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平：构建和谐社会：拉美的经验教训

　　上个月初，玻利维亚种植古柯叶的农民封锁了首都拉巴斯通往外界的道路，要求总统辞职。尽管总统梅萨随后宣布了辞职，但其辞呈因未获议会批准，他将继续行使总统权力。

　　玻利维亚很多农民长期依赖种植古柯叶为生，但在政府为禁毒不准他们种植古柯叶之后，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而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他们渴望改变现状。

　　近年来，在拉美这类反映社会不和谐的事件时有发生，这同拉美社会发展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去年年末发布的《2004年拉丁美洲社会报告》称：2004年拉美贫困人口达到2.24亿，占人口比重的43.2%，其中赤贫人口为9800万，占人口的18.9%；
拉美地区的城市失业率居高不下，继续保持在10％以上。报告认为，贫困和失业成为拉美当前面临的严重的社会问题。

　　报告揭示的并非新问题，而是拉美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失衡所造成的痼疾。尽管2004年拉美经济呈现出近年来少有的增长势头，但它并没能遏制住拉美社会问题恶化的趋势。由此我们再追溯到2001年阿根廷危机引发的社会骚乱，以及此后在素有“拉美的瑞士”之称的乌拉圭，以及委内瑞拉、秘鲁等国发生的剧烈社会动荡，都在表明，尽管拉美国家人均GDP超过了3500美元，但是要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社会和谐安定，依然任重道远。

　　高增长付出高代价

　　拉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社会问题日益突出，这与他们长期重视经济增长速度，忽视增长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有密切的联系。为了加快经济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拉美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较长时期内注重经济增长速度，依靠国家对经济的强大干预，不惜一切代价，拉动经济增长。1950~1980年，拉美经济经历了增长的黄金时期，在这30年间整个地区的GDP年均增长5.3%，人均GDP翻了好几番，到1975年超过了1000美元。与此同时，拉美国家私人消费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人均GDP的增长，不少国家忽视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以及经济增长与发展之间的协调性。在人均GDP超千美元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期，更是将资金集中投向某一领域，依靠少数部门拉动GDP的增长。如以建筑业拉动增长，在1982年，建筑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在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分别达到了80%、72%和77%，整个拉美平均达到了65%。在此期间，拉美国家的政府重视经济增长的速度，试图通过高增长解决贫困问题，因而忽视了对增长过程中出现的财富分配不公、收入分配不均和两极分化加剧等社会问题的关注，从而使得拉美国家为经济增长付出了高代价。

　　首先是“举外债促发展”而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最终导致债务危机爆发。整个20世纪70年代拉美外债总额急剧增加，外债还本付息额占出口的比重达到了41%，结果陷入借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最终在1982年爆发债务危机，使拉美经济遭受灾难性的重创，导致拉美经历了“失去的10年”，至今仍无法摆脱巨额债务的束缚，在重大经济政策上不得不受制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其次是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加剧，整个拉美成为全球收入分配最不公正的地区。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多数拉美国家期望高增长能够形成高消费的社会阶层，通过他们的高消费拉动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从而达到提高全社会生活水平的目的。然而事实却与愿望背道而驰。由于经济政策举措多于社会政策举措，在拉美人均GDP迅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两极化和城乡贫困化现象不断加剧。少数高收入阶层占有绝大部分财富，而占绝大多数的低收入阶层却只拥有国民财富中的极少部分。对此，拉美国家并没有采取相应措施予以纠正。上世纪70年代，拉美经济增长达到顶峰，反映收入分配不公的吉尼系数也达到了创纪录的高水平，在巴西高达0.66，在哥伦比亚和秘鲁分别达到0.61和0.60。巴西10%的最富裕家庭占有收入的60%，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之间的差距高达43倍。在许多拉美城市，现代化建筑与简陋的贫民窟比邻而居，成为社会反差的鲜明写照。

　　城市化和边缘化结伴而行

　　在拉美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拉美国家出现了城市化的趋势，但它却是以部分地区和部分人口的边缘化为代价，从而加重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农业地位的持续下降和城市经济的迅速膨胀，加速了农村劳动力大量地、无序地向城市转移，使得拉美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面对城市化浪潮，为改善城市设施、缓解人口剧增造成的巨大压力，拉美国家不得不在中心城市基础建设方面不断增加资金投入，改善这些城市的居住和投资环境。结果造成经济中心进一步向主要城市集中，农业人口进一步向中心城市转移，最终形成拉美经济发展的怪圈。在这个过程中，拉美国家普遍出现了两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一是都市化趋势。人口和经济活动向中心城市集中。阿根廷、智利的首都地区都集中了全国的1/3人口，乌拉圭首都人口则占全国人口的42%。拉美不少国家的经济活动都集中在少数中心城市，加速了拉美国家的都市化趋势。

　　二是边缘化趋势。大量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的周边地区构筑起城市的边缘地带，造成城市贫民区的不断扩张。他们难以融入城市发展的进程，也难以充分享受到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在巴西有将近500万家庭无地可耕，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展开夺地斗争，形成全国性的无地农民运动，从而使得农村暴力活动日益加剧。

　　边缘化趋势还表现在占大部分国土面积的地区被排斥在经济高速增长之外。以巴西东北部地区、北部地区与南部和东南部地区的人均GDP为例，最高地区和最低地区相差数倍。在社会发展的指标方面，边缘地区的文盲率、贫困化人数等都要大大高于中心城市，收入分配不公现象也更加严重。

　　经济转型加剧社会矛盾

　　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爆发后，在内外压力下，拉美国家不得不进行经济结构性改革，实现由国家干预下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向市场导向的外向型发展模式转移。为此，拉美国家采取了贸易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主要经济政策市场化的做法。许多重要经济领域向外资开放，致使跨国公司携其资金和技术大量涌入拉美，在许多部门，尤其是盈利的新兴工业部门中占据了垄断地位。20世纪90年代，外国企业在拉美500强企业中所占比重由原先的142家增加到200家。这些企业的资金和利润在全球范围内转移，直接造成一些拉美国家的经济动荡。这一时期，拉美地区大国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曾先后陷入金融危机，都在很大程度上同外部资金的快速转移密切相关。

　　在建立小政府、大市场的改革目标下，拉美的国有企业不再成为提供就业的主要来源，市场成为调控经济的主要杠杆。拉美国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其中最明显的是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和贫困化现象更加恶化，失业率迅速上升。以阿根廷为例，1980年阿根廷最穷的40%家庭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为17.4%，最富有的20%的家庭的收入占总收入的45.3%，而到1990年前者占总收入的比重下降到14.9%，而后者则上升到50%，同期的基尼系数由0.375上升到0.423。20世纪90年代梅内姆政府采取的激进式的改革措施进一步恶化了整个社会环境。1999~2002年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9.7%上升到41.5%，城市失业率更是接近20%，社会矛盾愈加尖锐，最终导致阿根廷经济和社会危机同时爆发。

　　缓解社会矛盾，逐步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拉美国家的当务之急。然而，近10多年来拉美的经济改革是以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为目标，政府的改革举措在强化市场作用的同时，却极大地弱化了政府的作用，结果导致政府在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难有作为。新旧世纪之交，拉美国家又经历了“失去的5年”，许多重要的经济社会指标都有所恶化。这些事实表明：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单靠市场的力量难以解决拉美长期以来形成的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痼疾。只有政府才能承担起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任，构建起稳定的、能够缓解社会矛盾的社会保障机制。为此，拉美国家将不可避免地进入新一轮的改革之中。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南方》杂志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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