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眼底吴钩看不休──叶剑英与「文革」

　　叶剑英是党史、军史上的大人物」；
「文革」更是影响深创、足供千秋论说的大事件。由於档案尚未解密而当代史研究又禁忌甚多，「叶剑英与「文革」」目前还不能成为学术论题。包括范硕所着的《叶剑英传》、《叶剑英在1976》、《叶剑英在非常时期》等在内的有关论着，基本上都还是在现有宣传框架中作细节性叙述。其中一些还明显有误。比如《叶剑英在非常时期》说胡乔木与陈毅同住301医院，相处甚得。陈逝世后，胡赋诗悼念：「去年出国时，萧瑟门前树。落叶下长安，共饮黄花酒。今年出国时，景物仍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青衫袖。」11972年，胡乔木还在「冷藏」之中，哪里有出国的可能？他的「解放」是1975年3月的事。查乔冠华夫人章含之的《风雨情》一书，原来1971年乔去联大开会时，陈毅邀叶剑英、王震一起为之送行。一年后乔又要到联大开会，此时陈毅已经逝世，乔感此而作《怀人》一诗。这首诗的第二句在范着中为「萧瑟门前树」，而在章着中为「门前柳」，就诗韵来看，显然以「柳」为宜。2仅仅30年的时间，史实即已错乱，「历史教训」云云如何谈得上总结？

　　当然，参照现有论着，对叶剑英的「文革」岁月作一尽量客观的概括性描述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本文的意图即在於此。

　　一「吕端」与「刘亭长」

　　善於写诗的毛泽东、叶剑英都有以古喻今的习惯。50年代末，毛在北戴河的一次会议上送给叶一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吕端」从此即成为叶的雅号。毛也许不知道，早在1954年，叶在《青岛浴感》中已有「忽忆刘亭长，苍凉唱大风」一句。「刘亭长」即刘邦，当了皇帝后滥杀功臣，终至发出「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悲凉之音。叶后来说「刘亭长」就是指「毛主席」。毛想象不到的是，1976年10月后，叶又被刻划为除吕安汉的「周勃」，这也理所当然地增加了毛与刘邦的相像。当代政治对历史的「活学活用」，是一个远未得到透彻理解的论题。

　　叶不是井冈山下来的将领，1931年4月进入江西苏区后才与毛共事。在毛泽东与张国焘的较量中，叶获得毛的充分信任，出任彭德怀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的陕甘支队的参谋长，一度成为红军的核心领导人之一。1947年撤离延安后，中央机关一分为三，毛泽东等人留在陕北，刘少奇等人去西柏坡，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后方委员会」，在晋西北地区统筹中央后方工作。据说，「行前，毛泽东与他们约定，一旦他这一部分发生意外，由刘少奇部承担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
如万一刘少奇等也发生意外，由叶剑英领导的后方工作委员会担任领导全党的责任。」3当然，毛叶之间，并不总是如此的信任和亲密，疏离与警觉更多。延安整风时，叶因其有留苏、与王明、周恩来合作的经历，被认为既与「教条主义」又与「经验主义」沾边，两次被剥夺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权利。4叶的前妻危拱之，也被逼成疯。51952年6月，主政广东的叶剑英因土改中的「右倾」及「地方主义」错误受到批评，在陶铸起草的一份报告中，「反地方主义」已近於「敌我斗争」。1953年10月，叶进京任军委副主席、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不属於受到重用的人物。广东的老部下古大存赴京，「有一次到叶家，正值叶剑英一个人在吹箫。……有时他们还一起去十三陵，进野炊，郊游。可见已不再工作繁忙了。」6不忙不代表没事，1958年军队批判「教条主义」，叶被点名批评，作为「教条主义的司令部」的训练总监部也被撤销。71959年后，由於叶只是分管科研和教育训练工作的军委常委，其报告有时还要先送给主管军队日常工作的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大将。总之，直到1965年，资历很老、地位很高的叶剑英不是政治生活的中心人物。

　　「文革」一声惊雷，叶剑英从此活跃：

　　1966年1月，叶被任命为军委副主席，不久取代罗瑞卿兼任军委秘书长，并成为军委常务副主席；
在同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叶进入书记处和政治局，一度与徐向前（军委「文革小组」组长）一起具体领导军队「文革」。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叶取代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并参与党和国家的其他重要事务，1973年成为党的副主席。

　　1976年的10月，叶参与领导了抓捕「四人帮」的斗争，直到次年邓小平复职之前，他是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声望达於顶峰。

　　正像毛泽东时代主持军委工作的主要领导人都要被打倒一样，叶在「文革」中也风险两度。一次是1967年后因「二月逆流」挨批，1969年被「疏散」到湖南，屡遭地方官员冷落。在广州，他想到留园五号看电影，一个小小的门卫就可以把他挡在外面。第二次是1976年2月，中央决定在「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同年4月「天安门事件」后，毛不让他参加政治局会议。如果毛不是在当年9月逝世，叶的命运很难预测。

　　毛泽东素有知人之明。作为「文革」中军委两次改组的受益者，叶剑英的政治命运直接取决於毛的态度。1965年下半年，旨在清除罗瑞卿的计划开始实施，其机密程度，包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都蒙在鼓里。据张耀祠回忆，当毛泽东在杭州决定清罗时，除周恩来、林彪外，还有叶剑英、杨成武等人知道。81966年3月批罗会议期间，叶是主持会议的七人小组成员之一。据范硕说，叶在会上採取了「明批暗保」的策略；
但罗瑞卿本人的印象是：「所有到会的人，不仅见面不打招呼，不讲一句话，都是以十分敌对的眼光望着我，太难受了。」罗的女儿罗点点则写道：三月会议停开之后，「参加会议的人余兴未尽，余怒未消，……也有人不说难听话，他们诗意大发……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参加三月会议的许多人不愧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他们的行动对中国革命以后的进程，尤其是粉碎「四人帮「的行动，都起到无可替代的伟大作用。但是当年三月会议后，被我体察到的这种愉悦，不是从迫害别人中得到，又是从何而来？不是纵欲后的满足，又是甚么？」9可能「诗意大发」且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伟大作用」的，似乎是指叶剑英。

　　当毛泽东准备与林彪决裂时，差不多处於流放状态的叶剑英又一次进入权力中枢。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的8月30日深夜，毛泽东召见周恩来和叶剑英，「明确表达了他要批判陈伯达的意思，希望他俩能支持他。……叶剑英立即表态，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10会后，叶被任命为陈伯达专案组组长周恩来的特别顾问，并实际参加政治局工作。在1971年4月批陈整风会上，叶指出：「陈伯达不是一般的情报特务，而是配合苏修颠覆侵略中国服务的，「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在华北地区乱跑乱说，是为苏修进攻中国创造条件的。」11现在看来，说陈伯达配合苏联进攻中国，似无根据。1981年「特别法庭」审判陈伯达时，也没有列入这一罪状。「九一三」期间，叶配合周恩来拟定了「紧急战备指示」。事后，叶也赋诗一首：「铁鸟南飞叛未成，庐山终古显威灵。仓皇北窜埋沙碛，地下应惭汉李陵。」

　　叶剑英的崛起有其必然性。「文革」是毛一生做过的两件大事之一，选人用人特别慎重。时至1966年，彭德怀已倒，贺龙将倒，罗荣桓逝世，朱德年高，刘伯承养病，陈毅转业，要在林彪之下再设一位军委常务副主席，只有叶剑英与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元帅。从历史渊源看，同为一方面军出身的叶、聂的可能性要大於原四方面军总指挥挥徐向前，尽管由於四方面军系统的高级将领甚多，徐的象徵性地位必须充分考虑。叶、聂之间，聂的地位长期高於叶，在1959年的军委领导人中，聂是排在林彪、贺龙之后第三副主席，叶只是常委。但叶有三个有利因素，一是在长徵中的向毛泽东报信。二是叶长期没有直接指挥军队，没有「山头」的嫌疑。这一点很重要，1967年武汉「七二O 」事件后，徐向前被认为是陈再道「黑后台」；
1968年「杨余傅」事件后，聂荣臻被认为是杨、傅的「黑后台」，只有对叶剑英，毛泽东基本上可以省却敲山震虎的麻烦。三是叶不是「文革」前军委的主要领导，与刘少奇等人较少工作合作。毛对聂评价不差，1967年夏说他是「厚道人」，但厚道人并不一定是史无前例的运动所需要的。1967年2月10日，毛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央常委扩大会以后要扩大，他提议增加的人员中有叶剑英和徐向前，却明确把陈云、朱德、聂荣臻排除在外。12此后聂一直排在徐向前的后面。现在还不清楚毛何以对聂不满，但聂既长期担任军委副主席，而发动「文革」又需要一次大换班，那么以叶代聂，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政治生活中也有其「后发优势」。五年后林彪垮台，幸存的各位元帅的状况与1966年一样，叶再度主持军委既顺乎时势也合乎人情。1975年，叶被正式任命为军委副主席，聂荣臻为常委。

　　刘少奇有党的基础，林彪有军队的实力，所以威严无比的毛泽东也必须拥有自己的支持者。谁是我的敌人，谁是我的朋友，历史经验相当重要。1971年8月，毛为解决林彪而南巡「吹风」时谈到：「张国焘搞分裂，发个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里面说，要坚决南下，否则就要彻底解决。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先给了我，没有给陈昌浩、徐向前，我们才走了的，不然就当俘虏了。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13毛叶关系的真正起点就在此一「电报」，但其真相还不能说是很清楚的。1982年，徐向前接受中央党史研究室廖盖隆等人的访问时强调：「接到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於是否发过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毛主席在延安时讲过张国焘的危害。至於怎样危害，我们也不好问」。徐还说：「我们那时候军队有保密制度，像这样机密的电报，是指定人译的，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看；
叫谁译就谁译。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甚么人都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张国焘发的这类电报都是指定人的，但谁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电报？谁看过？我也不知道。」当年主管四方面军电报的宋侃夫也向中央党史研究室说，没有发过要「武力解决」的电报。廖盖隆介绍说：「宋侃夫同志建议我们写信给叶帅，请他回忆这段历史。……我们已经给叶帅写了信。」14叶对此信的反应，我们不得而知。徐既是1935年事件的「当事人」之一，「文革」中又与叶持同样立场，他的质疑是不能不认真回应的。范硕在1995年出版的《叶剑英传》中，引用多位领导人的讲话以肯定有这样一份电报，其中之一是徐向前1977年送给叶的贺诗「吕端当愧公一筹，导师评论早已定」。但表彰叶的「大事不糊涂」并不意味着认可有「电报」一事。在后来纪念叶的文章中，徐就完全不提出长征往事。15《叶剑英传》没有正面回答徐向前的问题，七年之后的《叶剑英在非常时期》一书也没有在此问题上有一个新的说法。

　　「大事不糊涂」并不代表事事都满意。终「文革」十年，「刘亭长」对「吕端」的态度是基本信用也略有防范。导致1968年叶剑英「靠边」的直接原因是「二月逆流」。1967年1月22日，毛接见参加军委扩大会的代表，听取了军方将领对「文革」的意见，对他们受到的委屈以及因此而来的不满感到震惊。在「意识到军队中潜在的危险」后，「毛泽东在会议的插话和讲话中，自始至终都同情军队的领导干部，一再声明不能沖击军事机关，并对一些造反过火行为提出了批评。」16这一安抚，显然鼓舞了叶剑英等人，他们「大闹怀仁堂」，向「中央文革」发起抗争。2月11日晚，叶向毛汇报白天的争论，毛表态说：「此事我已经知道了，你的对。」似乎并不在意。2月16日，「三老四帅」又一次重拳出击。接着谭震林说蒯大富是反革命的话头，陈毅说17：

　　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指「造反派」）没有反对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所谓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

　　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指林彪）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

　　把「文革」与延安整风联系起来并说到斯大林晚年，这是对「残酷打击无情斗争」的做法，也是对毛泽东最严重的批评。在场的周恩来可以缓冲地说：「延安整风还要肯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但毛泽东可以容许老同志11日对「文革」的不满和对「中央文革」的批评，但决不能容忍对他本人的批评。在2月18日深夜紧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大发雷霆：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么！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18相对而言，叶在「逆流」中的表现较能为毛所容忍，江青当时就发现：「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19

　　从2月25日到3月18日的五次「政治局生活会」上，受到重点批判的也是谭、陈、徐三位。在毛批准的张春桥起草的批判「二月逆流」的报告中，叶没有被点名。叶还於1969年的「九大」上进入政治局，而陈毅则被赶出。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严厉批判「二月逆流」期间，毛也留有余地，他要江青去看望陈毅；
204月30日晚又把这些老同志请到家中开「团结会」，并允许他们於「五一」上天安门城楼。在次年召开的以批判「二月逆流」为中心议题之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也说得比较温和：「他们有意见嘛，不同嘛，他要说嘛，就是要谈一谈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了。」21当然，这既不是真心话，也不是给浓烈的批判气氛降温，而是毛保持自己一贯正确的策略。三年之后的1971年11月4日，毛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代表时，鉴於叶已回到军委领导岗位的现状，再一次重覆：「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22用语雷同意在表明：我从来就是保护老同志的，68年我就是这么说的嘛！

　　「文革」中军委三次改组，叶是得大於失：两次重用奠定了他作为军方领袖的地位，而两次「靠边」都没有使他失去军委副主席的职务，使叶可以在改变历史的1976年发挥作用。正因此，「吕端」对「刘亭长」表现出来的态度首先是敬。1974年，当张爱萍提出「文化大革命」到底革了谁的命时，叶却说：这也许不是毛主席的本意。23「直到晚年，他在谈到毛泽东的错误时，仍然念念不忘他的功德。……当人们提起毛泽东的名字，讲述毛泽东的往事，他每每老泪纵横，激动不已。」24其次是畏。1976年，当王震提出「把他们弄起来」时，叶做了一个手势：先伸出左手，握紧拳头，竖起大姆指，向上晃两晃，然后把大姆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25意思是说一切要等毛逝世以后再说。严厉的党文化氛围使任何高级干部都不得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王震也只有在毛泽东病重时才敢出此大言。终毛时代，叶虽有自己的看法，但从来不敢与毛有丝毫的对立，而且不断以「唯心的话」和「唯心的事」来表达自己的忠诚。第三是怨，从50年代的「刘亭长」的隐喻开始，叶对毛就有很深的怨气。1967年夏，福州军区司令韩先楚对叶说：说我是「三反分子」，拿出真凭实据啊？叶叹了口气说：如果需要真凭实据，还用搞「文化大革命」吗？26「文革」结束后，叶对毛也有相当批评。其中最有意义、也最被忽视的，是叶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一口气讲了三个「只有充分发扬民主」。尽管叶的「民主」主要还限於领导要听取意见、接受批评等作风、方法的范围，但把社会主义与民主联系起来，在当时毕竟是「思想解放」之论，其中当然包含了叶对毛泽东专横作风的反思。「叶剑英在讲话中还对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充分发扬的党内民主和在会外体现的社会上的民主并列说了几句话，这几句话后来在发下的定稿中删去了，但这几句话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知道为甚么1982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三中全会以来》──不论是《选编》还是《汇编》都没有收入叶剑英这篇讲话。」27与许多老干部一样，敬畏与疏离是叶对毛的基本态度。

　　没有毛的信任，叶不可能成为军队的主要领导，没有后来成就大事的资本和力量。但如果完全听信毛的一切，叶就不可能参与结束毛亲自发动的「文革」的思想，没有成就大事的动力和理想。「吕端」与「刘亭长」有分有合，毛之所以两度让叶靠边，就是看到了他们之间的分歧。而在这一分歧的背后，是军方将领在「文革」中的複杂关系和自我维护。

　　二从抗争到挑战

　　党领导一切，但「文革」的目的却是要清洗党、改造党。如林彪所说，「文革」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批判干部的运动」，「也是批判我们这个当权的党」。党既不可信任，则「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是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
再就是靠解放军的力量。」28作为军队地位的象徵，是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出人意料地穿上了军装接见红卫兵。刘少奇与军队的渊源甚浅，包括叶剑英在内的军委领导人，在打倒彭、罗、陆、扬，发动「文革」等问题上基本上是紧跟毛的。但当军队受到沖击、军方将领也受到清洗时，叶等人不但对军队内部如何进行「文革」持谨慎态度，进而对「文革」本身也有疑虑。「文革」十年，叶剑英等人殚精竭虑而目标始终明确：在前期，是维持军队稳定；
在后期，是控制军队权力。大体上可以说，叶在前期是失败的，在后期是成功的。

　　在「天下大乱」的背景下，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军队是最大的政治力量，谁掌握了它，谁就是政治斗争的胜利者。毛泽东需要一支忠於自己而又随时可以调用的力量，他在打倒刘少奇、收拾林彪时，都动用了军队。而「林彪身为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仅次於毛泽东的军事领导人，他并不希望军队大乱，乱到足以否定自己「权威」的地步，只希望以「乱」为筹码，以遏制反对力量，使各级领导都听从他的指挥。」29叶剑英等人的观点是：「社会上大乱一下不要紧，就靠军队不能乱」。30三种政治力量都不想军队「大乱」，差别只是在於：毛以「文革」的顺利进行为唯一目标，林彪、叶剑英则更多地考虑到军队的稳定，而当林彪步步紧跟毛泽东时，叶剑英等人则有所保留，并因此与毛信用的「中央文革」发生冲突。

　　《五？一六通知》和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革」全面启动的标志，叶等人以军队的特殊性为由，不断发出「通知」、「指示」、「规定」，总的精神是「按兵不动」。但天下既已大乱，军队亦难保中立，不但军队系统的院校和文艺团体开始造反，各地驻军也无可避免地逐步介入地方运动，或代地方党政系统保管档案，或为被揪斗的党政领导提供保护，有的甚至支持一派反对另一派，以至於康生等人认为「军队已经成了走资派的防空洞」。上有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不能容忍军队的「保守」行为，沖击军事机关的行为层出不穷。叶等人採取各种方式制止针对军队的各种造反行为。他与「中央文革」的直接对抗主要有三次。一是在1966年11月的两次「十万人大会」上，公开批评「文革」，以至被逼「检讨」。二是积极推动制定旨在稳定军队的《军委八条命令》，其中规定了许多「不允许」、「不准」、「不得」，禁止造反派对军队的沖击。一时间军威大显，造反派的激进行为受到遏制。以「青海事件」为例，在?拙荼ㄉ绲脑旆磁上虬???堑木?涌?购螅?嗪＞??彼玖钫杂婪蛳铝羁?埂Ｒ督Ｓ⑷衔?改忝谴虻枚裕?虻煤谩埂＃ㄕ杂婪虿痪帽徊叮?芡聿呕袷汀Ｗ詈蟮慕崧凼牵核?芰宋????醒现卮砦蟆Ｒ蛭?笔比肥荡蛩懒瞬簧俸煳辣?＃?1三是直接批评「中央文革」，其顶点是被称为「二月逆流」的抗争。这些抗争的意义在於提示并强化了军队与「中央文革」的尖锐对立，为后来抓捕江青等人作了捕垫。但在汹涌膨湃的运动初期，仅仅不介入，或在介入之后仅仅从维护军队自身稳定着眼打压造反派等等，都是不能奏效的。

　　毛泽东要军队支持「文革」、保卫「文革」，他不能容忍军队游离於运动之外。「文革」要清理的主要目标不在军队，但党政军三大系统从严就不完全独立，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且军队内部也山头林立，诸种矛盾日久月深，也有「夺权」与「反夺权」的内在需要。在此多种因素的结构中，稳定军队的努力不可能按照叶剑英等人设想的方式进行。1966年10月2日，林彪发出《关於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否定军队的特殊化，军队运动实际展开。在作为权力与秩序的中心的党已经停止行使其职能，而汹涌膨湃的群众运动已分裂为对立的派别，社会混乱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军队的介入成为维持秩序的条件，1967年1月21日，毛要求军队「支左」。但「左」「右」并无客观标准，几乎所有的大军区都基於自己的利益而支持「保守组织」，召致激进造反派的反弹。於是有《军委八条》对造反派的限制，军队理所当然地据此对造反派进行「镇压」。当毛泽东意识到「复辟」的危险后，1967年4月6日的《中央军委命令》又反过来要求军队「正确对待群众」，给「全面内战」提供了合法借口，酿成7、8、9三个月的失控状态。军队不介入不行，介入了也不行，这就需要对限制「中央文革」和军队的极端倾向。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等人被撤职，而与「揪军队一小撮」口号有关的王力等人不久也被关押。从1967年的「五？一三」事件开始，林彪系统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掌握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消灭了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对立派后，逐渐稳定了北京军内的局势，进而对全国局势发挥了影响。32吴等既为功臣，则由他们组成「军委办事组」不久也就取代了叶主持的「军委常委会」。

　　在维持军队稳定方面，叶剑英等人与林彪有一定配合。1966年，与江青一个战壕的陈伯达在一次会议上说：「军队已经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林彪知道后颇为不满：「怎么，军队也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我这个国防部长怎么不知道呀？」33害得江青忙去帅府道歉。据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一书介绍，1966年11月，叶剑英等人在军队系统各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上发表批评「文革」的讲话。会上有人递条子问：这个大会「林副主席批准没有？」「你们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不是林副主席批准的？」叶告诉大家，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经过林彪看过军委集体讨论过的。范着在此加了一个括号34：

　　笔者注：此讲话是否有林彪「同意」一说不确定。据后来总政一位负责人1968年11月26日写的一份「检讨」材料上说：「当别人当场提出质问时，他宣布他讲的话是得到林总军委同意的，接见也是军委批准的。这是公开欺骗群众嫁祸於军委林总的。」

　　事情的真相迄今仍不得而知。如确如这位「总政负责人」所说，那么叶之所以「嫁祸」於林彪，肯定是有借林的权威对抗「中央文革」的考虑。林彪看了会议记录后，除了对叶在会上的讲话哈哈大笑之外，没有对「嫁祸」有任何报复性反应。这也许就是叶群说的「首长（指林彪──引按）对毛主席是紧跟的，对「中央文革」是支持的，但他和那些老帅也有感情。」35由徐向前、叶剑英等人推动的《军委八条》，其实是由林彪主持制定的。

　　事实上，由於「中央文革」竭力推动的「文革」扰乱了军队原有的权力秩序，军方将领在林、江对峙之中多是支持林彪的。以韩先楚为例，他曾在给林彪的电话中，针对江青等人说过「朝里有坏人」，就这么搞下去，我就上山打游击，跟他们干到底。36林没有把韩的话作为礼物送给江青。「九大」以后，林、江矛盾激化。1970年林彪在庐山会议上讲话，「曾让韩先楚兴奋不已。林彪毕竟还是个敢说话的、务实的人，仿佛阳光驱散了云雾，他又看到了当年的那个「林总」」。而「林彪讲话后分组讨论时的场面、气氛，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人心不可欺，党心不可欺，张春桥这伙人是太不得人心了。」37会议期间，韩先楚、许世友等人都签发了支持林彪的「表态信」，他们都想利用提高林彪声望的战法来打击江青集团，1970年底韩在福州布置下一年工作时，就提出要大造成舆论，好好宣传一下「林总」。韩是林的老部下，但许世友与林却从无渊源关系。

　　毛泽东对林彪是有警觉的，无论是「文革」初期给江青的信，还是「九大」前夕拒绝由陈伯达起草的含有结束「文革」以发展生产力等内容的「政治报告」初稿，都表明毛泽东并不满意林的行径。1967年10月，林彪着手成立旨在取代军委的「军委办事组」，次年3月，毛泽东说：今后军委办事组由林副主席直接捏到手里。军委就是办事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军委常委会可以不开了。38但即使在其鼎盛时期，林也没有掌握军队的全部领导权。「九大」政治局委员中穿军装的比例很大，除林彪集团外，既有朱德、刘伯承、叶剑英等元帅，也有陈锡联、许世友、谢富治、李德生以及不在军队任职的李先念等原四方面军将领。这就是1971年毛泽东可以轻易收拾林彪集团的原因之一。

　　林彪之后，形势相对平静，但上层斗争的阵线和目标都更为明晰。随着毛泽东年事日高，叶剑英与江青等人都明白他们即将面临最后的一搏，而未来的一切取决於对军队的掌握。叶在1976年曾说：「我们个人的事小，最要紧的是军队！军权无论如何不能落在他们手中！」39如果说叶剑英在「文革」前期还可以借助一下林彪的话，那么此时则要直接面对江青集团的挑衅。江青当然善於拉大皮作虎皮，不过正如韩先楚当时就感觉到的，这虎皮也并不都是江青生拉硬扯自己披到身上的。40在她的背后，是「文革」的最大动源毛泽东。毛既然对上了党章的接班人都没有完全放心，对叶就更不会完全放手了。1972年11月至12月，毛指示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叶剑英在与基辛格会谈中的「右倾错误」。1973年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毛发觉军队对他的路线紧跟不够。同年12月，毛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1974年江青十分活跃，她俨然凌驾於军委之上，以送批林批孔材料为由插手军队，宣称军队是「军阀管制」，要「放火烧荒」、「夺权」，并以「批走后门」的方式批评点名叶把女儿送到福建参军。还直接写信给叶等军委领导人，对军队各大单位横加指责。中央也於74年11月两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批转江青的材料，以示支持。1976年「批邓」后，叶在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受到批判。

　　毛泽东是党内斗争的唯一裁决者。由於叶剑英等人的行为和意图并不符合毛的政治安排，所以叶剑英对江青的对抗就特别需要得到毛的信任和支持。1974年10月，将决定今后数年国家领导人的四届人大召开在即，周恩来准备抱病去长沙，争取有利的人事安排。此时「医务人员发现他的大便有隐血，需要立即进行治疗。叶剑英经过慎重考虑，感到目前中央正面临着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关键时刻，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防止「四人帮」乘机作乱，现在以不提此事为好，坚持总理依期限南行。」41周是叶的支持者，但叶仍然冒险坚持周抱病南行，终於赢得了基本令他们满意的结果，1975年，江青集团明显居於下风。叶的另一个策略抢占先机，提前进入「战斗状态」。鉴於「文革」前期的失败，叶剑英认识到与江青等人的斗争具有「你死我活」的性质，必须尽快地使「路线斗争」明确化。1974年年底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批评江青等人的消息后，叶「利用一次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来京开会机会，一个一个交谈，并给他们看记录。要他们表态听军委招呼。」421975年6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他虽然没有点名，却又非常明确地批评江青「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还一个军区一个军区，一个军种一个军种地分别找司令员、政委谈话，要大家警惕「上海帮」，稳定部队。军政大学党委改组时，他一一了解党委成员的政治、思想、工作情况，严格把关，绝不让与江青集团有丝毫联系的人进去。李德生回顾当时的斗争，说叶「特别重视从组织上解决问题，反覆强调军队的各级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43王平上将1975年出任武汉军区政委，行前叶剑英亲自向进行路线交底：「武汉军区很複杂，「四人帮」及其伸向某省的黑手，通过各种渠道插手某省军区，大搞反党乱军活动。某独立师参谋长，在四届人大前写大字报，要周总理下台，要张春桥当总理；
某军陷得很深，唯「四人帮」是从，防化连是江青的试点单位。」44王平依计而行，确保叶对军队的领导。

　　一贯谨慎的叶剑英之所以能够拂逆毛泽东的意愿，一个重要原因在於此时的毛泽东虽雄心不已却也力有难及。不但江青等人无法取得军队的领导权，毛也没有实现他限制叶剑英的愿望。当1976年2月叶再次「靠边」时，毛实际上已无法控制局面。「叶剑英既不像完全被打倒的邓小平，又不像长期无职无权、处於「休息状态」的陈云等老革命家，也不像早已被排除在中央政治局之外的徐向前、聂荣臻两位老帅，他是处於「半打倒」状态的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人。实际上，他仍然控制着军权。」甚至代理其职务的陈锡联也与叶保持联系，「在处理重大问题时，陈还暗中与他通气，取得他的支持。」45也许是意识到这一点，毛在临终前的1976年9月8日又把叶叫到面前：「只见毛泽东睁开双眼，嘴唇微微张合，呼吸急促，想要说甚么，只是说不出来。……他在床边伫立良久，觉得毛泽东的右手在用力握自己的手。」46叶后来说：「我剖析毛主席去世时自己的心情，我确实把华国锋同志当做「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济，水平不高，还是想尽力去扶助他。」47毛是否真的向叶「托孤」、「后主」究竟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毛已经看出，在他身后，叶将是最有力的人物。

　　在叶剑英与江青等人的冲突过程中，毛泽东有足够的权威和技术来调控和协调。但在毛之后，对立统一只能展现为一分为二，最终导向你死我活的斗争。在「文革」中崛起的叶剑英也是结束「文革」的领导人；
「四人帮」既是「文革」的推动者也是「文革」的得益者，同样经历了「文革」风雨洗涤的叶剑英及军队终於把「文革」的「弄潮儿」送上审判台。长城就是长城。「文革」是彻底失败了，中外历史都证明，革命越是彻底就越是不可能成功。而其直接原因之一，是毛泽东未能在「文革」的依靠力量（军队）和「文革」的推动者（中央文革）之间建立内在的关联。

　　三平衡中的不平衡

　　「文革」初期天下大乱，阵线一度不清。原则上，只有一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包括刘少奇在内，没有人在口头上敢於反对「文革」，绝大多数人也在行动上支持「文革」。但在「紧跟毛主席」的大旗之下，又确实有各种动机、主张、利益在起作用，党史、革命史上的诸多矛盾也终於有了一个总爆发。这使得任何简单的划界都难以说明历史。比如，康生、陈伯达历来被认为是「中央文革」一伙，但叶等「大闹怀仁堂」后，江青却向毛泽东的报告：「总理、康生、陈伯达是在路线斗争中动摇，只有谢富治一个人站在正确路线一边。」48可见「一伙」之中也并不完全一致。同样，积极批判将军的，也不只是「四人帮」。1966年3月总参谋部批判张爱萍时，有人「昨天，还毕恭毕敬地向他请示汇报，今天就声色俱厉地对他批短骂长。诚然，大多数人是大势所趋、形势所迫，但是，世态和人心总是那么奇妙！」49长期的斗争哲学早已培养了大批运动员，人性的卑劣和恶毒可以在运动中充分释放。1974年，中央九号文件下发后，韩先楚的兰州军区司令没有被撤销，但福州军区却揪出了一批「韩先楚的黑干将」。「四人帮」粉碎了，这些当年批判「四人帮」的人不但没有成为功臣，反而多了一顶「反对周总理」的帽子；
而当年给江青写过效忠信的人，却因为「上头」有人，「自然就是「正确路线」上的人了，有的还成了运动骨干，整起人那才狠呢。」50「路线斗争」不过是把意识形态的标签嫁接到权力之争、人际之分之中，使本来就存在或潜在的种种矛盾、冲突具有一种政治的必然性。

　　当然，「文革」最耀眼的事实，毕竟是江青集团从秘书文人一变而为中央领导，她（他）们是这场革命的耕耘者和收获者。当刘少奇等重要领导人被打倒在地时，江青等人却扶摇直上。「在1966年以后，一些中央领导人，争先恐后地对江青进行过分的赞扬，除了林彪、陈伯达、康生等人以外，在林彪、「四人帮」以外的重要领导人也参加了过分赞扬江青的行列。」51上有毛泽东的亲睐，旁有老资格领导人的捧场，到1973年的「十大」时，江青集团羽翼已丰。这就是叶剑英说的：「四人帮」在政治局中是少数。但是，我们要看到，「四人帮」里头，一个是党的副主席，一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个是假借主席名义作威作福、野心勃勃的阴谋家，一个是掌握全部宣传工具的吹鼓手。他们人数虽少，能量颇大。52

　　然而，江青集团的权力有它的虚幻性，她（他）们的权力局限於党的系统。周恩来始终掌握国务院的领导权，后来又得到精明强干的邓小平的有力支持。尽管张春桥做了第二副总理，部长当中也有几个与江青等人关系密切，但在政府系统始终处於边缘。王洪文、张春桥在1975年1月成为军委常委，张春桥还是总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和上海警备区的政委，但除了弄套军装穿穿外，对军队的影响力极小。江青不得不承认：「我们只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王洪文则说：「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531975年的军委扩大会议期间，王、张知道自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没甚么市场，又不便发作。只好一言不发。

　　何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在於相对於党的系统，军队与政府系统有一定的技术性格，军队负有国防使命，国务院要组织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仅仅写几篇文章、发一些议论是无法承担军政责任的。「九大」结束后，江青曾对人说：「周恩来，行政领导，组织才能有一些，但他掌握大方向，大原则不行。」54江青不知道，没有最高权力的支持，「大方向」、「大原则」云云只能是大而无当的空话，而具体的行政组织才是权力运作的基础。同时，共产党的天下是军队打出来的，渊源、资历、战功是取得发言权的基本条件，部队中说到有关人的甚么事，第一句话必定是问：「你（或他）是哪年兵？」林彪在当了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以后还对此极为敏感，有一次曾问罗瑞卿：「我们的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起义领导人。」55林彪尚且有此顾虑，何况毫无军功的江青等人？1968年5月，林彪就和吴法宪等人议论：张春桥、姚文元都是无名小卒，名字却排在黄永胜等人的前面。56功高位显、「大老粗」出身的将帅，不会把那些长期被认为是改造和批判对象的知识分子当回事，「眼镜」如何能让将军服气？1974年9月，韩先楚就向林彪写表态信并怀疑张春桥一事检讨，但在他的心中，身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张春桥甚至不如国民党的战俘廖耀湘：「无论我军吃了新六军多少苦头，又怎能样恨死了这个冤家对头，他都不能不对这支精锐之师和它的指挥官，怀有几分敬意。更何况这位新六军的老军长还是抗战名将，曾在八年抗战中出生入死，为中华民族立过战功。可这「鳝鱼眼」算个甚么东西？不就是历史上那种屡见不鲜的狐假虎威、弄权作奸的丑类吗？却成了「春桥同志」，还得向「春桥同志赔礼道歉」！」57在南京军区，政委张春桥的党内地位高於司令员许世友，但在张在军区并无实权。这一点，许世友的儿子在一封信中交代得明白：「爸爸说，别看王洪文是军委副主席，张春桥是总政治部主任，军队没人听他们的，枪杆子全抓在我们手里。他们只能调动几个民兵师。爸爸说，他只用一个军，就能把上海的民兵全吃掉。他把六十军摆在无锡，就是盯着上海的。」58

　　当毛泽东得心应手地依靠军队发动「文革」时，军队系统实际上被置於党的对立面，并超越党的权威而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全国学习解放军」，「军管」代替了党管，军装成了干部装。1969年「九大」重建党组织时，军方将领大举进入党和政府。注意到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过重份量，毛泽东在与林彪斗争时有意限制一下军队。1970年南巡之后，「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口号又在中华大地回响了。林彪倒台后，党的权威明显提升。「十大」以后，毛以政治局为核心，彻底实行党政军一体化。四届人大产生的12个副总理中，8个是政治局委员；
1975年产生的11个军委常委中，前8个是政治局委员，3个是副总理。当时的党政军大权，基本上集中在以毛为核心的十来个领导人手中。但是，党政军毕竟各有工作重点和能力要求，除了周恩来、邓小平等可以胜任各方面的工作外，其他人还得把自己定位在某一主要岗位上，实际上还得有分工。1973年年底，「毛泽东决定邓小平参与管政又管军，这样一来，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局面。国务院的工作，由周恩来与邓小平主持；
军队的工作，由叶剑英与邓小平主持。这样一个部署，形成了一个「周一邓一叶」新三角，三足鼎立，实际上是对以周恩来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的一个有力支持。」59但毛没有冷落江青集团。这一安排本身，就是为了平衡老干部与江青集团。据邓小平的女儿说60：

　　毛泽东想让能够继承他的路线的王洪文主持党的工作。但是，为了制衡和「稳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他又不会让任何人独掌一个方面的大权。在党的最高机构中，他加进了邓小平等老干部，去制衡「文革」势力；
在政府和军队中，他又掺进了王洪文和张春桥等，以平衡老干部的势力。

　　平衡的前提和目的是各方势均力敌，但党政军三大系统中，江青集团只在党的政治局「能量颇大」，如何能平衡得了掌握着军队和政府的老同志？党指挥枪固是原则，但没有军、政的支持与配合，党又指挥甚么？党的领导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从来与枪无缘的江青集团还不就是40年代的王明等「教条宗派」？何况即使在政治局中，反对江青集团的也绝不只是叶剑英等人。由於江青没有领会毛泽东一再要她与其他领导人搞好团结的深意，不善於搞「统一战线」：「当时的政治局委员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文革」的受益者，他们中间虽有然有的人对「文革」有些看法，但他们不会很快站到否定「文革」的务实派这一边。如华国锋、李德生、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陈永贵，还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和倪志福。江青等人搞自己的小圈子，从而使自己陷入了孤立的境地。」江青等人过於天真而僵硬地坚持毛泽东的政治理念，忽略了权力角逐中的现实策略，她们的丧钟在其处於巅峰状态时就敲响了。毛泽东早有先见之明，1974年就对江青说过：「我死了，看你怎么办？」61

　　在「文革」时期的政治格局中，军委所在地「西山」极为重要。1966年大乱开始后，叶剑英和聂荣臻、刘伯承搬到西山，陈毅、徐向前也常来看他们，商量对策。1967年2月，军委碰头会干脆搬到西山，「那一时期，叶剑英和另外几位元帅在西山接触是何等隐蔽，何等频繁，斗争何等激烈啊！」62抓捕「四人帮」前夕，叶剑英也是在西山与聂荣臻、王震、杨成武、粟裕、刘志坚、李德生、宋时轮、肖华、梁必业、苏振华、张廷发、萧劲光、吴富善、傅崇碧、吴忠、吴烈等军方将领商议行动计划。研究「文革」，不但要关注「游泳池」（毛泽东）、「西花厅」（周恩来）、「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毛家湾」（林彪），也应当关注「西山」。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不敢对毛有任何非议的叶剑英等何以没有与毛泽东信任的江青等人「团结」在毛泽东的大旗之下，而毛又何以没有及时清理军队系统使之与江青等人密切配合？在没有足够的材料分析这类问题之前，合理的猜测只能是，叶等人在敬畏毛的同时并没有真心认同毛的思想和意图，而毛对自己的平衡术和「文革」的效果又过於自信。

　　进入1970年代后，「文革」已是天怨人怒，而经过「文革」洗礼的将军也更深切地理解权力对他们的意义。1969年秋，陈再道、李志民、锺汉华、金仲藩等人被发配到江西农场劳动改造。将军本是苦出生，但过惯了「将军楼」、「红旗车」的生活后再回到黄土地，身心感受显然苦涩。福州军区司令韩先楚甚为同情，以检查身体为名，用一架军用飞机将他们接到福州，「住到汤井巷。每人一幢小楼，有专车，有保健医生、护士，看文件，放专场电影。一句话，与在职的军区首长待遇一样。身体是自然要好好检查一番的。精神和身体都恢复得差不多了，时间也不短了，光看电影、下棋、聊天也没有意思呀？於是，专车随员从福州到蒲田、泉州、厦门、漳州、龙岩、瑞金、井冈山、吉安、南昌、九江、景德镇等等，闽赣两省转悠两个多月，名胜古迹、名山大川，让身心在湖光山色中遨游、疗养、放松。……福建前线成了受难将军的避风港。」63韩先楚可以凭借权力让被打倒的将军消遥避风，而一旦失去权力，他连自己的人身自由都保不住。1973年调任兰州军区司令，次年3月，主要是因为「四人帮」的推动，不点名地批评韩先楚的中央九号文件下发。文件一到，韩先楚马上就看到了变化。「兰州的自来水黄糊糊的，军区首长家都是喝井水。有了九号文件，军区一号首长家就没了井水。之前每月按时供应的粮油肉补助，这回也没了。想买点白糖沖奶喝，也说没有。……最让他难以容忍的，是电话也有人监控，谁来看他，何时来的，何时走的，车型、车号、车的颜色，马上就有人报告上去了。」64

　　发动「文革」与毛泽东一贯的政治理念相关，这就是以革命精神塑造一个乾净理想的新世界。确实，十多年和平幸福的生活，使得一些高级官员养尊处优，甚至腐败堕落，毛泽东从中看到革命意识形态的蜕变以及社会政治生活的严重弊端。就此而言，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官员不能说是无的放矢。「文革」播下的虽然不是「龙种」，但也不全是「跳蚤」。狂热的造反运动包含着真实的义愤与合理的要求。既无合法的渠道和方式，公民的不满和抗议就只能借运动之机释放出来。问题是，政治运动的狂飙除了打倒一大批官员外，并不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理想。「文革」后期，一些将军重新出来工作，「有人到了福州，提出先来一顿「杠子肉」。工作人员和厨师都不明白甚么叫「杠子肉」，韩先楚说可能就是猪脊梁上的那条里脊肉。「杠子肉」吃得差不多了，就说晚上这也疼，那也痛，浑身都不舒服，要女保健医生留下来照顾他。韩先楚没客气：刚过上几天好日子，老毛病就犯了？」65「老毛病」其实不是毛病，仅仅「生活问题」还不足以使他们丢失官。他们之所以被打倒是因为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就是站在「刘少奇反革命路线」一边。既然如此，只要这些将军转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那么再吃「杠子肉」、再要女保健医生留下来等等就都不是问题。「文革」折腾了几年，一些将军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政治惩戒如果是有收获的话，那就是他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权力的重要性，更加坚定地要与试图夺去他们权力的「四人帮」斗。「文革」的最大阻力在於，总得有人来当官，当了官就难保不「变修」。因为没有民主宪政的制度性约束，毛泽东的理想只能靠权力予夺的政治谋略和「斗私批修」的思想洗涤来保证。打倒了「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旧官僚，谁又能保证新官僚就一定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次「文革」不能解决问题，「七、八年再来一次」也不能解决问题。「新世界」遥遥无期，现实世界却动乱不已，空前的社会改造蜕变为血腥的权力之争。

　　有将军因此与叶剑英密切配合。萧克、唐亮领导的军政大学坚决与叶剑英保持一致，不但对王洪文的两次批示置之不理，对江青要求揭开「军政大学阶级斗争盖子」的批示，也以「没有经过军委叶副主席，不符合组织程序」为理由不理不问。661975年张廷发出任空军政委后，叶向他进行路线交底，谈的第一句话就是领导权问题，坚定了张廷发的信心。此后王洪文约张廷发谈话，遭到拒绝；
王洪文托人捎话给张廷发，张也拒不执行。67除广州军区司令丁盛少将和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中将等人外，绝大多数重要的军方将领，特别是有过下台或挨整经历的，都在叶剑英的支持、领导下抵制过江青集团。

　　无论天下如何大乱，军队始终保持了相对稳定性，军队组织系统始终保持了相对连续性。毛泽东可以用它来「横扫一切牛鬼神蛇」，叶剑英等人也可以用它来遏制江青集团。还在1976年初，叶就已经准备与江青等人大战一场。「四五」运动后，他多次与王震、聂荣臻等密议此事，并要求他的办公室全面了解「四人帮」的活动情况。然而，军队的实力必须伴之以党的合法性。虽然与叶相比，华国锋的行动是面对「四人帮」的进攻后被迫採取的回应，有一定的被动性，但他的角色至关重要，叶一开始就意识到要「获得华国锋的支持与合作，并由这位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最后拍板。这是重大的组织原则问题，也是争取合法解决「四人帮」的必要条件。」他在第一次与华国锋商量此事时就表示：「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是支持你的。」68叶谦虚地把自己定位在「后盾」和「辅助」的角色，后来也讲过是华国锋领导了这场斗争。因而在充分肯定叶在抓捕「四人帮」行动中的作用的同时，也有另一种「华主叶辅」的说法：「首先提出对「四人帮」採取强硬措施的是原康生的秘书李鑫，华国锋采纳了这样的建议。李先念、汪东兴支持华国锋这样做。抓「四人帮」起核心作用的是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三人，叶剑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69严格地说，抓捕包括中央副主席在内的行动，必须有党、军的密切配合。《李先念文集》（1935-1988）注157中说到粉碎「四人帮」时的领导人排名顺序是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薄一波说：「剑英同志……同华国锋、李先念等同志一起，经过精心筹划，一举粉碎了「四人帮」。」70这也就回就应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叶剑英的作用所证实的是，能够指挥枪的「党」，是有枪支持的党。

　　1965年，当酝酿「文革」风暴的毛泽东抒发着「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的清词丽句时，叶却仿佛预见到一年之后遍地的「吴钩」，在《读〈论持久战〉》一诗中有「一篇持久重读罢，眼底吴钩看不休」之句。果然，一年后他又有《虞美人》一词：「串联炮打何时了？官罢知多少！赫赫沙场旧威风，顶住青年小将几回沖？」毛泽东的和平年月永远不会使元帅有「几曾识干戈」的感叹。战斗正未有穷期，眼底吴钩看不休，直到「十月惊雷」用吴钩把笔桿笔子彻底制服。

　　註释

　　1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页359.

　　2参见章含之：《风雨情》（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页126.

　　3刘鹏飞、王进主编：《毛泽东与共和国的将帅》（北京：红旗出版社，1993），页133.此说只是一家之言，真实性待考。

　　4参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页254.

　　5参见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页333-34、341.

　　6杨立编着：《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广州：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7），页123.

　　7参见《萧克回忆录》（北京：解放出版社，1997），第25章。

　　8参见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北京：中国中央党史出版社，1996），页29-30.

　　9参见点点：〈点点记忆〉（下），《当代》（北京），1998年第5期，页39.

　　10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同上，页329.

　　11引自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同上，页339.

　　12参见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页1184.

　　13引自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同上，页340.

　　14参见廖盖隆：〈徐向前元帅生前的肺腑之言〉，《炎黄春秋》（北京），1993年第1期。

　　15参见徐向前：〈功勋卓着光辉一生〉，《人民日报》（北京），1986年10月31日。

　　16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同上，页160.

　　17引自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同上，页176-177.

　　18引自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页226.

　　19参见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同上，页181.

　　20参见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同上，页189.

　　21引自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同上，页258.

　　22引自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同上，页356.

　　23参见东方鹤：《张爱萍传》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页888.

　　24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同上，页588.

　　25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同上，页556.

　　26参见张正隆：《战将韩先楚传》（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0），页341.

　　27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页226-227.28引自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同上，「前言」，页33、145.

　　29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同上，页162.

　　30引自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同上，页80.

　　31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同上，页215.

　　32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同上，页292-293.

　　33引自范硕：《叶剑英在1976》（北京：中国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页144.

　　34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同上，页115.

　　35引自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同上，页210.

　　36参见张正隆：《战将韩先楚传》，同上，页253.

　　37张正隆：《战将韩先楚传》同上，页333.

　　38引自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同上，页241.

　　39引自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同上，页560.

　　40参见张正隆：《战将韩先楚传》同上，页267.(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41范硕：《叶剑英在1976》，同上，页20.

　　42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同上，页458.

　　43李德生：〈高风亮节大智大勇──沉痛悼念叶剑英同志〉，《人民日报》（北京），1986年12月14日。

　　44《王平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页578.

　　45范硕：《叶剑英在1976》，同上，页220.

　　46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同上。第582.

　　47引自范硕：《叶剑英在1976》，同上，页203-4.

　　48引自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同上，页181.

　　49东方鹤：《张爱萍传》下卷，同上，页838.

　　50参见张正隆：《战将韩先楚传》，同上，页363-65.

　　51杨继绳：《邓小平时代》（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页90.

　　52参见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同上，页355.

　　53引自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同上，页512.

　　54引自王家钦：《磨难中的周恩来》（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页303.

　　55引自点点：《点点记忆》（上），《当代》（北京），1998年第4期，页57.

　　56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同上，页401.

　　57参见张正隆：《战将韩先楚传》，同上，页354.

　　58引自杨继绳：《邓小平时代》，同上，页82.

　　59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同上，页390.

　　60引自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同上，页391.

　　61参见杨继绳：《邓小平时代》，同上，页92.

　　62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同上，页180.

　　63张正隆：《战将韩先楚传》，同上，页304.

　　64张正隆：《战将韩先楚传》同上，页326.

　　65张正隆：《战将韩先楚传》，同上，页376.

　　66参见《萧克回忆录》，同上，第29章。

　　67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同上，页488-489.

　　68引自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同上，页595-596.

　　69杨继绳：《邓小平时代》，同上，页80.

　　70参见杨继绳：《邓小平时代》，同上，页80；
薄一波：〈经得艰难考验时──忆叶剑英同志〉，《领袖元帅与战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页267.

　　单世联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着有《反抗现代性》、《西方美学初步》、《现代性与文化工业》等。

　　《二十一世纪》（http://www.cuhk.edu.hk/ics/21c）《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九期2002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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