会两大特征是：大生产和股份制公司。如果说自动流水线是大生产的象征，那么，股份制公司就已经是作为代表性的社会组织存在了。股票的所有与管理的分离，工业社会的股主只具有一种法的范畴里的形式上的财产权力，作为自由社会的社会政治基础——私有财产权的正统性开始丧失。社会权力全部落到缺乏正统性的经营者们的手中。所以，纳粹可以趁虚而入，用所谓“革命”的手段将经营者的权力——民间经济的活力消灭了，产业被完全纳入了“国家社会主义”权利支配的轨道，虽然表面上没有在法的领域改变私有制度。所以，他指出，缺乏正统性的权力及其必须的权威，因此也不需要负任何责任，不受任何约束，就必然腐败，无法无天，在这样的社会中，自由、宗教、平等、正义、进步、和平等各种价值都不能得到实现。

　　德鲁克还表示他最痛恨纳粹鼓吹的社会效率论，厌恶那种不讲付出了多大代价只讲取得的效率效率至上论，指出1933年后德国经济增长背后的隐患。他认为付出放弃自由代价取得效率是危险的。他也表示不讲效率只坚持信念的也只是绝对主义、原理主义、教条主义。原理主义不懂得价值的应有的意义，不能发挥原理的价值功能，就要带来大众信仰的混乱和社会的崩溃。因此，会面临最危险的“无秩序的大众”。但是，他说这不是指奥尔特加的所说的“大众的反叛”，大众的反叛也可能是一种对社会公共政治的参与。最危险的是缺乏社会理念的大众，不可能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反而是对社会政治不关心，焦躁和完全绝望，在没有自己的地位、不能发挥作用的社会——他们自身缺乏正统性的社会中，就会依附专制的独裁者。此书继《经济人的终结》对极权主义体制各个方面有不少精辟的分析，虽然没有详尽地展开，但是为以后哈耶克、波普尔、阿伦特等人的研究作了铺垫。例如，德鲁克和哈耶克、波普尔一样批判理性万能论。他也认为这种思潮的源头既不是中世纪的封建主义，也不是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而可以追溯到法国的启蒙主义和大革命、古典经济学派、立宪派的自由主义，乃至达尔文进化论、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及20世纪初的行为心理学。

又如，德鲁克不仅在《经济人的终结》指出宗教团体和个人宗教信仰对抵抗极权政治的局限，还和罗伯特·米歇尔斯一样，也否定工会有能抵御极权主义力量。他认为虽然工会组织在工业社会结构中是必不可少的、制约经营者的必要的组织，但是工会自身也有弱点，也不受任何组织制约，也不负有任何责任和义务，与经营者的权力一样也不具有正统性，加上它内部的结构也是非民主的，所以是非常脆弱的。战前德国有欧洲最强大的工会，但是1934年5月2日希特勒只把它的领导人逮捕了，宣布它为非法组织后，一天之内它就树倒活狲散了。再如，德鲁克也否定真理的相对主义、强调自由与个人的政治责任的关系。被宣传为神一样完人的希特勒必然为了否定自由的必要性，不承认绝对真理的存在。另一方面，他强调社会中的个人不仅对自己的社会行为要负起选择、决定的权利与义务，不能拒绝对自己所属集团所负的责任，不能因为把决定权交给了独裁者或执政党就可以免除自己的伦理责任。放弃这样责任就要失去自由。他也看到私人生活领域中的不涉及个人政治责任的个人意志的决定与选择是与政治自由是没有关系的。他的这些观点以后为阿伦特、雅斯贝尔斯、伯林、柯拉克夫斯基等人的伦理责任论述所深化。还有，德鲁克盛赞美国的建国政治传统，和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修正派”史学一样注重法国大革命的负面影响。甚至把美国独立战争看作并不是对封建主义及其暴政的革命，而是为了自由、反对启蒙思想的专制主义的一种保守运动，是反极权主义的保守主义者对绝对主义中央集权政府的战争。德鲁克认为这种保守主义最大成就是没有通过社会革命和长期内战，创造了新的价值和信念，希望美、英两国还要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他的这一课题、革命就是复旧的观念，50年代阿伦特在《论革命》中有更深入的探索。

　　今天重读德鲁克早年的两部著作，仍然感受到其学术的生命力。比如，在考察股份权与经营权之间的关系、工会在和谐社会中的地位与功能、宗教与社会道德滑坡之间的关系等当前中国学术界关注课题时候，他的观点依然会给我们不少启示。这最早的两部著作看上去似乎与他以后闻名于世的经济管理学大师的头衔相去甚远，其实，正是这两部著作表现出他少年时代受到维也纳学派理论熏陶，打下深厚的功底，流亡美国后，和其他来自欧洲出生于20世纪初的大师（阿伦特、约斯纳、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等）一样，将这种欧洲知识分子的传统的知性带到了注重实用和功利的美国。他每5、6年要瞄准一个自己喜欢的专题进行研究，许多并不与管理学有关。正如宋人黄山谷所谓“工夫在诗外”，这种拒绝作奥尔特加在《大众的反叛》中所说的“专门人”而对知性执着的追求，对于今天的中国学人来说，也是一种难得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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