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读张国焘：《我的回忆》

　　张国焘简历

　　１８９７年生于江西萍乡县上粟市（北乡）。

　　１９１９年参加“五四运动”，是北京大学学生领袖之一。

　　１９２０年参与筹备共产党；
１９２１年参加党的“一大”，任大会主席，是一大三位中央委员之一。

　　１９２３年因反对中国党员参加国民党，在党的“三大”上没有当选为中央委员。

　　１９２５年，在党的“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
因南昌起义失败，１９２７年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

　　１９２８年在党的“六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１９３１年初回国，任中国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
后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

　　１９３７后任陕甘宁边区代理主席。

　　１９３８年擅自离开延安赴武汉，声明脱离共产党。

　　１９４９年后隐居香港。

　　１９６８年移居加拿大，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逝世。

　　张国焘：《我的回忆》

　　张国焘是中国创始人之一，长期担任党的主要领导，在工人运动、军队建设都有重要建树。由于长征途中与毛泽东等人的分歧，由于他于１９３８年叛党，所以他一直被视为“分裂主义”、“军阀主义”的代表。与他长期共事的徐向前元帅对他的评价是：“这人不是没有能力，但品质不好。”（１）张的《我的回忆》（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１）是国内流传较广的“反面人物”的回忆录，１９８１年就内部印行过，后来又由东方出版社正式出版，这说明它的真实性是受到一定重视的。

　　１ 共产国际和苏联

　　１９２１年初，共产国际伊尔库次克局代表威金斯基受命来华推动共产党的建立，在与李大钊、张国焘的会谈中，特别介绍了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的关系。

　　在他看来，苏联政府不得不与各国政府建立外交和通商关系，而共产国际却是另外一回事，是由各国共产党共同组织起来的世界革命的大本营，……拿中俄关系为例，苏俄政府的外交对象是北京政府，它有必要和北京建立关系，不过这并不表示苏俄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所不喜欢的北京政府。至于共产国际要联络的对象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苏俄政府自然不能干预，而共产国际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当然予以支持。……俄国共产党不过是共产国际的一员……不过俄共在各兄弟党中，因为是革命获得胜利的唯一的一个，它的领袖列宁与托洛茨基又都具有极高的国际声望，所以它在共产国际具有领导党的地位。（第一册页１１９─１２０）

　　当时的中国，除北京政府外，还有一个以广州为中心、以孙中山为领袖的国民革命政府。

　　这样，当时在中国的苏联人，实际上有三种，一是苏俄政府驻华（北京政府）外交人员；
二是苏俄党和政府驻国民党（广州）的代表；
三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上海）的代表。与中国发生关系的主要是后两种人，由于身分不同，他们之间观点也就不尽相同。由于２０年代到３０年代，苏共党内斗争频仍，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也不一致，带到中国的莫斯科指令也就前后矛盾。但总的规律是，共产国际越来越受苏联政府的外交部政策的制约。

　　比如，１９２１─１９２３年８月任共产国际代表的马林，“一方面奉了第三国际命令指导幼稚的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奉了苏联外交部命令同中国民主领袖联络”。“当时俄国外交利益、需要中国有个像土耳其基玛尔那样的政府，因需要第三国际及其中国支部努力促成这个政府的存在。”（２）所以尽管中国内部反对国共合作的意见不少，但马林仍以共产国际的命令而在党的三大上予以通过。

　　大革命时期对国共两党影响很大的鲍罗庭是苏俄党和政府驻广州（即国民党）的代表，时间是１９２３年９月到１９２７年。由于他的能量，能够强烈影响北伐前的广东区委和北伐后的集中于武汉的中国主要领导，因此扮演了中国导师的角色。他要执行苏联党和政府的使命，要中国无条件地维持国共合作。因此在促进国共合作上比谁的贡献都大，对大革命的失败责任也最大。

　　２ 党内男女

　　革命与性的关系应当是革命史研究的问题之。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时，１２名代表之一陈公博“带着他的漂亮妻子住在大东旅社，终日忙于私事，对于大会的一切似乎不甚关心。”（第一册页１３６）他也许把参加党的成立大会当作是一次旅游。第一次代表大会后，由于陈独秀远在广东，周佛海暂代陈任党的总书记。万事开头难，但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之场却没有全身降地投身革命：周本是一个有家庭的人，又在上海与其同乡商界某闻人的女公子闹恋爱，女方的父亲找上门来。张介绍：“他的同志多认为他身负重责，竟卷入这样的恋爱纠纷里，对党对个人都不是一件好事。而且那位杨小姐富家闺阁气味很重，与信仰社会主义的青年的生活方式很不适合”。（第一册页１５５）张猜测，一方面由于周与那个富商家庭来往日益密切，另一方面不满意党内同志对其恋爱采取过分严峻的态度，终至于革命热情消失，最后成为汪伪政权的一员。

　　如果说在向往革命的同时还追求性的满足是陈、周后来转向的契机之一的话，那么，坚定的革命者也并不拒绝性。郑超麟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专门有一章叫《恋爱与革命》，叙写革命者的恋爱形态。一个要砸碎旧世界的革命者，是不可能在恋爱婚姻上循蹈规矩的。一般来说，私生活不妨碍政治生涯，无法无天的革命也应当在个人生活中有所体现。但当革命成为一种有组织的行为时，与性满足俱生的个人主义则成为革命的天敌。

　　１９２５年１月的“四大”，选出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彭述之五人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即常委会），时任彭述之秘书的郑超麟记得：“主席团大约每星期开一次会，讨论大大小小问题，从组织国民政府问题到同志恋爱纠纷。”（３）同志间的恋爱也要拿到中央常委会上讨论，这是因为恋爱可能发生在党的领导人之间。１９２６年初，中国中央在蔡和森寓所开会。

　　在会上，蔡和森太太向警予首先报告在其丈夫蔡和森离沪期间，她与彭述之发生了恋爱，其经过情形已在和森返沪的当天，就向他坦率说明了。她表明她陷于痛苦的境地，因为她与和森共患难多年，彼此互相敬爱，现在仍然爱他，不愿使和森受到创伤；
但同时对彭述之也发生了不能抑制的感情，因为他的风趣确是动人的。她要求中央准她离沪，派她到莫斯科去进修。……经过一度沉默后，陈独秀先生开始赞许蔡向的结合，表示不愿见他们因此而离异。继而他批评彭述之不能自我节制，有伤同志的亲爱关系。他准许向警予的请求。（第二册页９２─９３）

　　中央常委开会讨论男女关系，当然是非同寻常的，这首先是由蔡、向、彭三人的地位所决定的。男女之情是人之常情，但革命党的中枢在男女问题上闹纠纷，至少说明革命党也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尽管在党内，彭述之有“孔夫子”之称，向警予的“老祖母”之称。共产党在男女私生活问题上究竟有什么规定和策略，是迄今仍未得到讨论的话题。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４日，针对陆定一夫人严慰冰说林彪夫人叶群“生活作风”不好的匿名信，林彪特意在中央会议上作证：叶群在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

　　３ 两次转折

　　中国革命思想导源于自强的要求，但革命的首要目标是对内夺权而不是对外反抗，革命人物多以为通过内部革命转换政治制度，列强侵略是可以被遏止的。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社会革命是它的主要任务，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只是一个附带的要求。（第一册页２０８）

　　但在１９２１年年底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劳苦人民大会上，反帝国主义是应该立即开始的主要活动的目标确立了，这是党史上一个远远没有得到充分估计的转向。第一，只有反帝国主义这个主题确定之后，中国才真正赞成“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只有反帝国主义才可能为全世界无产者所赞同，也只有这样，中国革命才能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第二，既然是反帝国主义，国共两党才有合作的前年，联合阵线才可能形成。抗战后国共两党二度合作也由此获得基础。

　　１９２２年６月党的“二大”接受了莫斯科的主张，“从此，中国也由一个共产主义研究性质的团体进入政治活动的性质。?保ǖ谝徊嵋常玻埃梗┎还??岸?蟆必别是“二届二中全会”是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压力下作出国共合作的政策的，中国党内不赞成者居多，马林因此严厉批评了张。真正的转向是１９２３年“二 七”罢工失败以后。本来中国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在北方发动工人运动，“中国是以北方铁路工人运动起家的。”（第一册页２２１）“二 七”事件后，中国意识到在北方已难有作为，反对国共合作的张再也没有工人运动的实力基础向马林叫板。“二大路线”因此被真正认同，从此工作重心转向南方的上海、广州等地，主要任务是与国民党合作，莫斯科派驻国民党的顾问鲍罗庭及中国广东区委的重要性开始突出。

　　这一转向又暗含了第二次转折。国共合作完成了北伐，但国民党不感谢，１９２７年蒋介石的清共，共产党被迫转向武装革命和暴力革命，由此建立了红军，走上以枪杆子夺取政权这一历代农民起义的老路。

　　第一次转向是社会革命向政治革命转折。共产党人要经历一次变化：“我的同志多数是些初出茅庐的书生，脑海中总有些乌托邦思想和无政府观点。他们瞧不起实政治，甚至认为不够清洁或者充满罪恶，也不喜欢纪律、严密组织、思想行动一致这类东西。”（第一册页２１４）

　　第二次是政治革命向武装夺权的转折，结果是推翻国民党单独掌权。

　　４ 另立中央

　　张在党史以分裂主义著名。从他的回忆可以看出，共产党在二、三十年代经历过不止一次的分裂。也许正因为见过了分裂，所以他才敢于在１９３５年另立中央，后来又悄然撤销，也许他觉得这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

　　比较重要的一次是大革命时期。在思想路线上，当时的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令，“全党一致采取‘国民革命’的路线。这个路线具体说来就是：先把有名无实的中国民主政党（国民党）充实起来，拥护它夺得全国政权，然后在它的统治底下准备我们自己的革命，推翻它，而取得政权。”（４）共产国际真正看重的是第一阶段陈独秀等人则把重心放在第一阶段上。

　　早期党的干部主要是“莫斯科派”，即１９２４年前后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如彭述之、陈延年、赵世炎、尹宽、王若飞。但１９２５年四大以后，莫斯科派发生了分化。从１９２３年到１９２７年，共产党的组织除中国中央外，广东区委最为重要。广东区委的书记一度是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另外还有谭平山、周恩来等，他们得到在广州的苏俄顾问鲍罗廷的支持，鲍“不仅直接领导了南方区委的工作，不理会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意见，而且企图支配共产党全国的工作，至少是全国的‘国民革命运动’的工作。”（５）广东区委常有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味道。“每逢鲍罗廷和陈独秀之间严重争执时，以陈延年为首的南方干部总是站在鲍罗廷方面的。如此，以陈延年为首的南方莫斯科派，便独树一帜了。”（６）他们认为中央只会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懂得政治的现实主义”。由于鲍罗廷的权威，广东的意见胜过上海中央（包括上海区委北方区委及其他各省）的意见，这是陈独秀后来被共产国际抛弃的前因之一。

　　第二次是１９３１年四中全会上，何孟雄等老干部反对莫斯科回来的王明等人，会后在东方宾馆开会时被捕。“罗章龙等同志对于何孟雄等的被捕，发生极大误会。竟认为是由于陈绍禹的告密而遭暗害。”（第二册页４６０）发表反党言论另立中央。

　　第三次是１９３５年张的另立中央。其实，张此前即有过类似行为。１９２８年２月下旬，因不同意瞿秋白的盲动政策，张向瞿“摊牌”：“如果再不停止这种断送中国命脉的暴动政策，我将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来挽救目前的危机。”（第二册页３５４）不久又向提出陈独秀这个建议：“这个党仍以原有的同志为基础，扩大其政纲要点仍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实现土地革命，但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只是国际主义下的友党。”（第二册页３６５）同年５月，因为共产国际已有纠正随便暴动的政策并邀张到莫斯科参加“六大”而作罢。

　　５ 是“１９０５”还是“１９１７”

　　１９２４年年底，中央就国共合作问题召开扩大会议，会后陈独秀告诉张：

　　前几天吴稚晖曾来造访，慎重其事的问他，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大约在甚么时候可以成功，他答以大约需要三十年。

　　吴稚晖听了这句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惊骇的说：“那么，国民党的寿命只有三十年了！”吴说他所主张的无政府主义革命，是五百年以后的事，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与国共两党都无现实的利害冲突。他向吴稚晖解释，所谓中国所领导的革命三十年后可望成功，并不等于说三十年后国民党就会寿终正寝。但吴对这种解释仍表不满。（第一册页３３１）

　　１９２２年党的二大确定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策略，第一步是民主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它们分别相当于俄国的１９０５年“二月革命”和１９１７年的“十月革命”。但列宁的创举又表明，只要有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帮助和本国共产主义先锋队的领导，落后的东方国家可以通过非资本主义的方式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由于中国受共产国际（苏俄）领导，中国党内对革命步骤的理解就始终接受了１９１７年革命的想象。１９２３年的三大上，陈独秀、毛泽东等占上风的意见认为，目前中国离资本主义尚远，必须发展一段资本主义，现阶段革命的胜利多半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充其量只能获得部分政权。这就是陈独秀说“３０”年的意思。

　　但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张国焘、蔡和森认为无论社会发展程度如何，无产阶级已经到了可以夺权的阶段，中国无需经过１９０５年的革命就可以进入１９１７年的十月革命。

　　纯理论的争论意义不大，究竟多少年可以革命取决于力量对比：１９２５年国共合作后，共产党的力量、特别是在掌握群众运动上发展迅速，于是党的“四大”上张等人的主张占了上风，它强调中国革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无产阶级的有力参与并取得领导的社会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１９２６年蒋介石发动的“三 二０事件”发生，共产党人被赶出国民党中央，陈独秀等人因此怀疑“四大”决议，认为它忽视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根据资产阶级已经占据了国民革命的主导地位的事实，即使国民革命成功，中国革命也到不了俄国的１９１７年，向资产阶级夺权的问题还提不上日程，“中国的资本主义必然要发展起来。”

　　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不同意这个判断。１９２６年年底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决议中，断定中国民主革命未必会导致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理由是中国革命发生在资本主义没落的时期，它的目标只能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的国家。斯大林认为１９２７年的失败不是俄国１９０５年的失败，而是１９１７年７月的失败。所以由他派到中国来的罗明那滋就提出“无间断的革命”的口号。毛后来说：“中国客观上早已经到了１９１７年，但从前总以为这是１９０５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这一认识导致此后极左的政策：以中心城市为目标的武装暴动，担负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双重任务的集权制的“苏维埃”制度的建立。

　　过去的合作者成为今天的敌人，那么多阶级的统一战线转变为工农民主专政、国民革命转变成土地革命就是顺理成章的，这在形式上，确实与俄国１９１７年相似。但土地革命并不就是社会革命，工农民主专政也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现实的中国还不是１９１７年的俄国。１９２８年党的“六大”上，布哈林纠正了罗明那滋的说法，强调中国革命只相当于俄国的１９０５年。但布哈林当时正遭受斯大林的攻击，他的讲话精神并没有写进六大政治决议，中国国内的宣传仍认为两次革命之间没有万里长城，这就为李立三的中国革命必须迅速从１９０５年转变为１９１７年的观点提供了可能。李立三的失败唤醒了斯大林，共产国际制定了十多个中国苏维埃政策的文件，既承认中国革命包含着某些社会主义革命的步骤，又指出物质与经济的条件决定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必然是漫长的，革命后的中国需要一个过渡时期。这就是后来毛“新民主主义”的雏形。

　　６ 革命者与亲属

　　１９２７年春夏之间，农民运动的热烈和放手举世震惊。“四 一二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领导）的军事支持者主要是唐生智和张发奎。唐部军官多系湘藉，“因为家属受到农运的打击，对农运乃产生反感”（第二册页２２１）以至于鲍罗廷不得不“主张中国应更加约束工农运动的过激行动”。（第二册页２００）并特别强调“农运和土地革命应不侵犯革命军人家属及其土地财产为前提。”（第二册二页２２１）这在策略上是正确的，但“有的因身为军官，有钱有势，便在乡村买田置地，成为暴发的地主。有的军官的亲属，因为家中有人带兵，也就倚势在乡村中作威作福。所谓‘国民革命军，士兵多数是农民，军官多数是地主’这句当时在武汉流行的话，确是切合当时的实情。”（第二册页２２１）如果鲍罗廷的建议得到实施，“如果将军人家属算在土豪劣绅以外，而且又采用广义的解释，则在湖南就根本没有土豪劣绅可以反对了。尤其重要的是有些军人家属已经被农协侵犯了，要想补救更为棘手。农协的负责人觉得如果一一翻案，农协将要垮台。”（页２２１─２２２）

　　这是一个死结：打土豪遭到革命军官的反对，不打土豪革命又无从落实。武汉国民政府后来也效仿蒋介石“分共”，原因之一是它赖以生存的军官多系湘籍人，农民运动的“过火”对他们刺激很大。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之所以一直搞不了土改，可能也与此相关。

　　但共产党人没有这个麻烦，它的教义要求革命者大公无私、大义灭亲，许多革命者也真正做到了。

　　１９２６─１９２７年，湖南农民运动如火一样展开。１９２７年１月，时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委的李立三的父亲来到武汉：

　　他不否认他是逃到武汉来避难的。他也表示他愿跟着他儿子的主张走，不反对农协会的一切。不久，他拿着儿子亲笔致湖南负责同志的信，担保这位老人不会有反对农协的态度和行为。高高兴兴地回湖南去了，不料后来消息传来，李立三的保证并无任何效力，这位老人仍被他本乡的农协“乱干”掉了。……这不特显示出中国湖南区委会对于农协控制力的薄弱，也证明反土豪劣绅的风气已到了疯狂的程度。（第二册页２１７）

　　当时领导湖南党和农运的是毛泽东。

　　王明也有大义灭亲的举措。他的叔父陈云溪原为地方保安团长，１９４９年９月投降中国军队，不久又因两支枪没有交而被捕，因为他与王明的关系，且又是主动投降，地方不敢做主，金赛县、皖北行署、华东军政委员会，层层上报直至王明，王批了“依法处理”四字，陈云溪不久被处决。（７）

　　１９４９年以后的广东土改中，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彭湃的母亲被斗；
１９５２年广东反地方义的运动中，彭的儿子被害死。（８）

　　毛为革命牺牲了六位亲人的事迹早已家喻户晓，不过他们都是被真正的敌人害死的。毛的子们女终于享受到革命的成果：被他称为“疯了”的毛岸青退休前是总参作战部副部长，他的女儿李呐做到北京市委书记（实为副书记，正书记当时叫第一书记）。

　　７ 陈独秀的“右倾路线”

　　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５日，汪精卫领导的武汉政府实行“分共”，大革命正式失败。在此前后，鲍罗庭约瞿秋白赴庐山密谈。除确定由瞿代替陈独秀外，谁要替大革命失败负责也是话题之一。瞿告诉张：

　　中国一切，虽然事实上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这个失败的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茨基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国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为了使共产国际今后能够领导世界革命，中国中央只有挺身出来负担起这个责任，才是避重就轻的办法。

　　瞿秋白更具体地表示，如果这一责任要由中国中央政治局全体来担负，中央的领导就会破产，损失也太大了。陈独秀在这次失败中，原有重大过失；
现在又采取了不正确的消极态度，那我们不如把全部的失败责任，推在他一人身上。（第二册页２７４）

　　共产党是一个不断犯错误又能够自己纠正错误的党，纠正错误的主要方法就是把错误归结为某个人的“错误路线”。对于某一具体领导人来说，什么错误都不要紧，最怕的就是“路线错误”，一旦上升到这个高度，就意味着他要某一时期的重大失误负责。

　　事实上，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的“路线”一直是怀疑并有抵制的：“共产国际指责他‘右倾’，也是不公平的。因为那时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政策比陈所主张的还要右倾些。陈先生以较现实的观点出发，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力量薄弱，中国在国民革命中一时不易起领导作用，这是事实。但他从不认为中国加入了国民党就可以增加中国力量，扩大中国的活动阵地；
反之他认为这是中国方面的一种牺牲，而且也常以引起国共两党的纠纷为虑。他主要为了尊重共产国际的领导，才接受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第一册页３００─３０１）同时，“陈独秀先生是首先注意农民问题的人。”（第二册页２１０）他支持农民运动，反对与国民党的合作。但共产国际一经决定，陈的正确主张都被抹杀。

　　陈独秀 ─ 瞿秋白 ─ 李立三 ─ 王明， 每一个领导人都被后继者认为是犯了“路线错误”。这就奇怪了，一个犯了“路线错误”的人，对前任的批判会是恰当的吗？从逻辑上讲，反反得正，既王明断定李立三犯了错误，那么被李立三批判的瞿秋白就应当是正确的。但党史却不遵循这种推论，原因不是中国不讲逻辑，而是因为对所有领导人的判决是由共产国际定下的，中国领导人不过是宣读一下。

　　后来的毛是不唯国际的马首是瞻的，而且他还剩国际解散之机清算了国际宠儿王明。但１９４５年写党史，他对陈、瞿、李的评论还是承续了瞿、李、王，没有表现出自己的独创性，这倒是一个谜。

　　８ 黄金也不济事

　　１９３１年３月，中央收到赣西南少共区委控告毛利用肃清ＡＢ团的名义，杀害大批同志的文件。中央常会开会研究此事，首先由少共中央书记秦邦宪报告此事经过。

　　他说明：一、据赣南少共区委来人的口头报告，与文件内容是一致的，不过有些补充；
二、这个来人系赣西南少共区委委员，曾来过上海数次，少共中央的同志们都认为这位同志可以信赖，这次他还带了几十两金子和其他文件来；
……（第二册页４８４）

　　赣西南派往中央的是省行委常委、团特委书记段良弼。因为毛派李韶九等人大批抓捕、处决江西省行委和赣西南红２０军中的“ＡＢ团”，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１２日“富田事变”爆发，红９０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人把部队带到赣江以西脱离毛的控制后，第一件事就是派段良弼代表江西省行委携二百斤黄金（实际带到上海中央的只有几十两）向中央汇报，请中央裁决。

　　江西省行委当然有充分的事实证明毛对赣西南地方的虐杀，但来中央汇报的同时带来几十两金子增强了可信性。那时中央机关的活动经费一是靠共产国际的提供，二是靠各根据地打土豪时没收的黄金。不能说赣西南少共想用这笔黄金“疏通中央”，但有了它肯定比没有它好。共产党人实际并不讳言经济利益，地下活动尤其需要金钱的支持。当时中央常委会由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三人组成，在段到中央之前，他们已根据其他信息，在２月１３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作出停止争论一致向敌人作战的决定，采取了限制毛的组织措施。不过２月２３日之后，中央又推翻了此前的决定，支持毛及其“肃ＡＢ团”。（９）

　　具体原因尚待考察，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赣西南不知道此时中央领导人已经发生变动。赣西南地方与毛的分歧之一，是前者执行了立三路线而后者有所抵制。但在江西省行委给中央的几个报告中，全面地尽其所能地阐述了他们同毛泽东的“十个争论的问题”，“千方百计地给毛泽东罗织了反立三中央的罪名。毛泽东因祸得福，王明上台后的中央，从此更知道毛泽东和总前委抵制了立三路线。因而，在肃ＡＢ团和富田事变问题上更相信毛泽东和总前委的意见。”政治局会议认为“段等所说毛的罪状，是不能成立的。”（１０）

　　９ 日本与中国

　　中国人士进入苏联一般从东北出入境。从２０年代开始，日本人在东北的势力日益强大。１９３１年１月张回国时，发现各个车站几乎都布满了日本暗探。在大连上船后，“一个日本暗探竟麻烦了我们约两个钟头。不知怎样，他似知道了不少我们的旅行经过，尤其是对于我们在国际列车上坐头等，而此时竟改坐统舱的事，表示奇怪。……他拿着我们的护照，详细检视，似对护照的真实性有些怀疑。最后，他跟我讲：在大连和日本的船上，你们是安全的，放心好了，可是你们在上海上岸时，得特别留心！”

　　我觉得在大连和日本船上不会有危险的那句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大致不会是假的。我想起以往瞿秋白周恩来等路经大连时，都曾被日本侦探提出他们的真姓名，但结果并未引起麻烦而获释放了。……日本侵略者的作法，一向是乐于看见中国各派互相残杀。（第二册页４５７）

　　颠覆一个国家的最好办法是向这个国家输入革命党，日本人在这方面特别有经验，康有为等人的变法、孙中山国民的革命等，都得到过日本的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正难分难解的１９１７年４月，德国政府用“享有治外法权”的火车把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送回俄国，不久，列宁等人发动“十月革命”，宣布退出战争，并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 ─ 立托夫斯克条约》，把波罗的海地区、波兰和乌克兰割让给德国。

　　当然，与这一切比较起来，日本对中国革命的最大帮助，是它发动的侵华战争促成“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与中国合作抗日，“抗日不仅解救了中国的厄运，还给予它自由向前发展的机会。”（第三册页３４１）使中国得已积累起后来与国民党较量的资本。

　　１０ 反省还是辩护？

　　鄂豫皖苏区的肃反相当残酷，曾中生、许继慎等高级将领都死于非命，张理应对此负责。尽管张没有反省自己的责任，但却对“肃反”扩大化问题有所反省，并特别以毛在江西“打ＡＢ团”为例：“江西苏区自富田事变开始肃反起，历次进行都不免失之苛严，几乎酿成能发不能收的局面。当时周恩来等到达苏区后，曾批评毛在肃反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第三册页１０７）但即使如此张也承认：“但是在执行时，也发生了若干偏差，如倚轻倚重的判决，甚至刑讯逼供。我们没有能一一纠正过来，这不仅与中国的落后环境，有其不可分离的关系；
也是中国宁左勿右的观念，起着重大作用之故。”（第三册页１０８）

　　落后环境、极左观念，这两条确实抓住了党内斗争的关键，后来毛批评王明路线时也提到宁左勿右的观念。由于张、毛在肃反上从不手软，他们的反省很有点接近为自己辩护：环境落后当然不能由个人负责，极左观念不也可以原谅？客观原因加认识上的偏差成为党总结教训的模式，根据是权威的：历史唯物主义要求从一定的社会条件而不应当从个人动机与行为上寻找错误的根源。于是，“肃反”也好，“错误”也好，都成为没有具体的人要为之负责的“历史错误”。然而，那些被错杀的干部战士，那一条条生命，是不是就可以因此而冥目安息？中国革命不可能摆脱左的观念，即使它的领导人有所认识、有所反省，因为他们不想找出要为之负责的人，甚至根本就不认为滥杀无辜是犯罪。因为杀人并不影响胜利。１９３２年年底四方面军入川后，仅两年多时期就由一万五千人发展到八万多人，而这时也正是张杀人最多的时候，“七十三师到四川后因为失掉了甑子垭阵地，就以肃反手段离几百人。其中二一八团排以上干部大部捉完。高级干部如原川陕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旷继勋、方面军参谋主任舒玉章、原军委经理部主任余笃三也被杀害。”（１１）１９３２─１９３５年，是四方面军最辉煌的时期，能说“肃反”破坏革命吗？

　　所以，理论认识是一回事，实际行动又是另一回事。张是“五四”学生领袖之一，属于党内的知识分子，但在他领导的根据地和红军内部，知识分子的命运非常糟糕。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康克清随朱德一起随四方面军行动，康克清发现在四方面军：“只要你胸前插上一支钢笔（那时我们还是能插上一支钢笔的），就被视为知识分子，就有遭到迫害的可能。如果戴上一副眼镜，那就更糟。”（１２）在这样的气氛下，四方面军一些有文化的人也假装是文盲。

　　１１ 苏维埃的命运

　　按照党内斗争的定性，张被认为是右倾逃跑主义。在当时的中央看来，无论是四方面军１９３２年８月被迫撤离鄂豫皖苏区，还是进入四川后抛弃“苏维埃”，都是右。但前者不符合事实（１３），后者恰恰证明张能从实践中矫正教条。

　　放弃“苏维埃运动”的口号，基于对鄂豫皖失败的反省。

　　苏维埃的基础过于窄隘，土地革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威力。事实证明，目前的土地革命并不足以壮大红军，不过使红军得到暂时的、局部的胜利，鼓舞为数甚少的农民起来分配土地而已。苏维埃运动的致命弱点，是不能与全国反帝和反日 联系起来，而被孤立在偏僻的乡村之中，失去了与各大城市广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系。（第三册页１７６─１７７）

　　入川以后，张打出了“四川人民政府”的旗号，制定了与极左的苏维埃运动不同的“入川纲领”，由此与中央发生分歧。虽然张后来作了让步，但因此而成为他的一条罪状。

　　“苏维埃运动”是斯大林强加给中国的极左政策。与中国现实有很大距离，比如在鄂豫皖苏区：“这个区域的人们大多不知什么是苏维埃政府，他们的了解是相当可笑的。”“有的说苏维埃政论府是共产国际创立起来的，总机关在莫斯科，中国的总机关在江西，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只是一个分机关。更可笑的，当我和一些普通同志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的猜测着说：‘苏维埃就是苏兆征的别号，苏兆征是广州暴动中苏维埃政府主席，因而我们的政府是苏兆征的别号来命名。’另一位则反驳说：‘苏兆征同志已以死了，鄂豫皖乃苏兆征的儿子。皇帝死了，便由儿子继承；
现在我们的苏兆征主席死了，也由他的儿子“苏维埃”继承，因此我们的政府叫做苏维埃政府。’”（第三册页８４─８５）

　　在江西苏区，群众也普遍不知苏维埃为何物，很多人称之为“苏先生”。在闽西，因为类似的误会，还酿成了一起恐怖的“肃社”。１９３１年１月，闽西苏区召开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和列宁的大会，因为缺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常识，红二十军吴拙哉等十几个人激动地喊了“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的口号。闽西苏维埃政府由此断定闽西出现了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第三党的活动，在江西苏区“肃ＡＢ团”的启示下，大肆捕杀“社党分子”，其间还发生了与“富田事变”一样的“坑口事变”。

　　张到鄂豫皖后，已经作了一些变通，入川后，更想放弃“苏维埃”这张皮，收到了一定效果，后来在中央的压力下又建立“苏维埃政府”，但其实际政策已明显收敛。当中央批评张时，他们也料到，１９３５年夏，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已经放弃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的口号，代之以“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而中国到延安后不久，也放弃了苏维埃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张在这个问题上的探索，表明他较早就对极左的做法产生怀疑。

　　据瞿秋白１９３０年９月在六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结论性的报告，张早在１９２８、１９２９年之交就认为“中国革命的新高涨已经推迟了”，可见他放弃“苏维埃”运动有相当的思想基础。但２０年代末到３０年代初，党内左焰狂热，所以无论是瞿秋白、李立三还是王明都因此把张视为“右倾”，毛实际上对此亦有体会，但为了打倒张，他自然也不愿为张正名。

　　１２ 时机

　　一、四方面军的分裂，争夺领导权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对过去路线的检讨。遵义会议上，毛等人主要批评博古、李德等人的军事路线，没有触动政治路线。这样做的原因，一是逃命期间，军事第一，没有从容的时间和环境争论党内的是非得失；
另一方面，也是团结博古等人，在形式上维持中央的统一。后来的发展表明，毛的这一策略是极其重要的，为此后不久毛与国际派一起对付张奠定了基础。

　　但张显然不具备这一政治家的深谋远虑。两军会师后不久就要讨论政治问题，毛儿盖会议上：

　　我指出这次会议，也许不宜冒然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但苏维埃运动不是胜利了，而是失败了，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现在所有的苏区都丧失了，红军遭受重大的损失，我们退到了藏族地区，这些失败的事实是无法否定的。至于苏维埃运动遭受挫折的原因，既不能说成是敌人的飞机大炮厉害，了也不能当作是我们军事上的失算，我认为，主要还是这一运动不合时宜，没有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遵义会议中央政治路线正确，却说军事路线错了，这似乎有是果为因。（第三册页２５８）

　　会师之后，军事优势在张，以八万雄兵对几千残兵，毛居劣势；
但毛背后或者说手中有中央，政治优势在毛。张受过共产主义多年教育，且有一定君子之风，不能完全置中央于不顾。但无论他是过于急切地纠正极左路线以利于党的大业，还是想借此削弱中央权威，总之此论一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人都不会高兴，毛也不会高兴。如果政治路线错了，中央自然一文不值，而毛此时正要用中央的名义控制四方面军。

　　从后来毛花了很多时间精力直至以恐怖手段批判王明路线来看，毛与张一样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苏区丧失百分之九十、白区丧失百分之百是毛整肃王明、博古、周恩来等人的主要根据。但在１９３５年１０月，毛在军内、党内的地位和力量还不足以与博古等人最后摊牌，在与张的对立中更需要王明路线的几员大将的配合支持。张不明白这一点，客观上加强了毛的力量；
博古等人也不明白，只是到了延安后，“张闻天有点感到自身难保，一切不敢像从前那样放肆，遇着我的时候，虽然不说甚么，但多少改采尊敬我的姿态。”（第三册页４３０）

　　所以在苏维埃运动、王明中央的政治路线问题上，毛与张并无二致，但张提早公开了，加速了自己的覆灭。

　　１３ 政委

　　政委的作用中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

　　中国军中的政治委员，有监督同级军官的特权，同级军官的命令，非有政治委员的副署，不生效力，必要时，政治委员并可撤换或逮捕同级军官。但在红四军中，军官都是同志，我们认为政治委员的监督特权，只能适用于那些非同志的军官，因而改采同级军官与政治委员，分负军事与政治责任的平等制度。（第三册页１１１）

　　“军官都是同志”，所以政委的权力不能凌驾于军官之上。这一说法的前提是有的军官不是同志，即是从敌对阵营中起义、俘虏、投诚过来的。政委制来自苏联，俄共本来没有军队，十月革命后，为了镇压白军叛乱，临时组织红军，军官大都是沙皇时代的，所以要用政委去监督他们。中国军队的主体是起义农民，军官也主要来自国民党军队，包括朱德、彭德怀、贺龙、叶挺、林彪、刘伯承、叶剑英等元帅原先都不是共产党，政委制势在必须。抗战开始后，敌后的八路军收容了大量民团、地方武装、土匪，改造他们的主要办法之一，是派驻政委。

　　政委制是中国的法宝。“贺龙那时也钦佩中国，认为中国的作法，比他过去做土匪的作风要高明些。他认为做土匪的时候，只有一些铲富济贫，和为穷人打抱不平的简单想法。中国有主义、有政纲，又会组织工农民众，显然有一套完整的办法。”（第二册页３１１）这是贺龙历经磨难而始终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思想基础。湘鄂西根据主要是贺龙开辟出来的，红二军是贺的队伍，但夏曦去后却可以乱杀一气，搞得红二军只剩下三个半党员也在所不惜，这就是政委的权威。但尽管夏的行径天怨人怒，政委的权威却怀疑不得。后来成立红二方面军，总指挥是贺龙，政委是任弼时，长征中张发现“二方面军的领导人物以任弼时为重心”。（第三册页３００）

　　１４ 警卫员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铁腕人物项英被其警卫员所害，一般认为，这与凶手眼红项英随身携带的黄金有关。但警卫员杀首长有时不是为了金钱。

　　长征中一、四主面军会合后，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找张谈四方面军建立政治保卫局工作制度的事：

　　他说政治保卫局的军中任务是严防奸细、制裁反革命反党言行及维护军纪党纪。因此，中央政治保卫局在一方面军建立了直属中央的独立工作系统，从军师各高级指挥部直到连队，每级都暗中派有政治保卫局人员，名义上隶属各级政治部，实际上由中央政治保卫局指挥工作。此个对干部还实行监视制度，各级干部的警卫员都是经过政治保卫局训练的，平时保卫长官的安全，附带监督长官的言行，如遇长官有反动行为，警卫员得紧急制裁。邓发夸耀他的工作成绩，达成了巩固党对军队的领导的任务，特别提到第七军军长李明瑞在江西苏区企图逃亡，就是由他所训练并派到李明瑞身边的警卫员枪杀的。（第三册页２４２）

　　政治保卫局的任务之一，是保证中央对高级将领的控制。李明瑞原是广西绥靖司令，１９２９年与邓小平等人发动南宁兵变，后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１９３１年率部历尽艰辛到达江西苏区，对共产党贡献极大。但不久却被诬为改组派首领遭到杀害。李明瑞是起义将领，很难得到充分信任，所以要派警卫去监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但即使是中国自己的高级干部，也要受到监控，比如给他们配秘书的就不是组织部而是由政治保卫局演化而来的“社会部”。（１４）

　　警卫员对首长的监控是党内常见的事。１９５７年苏共中央６月会议之前，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人的政治较量正趋激烈。“有一天，我们使馆有位参赞驱车到列宁山上散步，正巧遇上卡冈诺维奇也在列宁山上散步。他看到中国使馆的汽车和中同同志，就上前招呼。不料旁边的警卫人员很快提出要卡冈诺维奇乘车回去。卡冈诺维奇地说，难道他连跟中国同志谈论都不可以了吗？”（１５）

　　政治保卫局或社会部不但权力极大，生活待遇也比较好。１９３３年除夕，红五军团参谋长陈伯钧在日记中记载：“请吃饭的不下四、五起，我只参加了警备司令部及保卫局的会餐。以保卫局的一餐为最佳。”（１６）待遇来自权力。１９３８年６月，阎锡山晋军的军长张醒因交代康生被捕后参加托派一事而被周兴任处长的陕甘宁边区保卫处处决，“张醒的一副翻毛皮手套和高级皮大衣随即出现在周兴住的窑洞外的院子里。”（１７）

　　１５ 会师的策略

　　张另立中央后的主要困难一是南下发展不利；
二是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而没有国际的认可，他的中央就是非法的。１９３５年底，中国驻赤色国际代表林育英从莫斯科回国。毛泽东、张闻天立刻想到“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１８）１２月２３日，林育英致电张，一是表彰张的做法：共产国际改变了政策，取消了“苏维埃”和“土地革命”的口号，这使张觉得“我和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内心似有先见之明。”（第三册页２９４）二是抛出诱饵：林育英告诉他，自己奉命携带密码回国。这使张觉得可以解决他最为苦恼的与国际的联系问题了。

　　但张之所以同意北进陕北，一个重要原因是林育英告诉他：“陕北同志已同意他的意建议，双方中央都不再以中央名义命令对方，由他暂时充当双方的联络人。他的任务是根据这个政策，使双方行动密切配合起来。”（第三册页１９５─２９６）张闻天也代表陕北中央致电张，表示同意，“双方各自展开新的政策活动，俟适当时机到来，再召集党的会议，解决一切。”（同上）这使张觉得，至少可以与陕北中央有一个平等的地位，于是他解散他的中央，改称中国西南局。

　　关于此事，另有一说。“张闻天于１月２４日发电指出，四方面国方面的党组织可以仿效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张闻天提出的是一个既然既坚持原则（党中央为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又从当时出发的作出一定妥协的（党中央暂不垂直领导四方面军，而只发生平行关系）的方案。”（１９）

　　两种说法都肯定了一个事实：为了使张放弃他成立的“中央”，毛和中央作了很大让步，这就是毛说的“组织上可以让步到不一定受我们指挥。”（２０）事实上也指挥不了：张的部队仍然远远强过中央红军。

　　后来的发展当然不会是如此。到陕北后，林育英告诉他：“现在陕北方面，军事党务仍由毛泽东张闻天分担军委会主席和书记的责任；
他则任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目前最重要的是抗日统一战线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到了适当时期，再行召集一次中国的扩大会议，解决党内问题。他认为这是他这个联络人应有的交代。”（第三册页３２６）毛没有以中央自称，但他行使的却是中央的权利。

　　既到了陕北就由不得张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似因一、四方面军间的争执和对立已不存在，因此没有用中央政治局的名义，也没有再举行过会议。”（第三册页３４４）政治局的名义可以不用，相关的事情仍然得有人管，毛个人便顺利地取得控制全党的权力。当四方面主力组成的西路军失败后，林育英、张闻天许诺的“适当时机”到了，不过不是解决毛、张之争，而是毛发动的反对张的斗争会：因为此时张的部队已经在宁夏被马家军消灭得差不多了。

　　至于一心调解的林育英，此时已完成使命被调出陕北，张闻天的理由是“林育英有些神经病”。（第三册页３５３）

　　１６ 对毛泽东的评论

　　第一次是党的一大，“毛泽东也脱不了湖南的土气，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在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的主张；
可是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常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堕入其中，发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了起来。”（第一册页１３６）善于为对手设计陷阱，确是毛的特点。不过张这样说时，并不含有贬义。

　　事实上，张对毛有不少好的评价。比如农民运动问题。１９２３年在党的三大上：“毛泽东当时对于彭湃的这种活动也是毫无所知的。但他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弟对于中国极大的贡献”（第一册页２９４）

　　瞿秋白掌权时推行盲动主义，毛正领导着秋收起义的部队。“由于毛泽东的老练，能根据本身的处境，去采取行动，保全了若干实力，因而后来能成为井冈山上的英雄。……当这些部队企图进攻平江、浏阳等县城，遭受到严重失败的时候，毛泽东曾被批评为专凭枪杆子的军事冒险主义者。也即是不肯发动群众伯机会主义者。当他受着敌军的压迫，向井冈山退却的时候，又被批评为不顾群众的逃跑主义者。他也曾因此受到接二连三的处分。但他能掌握了这支约一千人部队，建立井冈山基地，并费尽心机来应付中国中央的指摘，才没有成为盲动主义下的牺牲品。”（第二册页３４６）

　　当然，作为毛手下的败将，张在整体上对毛评价很坏：“毛泽东一生盗用共产党的招牌，满脑都是帝王梦。他把《矛盾论》当作运用权术的字典，他成功在于动用一切矛盾；
他失败也在于玩弄矛盾。在他以下所有干部，都是他的随时任意取舍的工具，人民在他心目中，一如草芥。”（２１）

　　赞扬和批评都比较准确的：毛的成功靠的是农民和枪杆子；
毛的帝王思想他自己也承认；
矛盾是毛一生政治谋略的中心；
干部当然是毛的工具。只有最后一点，即人民在毛心目中的位置，不太好确定。从他发动大跃进的后果来看，他似乎不怎么看重具体的人命，但说他一点不想为人民办事似乎也过头了。

　　张与毛分别掌握着中国两支最大军队，他们在长征途中发生冲突是必然的。其实，他们的冲突是被向忠发推迟了。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决定加强苏区工作，远东局代表曾提出派政治局常委张到江西苏区任中央局书记，当时总书记向忠发以张对苏区不熟悉、与毛过去有过一些矛盾难以合作等理由否定了。这是向忠发的一个贡献。后来的事实是：一方面中央派到江西苏区的人都与毛合作得不好，另一方面张到鄂豫皖中央局任书记后，把原来的主要领导如曾中生等杀掉了。如果张、毛在一起，江西苏区、中国历史会是怎样？

　　１７ 脱党的说法

　　像张这样参与创建党、后来长期担任其领袖的人物投向国民党并发表“告国人书”，对于号称为主义而战的共产党人似乎是惊天动地的大事。

　　如果暂不考虑张在党内斗争失败等政治因素，而从张的内在思想的“合理发展”来看，他的脱党有两个因素。一是对革命能否解决中国问题的怀疑。１９２４年５月，他在北京被捕，狱中思考了自己的选择：

　　我这个原想研究自然科学的青年爱国者，竟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没有或很少研究过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以及历史学等，而要想有惊人建树，究竟缺乏准备，单凭热忱，是不够的。所以还是把自己的雄心抑制一些好。在中国如何实现共产主义，我始终想不出个头绪来。至于对国民革命或民主共和国，我倒有过不少设想，认为有显著成就，需要一个历史时期，甚至超过陈独秀所说的‘３０年’也未可知。我的怀疑多半根源于‘革命’这个概念。我已像以前那样迷信革命，转而认为革命是非常手段，并不能解决众多的社会问题，而且革命还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副产品。我回味我所知道的苏俄革命，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中国的长成和马林等人对我的争斗等等，自觉已能有更深的了解。对‘一致’、‘组织’、‘权力’、‘领导’、‘政党’乃至‘革命’本身等等这些要领的理论和实际，也发现它们的正反面，有时会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有时会是毁灭人类建树的魔火。我也了解马林对我使用的种种手段，在共产党内发生，是毫不奇怪的。（第一册页３５７）

　　这一段反省相当重要。第一，从自然实学转向革命，与瞿秋白从文艺转向革命相同，但他们对科学和文艺只是一知半解，不可能在这些方面有所建树。选择革命有无可奈何之意。而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革命，又显然可见时代的压力，革命是时代的主题。第二，张对实现共产主义没有头绪，对国民革命却有设想，是他后来投向国民党的心理起源。第三，革命是非常手段，早年的毛泽东、后期的陈独秀和瞿秋白也有类似认识，共产党人对革命的危害性是有所认识的，甚至正是因为有此认识，行动起来反而没有顾忌：革命本来就不是绣花么！特别要指出的是，陈独秀、瞿秋白、张都是五四时期都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民主自由等思想没有因残酷的革命斗争而完全褪色。可能也正因此，他们都逐出革命队伍。

　　另一个因素是民族主义。张是“五四”运动的领袖之一，民族主义也是他思想的底色之一，１９２５年“五卅运动”再度唤醒了这一点：“也许有人只知道五卅运动的蓝图，是中国所预拟的，但我却认为民族主义的影响，即对中国本身来说，也是超过一切的，而在我的亲身经历中，五卅运动的民族情绪，其感人之深，尤胜于当年的五四运动。”（第二册页３０）这不是虚的，此后张一反原来反对国共合作转为积极开展合作工作，以至于被认为是由“极左”转向“极右”。１９３８年张脱党后发表的《告国人书》中，主要理由就是在“国家民族至上”的时期，毛泽东等人“独立自主，别立门户，不以国家民族为重”（第三册页４４０）

　　１８ 惊人的预言

　　从总书记（向忠发）到政治局常委（卢福坦），从总司令部代总参谋长（龚楚）到抗大副校长（何畏），党内军内高级干部当的叛徒并不少。但只有张与林彪两个叛徒最为突出，因为他们都有雄厚的资本和显赫的功勋。

　　最有意思的是，在他们成为叛徒之前，都有人作过预言：

　　１９６６年，陈毅针对林彪说说：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８日至２４日，延安召开批判张国焘的党的活动分子大会。张闻天在会上说：不改正自己的错误，坚持自己的错误，结果必然大会走到叛徒的道路上去。（２２）此前，１９３５年９月１２日的俄界会议上，张闻天就预言张的“右倾分裂主义”的“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

　　预言张当叛徒是有依据的，因为当时国共争雄，张既在共产党内挨批，转向国民党是党内一部分失意者或被捕者的惯例。而且当时尚未进行延安整风，毛泽东还没有能把中国管治的区域控制得铁桶一样。只是在延安整风之后，中国的叛徒才大为减少。

　　但林彪当叛徒确实难以预料。张之后，党内斗争的失败者已没有当叛徒的风气，高岗自杀；
彭德怀至少一度指望有一天能平反；
刘少奇至死还寄望于历史还他的清白。这是因为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即使有人想当叛徒，在国内也已没有投降的对象。要做叛徒只能叛国，而像林彪这样的大国副统帅叛国的现象全世界罕见。陈毅究竟根据什么预言林彪会当叛徒，不得而知。后人只会慨叹林彪真是太不争气了。

　　１９ 幸运

　　党的几个大叛徒中，向忠发被国民党所杀，卢福坦被共产党枪杀，林彪折戟沉沙被烧死。比较而言，张的结局是最好的。尽管延安的批张大会上义愤填膺口号震天，四方面军有不少人或终生受压或被秘密杀害。（２３）但张本人始终是安全的。

　　１９３８年张逃到武汉后，周恩来找到他，代表中央向张宣布三种出路：一，改正错误，回党中工作（这是我们最希望的）；
二，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时期；
三，自动声明脱党，党宣布开除的党藉。（第三册页４３２），另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２４）张选择的是第三条，中央也与之配合。

　　这样一个大叛徒也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路，这在后来是不可能的。即使从触犯毛个人来说，彭德怀、刘少奇都没法与张比，但其结局都是屈死监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原因之一，可能是１９３８年张事件之前，毛还没有通过整风审干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党内高层还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在毛彻底掌握了全党之后，任何一个“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没有权利和中央达成类似张这样的协议了。这是张的幸运。

　　原因之二，四方面军虽然大部阵亡，但仍有一批将士生存下来，此时正活跃在抗日前线，张作为他们的领袖还有一种象征意义。如果从肉体上消灭张，会引起四方面军将士的严重不安。相反，同意张“脱党”，正可以教育四方面的将领：长征中一、四方面军分裂的责任在张；
几年来批判批判张的运动是正确的。不管四方面军将士曾经对中央有什么怨言和不满，他们也不会对“叛徒”有什么同情。可以说，张的叛逃，帮助了毛彻底收服原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所以不但张的生命没有危险，毛还让他的妻子杨子烈离开延安与之会合。如此说来，张没有任何理由说毛不够朋友，毛也没有任何理由要打死这个叛徒。双方各得其所。

　　（１）徐向前：《历史的回顾》页１５９，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８。

　　（２）（３）（４）（５）（６）《郑超麟回忆录》页８８─８９、９５、１２６、２５７、２５８，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９。

　　（７）参见李仲彬、戴茂林：《王明传》页３８７─３８９，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１。

　　（８）参见杨立：《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页３１９，广州：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１９９７。

　　（９）参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第一章，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０）参见戴向青、罗惠兰：《ＡＢ团和富田事变始末》页１１２、１２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１１）李天焕：《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艰苦的历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革命回忆录选辑》上，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

　　（１２）《康克清谈朱德革命实践中的一些生要情节》，北京：《文献与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１期）

　　（１３）参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１４）参见福贝：《李克农二、三事》，北京：《中国农民》１９９３年第２期。

　　（１５）刘晓：《出使苏联八年》页４５，北京：中国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６。

　　（１６）《陈伯钧日记》页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

　　（１７）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页４４２，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８）（１９）（２０）（２２）程中原《张闻天传》页３０９、３１０、３１１、４０９，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３。

　　（２１）参见蔡孟坚：《张国焘夫妇慨谈今昔》，台北：《联合报》１９７７年１月３１日。

　　（２３）参见陈湖生：《三次被开除党藉的人》页２８，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１９９２。

　　（２４）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 １８９８─１９４９》页４２２。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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