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昕：民间为什么“悬赏通缉”？

　　民间悬赏自古有之，而近年来各类媒体的报道更是层出不穷。悬赏的种类繁多，几乎涉及一切领域，如悬赏通缉、悬赏取证、悬赏执行、悬赏打假、悬赏寻人、悬赏寻物、悬赏捉贼、悬赏抓骗子等，甚至出现了专业悬赏网站，如“鬼娃悬赏网”（www.guiwa.com）。这种私力救济的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议。其中尤以悬赏通缉引起的争议最大，故而结合相关真实案例，以悬赏通缉为例对民间悬赏现象进行一定的分析，说明其优势与弊端，其存在是否合理，以及社会该如何对待此类行为？

　　近日《广州日报》报道，广东中山一市民在该市三角工业区附近张贴多张通告，悬赏两万元“通缉”其同事张某。通告上印有张某照片并列出其生日、户籍地、身份证号，甚至身高、体重、个人爱好等信息，声称“张某于2006年11月6日在网吧发送侮辱诽谤他人的邮件，现已经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在抓捕过程中，张某负案在逃，至今未归案。”此种民间悬赏的形式即为悬赏通缉，亦被称作“私人通缉令”。

　　又如，2000年9月11日，辽宁锦州刘国忠夫妇的独子被李军打死，案后李军潜逃。公安机关破案不力，情急之下，他们到处张贴“私人通缉令”。标题为“杀人在逃犯”，左侧照片，内容为：“此人李军，男，34岁，身高1.70左右，身材较胖，家住锦州市古塔区，南桥市政住宅楼××号，其特征左眼断眉，左小手指断一节，公安局现已通令，有知情者，其家属表示重谢。”

　　还如，张玉和的后妻于桂莲把他企业的所有资金及上百名工人的工资40万元卷走，同时，她经手的60多万元的账目也不知去向。由于是夫妻，张向公安局多家单位报案都不予立案，走投无路的张玉和只好张贴“通缉令”：我妻子于桂莲携巨款出走至今不归，现我的工厂因无资金已濒临倒闭。如有发现于桂莲并协助我找到本人者，我愿酬谢1万元。深圳一公司老板，因员工曾某偷盗公司财物后潜逃，而发出悬赏“通缉令”张贴于该市文锦北路洪湖公园大门口。此“通缉令”印有曾某的放大头像，并列出其籍贯、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并声称“该人在我厂工作期间，盗窃公司财物外逃。如有能够提供线索者，奖励人民币3000元。河南省沈丘县纸店镇第一初中教师吴杰，向妻子张霞提出离婚遭到拒绝，而被妻子泼硫酸以致严重烧伤致残，其全身烧伤面积达80%之多，面部被严重毁容，右眼失明。沈丘县刑警大队在搜捕无果的情况下向全国发出通缉令，缉拿张霞。吴杰也在身体状况恢复后自己建立了一个“追捕”网站（www.websamba.com/tydys），此网站贴有张霞的照片及“案情介绍”、“案犯介绍”、“被害人介绍”等内容。

　　悬赏通缉，从经济学视角来看，是一种有效率的、市场化的事实发现机制，它能够极有成效地激励私人提供信息。悬赏人存在信息需求，而潜在的第三者可能掌握悬赏人希望获得的信息，实质上，悬赏金额相当于信息租金，悬赏通缉则大致相当于通过广告收买信息。

　　当然，悬赏通缉也的确存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例如，在刘国忠夫妇张贴“私人通缉令”的事件中，一是未经合法审判将李军称为“杀人在逃犯”，构成对犯罪嫌疑人权益的侵犯；
二是可能侵犯李军的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民事权利；
三是违反了广告管理的有关规定。还有学者明确主张，悬赏通缉侵犯了公安机关的侦查权，必须坚决制止。但我不同意这种观点。理由如下：

　　第一，这种民间悬赏通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通缉令，国家没有没有必要予以禁止。通缉是一种侦查行为，通缉令是公安机关和检察院通令缉拿在逃人犯之命令，其要件一是有犯罪事实发生，二是犯罪嫌疑人应逮捕而在逃。私人没有权力发布通缉令，刘国忠夫妇、张玉和等人的行为是被害人或其亲属积极寻找和发现案件线索、与犯罪做斗争的行为，其性质可归为为悬赏广告，即公开以广告方法、以给予报酬为条件激励潜在的第三者完成一定的行为。悬赏广告属于民事法律行为，没有也不可能侵犯公安机关的侦查权。此类布告对潜在的信息提供者构成要约，对潜在的侵权者形成警告，如同保险公司关于提供被盗汽车线索将获奖励的告示一样。对私人能否发布这种类似于“通缉令”的广告，法无明文禁止。

　　第二，在当前公力救济机制尚不完善的背景下，不能限制公民、尤其是被害人及其家属与违法犯罪做斗争的权利和义务。如司法机关不尽职责或怠于行使职责，公民有权在一定的范围内实施私力救济。追究犯罪不仅是国家的权力，更是其职责之所在，只有国家机关积极追究犯罪，才能避免此种现象的发生。因此，车祸家属希望将逃逸的肇事者绳之以法，刘国忠夫妇希望尽快将凶手缉拿归案，张玉和期望尽快找到于桂莲及其款项，他们的心情完全可理解，社会应当宽容对待。

　　第三，国家发出的悬赏通缉与民间悬赏通缉类似，其作为一种追究犯罪的常见手段并无争议。事实上，两者所发挥的功能并无二致，都是一种符合经济逻辑的有效率的激励机制，有助于节约遏制犯罪行为的社会成本。并且，民间悬赏通缉还无需耗费国家资源。相反，若对其严格限制，还需为国家的限制行为支付额外成本。

　　因此，对于悬赏通缉，国家不仅没有禁止之必要，而且还应反思自己之职责。因为悬赏通缉的兴起大多与公力救济的保护不力密切相关。就上述三宗案例而言，我们清楚地看到，公安机关在打击违法犯罪方面的成效无法令民众满意。上升到更一般的层面来看，由于制度弊端、官僚惰性(如迟缓、僵化、倦怠、集权和服务意识匮乏)、司法腐败、警察素质较低、警力不足等种种原因，公安部门代表国家所提供的公力救济存在着重大的缺陷；
而且，这些缺陷在近期内几乎无法克服。私力救济作为公民同违法犯罪做斗争的一种方式，对公力救济有一定的补充作用和积极意义。既然维护社会治安的公安机关破案不力，甚至拒不受理，那么在当今中国，不仅不该限制私力救济，而且还应在相当的程度上加以鼓励。概言之，国家应促进公力救济机制的完善，提高其实效性，同时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许可或默认私力救济，充分发挥私人在法律执行中的作用，以切实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2007-1-4

　　本文一个简本以《“悬赏通缉”岂能一禁了之？》为题，发表于《人民论坛》2007年第3期。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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