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人：从改革的争辩看改革的政治

　　从3月听说有一个所谓的要颠覆共产党的“新西山会议”，到9月听说有一个声称要让左右对话而未遂的“小清华会议”，凡是关注中国改革的人——无论是那些恨铁不成钢、认为中国的改革有点像裹了脚的老太太走得太慢的改革派，还是那些咬牙切齿、断定改革就是断送共产党的江山、就是让西方帝国主义分子卷土重来的保守派，都一方面在硕大无朋的互联网找寻对方是如何攻击自己，给自己上纲上线的，一方面又在官方的几报几刊上寻找自己的观点是得到了上面的认可还是反对的蛛丝马迹。作为一个跟改革派和保守派同样爱国的中立人士，我觉得也许我们也还能从这场有意义、有意思和有意味的辩论中悟出一些关于中国的改革的政治道理，甚至是关于我们为什么总是挨打和落后的道理。

　　首先，虽然中国人可能是世界上最务实、最勤奋和最懂得和平和幸福来之不易的人，中国最近的历史分明就是一部为了主义之争而互相残杀和不依不饶的历史。其实，中国这二十年能平平静静的搞改革、搞建设，能从经济差不多崩溃到可以问心无愧地讨论和平崛起，主要是因为那个被路线抛起来又摔下去的邓小平说，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再谈什么路线，还是埋头种地，弯腰干活，因为社会主义从来就不抛弃财富和幸福。只拉车不看路其实就是这几十年经济成功起飞的最大原因。没有邓小平那样的经历就不知道路线之争的残酷和痛苦；
没有邓小平那样的勇气就没有放弃理论纠葛的改革；
没有邓小平的南巡中国可能就会陷入又一场关于是拉社会主义的车还是拉资本主义的车无稽的、荒诞的和残忍的意识形态争论。

　　其次，无风不起浪。中国过去和现在都不乏独立的知识分子；
但是更多的知识分子在讲话和著书立说的时候更多的是考虑上面的想法是什么。自然而然，这让人想到这场争论也许是上层路线之争在学界和民间的一种间接的折射。于是我们不免有一种恐慌的感觉。一是担心上面的争论会引起政策的变动、经济发展的不稳、甚至从一定程度的封闭到不问青红皂白地闭关锁国，更担心是不是立志用“新三民主义”、“两个务必”和“科学发展观”深化改革的胡温新政遇到了阻力和困难。我们清楚地记得，16大后，胡总书记举行记者招待会，深情而坚定地对国人说，他的政策就是“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这是既定方针，如果既定方针被认为是走了歪路和斜路，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有人不同意这样的方针，又要放弃解决问题而去搞主义之争。

　　第三，从胡温在两会其间强调改革开放不可动摇，到六月《人民日报》和《求是》发表文章声援改革，说改革开放是“十一五”规划的“强大动力和制度保证”，我们感到放心和宽心，胡温新政就是坚持改革，就是坚持邓小平不争论、莫讨论、抓经济、搞建设的成功之路。另一方面，我们也感到惴惴不安。如果主张深化改革的力量的确强大，其实根本不用去费口舌跟那些反对改革的人打什么口水仗。用过去的老话说，反改革的人不过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看来，那些认为改革是误入歧途的人的理论是难以反驳的，证据可能也是确凿的，而且有那些可能因为改革而失去了地位和特权的利益集团的人的支持。

　　这就让我们想到了这场争论给我们带来的另一个启迪，改革中的中国的确需要一个新的主义或者说意识形态才能真正地、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如果我们大家仔细读双方的拥戴改革和反对改革的话语，他们不外乎都要引经据典，都要用尚方宝剑去压倒对方，都说对方违反了什么真理，并且用不全面的实践去套那些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结果是双方都被挤到了墙角，最后的解决方式很可能就是由上方宣布哪一方是反革命。

　　还有，争论的双方都常常要打棍子，欲置对方于死地而不能复生。我们能不能效仿其他国家的一些做法，大家可以对改革和执政的方式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不能怀疑对方爱国的真挚。比如，我们凭什么说杨帆、左大培、韩德强、巩献田、李稻葵、杨学军和陈涛涛就是著名的爱国学者，而高尚全他们就是无耻的叛徒内奸呢？我们难道不能也有忠诚的反对派吗——姑且说是反对派，以我们圈外人雾里看到的花似乎是高尚全们的花为胡温新政开放的更灿烂些。相互尊重对方的话语权是一个任何高级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要素。如果黎阳和秋石客说杏林山庄的论坛是1925年国民党反共分子西山会议的翻版，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是不是可以说他们是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呢？

　　这场争论还让让我们意识到新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的巨大功能。无论双方的观点是不是能够在主流媒体刊发，他们都可以利用网络去传播。即使国内的网站不能发表他们的观点，他们还可以拿到“海外反动”网站去发（比如第一个将“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戴上“新西山会议”帽子的身在美帝心向毛泽东的黎阳，就是从境内学者被转了文章都要紧张的网站发达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以反对西化的名义而反对改革的人至少不反对西化的批判的武器和概念。比如，他们宣布自己的观点的方式是通过从西方传来的互联网；
他们甚至可以把自己的观点放在托管在境外的网站；
他们也会极为精致和熟练地利用类似“国家安全”这样全新的西方概念。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他们是里通外国、甚至跟境外的反华势力勾结企图让中国的改革大业夭折呢？显然不能。相信他们真的爱国，即使他们真的希望中国继续一穷二白，他们也同样是为了保证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而卓然于全球化大潮。）

　　另外，这场争论的双方都说自己代表着，起码占了“三个代表”中的一个代表，那就是他们跟中国的百姓同舟共济，息息相关。问题是，中国的老百姓到底在想什么呢？我们的国家目前还没有一个公开地、科学地、公正地反映民意的机制，无论这个机制是政府机构还是非政府组织的民调，还是公平、公正、公开的选举。因此，我们无法正确地判断谁代表民意，也无法确认政府的政策究竟是对是错，政府的官员是好是坏。

　　其实，一个公开地、科学地、公正地反映民意的机制是决断这场争论谁是谁非的比较有效的方法。也就是说，双方都可以大张旗鼓地说自己的真理，讲自己的道理，引用自己喜欢的哪一段历史，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听众，没有知音，没有呼应，他们自己就会自动闭嘴。

　　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这样的机制真的被政府认真地使用，改革带来的许多弊端，也就是那些被反改革的斗士频繁使用的许多理由，比如腐败的猖獗、比如贫富差距的拉大、比如工人农民的艰辛，都可以得到良好的控制，老百姓也可以因为不满去发牢骚，而不会因为不满又不能发牢骚而去做极端的、不利于国家和经济建设的“不稳定”的事。

　　最后，我们希望争论的双方都能心平气和地面对反对者，把对方看成是兄弟姐妹，同壕战友，一股道上跑的车，为的都是人民的财富的增多和幸福指数的提高。争论不会引起灾难，把对方的观点上升到卖国求荣和里通外国，把对方说成是人民的公敌和共产党的掘墓人才是中国文明的奇耻大辱，才是中华民族的最大灾难。(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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