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炜：查尔斯王子的实验

　　一

　　1984年英国查尔斯王子在海格里夫（Highgrove，位于英格兰西部格罗斯特郡，属于英国王室直辖领地）以及其他王室领地开始其有机农业的实验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多英国人是不以为然的。他们觉得这不啻是否定了高效高产的“现代”农业。他们对他进行了激烈抨击，说他“无知”、“傲慢”、“虚伪”。《泰晤士报》上有人说他所提倡的“直觉的智慧”（这与有机农业的实验密切相关）是“危险的胡说八道”；
《独立报》上则有人说若采用他的思路，让每个农民都搞什么有机耕作，世界上六十几亿人口中将有二十多亿人没饭吃。直至2000年，一些左翼人士仍在批评查尔斯攻击自哥白尼、笛卡尔以来的所有进步思想家，说他极端保守，说他反科学、反理性、反进步，沉迷于落后的传统甚至神秘主义。

　　二十二年过去了，英国有机耕作面积增加了一百多倍，海格罗夫也几乎成为有机农业的圣地。更让查尔斯志满意得的是，可持续农业已成为各方共识，近年来欧盟大幅度修改农业补贴政策，比先前更强调可持续性而非产量，甚至在斯洛文尼亚等国建立了大片“有机生态区”（Organic Bioregion）。欧盟新的农业补贴政策不仅使有机耕作的农田比例明显增加，而且使取得有机认证的农田比例也明显增加了。更值得注意的是，有机农业不仅没有剥夺人们的饭碗，反而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会，因为有机农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发展中国家恰恰富于劳动力。事实上，中国和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上世纪末以来一直大力发展有机农业。2004年中国有机耕作面积达到1999年的十倍。目前中国的有机农产品出口已占农产品总出口的一个很大比例（当然，有机农产品的国内消费环境尚有待改善；
国内市场上大约有10%甚至更多的“有机”食品并非有机），一些省份（如黑龙江）的农业生产因此上了一个新台阶。据国外媒体报道，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有机农业国。大概意识到有机农业是世界潮流，不可阻挡，近两年激进人士也不再以“反进步”、“搞倒退”的名义来批评它了。

　　那么为什么有机农业能够打破左派与右派、进步与保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楚河汉界呢？首先，它比“现代化”耕作更为环保。何以见得？因为它不使用化肥、农药、生长激素、抗生素和除草剂。不使用这些东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石油煤炭消耗的减少（生产农业增效品得消耗能量），而石油煤炭消耗的减少最终意味着二氧化碳和其他有害物质排放的减少；
不使用农业增效品，也意味着能更有效地保持土壤中的有机物质，使土壤的矿物质结构处于一种更为自然和平衡的状态，而如果土壤得到了保护，这最终又有利于农业乃至环境的可持续性。其次，有机农业的产量虽然明显低于“现代”农业，但有机食品有自然的口感和味道，对当今人类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要知道，1970年代以来出生的中国人可能不知道他们每天吃的所谓“黄瓜”、“西红柿”其实并不是黄瓜、西红柿，因为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生产出来的“黄瓜”、“西红柿”根本没有自然产品所应有的清香、醇郁的口味；
他们可能也不知道每天吃的所谓“猪肉”和“鸡肉”其实并不是猪肉、鸡肉，因为大量使用生长激素、抗生素生产出来的“猪肉”、“鸡肉”根本就没有自然产品所应有的浓浓的鲜味和富于弹性的质地。更重要的是，有机食品也更健康。现在有先天性缺陷的婴儿和患疑难病症的人数有明显增多的趋势，这除了与环境长期恶化有密切关系以外，与长期以来我们食用非有机食品亦即大量使用农药、除草剂、生长激素和抗生素生产出来的食品难道没有一点关联？

　　有机农业是“现代”农业的逻辑发展而非对它的反动。但查尔斯并非先知。在西方，他的实验的思想渊源可追溯到浪漫主义运动时期对现代性的反思；
在中国，返朴归真的思想运动更可追溯到两千五百年以前的老庄时代。从历史趋势来看，工业化、现代化使西方和中国都遭遇到人口压力；
人们首先不得不依靠“现代农业”养活大量人口，只是在此之后才意识到这种生产方式并非最合理，而传统的耕作方式虽然产量较低，但它所生产出来的农产品不仅更有利于身体健康，也更有利于环境的可持续性。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有机农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进步而非倒退，是一种比“现代农业”更先进、更现代的生产方式。

　　二

　　与海格罗夫的实验密切相关的，是查尔斯在庞德伯里镇（Poundbury，位于英格兰西兰部的多塞特地区，属于英国王室直辖领地）进行的传统而环保居住方式的实验。想当初，查尔斯方面抛出庞德伯里计划时，建筑师、城镇规划者和经济学家有多少人激烈反对！现如今，庞德伯里已然是一个名闻遐迩的传统人居模范镇，国内国外----包括美国这种一流的发达国家和沙特这种富裕的阿拉伯国家----来这个偏远小镇朝圣的规划者和高官络绎不绝。

　　但庞德伯里并非一种高科技实验，而是一种低科技实验。这实验靠的是回归传统这一根本理念。所以，这里不仅能看到地热利用和雨水收集设施，也能看用芦苇席过滤排泻物的传统设施。这些设施对于节约能源、保护环境乃至有机耕作是不可或缺的。查尔斯认为，传统居住方式不仅更环保、更健康、更合乎人性，而且完全能够适应现代市场的运作。如果这种居住方式能得到推广，所收到的效果将与某些发达国家或比尔·盖茨之类富豪斥巨资进行的实验----那种完全依赖高科技的昂贵的环保房或环保大楼实验----的效果没有什么不同。

　　除了稀稀落落几家不大的工厂以及学校、邮局外，庞德伯里全是居民房。这些房子是按照传统农舍的样式、沿几米宽的小街修建起来的，所用材料大多是当地使用了上千年的传统材料，连人行道也是用鹅卵石而非水泥铺成的。这里绝对看不到我国一些富裕起来的城镇动辄宽达七八十米的炫耀性“大道”。也不可能看到，因为房屋规划得很密集，路面也十分狭窄。大多数道路其实只是巷子，只够步行者和骑自行车者通行。虽然也有稍稍宽一点的“大路”（avenue），能通汽车，但它们统统被修成“之”字形或蛇形，这样就能方便步行者，或者说故意让驾车者找不到北，使他们只能以较慢的速度开车，既不会制造太多噪声，也不会跟行人抢道或占去太多的步行者空间。人们购物只需步行，或骑自行车去商铺，而不是驾车去超级市场----这里压根儿就没有现代化都市或现代化农村那无可逃避的超级市场或购物中心，有的只是遍布各处的方便的商铺。大人上班、小孩上学也只需步行或骑自行车。孩子们要想出去玩玩，一出门便投入大自然的怀抱----树林、山丘、草地、河流和有机管理的农田就在不远处，它们就是庞德伯里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房屋密集，一出门便会碰到人，所以这里邻居间交往频繁，孩子们决不会像在现代化都市和现代化农村那样缺乏玩伴。

　　很显然，庞德伯里正在兴起一种以步行者为本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更为深刻的以人为本，其最大特点在于它抛弃了“现代”生活以车为本的理念，将汽车----一种对于“现代”生活来说表面上看不可或缺、实际上却是可有可无的代步工具----置于边缘位置。其结果不仅是空气污染和噪声污染大大减少，庞德伯里变得更为宜居，而且人类从公路、加油站那里夺回了不少空间，可以种更多的树木和花草（去过深圳和北京的人应知道，深圳一百米宽的深南大道、北京那窄不了多少的长安街不仅占去了大量空间，对步行者来说也很不方便、很不友好），更不用说无需开车、没有堵车又为人们节省了多少时间。但庞德伯里模式还有一个好处，它很容易被人忽视却意义深远，那就是这里的人们每天得步行上班上学，而步行有利于健康。去过美国的人应当知道，纽约、波士顿一类的大城市里人们的身材明显比城镇和农村的美国人苗条；
既去过美国又去过欧洲的人都知道，欧洲的胖人比美国少得多。原因何在？原因在于，住在城市里，人们较少开车，而较少开车意味着你必须多走路，意味着你每天出门、回家必须步行相当长一段距离，这样你身上的脂肪就更有可能被燃烧掉，同时你的心血管和呼吸系统也得到了锻炼。住在城市里，你即便有车，也必须更多地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先进的荷兰等国更有大量骑自行车的人口），因为堵车会浪费时间，甚至可能使你无法准点上班；
泊车不仅是耗时，还得花钱。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就没有这些麻烦；
同样重要的是，乘地铁和享有“优先”地位的巴士，你按时到达上班地点就有了保障。相比之下，城镇和农村的美国人的生活模式是一出门便开车，回家也是把车径直开进自家的小车库，几乎不用步行，或者说很少步行。这样一种生活模式怎么不导致大量人口患上肥胖症呢？

　　庞德伯里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是一种环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与它恰成对照的，是现代化都市动辄高几十层的大楼或现代化农村动辄占地一英亩以上的“独立家庭房”（independent family house）。住在这种环境中，明明是邻居却可以行同路人，老死不相往来。在前一种情况下，亦即住在现代化高楼的公寓里，邻里之间缺乏交流是因为人们被局限在一个个高度区隔、封闭的空间里，除了在电梯里有几十秒到一两分钟时间能够邂逅，其他时间几乎见不着面，更不用说拉拉家常了；
在后一种情况下，即在现代化农村拥有一幢带巨大花园甚至游泳沲的独立房子（这在美国农村或大城市郊区相当普遍），邻里间缺乏交流是因为每家每户占据了太多空间，彼此之间相隔太远，故而随机、闲散的交流几乎不可能；
如果没有特别的事由，甚至根本没有交流。相比之下，庞德伯里代表了一种传统而新型的居住模式，因为这里能找到自然、惬意的人际交流，能找到“现代”生活中久违的、合乎人性的邻里关系。

　　由于现代化城镇或现代化农村式居住模式占据了太多空间，或者说由于单位面积上居住的人口太少，人均占有的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的面积势必太大，人均开车的时间和消耗的资源势必太多。这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不仅是时间的浪费、能源的浪费，还有汽车零部件的消耗、维持公路和加油站（这本身也占去了不少空间）所需物质的消耗，以及与汽车有关的其他物质的消耗，更不用说汽车文化所导致的极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了。这些消耗对于某一特定地区而言也许并非十分明显，甚至看不出什么直接后果（如果我们有机会来到美国某个城市，不难发现这里的空气和环境质量比中国城市好得多），但对于地球生态系统而言却是一种巨大压力，因为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无论在俄罗斯还是在澳大利亚排放的二氧化碳，最终都会进入地球的大气循环，都会产生“温室效应”，都会加剧全球变暖，而众所周知，美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排放量的数十甚至数百倍。

　　由此不难看出，庞德伯里模式对于地球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具有深远的意义。

　　但庞伯里决不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山村，而是一个使用互联网的现代化小城。

　　三

　　从长远看，查尔斯的先锋性可能更在于庞德伯里实验，但由于他在海格罗夫和其他王室领地的农业实验已产生了较大影响，英国“土壤协会”（有机种植公司的行业团体）主任帕特里克·霍尔顿认为，他已是“可持续农业运动当之无愧的全球领袖”。这一判断可能有点言过其实。如果可持续农业真有一个什么“全球领袖”的话，那也更可能是美国的“有机农场主”（organic farmer）、诗人、散文家温德尔·伯里（Wendell Berry）。他的名气远不如查尔斯大，因为早在1970年代初，他便告别了大学教职，告别了城市生活，当上了农民，开始他的有机耕种和乡居生活的实验了。查尔斯只是他的一个粉丝，一个跟进者。查尔斯做同样的事情之所以比伯里有更明显的宣传效果，不仅是因为他有巨大的王室领地，能够进行规模大得多的实验，也是因为他有英国王位的继承者这一极为特殊的身份。

　　最后应指出的是，即便在可持续农业已然成为全球共识的情况下，查尔斯也并不是没有批评者。例如有英国左翼人士指出，几年前查尔斯在希腊偏远山区一个修道院做演讲期间，曾经在油灯下准备其演讲词；
适成对照的是，他去该修道院所乘坐的船，却是价值三千多万美元、世界上最豪华的游艇之一----“亚历山大号”（这是希腊船王约翰·拉齐斯的诸多玩具之一）。有比这更大的自相矛盾吗？在这艘超级豪华的游艇上，最现代化的装修和设备一应俱全，根本不是质朴、简陋的修道院所能比拟。另外，最近查尔斯将他的一幢房子重新装修了一遍，耗资两千七八百万美元，其格调又是极豪华、极现代（尽管有一些表明其高贵品味的传统明清家具），这不又跟他提倡的传统居住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作为英国王位的继承人，作为一个拥有巨大影响力的符号性人物，如果查尔斯能不那么养尊处优，而是实实在在过一种更传统、更简朴的生活，并在这种生活中把有机农业和传统人居实验继续进行下去，海格罗夫和宠德伯里的先锋意义一定会更加彰显。

　　本文的短版本发表于《读书》2007年第1期

　　参考材料：

　　1 Sandy Mitchell, “Prince Charles’s Backyard”, National Geographic, May 2006.

　　2Organic Farming: Policies and Prospects----“Learning from EU, a Summary of Europe’s organic farming policy”, www.newfarm..org/books/reviews/aug04/policies.shtml。

　　3Richard Tyler, “Britain’s Prince Charles Attacks Science”, http://wsw.org/articles/2000/may2000/char-m2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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