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丹尼尔斯：重读奥威尔的“加泰罗尼亚”

　　（吴万伟 译）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谈到圣雄甘地时说一个人必须避免成为圣人。

　　在探讨哲学意义的任何政治辩论中，人人都想把乔治·奥威尔当作自己的同盟者。但是要把他当作同盟者，你首先必须确定他在意识形态地图上的位置，然后愉快地发现自己占据了和他一样的位置。嗨，既然奥威尔是你的同党，与你辩论的对手肯定成了有不良意志或者糟糕信仰的人。

　　人们为什么这么渴望和奥威尔结盟，他又为什么这么容易被人当作同盟者呢？简单的说，他是个世俗的圣人，人人都可以争夺他的遗产。当然，这里面肯定有充分的理由。在1946年的文章“我为什么写作”中，奥威尔告诉我们所有的作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有点自我中心主义，他们渴望显得更聪明，渴望成为人们议论和羡慕的对象，渴望死后被人怀念，这些说法让人看了心情舒畅。在上世纪所有重要作家和知识分子中，奥威尔可能是最谦虚和最不自私的人，也就是说性格最好的人。这种特点也体现在他明白易懂、从来不矫揉造作、故弄玄虚的作品中。给读者的印象是作者更看重思想内容本身而不是看重他在表达思想这个事实。在作家们看来，这太奇怪，太不正常了。他揭示出来的写作细节总是表达了更广泛和更普遍的道理，而不是向读者显示他多么高深、多么有趣。

　　与此相关的是他的诚实和他拒绝否认明显真理的勇气。在《政治与英语》（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中，奥威尔写到“政治语言本来就是要让谎言显得真实，让屠杀显得可敬，让空话显得诚实可靠。”实际上，虽然他自己不能完全摆脱这些毛病，他却拥有超越政治语言羁绊的好名声。不管怎么说，他确实比讨论同样话题的其他作家更不喜欢用委婉语或者诡辨的花招掩盖让人尴尬的事实，至少从来没有把谎言当作事实，把残忍当作仁慈。

　　当然，他超越左派范围的声誉主要来自最后的两本著作《动物农庄》（Animal Farm）和《1984》（Nineteen Eighty-Four）。这些书让他成为受人尊敬的保守派，虽然实际上他是被征入伍者而不是自愿者。他揭露共产主义罪恶的道德勇气可以说是非常伟大的，因为当时苏联在左派知识分子群体中拥有崇高威望，他的勇气简直可以和专制政权下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勇气相比。虽然知识分子在自由民主社会表现勇气是可能的，但是奥威尔能这样做确实算勇敢的。

　　或许我听到的对他最真实和最动人的赞颂是在罗马尼亚，在齐奥塞斯库（Ceausescu）下台前的黑暗日子里。当时《1984》被偷偷传阅，有些罗马尼亚人对我说他们非常惊讶地发现一个从来没有踏入共产国家的英国人好像亲眼目睹了他们的生活，有时候甚至比他们本人了解得还多。他们说在看了他的书后，自身的经历的意义变得更清楚了，心理感到特别欣慰。这和意大利作家普里莫·列维（Primo Levi）从奥斯维辛（Auschwitz）集中营释放出来后的可怕噩梦的结果正好相反。没有人愿意听他讲，没有人愿意相信他的话，因为他说的话与所有人类从前的经验都是格格不入。奥威尔的书让罗马尼亚人确信他们不是孤独的，虽然铁幕存在，他们生活其中的政治制度是不正常的，不管看起来多么牢固长久，从历史上说也是暂时的。虽然该书在西方读者看来可能显得阴沉、悲观，但是在东方给读者带来巨大的快乐。从我在罗马尼亚了解到的情况，可以断言没有一个作家像奥威尔那样受到人们的热爱和敬重。

　　但是，如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作为统治意志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虽然它的影响当然长期存在），奥威尔最受称赞的书失去了紧迫性。对于历史缺乏了解或者不感兴趣的未来一代人甚至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些书到底在讲什么。当然到了那时候，新话（Newspeak）将成为深藏不露没有人认识到的东西，因为现代世界的绝妙讽刺变成了猜测世界进程的惊人预言。

　　奥威尔是伟大作家，但他并不是不能被批评的。我敢肯定他是第一个赞同这个观点的人。他从来没有鼓励任何人把他当作圣人和偶像，矛盾的是，他断绝神圣性的观点恰恰成为他被封为圣人的基础之一。不过他的谦逊不应该让我们无视如下事实：奥威尔本人充满矛盾，分析能力有限，缺乏想象力，常常看不到自己言论的后果，不假思索地接受政治上的陈词滥调，虽然他在这方面写过非常出色的文章。虽然他为构成英语典范的高雅品质做出了贡献，(我认为当今在英国城镇呆半个小时后的任何人都不会犯那样的错误)，这种品质被他拿来和意识形态推动下的残忍性对比，而他自己实际上至少在抽象意义上也不能避免这种残忍。

　　1946年他写到“我自从1936年以来的严肃作品里的每一句话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地反对专制，赞同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我们可以稍微仔细地审视一下他这个被人不假思索就普遍接受的说法。(当我向一个温和的左派退休教师提到试图写文章批评奥威尔的观点，他用非常真诚和痛苦的惊讶语气说“难道你不赞同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因此，我预先为自己异端言论可能造成的不愉快道歉。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1938)是被广泛赞誉的作品，但是里面充满了最恶毒的情绪（当然也包含仁爱慈善的内容）实际上，开头一句就非常让人不舒服。第一句是这样的：

　　在我加入巴塞罗那列宁军营的前一天，看到一个意大利人站在军官的办公桌前。

　　奥威尔马上描述这个意大利人：

　　他是个看着很坚强的年轻人。他的鸭舌帽遮住了一只眼，脸上的表情深深感动了我。

　　那么感动奥威尔的到底是什么呢？

　　那是为了朋友不惜杀人，或者牺牲自己生命的人才有的表情，既真诚也凶残，还有不识字的人对上司表现出来的让人爱怜的尊重。

　　不识字的人尊重上司吗，这让人爱怜还是别的什么？我和很多不识字的人打过交道，但我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些，或许文盲的本性从奥威尔时代以来发生了改变。不管怎么说，人们或许认为奥威尔描述的那种随时准备杀人，又尊重上司的人是非常危险的人物。但奥威尔接着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我是说这么喜欢他。奇怪，我怎么会对一个陌生人如此喜欢呢？”

　　确实奇怪，正如奥威尔自己在同一段里认识到的，“我也知道要保持对他的第一印象，就必须再也不看见他。”换句话说，他确实知道浪漫化的第一印象可能被对真理的进一步了解而毁掉，他想回避现实。

　　在赞美了潜在的残忍和让人爱怜的尊重上司后，奥威尔继续描述巴塞罗那，因为他第一次到那里就被感动了。

　　我是第一次来到工人阶级掌权的城镇。基本上任何一个不管大小的建筑都被工人占领了，都悬挂着红旗，或者无政府主义者的红黑旗，每道墙上都刻着镰刀锤子和革命党的标志，每座教堂都被抢劫一空，形象被烧毁。教堂被武装的工人系统地拆除。每个商店每个咖啡馆都有标志牌，上面写着它们已经归集体所有，甚至擦皮鞋店也被集体化了，他们的盒子上涂成了红黑色。用鲜艳的红色或蓝色制作的火焰似的革命海报到处都是，上墙上的其他广告看起来像泥巴的乱涂乱画。

　　奥威尔还描述了街道上行人的外貌：

　　从外貌看，这个城镇好像根本就没有有钱人。除了个别妇女和外国人，根本就没有“衣冠楚楚”的人。实际上每个人都穿着粗俗的服装、蓝色工作服或者像军装一样的制服。

　　你可能会问，那些有钱人怎么啦？

　　我相信真实情况应该和外貌一样，这是真正的工人阶级国家，整个资本家阶级要么逃亡、要么被杀、要么自愿加入工人阶级行列。

　　奥威尔描述的是一个专制的、彻底政治化了的社会，金日成（Kim Il Sung）或许会赞成，奥威尔也会：

　　里面有很多东西我搞不明白，在某些方面我甚至不喜欢，但是我认识到它是人们值得为此奋斗的国家大事。

　　换句话说，他认为这个专制社会和自由民主社会的混乱状况相比是一大进步。在我看来，他的这个想法很可能恰恰表现出不诚实的自我仇恨，这正是他后来指控英国知识分子的罪名。他不得不压抑自己对资本家生活如鸡尾酒会和热水澡的向往，他后来承认非常渴望这些享受。巴塞罗那资本家阶级的消失是非常明显和短暂的，对他来说是遗憾的，显然被杀的资本家还不够多。

　　我没有认识到庞大数量的富豪资本家不过是潜伏起来了，暂时伪装成为无产阶级而已。

　　奥威尔认为破坏教堂是必须做的事情的观点不是突然心血来潮的产物。他的作品中都充斥着这种粗俗的心态。村里的教堂长期以来被武装分子用做厕所不值得谴责，在他看来这并不比村庄周围的农田被当作厕所更坏。同样的，从教堂抢掠蜡烛不仅没有引起他的谴责，甚至里面还涉及到一个道德问题：比如“教堂不是被摧毁而是被作为军事仓库”，这个“而是”显示他赞同这么做，至少教堂还有临时用途。

　　公墓墓碑上的十字架“不同寻常地被有些勤奋（industrious）的无神论者用凿子凿掉。这里“industrious”一词非常有必要吗？“对于西班牙人来说，教堂是不折不扣的骗局。对所有人都是骗局吗？“教堂被抢掠，牧师被赶出去或者被杀死。”奥威尔唯一表达遗憾的是它让弗朗哥（Franco）对《每日邮报》（Daily Mail）的读者把自己描述为“把祖国从一群凶残的“红色分子”手中解放出来的爱国者。”“红色分子”这个词为什么加引号呢？驱赶和杀死牧师的不就是这些人吗，还有看不见的人民吗？

　　奥威尔表现出了塔利班（Taliban）倾向：

　　从我第一次来到巴塞罗那起，我去看神圣家族大教堂（the Sagrada Familia）。和巴塞罗那的众多教堂不一样，它在革命中没有被毁掉，得到幸免的原因在于它的“艺术价值”，人们说。我认为无政府主义者有机会却不毁掉它显示了糟糕的品味，虽然他们确实在尖顶上挂了革命的红黑旗帜。

　　碰巧的是，神圣家族大教堂幸免于难是因为其艺术价值的事实证明了其他教堂不是被附带毁掉的，而是根据政策故意破坏的结果。这是在斯大林把莫斯科的天主教教堂毁掉８年后，奥威尔应该知道毁灭教堂意味着什么。在这个问题上，用他的话说，他显然“不折不扣”站在斯大林一边。

　　就是为了确保我们理解这个观点，奥威尔说“教堂在任何地方都被掠夺的结果是因为人们都清楚西班牙教堂是资本家天堂的一部分。在我逗留西班牙的６个月里，我只看到两个没有被破坏的教堂。直到１９３７年，任何教堂都不允许重新开放，进行礼拜活动。”他根本就没有思考自由、宽容、或者弗朗哥宣传的精确性。

　　奥威尔描述的斗争的另外一方面，没有看作道德上有问题的是革命军中使用孩子士兵的描述。他一次又一次提到这个问题，却没有对其中的意义发表任何评论。

　　１５岁的孩子被他们的父母送来当兵，毫不隐瞒地宣称就是为了一天１０个比塞塔（pesetas）的津贴，这是军人的工资，也是为了得到面包，因为军人可以得到足够的面包，甚至能偷偷给父母一些。

　　奥威尔根本没有质疑孩子从军的这种理由，他说:

　　因为我在西班牙工人阶级中间，我敢说谁都能把他们打趴下。也没有对他们的体面，坦率和慷慨特别感动。

　　需要记住的是在这个阶段，奥威尔好像相信这块土地上的权力是没有经过中介直接从工人阶级手中得到的，因而以工人阶级名义做的事情和他们做的事是一回事。所以奥威尔相信他们接受被父母用来贪图钱财的工具的年轻的农民子弟是表现体面，坦率和慷慨的品质。再次说明这决不是奥威尔的疏忽：

　　所谓的男人（在奥威尔的军营里）一半以上的是孩子，我说的是字面意义上的孩子，最大不过１６岁。但是他们都很高兴和激动，想到终于可以上前线了。

　　这没有什么，除了这句“看来可怕的是共和国的保卫者竟然是这帮喧闹的孩子。”我知道不是看来，事实如此。“可怕的”（dreadful）也不是合适的词，隐含的意思好像不是当局主动这么做而是不得不做的事情似的。第一个死难者就是孩子：

　　我们刚刚卸下装备爬出战壕就听到另外一声枪响，我们队伍中的一个孩子从低矮挡墙处倒下，脸上鲜血直流。他开了枪，却不知怎么把扳机炸开了，头皮被撕成了碎条。

　　对这次事故，奥威尔只是评论说“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伤亡，而且典型的是自我过失造成的。”别的什么也没有。

　　奥威尔是个诚实的人，诚实的作家。但是他完全有能力特别呼吁一下，正如下面的：

　　在部队里，到处都能碰见甚至只有１１岁或者１２岁的孩子，他们往往是纳粹占领区的难民，是提供士兵的最容易的来源。

　　奥威尔谈到自己亲身经历时的诚实应该是让人相信的，但是显然他不会真正相信自己对部队中孩子士兵的解释。他们也得到武器，因为他记得一个小家伙扔手榴弹玩。

　　奥威尔对战争中使用孩子士兵唯一一处抗议是微弱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实际上几乎是在道德上弱智的理由：

　　这种年龄的孩子根本就不应该上前线，因为无法忍受战壕里面不可避免的睡眠缺乏。

　　而且这是很不方便的：

　　我们部队的可怜孩子被人从掩体里拉出来才会被弄醒。可你刚一转过身，他们就离开岗位，溜回去睡觉。甚至靠在战壕的墙壁上睡着了。

　　甚至本书30页后出现的，孩子在前线的死亡也不能让奥威尔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12个可怜的孩子凌晨时被抓住了，逃不掉。一整天他们只好躺在那里，只能用草盖一盖。只要他们动一动，法西斯分子就要开枪射击。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7个已经死亡，其他5个孩子在夜色掩护下溜走了。

　　就奥威尔来说，除了表达在远方支持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Partido Socialista Unificado de Cataluña (PSUC)的外国斯大林主义者对把托洛茨基派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 (POUM)的童子军为法西斯分子表达愤怒外，一直保持沉默。

　　看到担架上被抬着的15岁西班牙男孩从床单下露出来迷茫的白脸，再想想伦敦和巴黎那些油光满面的人在写传单证明这个孩子是伪装起来的法西斯分子决不是好事。

　　奥威尔用他那个时代的政治滥调思考和写作，当然他在这方面并不比其他作家更坏，实际上要比其他作家好些，但是他不加思考接受了某些观念，其中就有社会被清楚区分成为各种阶级，每个阶级都有明确的而且很可能冲突的阶级利益。比如，我们了解到“工人阶级相信革命已经开始了。”“如果我（奥威尔）不得不使用来复枪的话，我应该用它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不是反对他们”就好像工人阶级是思想一致、利益不言自明的单纯和坚固的整体。奥威尔说他参加了巴塞罗那三大政治团体之间的暴力冲突，三派都声称代表（唯一合法代表的意思）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所有派别里都有工人成员。而且他承认“肯定还有很多人，或许居住在巴塞罗那的大部分人认为这个事件没有一丁点儿的好处。”他还说“世界工人阶级运动已经开始出现危险分裂的兆头。”这个说法显然就表明了他想当然认为全世界的工人在单一组织内团结起来而且应该如此。奥威尔的眼光被意识形态的有色眼睛给歪曲了，虽然他有时候摘下眼镜看到真正的现实。当然，他的同代人中很多从来就没有摘下眼镜哪怕看一小会儿，或者只是在过了很长时间后看到现实。不过奥威尔有时候像对手一样使用哗众取宠的辨证法空话。

　　奥威尔有时候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他忘掉几页前刚刚写下的东西。我们了解到法西斯主义和资本家和工人结盟，过一会儿又说“用资本家的民主反对法西斯主义纯粹是屁话。”资本家民主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别名，法西斯主义也是如此。实际上，人们可能认为在有些情况下，奥威尔在他说的“资本家民主”中看到有些美德，因为他认识到在英国和在西班牙包括政府方面在内不一样，人们是安全的，不用担心随意被捕；
富人并不比普通人有不得了的优势。“但是在西班牙，如果你坚持英国的观点---只要你不违法你就是安全的，就行不通了。”“我的英国信念根深蒂固：除非你犯法，否则他们没有权力逮捕你。”

　　那么，塑造了他的英国信念和秩序是否值得捍卫呢？不完全如此。因为他有已经陶醉在革命氛围中了（曾经深深吸引了我，但是我没有试图用“英语民族崇尚怀疑的文明”来理解革命理论。）智慧和道德的轻薄竟然如此。

　　奥威尔表达出来的经济观点表现出让人惊讶的粗糙浅薄，根本就没有达到漫画中的骄傲自大的富豪的水平。对他来说，资本主义除了“捞金钱”和“掠夺动机”再没有其他。英国的空气是“沾染铜臭的”。他从来没有把西班牙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短缺和生产商或者分销商的侵占剥夺联系起来。他的乌托邦理想好像表明革命激情永远欢腾和兴奋，根本不考虑革命带来的垃圾和饥饿。

　　与此同时，奥威尔认识到法西斯分子在几乎任何实际事情上的优越性（他从来没有称他们为民族主义者），不管是道德方面还是非道德方面。不仅仅是奥威尔，包括本质上品德高尚被抽象概念蒙蔽的人都表达出对受到手榴弹伤害而痛苦喊叫的法西斯士兵的同情。“可怜的不幸的人啊”奥威尔说，这让他得到称赞。和法西斯对方的秩序对比后，他严厉斥责自己一边的丑恶。下面是他谈到自己一方的话语：

　　整个兵营都非常肮脏和混乱，士兵把他们占据的每个建筑都破坏了。在每个拐角，你能看到成堆的砸坏的家具，弄破的马鞍，腐烂的食品。从我的军营房间，都能看到每次吃饭都扔掉的整筐面包。

　　西班牙骑兵的漂亮马被逮住了，民兵们当然忙着骑一直骑到把马累死。

　　在前线，每个人都偷东西，医院的人是最坏的。

　　在拉格朗哈（La Granja）每个不使用的房间都被当作厕所，堆满了破坏的家具和粪便的可怕废墟。

　　任何地方都是看起来成为革命不可避免的结果的常见的垃圾，破家具，废纸等。

　　奥威尔告诉我们法西斯分子做得好的东西。他从法西斯分子那里学会了吹号，因为人家吹得好。接着他告诉我们斗牛：“在巴塞罗那，现在几乎没有斗牛，因为所有最好的斗牛士都是法西斯分子”。接着是对待建筑的态度：“看到民兵对他们占领的房屋的大肆破坏，有时候你会觉得对从前的主人法西斯分子说不出的同情。”

　　甚至也不没有对于革命或者政府的道德优越感。在奥伯西尔（Albucierre）,当你“检查处决各种法西斯分子时用来复枪排枪射击留在墙上成排的洞穴时，”，革命的魅力就耗费殆尽了。（奥威尔没有思考具体处决人数是多少，处决前的审判程序是否有问题。在他1931出版的关于缅甸绞刑的著名著作里谈到被判有罪者曾经向更高一级法院上诉，显示奥威尔像别人一样采用双重标准）法西斯和保皇党军队的情形是一样的，他们所需要的就是食物和温暖而已，“没有意义的子弹横扫空荡荡的山谷”。“农民肯定诅咒战斗的双方。”“如果他们（民兵一边的救护队）来到过分接近敌方的位置，法西斯分子就开炮轰击他们，这是有情可原的。因为在现代战争中，没有人在使用救护车运送弹药时会有丝毫顾忌。”保皇党那边的监狱是糟糕，可能比亚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在他的《西班牙遗嘱》（Spanish Testament）描写的更糟糕，“他们被扔进监狱，关在牢房里8天，里面挤满了人，根本没有地方躺下来。”“警察采用的花招（被战争的双方广泛使用），抓住人家的妻子作为人质。”“显然在弗朗哥的后方，没有真正受人欢迎的运动”。

　　奥威尔在这点上非常诚实，但是这确实让他对革命的热情显得奇怪，这个热情是建立在信仰而不是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在那个没有追名逐利之徒的社会，那个除了特权外什么都缺的社会，或许人们可以粗略地预测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头阶段会是什么样子。西班牙人有内在的高雅品质，将让社会主义开始阶段变得可以容忍。”这里一点都不缺乏青少年的幼稚话语。

　　但是《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最糟糕的一面是它对专制主义的强烈鼓吹。该书反对斯大林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破坏是都市神话在文学上的对等物，正好相反的情况其实更接近真理。当然，奥威尔确实反对斯大林主义者依靠工业规模效应的观点，但这只是他反对斯大林的西班牙政策中的无足轻重的部分。他真正反对的是斯大林没有企图进行激烈的革命，如破坏教堂，土地集体化，所有重要工业收归国有，消灭资产阶级，取缔娼妓，和司法行业，工资的绝对平等，因为他认为一个把自由民主被用来成为临时的合伙者的，受到广泛支持的前线将在阻止弗朗哥的活动中效果更好。

　　奥威尔反对斯大林的政策是因为斯大林认为“我们不能疏远西班牙的农民，强迫他们进行集体化。”而奥威尔认为除非它变成包含强制性集体化的真正的革命战争，否则战争肯定失败。他哀叹说“让富裕的农民反对集体化政策是很容易的。”没有奖励来猜猜他将站在哪一边，在反对苏联的所谓库拉克斯（kulaks）富农肃反中他，很可能如此：因为富农是金钱掠夺者，他们呼吸的空气都散发着铜臭味等等。

　　看不到诸如奥威尔强烈鼓吹的强迫性土地集体化，工业国有化，各种工作的工资完全平等观点，以及这些观点给经济发展和自由带来深远的影响，造成糟糕的后果的人肯定头脑痴呆，有问题。奥威尔反对斯大林是因为作为保皇党一边的武器供应者，他有条件给西班牙人发布指令。（按照奥威尔的说法）“不准革命，否则你就得不到武器”。奥威尔渴望建立他在巴塞罗那看到的那种专制社会，因此，至少在西班牙，和奥威尔相比，斯大林是自由战士。

　　啊，你可能会说，我们都可能陷入时代的蠢话（bêtises）了,确实如此。但是奥威尔完全否认了《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的观点。让我们记住8年后他在“我为什么写作”中说的话，他写作的每个字都是赞成民主反对专制的社会主义的。要么他忘掉了他写的东西，不理解其言论的隐含意义，在为它辩护，要么在重新写他自己与斯大林的历史。他从来没有提出正确的问题。这个正确的问题不是“民主社会主义是否可能（在一人一票的意义上显然可能，就像可能有民主种族主义或者有如卢旺达的悲剧一样的民主种族灭绝），而是社会主义是否和自由相容。

　　在1940年写的《狮子与独角兽》（The Lion and the Unicorn）中，他说反对纳粹德国的战争肯定是一场革命战争，不然它将失败。（正如他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表达的观点）他要求土地，矿山，铁路，银行，主要工业的国有化。“需要的是所有重要工业的所有权掌握在代表普通大众的国家手里。”他说这将允许“普通大众感觉到国家是他们的。”难道我们没有听到类似的言论吗？所有权将变成管理：由于人性的弱点，根本不承认一丁点儿的可能后果。

　　奥威尔这次没有要求收入的完全平等，只是要求任何人都不应该有超过别人十倍的收入。他没有想到这个控制将给国家的代理人庞大的权力，以及这可能给自由带来的后果。正如战争带来的定量供应配给将永远存在，因为从社会意义上说，它是公平的。

　　在革命中和革命后，“它（脱离现实的革命）将处决叛徒，但是它将先要给他们庄严的审判，偶尔将他们无罪释放，它将迅速无情地摧毁任何公开违抗者”，因而让它成为不可逆转的。“但是它很少干扰口头或者书面文字。”正如奥威尔含蓄地表达的，“在有些方面，使用暴力是必须的。”

　　至于金钱，可怕的感染铜臭者让英国的空气污浊，在这点上奥威尔和庞德（Ezra Pound）一致。“国家只是计算需要什么商品，尽全力生产。生产只是被劳动力和原材料的限制，从国内目的看，金钱不再是神秘的强大的东西，成为一种供应充足，用来购买当时拥有的消费品的配给券。”庞德没有这样表达，实际上他几乎是用同样的话说的。他们两个都没有停下来想想授予那些“简单计算”别人需要什么的人、以及生产和分配产品的人的权力。1944年，他在为哈耶克（F. A. von Hayek）的《通向奴役之路》（Road to Serfdom）写评论的时候，奥威尔写到“回到自由竞争对广大民众意味着比暴君更糟糕，因为更不负责任。”人们不禁要拧一下自己是否迷糊了：什么？希特勒和斯大林仍然在世，大屠杀仍然进行，古拉格仍然人满为患吗？1949年《向加泰罗尼亚致敬》重印时，他没有任何收回言论的表示。

　　我非常崇拜奥威尔，我觉得他是个正派的人（他本人喜欢体面），但是他被根源于自我仇恨的意识形态理论遮住了眼，变得冷漠麻木了。他写了一些伟大的作品以及几乎成为经典的小说。他的有些文章是20世纪英语散文的精华。他真正反专制主义的书的贡献当然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造成的危害大多了。我不喜欢那些不加思考崇拜他的人。奥威尔在关于狄更斯的伟大文章中说，狄更斯是被人仇恨的典型，这种仇恨和那些散发臭味的竭力占据我们心灵的正统观念一样可恶。不幸的是，在奥威尔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是那些正统观念的供应者。

　　译自：“Orwell’s “Catalonia” revisited“ by Anthony Daniels

　　http://www.newcriterion.com/archives/25/02/orwells-catalonia-revis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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