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壁生：知识分子的职责与责任

　　几乎每一个人的心目中都有不同的知识分子的标准形象，因此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也多种多样。然而在这些定义中有一种被较为广泛承认的知识分子特征就是，知识分子首先具有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甚至是某一领域的专家。这样的专业知识是知识分子赖以发言的底蕴和基础。知识分子的责任乃至使命缘自他的专业基础，正如哈维尔所说：“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个人：……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阅读、教授、写作、出版、向公民发表演说。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使他们更能够接受较为普遍的问题；
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导致他们对世界事态和世界前途抱有更广阔的责任感。”知识分子所首先必须践行的是职责，责任感、使命感缘于职责。

　　在古代中国，被称为古代知识分子的“士”的职业和使命联系在一起。“士大夫”这一名称透露出古代的“士”事实上拥有知识分子与技术官僚双重身份。对大部分士大夫而言，“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既有出自道德使命感的心理基础，也有出于职业责任感的制度基础。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在道德而不在知识，因此，道德的完善成为士大夫追求的首要目标。他们所做的最有出息的三事是“立德”、“立功”、“立言”。孔子认为士应该“志于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孟子更认为，“天下有道，以道殉身；
天下无道，以身殉道。”这样的“道”的要求与士大夫的职业结合起来，便要求他们上谏皇帝以道抗势，下抚黎明以道济世，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作为技术官僚的士大夫，他们的身份为他们的弘道提供了可能和便利——虽然历史上大多数士大夫并没有这样做。对士大夫而言，“事事关心”不仅是他们的道德责任历史使命，而且是他们的职责、份内事。

　　中国进入现代转型之后，对知识分子而言，最大的角色转变在于边缘化。知识分子从权力中心退出，由庙堂、衙门而转栖于学院、报社等文化组织，其操作权力也相应的由政治权力转化为话语权力。知识分子角色转换刚刚开始，在新型知识分子身上就迸发出一股刚毅的精神和不屈的勇气。以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为标志，新兴的现代知识分子在时代舞台上以他们的道德使命感与历史良知表现出他们作为社会的良心的存在。“五四”是一个“没有学者的时代”（林贤治语），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成了思想者，都把自己的知识视为改造国民性，颠覆或者发扬传统文化，挽救民族危亡的真理。他们的职业没有“根”，今天是大学教授，明天是报刊编辑，今天在北京鼓呼，明天在上海呐喊，他们是广场上的演说家、鼓动者，而他们发言的内容，往往逸出自己的专业之外，成为反抗专制统治与社会恶习，维护社会良知的发言，并且他们为了自由发言，不惜付出受打击，遭迫害，甚至坐监狱的巨大代价，但是他们始终大义凛然，一往无前！他们所践履的不止是知识分子的职责，更是知识分子的使命——历史交付给他们那一代的使命：反思，启蒙，抗议。这样的精神足以垂范万世。

　　什么是知识分子的使命？知识分子的使命在于自觉成为社会的良心，以理性与良知为原则向公众直陈自己的观点和见解，这种陈述超乎本阶级、集团利益，具有普适价值，并且当自己的意见与社会主流、权势相左时，不惮于与主流、权势相对抗。知识分子使命的践履，表现在左拉们愤怒的“我控诉”，表现为十二月党贵族的抗争，表现为列夫•托尔斯泰为受屈的农民向沙皇的申辩，表现为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表现为鲁迅的“绝望的反抗”，表现为顾准的“拆下肋骨当火把”。上海的租界，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监狱里的铁枷脚镣，往往是知识分子承担历史使命所面临的代价——特别是在非常态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往往只有极少的一部分知识分子选择言说，选择承担。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家如凤毛麟角，批量生产的是拖着脑后的辫子穷经皓首于故纸堆之中的“学术大师”。而且，一旦一切被体制化之后，文化人的精神也会被体制化，以萨义德所要求的知识分子形象——做流亡者、边缘人，以“五四”启蒙思想家的勇气来观照当下状况，总让人有一种委琐感。精神是极易溃亡的，特别是在缺乏信仰，又遭遇压力的时候。正因如此才不得不一次次的谈使命，谈精神以自我拯救。但在一个精神委琐的时代谈精神谈使命，便更显得对比强烈，陈义愈高，讽刺愈烈。正是鉴于此肖雪慧老师写了一篇《不谈使命谈职责》讲职责问题。在我看来，既要谈职责，也要论使命，使命感出于道德责任感，因为一个社会里知识分子没有以自己的学识与良知去充当社会良心的角色，便无法指望有其他阶层的人们能够承担这种角色，而且知识分子的职业特征也决定只有他有能力承担这一角色。职责缘于职业基础，是使命的下限，是职业道德。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的职责与责任是言说，并且说真话。

　　肖雪慧老师在《不谈使命谈职责》中说：“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的学者们所从事的工作及其职责所在，可以用康德所说的‘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来概括。”“说知识分子承担着那些份内职责，诚然因为知识分子一般来说受过系统的思维训练，但更因为知识分子专门从事精神文化领域内的工作，这个事实要求知识分子对时代的精神状况负有较大的责任，而这个责任要通过在运用理性的前提下说真话来实现。”在一个前启蒙或正在启蒙的社会，“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实际上是创造一个民间公共空间并且不断拓展这一空间的唯一途径。康德在《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把启蒙与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联系在一起：“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还确乎是一切可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中最无害的东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这里的“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就是指言论自由。他接着说：“我所理解的对自己理性的公开运用，则是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也就是说，理性的公开运用主要表现为在公共空间向社会发言。康德以牧师的责任为例，说：“一个牧师也有义务按照他所服务的那个教会的教义向他的教义问答班上的学生们和他的公众们作报告，因为他是根据这一条件才被批准的。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他却有充分的自由，甚至于有责任，把他经过深思熟虑有关那种教义的缺点的全部善意的意见以及关于更好地组织宗教团体和教会团体的建议传达给公众。”这一例子完整地点明了学者的职责与责任。作为牧师，按照教义宣传乃是他的职责，而他之所以负有提“意见”、“建议”的责任，乃是由于他的牧师身份使他比其他人更熟悉教义的缺点与宗教教会团体的组织。提“意见”、“建议”是在公共空间发言，这时牧师是以有机知识分子的身份出现的。如果没有牧师在这一领域发言，便没有更适合的人来提出了。由此我们可以这样描述知识分子的责任：知识分子的责任便在于立足自己所从事的专业，对本专业及相关领域提出自己独立的意见和建议，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以自己的独立、自由的声音去争取与占领言论的公共空间。——在一个非常态的社会，这同样需要精神与勇气。公共空间是学者的言论阵地，也是社会的民主空间。公共空间越宽阔，学术讨论就越自由，创造一个自由平等的世界的可能性就越大。任何一个领域如果没有得到知识分子特别是公共知识分子的阐释、整合、梳理，要么就出于混沌状态无法被理性地认识，要么就被利用，政治霸权垄断话语空间。牧师比别人更熟悉教义与宗教团体组织，所以作为一个学者的时候他有责任去取得对由于职业而熟悉的这一领域的阐释权与批评权。其他的职业者也一样。对一个历史研究者而言，他的职责在于本着自己的道德原则与学术水准研究历史，并提出他的独立的见解。同时，他有责任在现实中对现实问题发言。他既然被允许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占有相关的资料、研究空间，他便有责任把他的成果公诸于众。如果他屈从于某种压力，或者为了权势、利禄把自己不相信的东西告诉世人，那他就是失职的，他违反的不止是作为学者的职业道德，而且是作为一个人的基本道德。

　　在当代史上，文人在一代代地渎职。上一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在中国几乎找不到知识分子，找不到常识。一个个政治运动的围剿彻底摧毁了文人们的责任意识，屈从于政治压力而沉默是无奈的，也无可谴责，但一旦有意配合政治压力——不管是出于恐惧还是可耻的自愿——而对同伴、同事投井下石，以学术、知识向统治者抛媚眼献殷勤乞求进阶保位，那便意味着个人道德的沦丧，如果文人集体如此表演，就是一个时代道德底线的集体全线崩溃。1971年郭沫若为了迎合当时最高领袖毛泽东的口味，特地写出一本《李白与杜甫》，用“阶级分析法”把杜甫极端丑化。杜甫诗中极富人道主义精神与悲悯情怀的诗句“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居然被郭沫若解释为他是“为还没有功名富贵的或者有功名无富贵的读书人打算”，与“民”无关，以此证明杜甫“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统治阶级的立场，而为地主阶级、统治阶级服务的”的一个证据。今天，一个稍有基本的古典文学知识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样的解释法实在牵强得太过出格。作为现代学术史上著名的“四堂”之一的郭沫若，应该不至于没有史识到这样的田地，唯一的解释就是这样的任意诠释是有特定读者、特定目的的。对那个举世癫狂的年代，巴金老人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写了一本“说真话的书”，陈述了简单不过的常识，但在常识匮乏的社会里，常识本身就是一种可贵的思想。一本说真话的书，便可在那一时期的中国以一根刚劲的脊梁，撑起一片阴霾扫尽的天空。毕竟是“五四”过来的人，巴金比大多数文人多出了一股精神，一种备受摧残但依旧挺立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一种向历史、后代负责的道德良知。

　　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分科的精致化。直至现在，新的学科还在不断兴起之中。各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已经基本覆盖了整个现象世界。一些新兴现象、潮流也不断被各门学科以其独特的角度切入研究，得到专业化的梳理、评价与认识。每一学科的知识分子，都有责任立足专业，以专业角度切入对社会事务公开发言。诚能如此，则言论状况庶几可矣，但是目前明显做得远远不够。在这个矮化的时代，我们更应该向往英雄，向往左拉、列夫•托尔斯泰、鲁迅、顾准们，并且跟着他们的脚步向前走去。

　　2002.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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