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东：政治结构与经济结构的相互制约

　　近来，谈论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在报章杂志上日益增多。然而，即使人们谈论的是相同的东西，他们所真正希望的却可能大相径庭。人们对于一个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的认识，往往囿于近期的历史所给予的印象。而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近期的历史恰恰不是一种常态，而恰恰由于它离常态非常之远，它对于人们的影响就特别地大，使得人们甚至看不到本应作为常识的常态。我认为许多中国学者对于民主制度、资本主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平均主义等概念的认识是相当混乱的。把这些概念搞得清楚一点，对于认识我们的现在，开拓我们的未来，都会有好处。

　　一.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

　　民主制度并不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在某些方面它甚至是与资本主义对立的。从大的原则看，民主制度讲的是平等，而资本主义讲的是优胜劣汰，最适者生存。而且，民主制度讲的平等并不仅仅限于政治领域，也并不仅仅在经济领域给予人们一个公平竞争的起点（究竟什么是公平的起点本身是有相当大的争议的），民主制度必然是会用它的相对平等的政治权力去纠正资本主义竞争的不平等结果的。从逻辑上说，相对平等的政治权力必然导致相对平等的经济分配，这一点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里已经认识到了。从现代西方民主国家的实践看，民主制度也是起到了使经济分配平等化的作用的。当经济分配过度不平等的时候，人民会投票选举主张利用政治权力将经济分配平等化的政党上台。除此之外，民主制度也允许人民结成工会等组织，以组织的力量要求从资本主义体系中分享更多的成果。当然，过分的经济平等确实会影响到效率，因而人民又会选举主张自由放任的政党上台，1980年代的撒切尔-里根主义无非是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一较近的历史事实使得中国的一些学者把民主制价值观上的大原则和技术上的小调整搞混了。每当经济分配过度不平等时，要求扩大政府权力对于经济分配的控制，使其平等化的呼声就会提高——目前在美国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呼声。而在几十年前，民主制度造就了许许多多的福利国家，美国也并不是一个很大的例外，美国人所享受的社会福利也是相当广泛的，绝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而不是收入，但真正重要的恰恰就是生活水平，或者说生活方式）是相当接近的——一些美国经济学家认为这是美国社会的基本保障，他们深为目前出现的生活水平距离拉大而感到不安，认为这是对美国社会的一个威胁。因此，如果一个人恐惧平等（包括经济平等），他本应当是恐惧民主制度的。

　　政治领域的民主对于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的这种制约保证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包括经济利益——的平衡；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用不着政府在具体经济管理方面发挥作用，这也保证了政治领域的权力不会过度集中于官僚体系之手，从而动摇民主制度。这是西方国家政治与经济结构的基本的相互制约的机制。

　　如果你仔细看一看中国的许多主张民主的知识精英的观点时，你会发现，他们往往对于平等——至少是经济平等——是极为反对的，他们指望民主能进一步打破“平均主义”，给处于上层的他们带来更多的利益。他们对于一般大众是相当反感的，时时不忘攻击“民粹主义”。当他们谈论“民主”时，不管他们自己清楚不清楚，实际上他们谈的是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并不一定需要民主制度，这一点从人类历史看是很清楚的。如果说，在20年以前，民主制度还有可能打破当时确实在中国存在的相当过分的经济平均主义的话，到了今天的中国，民主制度更可能纠正的是过度的经济不平等。中国许多主张民主的人士对于这一点看不清楚，我们往往看到一些在政治上主张民主的人实际上在经济上是反对一个民主制度所很可能在中国带来的经济结果的。

　　这种认识偏差当然是与前社会主义国家在过去几十年的实践是有关的。问题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实践是一个相当特殊的例子，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这种特例不大可能再出现了。

　　二.超强意识形态制约的特例

　　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结构是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与经济利益的相对平等。这从人类理性看本来是一个极为不可能的状态：很简单，为什么掌握了极大政治权力的人们要约束自己享受极大的经济利益呢？他们本应该主张与自己政治权力相称的经济利益。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他们至少没有充分主张这种经济利益——他们享有许多特权，但至少这种特权的继承性远不如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财产权。维系这一本来似乎不太可能的平衡的力量是一个强有力的意识形态。而当这一意识形态淡化时（它必然会淡化，但这不是本文的主题，恕不在此讨论），这种政治与经济结构的内在紧张就凸现出来了。这一点在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中起了相当巨大的作用。如果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中高级官员们不是认为社会主义的财产权制度妨碍了他们取得与他们的政治权力相当的经济利益，他们本是会出来捍卫原来的制度的，如果那样，胜败的结果很可能与今天极为不同。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结构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上非常短暂的例外。它不能缺少一个极为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的支撑，而这种极为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的存在本身就是比较罕见的事，因而它是一个过于脆弱的结构。更为稳定的政治和经济结构是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相一致的结构，政治权力的集中必然导致经济利益的集中，可以说，在人类的绝大多数历史时期都是这种情况。然而，20世纪的这个令人印象十分深刻的例外使得人们，特别是中国人，忘记了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已认识到了的数千年以来的常识。

　　中国的创举在于证明了要实现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的一致性，前苏联和东欧的办法并不是最有效的，如果能维持既存政权，这一转换会做得更好。同时，中国的作法也确实减少了对于生产力的破坏，在一段时间内实现了双赢的局面（相对于前苏联和东欧），这就使得政局得到了较好的维持。但从长远看，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结构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

　　三.现代社会所必须的平等

　　现代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价值观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平等。自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平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几乎在地球的所有角落，人分为不同等级的观念不再被接受。现在还看不出有任何会从这一点退回去的任何迹象。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的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结构与现代的基本价值观是不相一致的，而它的国民却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一样，持有平等的基本价值观。中国社会的政治权力的分布一直是相当不平等的，而在意识形态的约束力降低之后，经济利益的分配就变得与政治权力的分布相一致，也越来越不平等。这意味着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结构缺乏充分的包容力以整合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

　　中国的精英阶层，包括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对于中下层的权力和利益都相当地漠视。他们对于旧的意识形态的批判更主要地是集中于经济上的平均主义，而不是政治上的不平等。而当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相一致起来，也已变得相当不平等起来的时候，他们仍旧批判经济上的平均主义。即使是80年代主张民主的文化精英们，一部分人合乎逻辑地放弃了民主的主张，转而主张等级制，他们甚至乞灵于自己在80年代极力鞭挞的中国传统文化，寄希望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等级价值观去让中下层安于其位——在这个地方他们显然是搞错了时代，无论中国人有多少民族主义，多么热爱自己的传统文化，要让他们回到等级价值观上去是不可能的。另一部分人仍旧主张民主和西方价值观，但他们从不意识到民主的平等本质，他们的经济学价值观局限于批判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已经成为历史的那种极为特殊的平均主义（所谓的“自由主义”），全然无视这种平均主义在前社会主义国家早已不存在，而真正的问题很可能正好相反。这就使得他们的民主主张与中下层脱节而没有力量，甚至不符合逻辑。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精英阶层与中下层的矛盾可以得到缓解，因为收入差距是在拉大，但中下阶层的生活水平也在提高。一旦高速发展减缓，矛盾就凸现出来了。中下层，特别是下层，在这种情况下会遭遇生活乃至生存的巨大困难。而中国的精英阶层——无论是主张民主的还是不主张民主的——则一概将问题归咎于“就业观念未转变”、“没有市场竞争意识”等等，这不可能不引起中下阶层的不满。同时，中下阶层则认为精英阶层对社会所作的贡献与他们所取得的巨大财富完全不相称。

　　实际上，中国的精英阶层确实较少有依靠令人信服的对于社会的贡献——如科技发明等——致富的，他们的巨大的财富往往来自政治权力。因而在中下阶层的眼中他们根本就缺乏谈论反对平均主义的资格。他们从社会财富中取得了相当大的份额却仍不能全面地、长远地考虑整个社会各个阶层的整合问题和发展问题，这就确实给人一种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说的“中国的权贵阶层血统衰败”的印象。目前市面上有一本美国人写的畅销书《赢家通吃的社会》，它认为当今社会冠军取得奖金的绝大部分，亚军以下则所得甚少，这种现象既不公正，又降低效率。然而，它的冠军无论如何是比出来的——即使如此，该书的作者们还是理直气壮地认为他们不该拿那么多。但如果一个冠军是由裁判指定的，那就既更不公正，又更无效率了。如果这个裁判指定的冠军还在那里振振有词地说：你们之所以拿不到钱全是因为你们没能耐、活该，这恐怕就更不能令人信服了。

　　四.结语

　　我在这里主要想说的有三条。

　　（1）中国的文化精英中主张民主的人很多，但令人奇怪的是他们往往过分地反感和担忧中下阶层的利益要求，过分地蔑视下层。这就使得他们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有着巨大的隔阂。这妨碍了他们实现他们的政治目标，甚至使得他们的目标显得不真诚。这个问题竟很少有人认识到（除了汪晖、甘阳等极个别学者），实在是一件相当奇怪的事。

　　（2）中国的精英阶层应该明白一个现代社会的长治久安必须依赖于其包容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能力。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不应该是绝对平均主义的，精英阶层自有其存在的理由。然而，精英集团应该认识到其他阶层的生存理由，精英集团取得大大高于平均水平的财产份额的理由应该是大大高于平均水平的对社会的贡献。否则，这个社会就不可能长治久安。

　　（3）就现在我们所能看得见社会政治与经济结构而言，民主制度是最能实现长期稳定的制度，因为它最能协调各个不同阶层的利益，特别是在经济发展速度不那么快，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过渡到民主制，最好的时机是在社会强势集团尚能控制局面、经济状况还比较好的时候主动行动。到了各方面都出现危机的时刻再过渡，往往预后十分不良：前苏联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中国目前的机会仍旧是良好的，只要它强势集团或精英集团有足够的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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