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库恩澄清：没有任何官方组织和机构帮忙

　　“没有任何官方的组织和机构帮忙，采访过的一些朋友可能是为政府部门工作的，在职或是退休的高官。他们为我提供想法时以私人身份，而并不代表他所归属的部门。”库恩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你知道，我依靠的是自己的信誉和长期以来在中国建立的友谊。我收集到很多信息，答应替别人守秘密。我从所有可能的地方试图问一些信息出来。”

　　“我这本书并不是孤立的，与我这十几年来在中国的工作是一个顺承的关系。我们做了许多的项目，我们关于中国的纪录片在四十多个国家播出，我们组织‘中国文化美国行’，我们把中国介绍给世界。我没有受到雇用，没有拿过一分钱，我为这些介绍中国的文化项目支出了几百万美元。”

　　他继续说，“我在美国看过对江的采访。中国从日本入侵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江泽民是能够代表中国发展的最典型人物，并对一个伟大的民族产生巨大影响的人。我和助手讨论要为他写一部传记，意见一致就决定做这件事情。我没有考虑到别人的看法，或允不允许，我一定要做。”

　　库恩的助手朱亚当插话说：“作为一个华人，我知道会很困难。当时我们没有一点把握进入中国采访。我的风险超过了他的风险，因为我是华人，如果做得不好也许会没办法再回中国。我们的那些朋友，对中国的历史很了解，更了解中国的政治。当时他们给的反馈意见让我们感到压抑，他们说这本书没法在中国去做。在华尔街做投资银行的通常被称为‘厚脸皮’，我们打不倒压不垮，很多次几乎想到放弃，但我们最后获得了成功。”

　　他们提到了王慧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江在上海交大的同学。这个关键人物是通过在国务院某部门任职的好友杨先生介绍认识的。杨十几年前曾在国家科委与朱亚当共事。“当我们知道王慧炯还与江保持亲密的关系，这给我们一个巨大的惊喜。他看了我们写的书和我们的背景，通过几次聊天，开始介绍一些人，提供一些想法。这是一环扣一环的。他对我们的帮助很大，提供了很多可靠的信息。”

　　关于外界炒作的叶永烈与库恩之间的纠纷，库恩博士说：“我们在二00一年年初见过一次面，我们邀请在中国写过很多传记作品的叶能够提供一些想法。叶永烈提供了一个简略的大纲、四十五个采访的名单（和我们一百个人的采访名单只有三个是重复的）和一个江的年谱（也与我们的完全不同）。叶提出要签合同，并作为合作者，我没有同意。我不想同任何人合作，包括政府，因为我想通过写作江的传记表达我个人的看法。叶接下来说他将写一部江泽民传，并在日本出版。”

　　朱亚当说：“但是叶永烈回到上海后却进行了关于江泽民传记的采访，并说是与库恩博士合作采访，这是不道德的。对于请他上京的我的好友杨先生，被叶还指称为‘代表杨所在的单位’。”

　　“至于我们没有周到地把叶永烈的名字列入鸣谢的名单，我们将把他的名字和其他一些遗漏的名字到再版时补上。” 库恩博士最后说。

　　（北京七日专电）

　　江被赞政治技巧高超——专访《江泽民传》作者

　　大公报记者孙志北京七日电

　　「三本，五本，」刚刚从扬州返回北京的库恩博士用不甚流利的中文对香港大公报记者说。马不停蹄地走了中国七个城市推广新书《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他毫无倦意，语调依然兴奋。库恩博士展示了扬州当地报纸上的一张图片，人们排起了长龙，手里拿着三本、五本甚至更多的《江泽民传》，等待他的签名。报纸形容中国读者对这个美国人「痴情」。

　　三月的北京，由于一年一度中国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召开，被称为「中国的政治季」。当我打开这个话题，库恩立刻明白了我的含义。他书中的主人公、中国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将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主席，卸下他最后一个职务，正式完成权力的过渡。库恩在下榻的北京王府饭店接受了香港大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库恩博士在《江泽民传》的引言和结束语用这样两段话评价中国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和中国新领袖胡锦涛：

　　「他（江泽民）坚持自己的理想毫不动摇，即便有些家长作风；
他拥有政治活动的高超技巧，没人预料到他会有这一手；
他充满毅力，甚至可以说是从不懈怠，出乎意料地成了变革的代表，使饱受创伤的中国过渡到了一个稳定、自信而繁荣的社会，并且正在新的世纪中迅速崛起。」

　　「胡锦涛主席的身上打着在合适的时间上任的合适领导人的所有印记。他拥有领导这个泱泱大国的睿智，拥有处理形形色色历史遗留问题的务实作风，拥有创立新的发展战略的非凡能力，有着让全体国民都分享到中国成功果实的贴近群众的情感。」

　　「他在享有无数荣誉之后又增加了新的荣誉。」

　　记者：感谢您的书给我们提供了很丰富的信息。许多专家都试图从您的书中选取不同的角度研究江泽民，比如他的外交思想和军事思想等等。我所感兴趣的是，您的书中提到了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关系几十处之多，比如「江一直支持胡有计划地提升权力」等等。您这么多信息想传达一个什么样的意图，为什么用这么多笔墨？

　　库恩：从中国的近代史看，权力转移总是伴随着血腥和斗争，而这一次实现了平和顺利地移交。这种移交的象征意义是，中国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这是现代文明的选择，是江功绩簿上重要的一笔，这让他在享有无数荣誉之后又增加了新的荣誉。

　　从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建党开始到现在，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发生了一些变化。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使他成为在共产党信仰上有重要影响的人。胡锦涛一直从事党务工作，可以说在党的现代化、调整党目前的情况、使党更有效率这方面做出重要贡献。他们两个人始终紧密合作，才会有现在的情况。

　　这十几年来，通过江泽民等第三代领导人的努力，中国逐渐发展成为世界领导国家之一，在国际社会拥有一定的发言权，社会比较稳定，经济腾飞。但是不能回避的是贫富的差距、失业和腐败等问题随之而来。胡锦涛接手之后，在保证经济继续发展的同时，还要考虑到社会的和谐与公平。比如说腐败问题，还有待新一代领导人继续解决。江那时候面临的基本问题是让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江泽民那个时候没有面临的问题，现在胡锦涛面临了，社会的发展会带来新的问题，新的领导人要着力去解决这些问题。

　　「江的政治理念将一直影响中国。」

　　记者：江泽民即将在人大会议上卸下最后一个职务──国家军委主席。您认为他对中国的政治影响力还会存在吗？会表现在哪些方面？

　　库恩：每一代领导人都有他自己的时间框架，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制度化了。上一代领导人从他的行政意义上来讲，他的影响力可能就缩小了；
而对新一代领导人是一种政治理念上的影响力还将继续存在。比如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这成为党执政的核心理念，而主要实践者将是新一代领导人胡锦涛，这很自然是上一代领导人对下一代领导人的影响，这种影响力非具体事务方面。中国政治生活的正常化主要表现在党的制度建设方面，这成为一种更正常的方式。江本人也希望新的领导人放手去干。

　　「江的政策会有沿袭也会有创新。」

　　记者：您认为江泽民执政时期的政策会被继承下去吗？

　　库恩：西方现在大量的评价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个人之间的区别。我认为，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是不一样的，所以新一代领导人采取的政策也会有所不同。江泽民自己知道，他的政策、决定、执政理念，是在邓小平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实践、时代的变化，加以改进和发展的。

　　江泽民对胡锦涛来说，是上级、前任、同事、战友。九二年以后，他们就在一起合作，胡对江非常尊重。在新的时期肯定会有新的问题，他肯定要用新的方式解决他面临的新问题。也许他们会有意见相左的时候，他可能不会全盘接受江的东西。江的政策会有沿袭，但也一定会有新的做法。

　　新一代领导经过长期努力，将会留下他们自己的印记，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江泽民的一些政策可能会被改变。变化是在所难免的。江泽民自己也这么说。江预言，正如他们这一代超越了前辈一样，他的接班人也将超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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