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士林：从政治心态到商业心态——与王蒙的对话

　　王：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和芝加哥社会心理研究所要联合举办一次以社会文化心理为论旨的国际研讨会，拟请我谈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社会文化心理的变化。你觉得这个题目怎样？是不是有点意思？

　　赵：当然有意思，这其实触到了中国社会最深层面的变化。一个历史进程、一种时代变迁一旦真正地“深入人心”，便超越了具体的历史和时代，而在人们的观念、意识、无意识乃至整个民族的文化性格中留下长久的痕迹。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不仅在于它将空前地提高中国人的物质文明水平，它还将必然地造成中国人文化心态的巨大变化甚至重塑中国人的文化性格。从一定意义上说，探讨这方面的题目，更能深入地把握、理解改革开放作为一个历史进程或时代变迁的“成功度”。

　　王：说到“变”，我想起一件往事。1982年，由于我主张中国只能在“渐变”中求发展，墨西哥一位叫白佩兰的女汉学家便批评我这是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她说他们两人也都曾这样主张。我的主张和那个姓李的“洋务派”和那个日本人究竟有何不同，这里不去管它，反正我直到现在仍坚持自己的主张。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和平发展时期，千万不能再搞什么急风暴雨式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千万不能再貌似革命地瞎折腾，各安其业，踏踏实实地把各方面的建设首先是经济建设搞上去，实在是当代中国的第一要务。

　　赵：历史的进步总要付出代价。“渐变”和“突变”，究竟哪一种演化方式能够更少负面效应地促进社会的发展，这在世界史的范围内还是一个正在讨论的课题。可靠的当然只能是历史的具体的分析。不过近代以来世界许多国家现代化的历程表明，“突变”对于现代化所要实现的诸目标来说，往往由于简单化地处理甚至遗漏了许多重要的历史环节、时代问题、文化因素，而“欲速则不达”，反倒造成长时期的反复、停滞甚至倒退。

　　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文化心态还是发生了很大变化。

　　赵：但有许多变化是表层的，并没有体现出时代的深度。

　　王：当然，一些传统的心理特征、行为方式，如中国人那种趋同尚同的心理、实用主义的价值观、“敬神如神在”的态度，还有中国人所特有的那种灵活性等等，确乎没有什么改变。甚至一些愚昧腐朽未开化的行为，又屡屡出现，如有了钱就修坟造墓娶小老婆赌钱等等。

　　赵：这表明民族文化心理、生活方式的文明、进步、“现代化”，需要经历一个更为艰巨、更加漫长的过程。

　　王：但另一方面，变化又确乎是令人瞩目的。一些海外来客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变化甚至感到吃惊。物质生活的变化、提高自不待言。中国人消费能力的上涨是改革前难以想象的。据说在香港花钱最冲的便是大陆中国人，香港物价之高与大陆购物潮有直接关系。更值得注意的还是精神领域的变化。在这方面，我觉得变化最大的是民众社会文化心理从政治化向商业化的转换，这个转换的意义非同寻常。解放后至文革几十年间，都是以政治斗争为中心，人们见了面总是喜欢问：中央又有什么新精神？

　　赵：此伏彼起、连绵不断、激烈残酷的政治运动变幻莫测地左右着个人命运，躁动不安、紧张兴奋的政治期待、政治关注不能不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亨廷顿曾把大众广泛的政治参与视为政治现代化的标志之一，但政治参与应有主动被动之分，被动的政治参与是盲目的，缺乏理性的，往往成为社会动乱的酵素。在中国，即便是“文革”那种狂热的“群众运动”，仍属一种被动的政治参预，它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化心理显然是病态的、畸型的、不具任何建设性的。

　　王：从政治化心理向商业化心理的转换，导致了一种相对可能的知识分子的自立。一部分知识分子现在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活动天地。他们自己选择课题，自己选择做学问的方式。这和体制的变化有直接关系。拿文艺界来说，过去离开行政系统（文联、作协）什么都办不成，现在只要经济上解决一下，便可以形成作家、艺术家自己的活动圈子。只要你这个圈子不去颠覆政权，便不会受到什么干涉。

　　赵：文化人的自我意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醒、更加明确。翻开目下各类文艺刊物，尽管精粗优劣雅俗高下参差不齐良莠混杂，有的甚至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但你却可以获得一个总的感觉：作家的创作心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自由，都更自主。这很使个别人愤恨不已又无可奈何。

　　王：目下文艺界有一种很有趣的现象：具有不同见解的文化人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活动领域。他们在这些不同的领域中发挥着各具特色的作用。尽管如此，他们却都竭诚拥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完全赞同“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热切盼望和自觉维护文艺界的团结稳定繁荣。

　　赵：应该说，文艺界的绝大多数人是同此心、同此理，但显然也有格格不入者在。

　　王：当然，也有那么几位同志，他们也有自己的活动领域。翻开《中流》、《真理的追求》这样一类刊物，讲的不是这些，中心还是斗争，不能大斗就小斗，反正总是要斗。

　　赵：无论从学术水准的角度看还是从职业道德的角度看，那几家棍子刊物都已没有资格列于思想文化界。那几位“左”得红了眼，竭力表现自己还有存在价值的“大批判专业户”，对文坛来说却整个儿地是一个不存在，。我现在常常想，象我这样一本正经、壮怀激烈地反“左”，是不是有些迂执。相较之下，许多作家、艺术家、学者对“左”采取不屑理睬、懒得理睬的态度，倒似乎更富于智慧。

　　王：十四大前夕，一家著名报纸曾发表了几位老作家批评“左”的谈话。后来这家报纸还想约一些青年作家谈谈，但这些作家却都表示没有兴趣。我觉得这未必不是一种很好的现象。大家对“左”连批评都懒得批评，也就是觉得“左”连被批评的价值都没有，这本身就是防“左”的成果。

　　赵：“左”的特征是把一切都政治化，而它所理解、所奉行的政治则完全是一种整人政治。从这个角度看，政治化心态的淡薄对“左”无疑是一种抗议、一种冷落、一种消解。

　　王：《文学评论》第三期刊有一篇署名王飙的文章，批评陈涌主张“政治优先一切”是历史唯心主义。现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左”的政治、对历史唯心主义是一种最沉重的打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然要求人们各安其业，种田就种好田，做工就做好工，唱歌的好好唱歌，写小说的好好写小说。但“左”恰巧反对人们各安其业。它批判种田的是“只知粮棉油，不问敌我友”；
批判电信局是“只管线路，不管路线”，所谓“只拉车，不看路”；
它认为唱歌的人应该检举唱歌的人，写小说的人应该批判写小说的人；
“左”的基本要求是全民政治歇斯底里、全民斗争杀气腾腾。它的“不断革命”的狂热已不是理论，而是发神经。如“左”爷中有一位曾大声疾呼：不但有有形的反革命，还有无形的反革命，这不闹鬼了吗！这不送到精神病院去怎么得了！政治上抓无形的反革命，这还了得！这将造成怎样可怕的后果！

　　赵：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左”确乎是一种“釜底抽薪”的、根本性的打击。

　　王：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反“左”，踏踏实实各安其业就是反“左”。你赵士林研究王阳明就是反“左”，我王蒙写我的小说也是反“左”。那几个整我批我的人从来就没有什么弄清作家作品的动机，只是一味地想从政治上置我于死地。但我只是偶尔回击一下，除此之外，我的创作全面开花就是对他们的最好回答。

　　赵：《防“左”备忘录》出版后，那几家“左”刊几乎期期围剿这本书。但它们每发一篇批判文章，我就至少收到几十封来信表示支持这本书。人心所向，自不待言。我曾提议，咱们还是遵循小平同志的“不争论”，只把各自的东西全都摆出来，不妨举办一个展览会。这一侧摆上“左”爷们写过的全部东西，那一侧摆上被“左”爷们批判的人写过的全部东西。例如，这一侧是“批王专业户”写过的全部东西，那一侧是王蒙写过的全部东西；
这一侧是“批李专业户”写过的全部东西，那一侧是李泽厚写过的全部东西。两两相较，是非直曲正邪洁浊优劣高下，当不难判别。《中流》一位作者曾骂我“不务正业”。我也很想请他把他的“正业”摆出来，我也把我的“邪业”摆出来，究竟孰正孰邪，还需请人民裁断一下。

　　王：社会生活、社会分工的全面正常化，这本身对于“左”的消解，作用非常之大。我认为，对“左”要批评，但更主要的是消解。只要中国经济发展，人民各安其业，这局面维持个三、五年，“左”的问题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危言耸听的叫喊终将和生活、和人民完全脱节。另方面，我认为文艺界的“乖戾人物”有一点活动，有三、五本刊物，也没关系，也不全是坏事。对他们的宽容体现了一种民主精神，而民工精神又正是对“左”的消解。

　　赵：但要特别警惕他们利用特定情势向改革反攻倒算。

　　王：只要不发生新的动乱、动荡、不稳定，“左”便没有机会成什么大气候。依我看，改革所促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已不可逆转，而市场本身对“左”的消解，怎样估计也不过高。市场对主观主义，唯意志论、长官意志是最大的消解。

　　赵：您所说的从政治化心态向商业化心态的转换，自然也应归功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确立、发展、成熟，将给中国社会带来最深刻的变革。不同的经济结构，必然会孕育不同的文化形态。在今日中国，市场经济所孕育的文化形态已对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所孕育的文化形态造成了强烈的冲击。这种文化的转型，已经引起了普遍关注，已经引起了多种多样的反应。

　　王：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费性文化空前发达，大众文化空前活跃，由此而产生的一些问题，令一些人深感忧虑。我倒认为，经济体制转轨过渡期消费文化的繁荣，总的作用是好的。人人唱卡拉OK，总比人人唱语录歌好得多。对消费文化发展所伴生的一些问题，不必视为洪水猛兽，世界上消费文化最发达的地方，高雅文化也最发达。最刺激感官的东西从来未成大气候。美国有“麦当娜”，也有费城交响乐团。有人对麦当娜的传入激动得不得了，我当然也不想提倡“麦当娜”，但“麦当娜”既不代表美国也未毁了美国。

　　赵：对消费文化，如流行音乐、通俗歌曲等所产生的忧虑、恐惧、排拒心态，在一定程度上出自一种传统的文化价值观。

　　王：京剧界有人对歌星十分恼火，认为是通俗歌曲的泛滥冲击了京剧。有些作家新时期以来发不出作品，便迁怒于活跃作家，对这些活跃作家嫉恨交加，甚至诽而谤之。这些都表现了典型的中国式的传统心理、传统思维方式：想把优胜者消灭来取消竞争。但时代毕竟不同了，你把流行歌星都查封了，中国人也不会回去看京剧。你把那些活跃作家都打入冷宫，你的作品也照样没有人看。没有爱看爱听的东西了，人们便宁肯去打麻将牌。因此，要承认市场，适应市场。经济领域如此，文化领域也是如此。当然，市场也有市场的问题，市场也会产生一些十分庸俗的东西。对市场产生的问题要正视，要解决，对那些庸俗的东西要清除，要净化，但这却不能从那种传统心态出发，用那种传统方式作简单化的处理。

　　赵：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调整、转换、更新民族的文化心态、关乎中国现代化的前程。文化的现代化、精神的现代化，其实是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样说不是全面对抗传统，更不是彻底葬送传统，而是说传统，即便是那些曾经非常好的东西，也必须在一种现代的思维方式、现代的文化结构、现代的价值度量、现代的生活态势中调适、融合、消化、升华。当然，经济的发展可以规定一个速度，精神的发展却更多地体现为一个自然历程。文化心态是一个综合的东西，是一种积淀的产物、成果，套用马克思的一句话，它是全部社会因素的总和。因此，对它的改变、转换，既要克服遗志式的感伤、愤怒、拒绝，也要防止一味新潮的破坏、扫荡、煮鹤焚琴，任何简单化的态度都是不负责任的。

　　王：总之，经济也好，文化也好，最重要是确立一种建设态度。我以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提出，不说是具有计划时代的意义，至少也具有划时期的意义，它意味着社会生活的全面正常化。

　　赵：可以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仅是一种现实的物质功利的衡量，更是一种深远的文化精神的建构。

　　王：我喜欢强调各安其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直接要求就是人们都能各安其业，发挥可贵的敬业精神，用正面的、积极的、创造性的劳动推动实现国家发达、社会进步。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杜绝那种全民政治歇斯底里的煽动，就必须从那种畸型的政治化心理中彻底解脱出来。商业化心理可能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流弊，但较之那种畸型的政治化心理，毕竟更接近、更符合建设精神。因此我说，从政治化心理向商业化心理的转换，是中国人文化心态中值得重视、值得研究、值得肯定、值得引导的一种变化。

　　（原载《新商战》，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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