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小野：怯弱的良知——我的1966年8月

　　（一）

　　１９６６年８月，我是北京女一中的初三学生，没有资格当红卫兵。在家庭问题上，我们这类人的出路就是“划清界限”。所谓划清界限，就是要在一夜之间，拒绝支撑了十几年生命的亲情，将爱转化为恨，这无疑是一种强迫，但当时的我，是努力而痛苦的将“强迫”转化为“自愿”的。因为“划不清界限”本身，就意味着被划出革命的圈子，而“跟随伟大领袖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是我别无选择的政治理想和人生理想。

　　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是最讲血亲关系的：“亲亲，仁也。”（《孟子》）。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使子女摆脱了“长者本位”伦理观的约束，获得独立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但鲁迅再三强调不能因此而否定“人伦”的“天性的爱”，因为它是人世间“隔绝了交换关系与利害关系的爱”！——这是一条“底线”！如果除了作出不同于父辈的选择，还要视父辈为仇敌，伤害自己的亲人，那就过了“线”！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儒家“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主张，应该说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有着血缘关系的亲属之间的爱是“隔绝了交换关系与利害关系”的，是绝对的！是同样不能让步的！这是一条人兽之界，过了这条界限，人就不成其为人！人内在的兽性一旦被如此彻底的诱发出来，可以任意的伤害自己的亲人、骨肉，那末还有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做不

　　出来？！

　　我们一代人文革前就懵懵懂懂、耳濡目染的受着这样“划清界限”的教育，从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到周总理为革命事业背叛剥削阶级家庭，再到“党的政策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等等，连遇罗克这样的先哲都曾不懈的与其家庭作斗争。而“红八月”在中学，真正触及每一个人灵魂的，正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

　　就滚他妈的蛋”的主题歌。

　　现在回过头去看，这是一个危险的让步！一旦开了头就会身不由己，按照这个逻辑，顺流而下，会引出各种可怕的行为。这里也隐含着一种道德观、伦理观，即只要“目的崇高”，可以不择手段，所谓“崇高”，不过是自欺欺人！其实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什么事都可以干，什么人都可以背叛、伤害，如此为一切反人性行为开路的伦理哲学，在我们的教育中，曾经打着“革命”的旗号风行一时，至今仍然有影响。……

　　当时我虽然不是红卫兵，但是每天都要去学校，学毛主席指示，看大字报、参加斗争会。我们教室的前方有一个施工的水泥坑，学校的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张乃一被斗争了之后就常常在那坑里，她浑身上下浸透了深灰色的湿水泥，头发、鼻子、嘴、眉毛都看不见，只剩了一对幽幽的目光，像一个古怪的灰色精灵。有的时候高中的红卫兵来对她训话，有的时候初中的红卫兵，抡着皮带抽打她，她发出一声声的惨叫，当抽打声实在不堪忍受时，坐在教室里的我有过冲动——喊一声：“别打了！”或是“要文斗不要武斗”什么的？！但这一闪念即刻被一种畏惧甚至是恐惧压灭了。在那个“红色恐怖万岁”的八月里，此类内心活动不只一次的反反复复。我曾是个任性而好冲动的孩子，幼儿园时就好打抱不平，敢当众和老师顶嘴（哈！兔贝贝至今记忆犹新），小学时喜欢和男孩子一起舞枪弄棒、爬树上房，８岁时因为受不了委屈，从住宿的学校趁天黑出逃，步行几个小时才找到家。虽然是女孩子，但我一直就被家人戏称为“拼命三郎”。可是，在我未满１６岁那年的红八月里，支撑在我生命中的一棵挺拔的小树，突然被拦腰折断了！怯弱！我突然变成了一个怯弱的人！

　　即使变得怯弱，今天我也还庆幸自己没当成耀武扬威的红卫兵，没作出更愚蠢和疯狂的事情！这里我想引丁东《精神的流浪》中的一句话来说明：“我和那些在‘红八月’里当过凶手的学生的区别，不是人性觉悟的高和低，而是打人资格的有和无。”

　　（二）

　　我们班开始斗同学了！被斗的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赵留柱，下中农出身。北京女一中与中南海一墙之隔，干部子弟集中，高干子弟较多，我记得初二时学校开始着力培育干部子弟的优越感，班主任在班里召开干部子弟的秘密会议，内容是要干部子弟努力学习，国家需要你们这样“红专”的接班人，出身不好的同学学习好就是“白专”，我们的党要保卫红色的江山永不变色。一些学习纪律差的干部子弟在这样的秘密会议上获得激励和优越感。后来的文化革命，我看到，无论是在水泥坑抽打校长的还是在我们班主任老师背上钉图钉的，都无一例外是校长老师们亲手培育起来的不可一世的干部子弟。

　　赵留柱不是干部子弟而窃据了班里团支部书记的职位，红卫兵中的团员和非团员都对此愤恨不已。这是文革中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斗争会（以前我参加的所有斗争会都是操场或广场的大会，我都是离得远远的观看，而这次的斗争对象就是自己朝夕相处的同班同学，就坐在自己身旁突然被揪斗）！……全班同学把她围在中间，有人指斥她，有人推她、踢她、打她，向她身上吐唾沫，她圆圆的红脸变得惨白，两根粗粗的麻花辫子披散开了，她下意识的用头发把脸尽量遮挡住！但她始终没有哭！……

　　我至今不相信当时全班同学都认为她应该被斗，但这样的发生在４０多个女同学之中的事竟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为她说句话！包括我自己！这是我多少年来不愿意原谅自己的一件事。后来我问过一个同学，她说：“你想的太多了，这种事无论应不应该它都发生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唯一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保护好自己。”……

　　赵留柱后来到山西插队嫁作农家妇，至今未回北京。我１９９５年约她写了篇农村生活的回忆文章《人生路弯弯》，收在我们编的《５０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里》，在这本书的作者里，她是唯一的留在当地的北京女知青。１９９５年她从山西回北京交稿时，我召集了一个全班同学的聚会，希望大家能在近３０年后向她说声“对不起”，但是谁都没说！我也没有机会说！

　　去年春节，赵留柱来京探亲和另一个同学到我家，我准备这次一定要说“对不起”了，我刚提起个话头，她就打断我说“我不想再提那些事”！另一个同学赶忙对我使眼色、摆手，……我终于没能当面向赵留柱说一句“对不起”，因为她不想听！

　　（三）

　　１９６６年的８月里，我和王思不知怎的到一起了。在学校时，我们相互不讲话，出了校门她就跟在我后面回我家，我的爸爸妈妈被隔离审查不能回家，虽然家里到处都贴着封条，毕竟没有大人在家，少些拘束。我们从这屋窜到那屋，又从那屋窜到那屋，像两只热锅上的蚂蚁！热！我们就在屋子中间的地上铺上张大席子，躺在地上，还热！我们就去什刹海游泳。……

　　那天王思没到学校，我在学校里一个上午都没人理我，下午我就去王思家找她。王思的妈妈卞仲耘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副校长兼党支部书记，王思初二时从女八中转来，初三就当了班长。

　　她家是礼士路楼群中的一套三居室，楼道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满目“卞仲耘”的名字被打上大红叉，家门大敞着，门外站满了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她们许多人站在高高低低的楼梯上，一个站在高处的女生正慷慨陈辞。我进屋找到王思，她和弟弟妹妹在一起，她妈妈还没有回家。就是说，人还在学校里挨斗，而一部分红卫兵已经在家门口准备继续的斗争了。门口的喊话内容是要他们子女与其母亲“划清界限”。我和王思，还有她弟弟、妹妹，躲在最里边的一间屋里，谁也不说一句话，她的妹妹跪在窗前的一把椅子上，呆呆的望着窗外。不知道过了多久，忽然门口传来骚动声，王思紧张的对我说：“我妈妈回来了！”果然，“打倒卞仲耘！”的口号声震天响。王思的妈妈卞仲耘到卫生间去洗了，红卫兵不让关门，说要防止自杀，王思的妹妹在卫生间里陪着她妈妈洗，我们站在卫生间外面，门口的批判斗争似乎在不断升级，人也似乎越聚越多了！……我突然对王思说：“我想回家！你和我一起去我家吧！”王思无言的对我摇摇头。哦，我明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这里有她的弟弟妹妹！还有她的妈妈！

　　我走了！那天我在王思需要我的时候（我一直这样以为）走了！因为我害怕！第二天下午，听说王思的妈妈死在师大女附中的操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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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呜呼！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是的，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是清醒的反省、反思和自我批判的精神，再不能阿Ｑ式的始终“自我感觉良好”了，这不能不使我常常想起鲁迅说过的话：“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

　　但是鲁迅又指出“思想自由和生存还有冲突”，为了生存，我们有时不得不以限制（非放弃）“说”的自由作为代价。

　　鲁迅笔下的涓生（《伤逝》）就是如此：当他明确意识到自己与子君之间只剩下“无爱的婚姻”时，他就面临着“说”与“不说”的两难选择。“不说”即是说谎，安于虚伪，不免是沉重的空虚；
但“说”出真实，不仅意味着要面对绝望，还将真实的重担卸给了别人，让子君在威严和冷眼中，孤独的走所谓人生的路，并导致最后的死亡！“说”，涓生同样要付出道德和良心的沉重代价！

　　也许，“说”与“不说”的两难选择，将是始终折磨着我们的人生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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