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阳光原来是有味儿的

　　一个北国寒冬的深夜，二十岁的徐晓从睡梦中被楼下的“传呼电话”叫起，披上大衣，连袜子都没来得及穿就匆匆下楼。然而，等待她的却是“公安”的手铐和囚车。来不及与亲人道别，也没有弄明白原委，这个弱小的姑娘就被拉到了监狱。

　　这是三十多年前的旧事了。虽然入狱两年后她带着“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尾巴”出来了，并最终在“文革”结束后的一九七八年被完全“平反”，但一切都已无可避免地永远改变。原本青翠欲滴、含苞待放的花样年华，刹那间变成了饱经风狂雨骤的沧桑岁月——这是徐晓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也是一代人的青春证明：“我们这代人正赶上冤狱的高峰，就好像五六十年代的人赶上生育的高峰一样，我的朋友中有三分之一坐过牢”；
“也许因为在‘文革’中当过政治犯的人很多，十几岁就坐牢的人不少，因此，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听说坐牢也绝不会大惊小怪。”——她在《半生为人》中平静地写道。

　　过早的磨难是过早的幻灭、思考、觉醒、追求，是对“禁忌”的触摸探索。当代中国文坛的“现代派”，正是在这严酷的气候中悄然萌动，一旦温度合适，就破土而出。特殊的经历使徐晓成为以《今天》为代表的“现代派”运动最早的参与者。

　　《今天》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中国“现代派”的里程碑，它的核心人物早被符号化。其实，在符号化的核心人物背后，还有更多默默无闻的参与者，没有他们，就不可能有《今天》。徐晓在她这本新书里，没把目光局限在少数几个核心人物身上，相反，她对更多的无名者投注了目光，使这一段历史更全面、更丰富、更真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代人的青春历程。

　　三十年是超过一代人的时光，这使徐晓有足够的时间冷却愤怒、淘汰憎怨、沉淀激情。在谈到两年的狱中生活时，她更多地是描述“日常生活”：犯人如何偷偷烤窝头片，怎样打饭才能多打一些咸菜，在好不容易改善伙食时多打一些瘦肉；
如何利用每个月发一次针的机会巧妙地在磨薄了的竹片上捻出一个针眼，然后偷偷在号里缝制棉裤棉背心；
怎样才能在三五分钟内解决“内急”……她并不是想粉饰什么，而是因为她太善良，因为她是女性，是母亲。她承认，自己写作的“一个致命情结”是总会想到怎样面对儿子，怎样把这一切告诉儿子，因此她固执地认为“那故事应该是温馨的、柔美的、宁静的”，所以“最终我把血腥和粗暴的细节删除了，也把荒诞和滑稽的故事删除了，惟独没有删除的是从那个故事中走出来的人，因为那其中虽然凄婉，却飘散着丝丝缕缕的温情，我愿意把这传达给我的儿子，传达给所有我的朋友。因为我深深地懂得，这对人有多么重要。”

　　在狱中一有机会她总是不厌其烦地申请洗衣，因为在厕所洗完后可以走到院子里去晾，傍晚还可以再出去收一次。当把晾了一天的衣服捧着闻的时候，她惊奇地发现：“阳光原来是有味儿的！”“阳光的气味太干净太新鲜了”！这，就是她的生命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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