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卫江：结婚：作为面子的表象

　　据最近广东省人口和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完成的一份报告显示，该省人口中适婚年龄青年的单身率为31.9%，而5年前这个数据是29.9%，10年前则为23.8%。与此同时，北京、上海等地的单身白领男女群体也均已冲破100万，因此可以说，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同步卷起第四次单身浪潮，社会调查还表明，单身潮主要出现在白领和中产阶层人群中。[1]

　　单身潮的原因多多，婚姻成本和机会成本的大幅上升，即使得婚姻的成本收益不成比例，是单身潮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专家声称，年轻的人们选择单身绝大多数是出于无奈，而并非主观情愿的结局。但另有专家认为，对于前三次单身潮，主要是受政策影响，属于被动单身，而第四次单身潮则属于主动性的自愿——这些说法都有其依据，在此，单身既是“非主观情愿”，又是“主动”的，但都为同一主体的表现——矛盾突显了适婚族在“自我”、“本我”、“超我”之间的尖锐冲突，从而突现了社会和年青人人生的异化状态。

　　说到结婚的成本，如在办婚事购置上，七十年代流行的“三大件”只需花费当时人们几个月的收入，可现在，光是房子，就是工薪族平均年收入的十多倍到几十倍。如目前的上海，据统计平均结婚费用高达19万[2]，呈益涨态势！

　　表白年轻人内心浅表部分的“自我”的是征婚启事。打开报纸看看当今时代年青人的征婚启事，上面罗列的尽是夸耀他们的“成就”，其中无外乎标榜他们的官位、学位以及有几居室的新房子及汽车等等财富状况，正如这些年轻白领的消费流行奢侈时尚一样，用炫耀的方式进行身份建构，以突显自身身价。

　　据媒体报道，大学生中流行起傍大款娶富婆，漂亮MM征婚的目标总是瞄准着经济“实力派”、“款爷”，据说如此就可以少奋斗了整整20年。这反映了社会一部分的真实。

　　其实，晚婚族声称结婚受阻于物质财富的只是外显的托词，而他内心深处真切地恐惧于跨入婚姻“围城”的，支撑着物质财富欲望背后的，是担心“面子”竞赛中的失败。因为物质对于结一个婚的需求量从来都无客观统一的标准。但是作为常识，多少年来经济始终是在增长的，国民的生活水平也一直在提高。试想：千万年来，我们无数代祖辈们的婚姻在生活水平呈现算术级数的缓慢爬升过程中，沿着历史坐标线进程几乎全部都以适婚年龄段走了过来，于是繁衍了有当今这么一代年轻人，而这一代人怎么可能会在可支配收入已经明显有了提高的今天，反而不足够于满足结婚的物质财富需求，而偏要拖累至大龄？——这显然是难以解释的，所以只能说，言语的能指是在所言之外，与所指相背离，这正是中国式语言的“言不尽意”工夫罢了。

　　揭示这个问题的实质之思路是：说结婚难是受困于所需的物质财富，都是有着相当主观性的“指标”的，这个指标的尺度就是物质化的攀比力度——自以为能向高端或社会平均看齐的欲念期待。譬如就以现阶段的最主要的财富指标婚房来说，在上海的“行情”是：新的产权房子100平方米建筑面积，这对于众多青年白领来说确实有着相当的难度的，问题正是在于这个“难度”之上，只能为一部分人所“达标”而另一部分人莫为之，从而在当下的相互竞逐攀比之中拉开差距，建构起面子化社会的身份等级梯度——面子化攀比的内在机制便是导向高端标准，从而拉开社会成员之间的差距和档次。

　　同样，说是工作繁忙而无暇于恋爱结婚，也是托词。对于那些财富未能达标的年轻人来说，结婚是失体面的事情。为了“面子”故，爱情可抛弃。为此追赶“潮流”，投入于漫长的挣钱事务之中。但是除非自己的收入增长加速，快于社会的平均水平，不然始终是落伍的。因为水涨船高，等凑到某年某月自己够着买婚房了，那时候社会的更新“行情”也必定涨高了许多，譬如须有豪华桥车等等，而自己仍旧是落伍者，为此还得继续拼搏财富，惜乎自己的美好青春年华早已消逝而去······

　　因此可以说，当今白领晚婚折射出婚姻恋爱对于物欲异化而呈现加剧情状。社会存在影响社会意识，一般言之，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会大力激发国民的物质欲望，加重物质财富的攀比竞争。

　　说到晚婚“异化”，乃婚姻恋爱对于人生的重要性而言，是显然的，尤其对于女性族类，是自我价值实现的极重要组成部分。生命本是趋利性的，作为健全之人生，理应是以两权相轻取其小，高标准物质的享受和奢侈时尚的追求应该首先为婚姻情爱生活让道。“美国Pew研究中心进行的关于‘幸福’的调查，雄辩地证明了婚姻家庭是最好的生活方式。而我们国内的学者没有向公众全面地传播事实真相。呼吁宽容单身没有错，但也要向公众传递这样的信息：对大多数人来说，单身不是一个好的生活方式。”[3]因为无婚姻家庭的生活，便难以有稳定可靠的情、爱、性可言，且说生活于无性的压抑状态危害多多，世上并无可置换的事物能够彻底替代掉性的欲念。因此年轻人于适婚年龄阶段成婚，结为花好月圆，是合乎生命进化的通则，然而中国当今的白领们在人生观上，普遍地倾向于以物化面子为重，以婚姻情爱为轻。

　　舍勒的行为学理论认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价值和价值秩序的感情是成为行为意欲最深层的基础部分，而这种感情决定着行为意欲的努力方向。因此一个社会的风尚，是渊源于该社会文化传统中最基本的价值形态性质。

　　因为，对于当代中国年青人来说，婚配绝非是个单独孤立事件，而是在于浓烈的财富资质的攀比风尚之中展开的，尤其是女性族类，其心思运作更是如此。号称高学历的金白领阶层，其所谓的“高”，只是在谋生意义上的工具性称谓，却与高层次价值观的人文素养并无多大的必然联系。由于金白领阶层相对于兰领、灰领来说，其职业前程向上爬升的空间远为广阔得多，因而对于物质财富积累的前景许愿在时间尺度上的延伸也就拉长了许多，这样就为着物欲攀比竞赛而让道等待的婚姻大大向后拖延着。

　　反映在当今白领婚姻中的拜物主义中，其深层的动机不是别的，就在于个人的婚姻受制于世俗化的“做人”的面子需求。

　　须知在中国，任何适婚年龄的青年男女，他们个人的婚姻和爱情生活并非是游离出社会人伦秩序之网的单纯两人世界的事情，婚姻的自主性被否弃于家庭与社会的伦常之中，套用一句长期来极为流行的左倾话语来说：人们的一切活动“不脱离社会生产实践”，而所谓生产实践必定是在社会关系之网络中展开的，在本土的实际情景即沦落为日常的“做人”。而中国式的“做人”，绝非企及人之为人的本真，而是凡个人的婚姻事情总是要“做给别人看的”，至于“看”的内容，无非是人的攀比财力阔气，使之“活得有体面”。这种生存状况的真实处境乃，于“杂然共在”之中的“沉沦”（海德格尔术语）。大众日常价值的评价态度，只是对于世俗物质的生活才感兴趣，而不会触及价值高层次的意义。人们陷于默认的攀比竞争之中，长舌妇习惯于闲谈某某的结婚，有怎样如何的物质上气派，各自打听对方新婚有几桌酒席，有多少面积住房，女友（新娘）美丽否，有无小汽车等，再者反思度量别人如何看得起我的物况资质？至于俩人之间情感世界的融洽状况，是无关乎探听意义的，于是导演着“一种紧张的、两可的相互窥测，一种互相对对方的偷听。在相互赞成的面具下唱的是相互反对的戏”。[4]对于国人来说，床帏隐私之类更是窃窃私语的重头话题。

　　本土白领族的真实境况还在于，不同与正统的资产阶级身份的“中产阶级”，他们没有私人资产，也就没有独立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他们的身份决定了他们必定是个附庸者，不具备独立的人格。他们行动上受外在权势支配，因而谨小慎微，观念上也缺乏属于主体自我的资源，只是跟随大流随缘瓢泊，尤其是远离校园场所，在与物质形态打交道的工商财贸环境氛围中更是如此。

　　与西方社会本质差异的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使得处身于社会之中的人们，向来难能容有人格独立的状态，而只能扮演各种社会的“角色”。反映在青年人的婚姻上，对待如此一桩人生的大事，角色就是要对得起父母双亲，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同事同学，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使得在面子上算是有光彩，被人瞧得起。在我们社会里，白领只是人数上的少数派，按照本土传统的“少数服从多数”、“打成一片”，入乡随俗的做人原则，只得随大流，和稀泥。不然的话，连工作的展开都会成问题的。

　　卡西尔论证道：“人是符号的动物”。中国的国粹“面子”，其实就是宗法等级化社会中的等级符号（面具）。本土传统的主流是儒家，其理想的和谐目标是形成“差序格局”（费孝通语）的阶层性社会，使得处于不同社会等级阶梯上的成员，不管是白领还是其他人员，均须以于其处身地位等级（官位、职位、经济等的）相称的“面子”来显露于外、装帧于社会伦常之间，这算作是“礼”，如此的人生方才过得有意义、有价值，“实至名归”，合乎中国式“做人”要领，人们在恋爱婚姻中所呈现的“礼”当然不能为例外。它突显于终极理想之匮乏而为自然伦常所怡乐，故甚至连严格的功利性人生境界都未曾企及。

　　（本文已经发表于《中国社会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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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参阅新华网：《\"单身经济\"潮起 主要发生在白领和中产阶层人群》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6-08/21/content_4985531.htm

　　[2] 参阅东方网：《结一次婚需19万 沪婚嫁平均花费位居中国榜首》http://finance.eastday.com/eastday/finance/node77285/node77756/node145604/userobject1ai2152578.html

　　[3] 参阅：《薛涌：单身生活不好是基本事实》http://column.bokee.com/170665.html

　　[4]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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