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大国》的学术诉求

　　一

　　中国，古称华夏，是有着数千年文明传统的泱泱大国。她从筚路褴缕起步，直至全球化的当下，其中艰难竭蹶，蕴含着先民构建与维系文明国家的无量智慧。在人类文明史上，有着无数霸权更迭、大国兴衰的史实，知古鉴今，我们所谓“大国”，非此之谓也。从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到今天的民族国家，中国人依凭的是古人所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有人说“大者，老也。”（《尔雅》）。有人说“大者，多众之辞。”诚然，“大有大的难处”。不过也有人说：“大者，正也。”（《周易》）。“充实有光辉之谓大。”（《孟子》）

　　《左传》云：“国与天地，有以立焉”。《大国》的问世，意在求索中国作为古老的文明大国，在今天的国际社会中自处及自立于世界之林的道理。让我们共同努力，从古今中西智慧的海洋中，汲取出一点思想的智慧来。

　　二

　　编辑《大国》，如履薄冰。何谓大国？是否大国？大国与强国，大国与政制，大国的道路，立宪的困境，一个民族政治成熟的决断，千百年来未有之变局，和平崛起的一厢情愿，新帝国主义的强权，等等，等等，诸多问题纷至沓来，小小的《大国》何以承载的了？

　　早就有人指出，现时代是一个学术凸显、思想淡出的时代。这个判断背后隐含有三种预设：一是学术与思想的两厢对立，其中思想比学术高明；
二是学术与思想的两厢对立，学术比思想高明；
此外，还有一种预设，即学术与思想的相互融会贯通，脱离思想的学术只是些雕虫小技，无学术累积的思想无异于浮夸干瘪之论。《大国》的立意在于第三种预设，它不拘泥于末枝细节、学科分类，旨在瞄准中国现时代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以战略性、历史性与人文性为基调，为言说者提供一个多元开放的公共平台，建设性地勾勒他们的所谓宏大叙事。

　　大国兴衰历来是国际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随着中国改革步伐的进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问题，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平与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但当我国的综合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势必引起现有的国际秩序的变化，于是在国际上便出现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等论调。中国究竟采取怎样的发展道路？如何应对国际上的挑战？“和平崛起论”似乎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当然，政治有政治的逻辑，学者有学者的论识。《大国》第一期的主题基本上围绕着“大国兴衰与我们的选择”展开，在“论文”、“笔谈”和“评论”等主要栏目中，集中讨论了“和平崛起论”以及与此相关的国家安全利益、国际秩序、宪政民主制度、经济发展战略、文化认同、民族主义等诸多问题。

　　我们历来以“泱泱大国”自视，但那是王朝帝制下的心态，离现代民族国家成熟的公民意识相去甚远。我们既要看到中国还很贫弱，真正地步入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大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也要看到中国块头很大，已经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开始发挥作用并承担责任。但愿我们的《大国》伴随祖国一道成长，为培育公共的现代国民意识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大国》第一辑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公共事务研究中心、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支持，编者在此鸣谢。

　　三

　　第二辑的基本主题是国家利益，现代民族国家无论是作为一个实体存在，还是一种法律拟制，总有一个利益问题。本期的几篇文章着重探讨了国家利益的一般理论、它的“现代化”成长机制、内含的社会政治问题，以及可资借鉴的他国有关国家发展战略的经验教训。国家利益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一同兴衰起伏，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有着各自不同的国家利益。理论从来就不是抽象的，特别是对于正在经历着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中国来说，如何把握“正确理解的利益”，这一点尤为重要。早在200多年前，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就曾精辟地阐释过“正确理解的利益”原则，当时他关注的是有关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问题。但在我们看来，这一原则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不独一国之公民如此，一个团体，一个社会，乃至一个国家也是如此，甚至更需倍加小心地考量自己的利益之正确与否。

　　国家问题重大而复杂，在本期我们试图从不同的侧面展示这个曾被视为自由主义的“隐蔽的主题”之症结，特别是其与中国现时代政治社会相关联的诸多问题，它们有些是迫在眉睫的，有些是迂缓宏阔的，有些则是微小而尖锐。论者的观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作为编者，我们一如既往所能做的只是“为言说者提供一个多元开放的公共平台，建设性地勾勒他们的所谓宏大叙事”（第一期编者手记）。法国思想家蒙田曾经说道：“我走上一条捷径并不是由于它笔直，而是由于我从经验中获悉它是一条最便于我和最适于我达到所定目的的道路。”但愿我们能够从自己的经验中探索出一条最便于和最适于自己的“大国之道”。

　　四

　　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对于发展道路的理性选择，这是全体国民的本份，更是国家领导者的义不容辞的职责。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老大的国家，其在步入现代民族国家的百年路途中，内忧外患，荆棘丛生，因此，如何制定一个审慎的战略规划就显得格外重要。第三辑的基本主题是国家战略，贯穿本期各篇文章的一条主脉，是作者们对于现时代中国国家战略问题的思考。

　　其实，国家战略具有更为宽广的蕴涵，它不仅包含外交，更包含内政，不仅指涉军事，更函盖政治、经济与文化。本辑的文章很少论及枝节问题，而是关注所谓大战略（grand strategy），例如，李强教授在文章中提出的在中国如何建设一个共和民主政体就是一个国家战略问题，吴稼祥先生论证的“现实的自由主义”理论，则在国际政治中为我们指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战略框架。本期各个栏目中的其他文章，或者讨论当今中国在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些新问题，捕捉一些建设性的观念因素，或者从学理上梳理国家战略的经纬脉络，为构建我国未来的大战略提供理论基础，或者汲取传统的资源，重读前人的高论，探讨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原理，或者就中国目前面临的外交和内政、政治与经济等诸多问题，高屋建瓴，多有条陈。上述文章，虽然思想分殊，观点各异，但笔下流淌着的却是滚烫的热血，这是我们的欣慰之所在。

　　五

　　《大国》一路走来，在第一辑集中讨论了和平崛起问题，在第二辑聚焦于国家利益，本期则是国家战略，下一期将着重研究民生问题。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公共意识的发育成熟，人们的思想已经日渐摆脱陈旧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建设等问题，我们开始能够从一个政治体的本性出发考察它的利益得失、兴衰机制和战略构架。时代呼唤理论，一个发展的大国呼唤自己的大战略！本期编者愿以此与广大读者共勉。

　　大国之道首先在于自立，何以自立，便是道之所在。千百年来，不乏有识之士探索富国富民的道理，时代不同，道亦不同。接续《大国》前三辑的脉络，本期的主题可以概括为民生问题。不过，对于民生问题的理解，我们更愿意从一个宏阔的视角来审视和把握，它不单纯关涉人民生活的感性形态，更触及支撑着国计民生的制度架构。

　　无庸置疑，我们正处于一个伟大而又危迫的转型时期，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困绕其中，以至于传统意义上的民生概念难以涵盖其万一。第四辑的文章大多属于忧思之作，作者们痛感现实民生问题的急迫、复杂和严峻，而从不同的维度陈述自己的一孔之见。例如，秦晖教授的关于中西历史中有关自由放任与国家管制的两种论争的考察分析和王思睿先生关于中国新千年大国之道的论析，就从纵横两个方面揭示了民生问题的制度内蕴，而冯兴元和管清友两位学者的论文则从微观层面剖析了中国农村内生金融和土地问题的制度症结，至于张文木教授的有关印度国家发展的评估报告和昝涛博士展呈的旧文新识，其不言自明的主旨则完全是在于为我们中国今后的发展提供一份值得警省的借鉴。其他的各位篇什，虽种类各异，意见分殊，但撕心裂胆，读者自有明察。

　　民生惟艰，国是惟危。孟子曰：“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又曰：“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但愿我们能够咬紧牙关，自强自立，同心协力穿越这历史的幽暗。

　　（《大国》，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主编：高全喜；
编辑：吕本富、程亚文、高超群、周子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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