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愚：鲁迅、胡适及其角色定位

　　时间是检验一种思想是否深刻，一种精神是否伟大的试金石。任何认为的力量，对思想家的诬蔑、诽谤或者美化、扭曲，都无法掩住思想与精神的光华。时间的流水，必荡涤思想与精神之上的尘埃、光环，被湮没的必重新浮出水面，被蒙蔽的必再次绽放出来，在新的时代，催生新的力量，再次影响历史的进程。

　　鲁迅、胡适都曾经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的舞台上占据中心地位。早在生前，鲁迅就被或褒或贬地称为知识界之“权威”，后来则成为名义上的左坛精神盟主。先生逝后，躯体上那面“民族魂”的旗帜更说明他在中国民众心目中的地位。而胡适自留学回来，便首倡白话文震动文坛，后又以半部哲学史，半部文学史奠定其不可动摇的学术地位，他发起人权运动，涉足教育，创办报刊，更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当时知识界的领袖人物。

　　鲁迅逝去，胡适出走之后，“鲁迅”与“胡适”在中国成为一种文化符号，遭到天渊之别的待遇。“鲁迅”这一名词头上闪耀着权威论定的三个“家”七个“最”的光环。早在这位战士的躯体被一面绣着“民族魂”的旗帜覆盖，各种各样的苍蝇、细菌便开始瓜分他的遗产。而三个家七个最之中不乏对鲁迅的独到的评价，但是一旦成为鲁迅的惟一评价，“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旦成为鲁迅的惟一形象，“鲁迅”这一名词便成为政治运动的工具与牺牲品，与鲁迅本人毫不相干了。“文革”时期对鲁迅最大的伤害，在于权威的论断成为惟一论断，阻止了人们自由地接近鲁迅，感受鲁迅。同一时期，与“胡适”这一名词联系在一起的却是八大册《胡适思想批判》，以及大人物小人物写的大大小小的批判文章。不但胡适的书不能出版，甚至凡是语及胡适的，都必须划清界限。对今天的我们而言，“文革”时期的鲁迅神圣化，胡适妖魔化，都曾极大的阻碍了我们对中国现代思想传统的承续。

　　尽管鲁迅向来被抬高极高的地位，“文革”中与红宝书并列的就是鲁迅的著作。但是这对鲁迅思想、精神的伤害丝毫不比对胡适的伤害更轻。今天我们要理解胡适，只要绕开“胡适”这一符号在二十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的遭遇，直接阅读胡适原著与这一时期之外的相关回忆文章，便可自由地认识、理解胡适。而对今天的鲁迅研究者而言，“鲁迅”这一符号在“文革”中被肢解成为造神运动、全面革命的工具，直接影响着当今中国“文革”以前与“文革”中出生的一切知识人乃至群众的鲁迅观——他们不可避免的要在“文革”中的“鲁迅”这一符号面前表态，要不接受它，要不拒绝它从而走向与鲁迅作品的心灵交流，走向独立思考。因为这一符号在当时乃是与最狂热的革命口号，最卑下的效忠思想结合在一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中大角色的。以“阶级分析法”肢解过的“鲁迅”仍然出现在各种教科书之中，同样影响着“文革”以后出生的人们。“鲁迅”这一符号对今天的中国人而言，都是以主流意识形态的论证者的面目直接进入我们的生活思想世界。因此，我们今天谈论鲁迅，便遭遇一个巨大的困境：我们到底是在谈论鲁迅这一生命体本身，还是不自觉地以那个通过教科书与宣传灌输到我们头脑中的“鲁迅”为真实的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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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二十年来，人们开始扫除蒙在胡适身上的历史尘垢，重新认识胡适。尤其是自由主义学理公开言说以来，胡适作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一面大旗，受到充分的肯定。李慎之先生甚至说：“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见李普《悼李慎之——我们大家的公民教师》）

　　二十世纪真是鲁迅的世纪吗？鲁迅走上二十世纪的历史舞台的前台，是从1918年他在《新青年》发表他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开始。而1936年先生便去世了。鲁迅本人给中国思想界带来狂风骤雨般的冲击，就主要集中在这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鲁迅去世之后，可以称为鲁迅的学生，体现了一点鲁迅的精神的，前有延安的王实味和萧军等人，王实味的结局是被枪决，原因仅仅是《野百合花》等几篇文章；
后则有胡风，陷于牢狱，几番生死，并且被谎构了一个“胡风反革命集团”，株连无数。即使鲁迅本人健在又当如何，最高领袖早有答案：要不在牢里继续写，要不识大体不作声。可以说，自鲁迅去世之后，无论“鲁迅”这一名号被捧得多高，真实的鲁迅始终是不受欢迎的，而且谁想继承鲁迅的精神、事业，谁必然受到国家机器的无情打击。只是“文革”后期开始，一小部分知识人才逐渐摆脱毛泽东对鲁迅的解释，姚文元对鲁迅的肢解，从鲁迅的作品中直接汲取精神资源，从而独立地去发掘真正的鲁迅。作为一个鲜活的生命体，一种坚韧不屈的精神传统的鲁迅，在二十世纪中的真实遭遇是：在洞见绝望的深渊之后反抗绝望，在无人的土地上呼唤精神界之战士而后荷戟彷徨，在欺与瞒的大泽中揭示鲜血淋漓的现实而后被这种现实伤害。鲁迅本人及其寥寥可数的继承者，所遭遇到的是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绝望。

　　如果说“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那么这里的“鲁迅”，不但包括了鲁迅本人，而且更包括了政治化的鲁迅。

　　事实上，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鲁迅都被“阶级分析法”层层肢解。任何人要诠释鲁迅，都必须在“三个家”——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的框架之内，必须以“从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路数去解释鲁迅的生平与思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鲁迅被剥剩“斗争精神”，变成“毛主席的一名小兵”，鲁迅的文字在政治权威的语言巫术中咒语化，成为拥护现行意识形态的咒语。这一时期无论姚文元、“石一歌”，红卫兵的鲁迅研究，还是编选的鲁迅文选文集，都以阶级分析法把鲁迅打扮成为一个“横眉冷对千夫指”，对敌人像秋风扫落叶般的无情，“俯首甘为孺子牛”，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的形象。通过这样的形象极端化，鲁迅成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理论大棒。而鲁迅极其丰富的生命内涵则完全被忽略，他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虚无主义，他的爱恨交加，不能够再被提起。鲁迅，完全成为一个政治化的符号，随着政治斗争的需要而被任意宰割、肢解。甚至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鲁迅文章，同样仍在继续把鲁迅脸谱化，而且教师根据教学参考书的解释，试题的诱导，都要求继续把鲁迅用阶级分析法变成一个爱与恨分明、对立的脸谱。鲁迅在中学课本中成为阴森可怖的古堡。二十世纪是“鲁迅”这一符号的世纪，同时更是真实的鲁迅受到最大限度的肢解、利用、歪曲的世纪。“鲁迅”这一符号外面的政治光环越是光彩夺目，鲁迅真实的精神内核就被遮蔽得越深。

　　鲁迅的解释权为国家、各种权力集团所掌握，意味着真实鲁迅的死亡，只有当作者抛弃一切既定的与灌输的框架，作为个体直接阅读鲁迅原著去与鲁迅进行心灵沟通，真实的鲁迅才会脱落各种光环与尘埃，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体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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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鲁迅生前就受到无数的攻击，保守派“鲁四老爷”们就骂他新派，激进，“新青年”高长虹之类则骂他“世故老人”，左派的郭沫若化名“杜荃”骂他“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叶灵风则把他描述为一个“阴阳脸的老人”，右派的梁实秋诬蔑他拿“卢布”，而最后，他的躯体被一面绣着“民族魂”的旗帜盖上的不久前，他却留下这样一句冷峻无比，又为后人提供无数骂资的话：“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及至鲁迅死后，苏雪林最早举起伐鲁大旗，咒骂鲁迅“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而“文革”以后，从学术界到文艺界，从海内到海外，批评鲁迅的声音也重新响起。其中大多数是以前的批评的机械重复，有的骂鲁迅不宽容，有的骂鲁迅没建设，甚至有的把鲁迅和专制主义等同起来。更加可笑的是有的居然担心世人“都成了鲁迅”的话“会引发地震”，文坛有五十个鲁迅就“我的天！”

　　在鲁迅活着和死后的二十世纪中，“鲁迅”这一名目，承载着太多的信息、能量，太复杂的思想内涵和思想史内容。我们今天更加无法回避鲁迅。但是当我们说出“鲁迅”这一名词的时候，便立刻陷入词语的泥淖之中——我们指称的对象到底是什么？是那个有血有肉的生命体本身，还是经过层层言说之后的抽象符号？是一个神坛圣地上的伟人，还是一个向我们一样苦则大叫，乐则大笑的常人？是一个政治上的小将，文艺上的旗手，还是仅仅是一个手执秃笔的文艺老人？鲁迅是“革命家”吗？他自己本身没有参加过革命，他的终生选择，是做一个打堑壕战的文艺战士，连徒手的请愿，也加以反对的。对“革命”他写过这样几句绕口令一般的话：“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他还说：“革命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可见他对“革命”是极其敏感与警惕的，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往往在革命的名义下争夺一把旧椅子的国家。后来，当和一般左倾青年走到一起的时候，他果然很快就发现了“元帅”的“工头”的“军棍”和“鞭子”。鲁迅是“思想家”吗？从林语堂到余英时，都批评“他没有正面的东西，正面的东西什么都没有”，“不但是反中国的传统，也反对西方的东西。”而且他自己也开不出一张药方来。这样，鲁迅“思想家”的称号也可疑。鲁迅是“文学家”吗？ 1939年12月号《改造》发表了李直的一篇《鲁迅的评价》就说：
“我们这位‘文学之父’呢，除了短段一篇《阿Q正传》勉强算个小说外，其余的都是‘骂街集子’，随便骂些颠街，集起来就算‘文学创作’，把这些创作拿出来就算‘文学家’，‘文学之父’，这不但在世界文坛上是个最大的笑话，那简直是骂尽了中国四万万人里还没有一个懂得‘文学’怎样讲的人。”后来的人们批评鲁迅的文学创作，都没有这位先生骂得凶，但是论调内容基本相似。在很多人眼里，占鲁迅作品篇幅最多的杂感，是不能算文学的。而光靠几个短篇小说，更是不能称得上“文豪”的。

　　于是鲁迅变得“什么都不是”了。

　　然而这一切，不管是拼命的套上光环，还是拼命的施予咒骂，都无法动摇鲁迅的地位。只有胡适的出现，一个和鲁迅处在同样的历史时期，却与鲁迅有着不同的生命体验与生活经历，同样深刻地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的人物，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视野，被当作自由主义最具影响力的传人，这才第一次让人们觉得有必要将这两个历史人物放在一起接受历史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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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来，胡适被视为自由主义的正统。因此，当年鲁迅对胡适的批评，也成为一些自命自由主义者的人诟病鲁迅的证据。胡适生前尚且引鲁迅为同路人，即使一生多次受到鲁迅的批评，胡适仍然具有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的气度去接受批评。而今天尊奉胡适为自由主义正统的人，往往连这点基本的自由主义气度都一并抛弃，为了捧一把胡适，不惜踩一脚鲁迅。因为鲁迅这一文化符号一直在权力殿堂中矗立如高山，“发现胡适”的人们往往先天的不自觉的把鲁迅视为宣传胡适、继承胡适的最大潜在对手甚至是潜在阻力，因此他们在言说胡适的时候，便早已理所当然的预设了鲁迅作为参照系，从而通过胡鲁对比，也就是通过抑鲁来扬胡。

　　鲁迅与胡适在一切问题上的分歧，都根源于他们对“知识分子”自身角色定位的分歧。胡适终生是一个“问题派”，他主张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而改良之道，他寄了很大的希望在政府身上，更重要的是，他赞同知识分子（“专家”）应该积极加入政府，参与实际的政治操作。而且，他以政府的“诤友”自居。胡适在《新月》上的人权学说，确实有开启一代雄音之功。鲁迅之诟病胡适，正在于鲁迅对权力与权力者的极端警惕。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演讲中，鲁迅从文艺与政治的根本分歧，即政治想维持现状，文艺使社会分裂进步着眼，说明文学家（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者）的分歧，鲁迅甚至认为，到了革命成功，革命者变成权力者的时候，即便是颂扬革命的文艺，也会异化为颂扬权力者的文艺。在鲁迅这里，知识分子这一角色是与政治权力无缘的，而且必须以独立人的身份，批评权力。鲁迅对胡适的批评，便主要集中在胡适与权力过于接近，甚至站在权力的立场说话上。

　　鲁迅与胡适，代表着知识分子两种不同的性格，及其面向国家、权力的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鲁迅是通过展示个体价值来“建设”的，也就是说，在鲁迅的社会哲学中，所谓建设，症结不在建设改良政治，而在改良社会。因此他所面向的是社会，他以独立个体的身份向社会发言，通过揭露社会弊端以期引起疗救的注意，在面对国家机器尤其是强权驽驾下的国家机器的时候，任何批评都是苍白的，鲁迅不可能直接影响现实操作，但是他的存在，他的声音，给统治者一种来自民间良知声音的压力，那是无权者向权力者制衡的一种力量。而胡适是通过各种“建设”来体现自身价值，通过学术建设——开创哲学史、文学史的学科模式，制度建设——做政府的诤友，在高层之间斡旋活动，企图通过权力实现自己的主张，以成就他的历史价值。

　　十九世纪至今，中国处在一个文化转型时期，文化转型意味着文化的传承者知识人的文化性格的转换。二十年来的知识分子研究，实际上就是知识分子对自身角色进行定位的理论尝试。中国古代文人传统是“士”的传统，而在五四开创的新传统中，鲁迅与胡适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对鲁迅、胡适的文化性格的发掘、认识，将有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影响乃至决定做过知识人群体的文化性格。

　　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既需要一批像胡适一样，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与理论，通过政治体制内部的变化去促进政治改革的知识分子，也需要像鲁迅这样作为纯粹的民间思想家，向社会发出独立的声音的知识分子。而且，胡适型的知识分子越多，鲁迅型的知识分子就越重要。

　　来源：近代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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