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一个“国际非盲流”文集的自序

　　【释题】

　　这些年来，每当我在中国境内境外遇到男女同胞微笑地询问我"你定居在哪儿?"的时候，我都傻笑着答不上来。几次"练"下来，终于找到一个颇为合适的应答，就是"我是一个国际非盲流"。

　　"国际非盲流"实乃"国际明流"的避嫌变通说法，因为后者容易被误听为"国际名流"。而我尚不具备几位中国演艺界出国人士(多半为女士)们的长城砖面皮功，在西方当了几回一流影片的配角演员或四流影片的主角演员，便坚持不懈地在中国人圈子里自誉为"国际名流"。为避免误解，我只好用拗口的"国际非盲流"替代更为朗朗上口?quot;国际明流"。

　　我和国内"盲流"人口的差别之处不难罗列。他(她)们是在中国境内流来流去，我则是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流来流去。他(她)们的流动多半是盲目的，因为不知道哪儿有工打。我在国际间的流动则是明确的，流动前早已从公开出版物上得悉哪个国家的哪间大学或研究所招聘什么职位，研究和教学的条件如何，待遇的菲或厚。要成功地流过去，你得提供自己完备的学术资历和学术成就的证明，经过国际性的公开竞争，中标受聘。否则，你想流也流不动。

　　我和国内"盲流"的共同点也不少，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走出了出生于斯成长于斯的小村庄，见识了外面的大世界。这个薄薄的小集子里的二十几篇随笔和短评，就是我作为一个国际非盲流在地球上时不同地方，对与中国有关联的问题的杂感、杂想和杂论(但愿不被归类于杂音)。

　　这些文字不是理论性的，虽然其中也有微量的理论的盐分。它们也不是成体系的，虽然从头到尾一派关切的主线仍隐约可辨(参见本集附录之一《中国心，全球观》)。它们不是为专业研究人员而写的--我的这类专业文章和书籍曾经写过不少，并且还在写，用英语和汉语慢慢地写。但这本小集子里的文章却是有意识地为普通的中国公民而写的--只要他(她)们具备大学专科或专科以上的正规或非正规的教育水平，便可大致读懂。

　　【洋罪】

　　对于我以及很多像我这样的人来说，能用母语中文写作乃是一种罕有的奢侈(这当然意味看是一种高级享受)。自从1984年8月29日我半明白半糊涂地赴美国求学以来，15年里，能够用中文写文章的时间大概不合多于三十分之一。1也就是说，一个月里，难得有一天是在用汉语舞文弄墨。

　　大部分时间在干什么呢？大约三十分之二十九的时间里，是在受洋罪，名副其实的洋罪--用英文著述和阅读专业文献。有些读者大概也知道，西方学术界有一句俗谚：Publish or Perish,可以译作"不出版就完蛋"。对于西方学术界混饭吃的衮衮诸公，你手里的饭碗?quot;豆腐渣工程"还是"固若金汤"，主要取决于你发表的论文专著知多寡优劣。而你用中文发表的东西，不论在汉语读者群里获得过怎样热烈的赞美或猛烈的攻击，基本上不算"学术成果"。所以尽管我有事骂骂咧咧，斥之为"英语霸权主义"，2还是得规规矩矩、埋头苦恼地用英文思考和撰文。你若不想承受英文写作的蹂躏，那就得主动或被动地下岗，在国外下海赚辛苦钱，或卷起铺盖回国来潇洒地混饭吃。

　　【留洋】

　　方才提及，15年前我离国赴美留学是处于"半明白半糊涂"的境界，这绝非虚妄之辞。想当年，本人自上海某某大学某某系毕业后，历尽周折，全仰赖一位出身于满清贵族的儒雅恩师之助，才分配来伟大首都做小小的脑力劳动者，在某某学院某某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那个年头，该学院声誉正隆，连开小车的司机、管收发邮件的青工、打字机房的文员、往返机场接送外宾的秘书，都大半出身不凡。像我这样一个三代讨饭的赤贫农民的后代，能够在这样的研究部门工作，且颇受所里的器重，已经心存感激，真诚地觉着活得充实和富有意义，3故并没有把心思朝"放洋"上作过多的痴想。

　　然而人生中偶尔也有歪打正着儿的契机。1984年初春，我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首次全国社会科学中青年优秀学术论文一等奖（详见本集附录二）。为着把论文译成英文向国外推介，我结识了外交系统的一位年轻的老资格翻译工作者。他十几岁时便被政府送到伦敦学习语言，英语好到连美国名牌大学的教授都惊叹不已。某日共进午餐，此兄在神速地结果了我虔诚地奉献上的三份略有臭味的红烧腔骨（每份价值二角五分人民币）之后，摸摸腮帮擦擦手，若无其事地问我?quot;为什么不设法到美国去读书？"我说到国外留学于我是近乎天方夜谭的事，自己英语不行，且又无特殊背景，很难获取出国名额的。他说可以自己主动去申请，他过去几年里，已经鼓动过好几个人这么干，多数都成功了，其中有黄某某、纪某某等等（多半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后代）。

　　就这样，他一手帮助我准备了（包括翻译）英文的申请资料，逐一发出（共发出6份）。往往返返几个回合，均遭美国大学的婉言拒绝，原因或是申请期限已过，或是缺乏英文能力的证据。可是这么一尝试，争取出国留学的念头，却明确地植入心中。

1984年夏初，经我的那位恩师的大力举荐，和本人所在的学院数位领导的批准，我被遴选为美国匹兹堡大学Presidential Fellowship（"大学校长奖学金"，该校最高级别的国际奖学金）的第一候选人。在中国官方为该校校长波士瓦（Wesley Posvar）博士访华举办的欢迎宴会上，校长先生略略问了我几句话，我都半懂非懂。（他肯定对我的回答更加不懂），4就明确地对我说："下学年开学时在匹兹堡见你！"

　　所以，我真是有福，既没有考"托福"，也没有考GRE，就去了美国留学。波士瓦校长是知道我的英语不灵光，但多半是被我的学术简历打动了心：能在中国这么大的青年人口群中获得学术论文一等奖，总不至于在英语上愚不可教！

　　简言之，我留学西洋之"半明白"是指我在出国目标上的明白--去攻读我心仪的"比较现代化"专业。这方面的兴趣从1982年底毕业后不久就开始了，那时候的我已经对哲学空谈失去了兴致，转和阅读社会经济发展的中英文书刊?quot;半糊涂"是指在出国途径上的糊涂--不知道该怎么联络申请。这和90年代的众多中国欲留学青年很不同，他（她）们是出国途径明白--明自到可以胜任专业的留学咨询公司的高级业务骨干，但出国目标糊涂--只要能出国，管它干什么都行。这个时代真开化了！

　　在匹兹堡大学的近一年时间里，听到中国留学生传说波士瓦校长的一些有越经历。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美国空军援华抗日"飞虎队"的飞行员。在福建上空与日本空军激战时，座机被击中，他负伤跳伞，被当地的抗日游击队营救。隐匿养伤期间，福建的老百姓常以海参作食物为他滋补。伤愈后，被中国抗日力量的地下交通网辗转护送到缅甸的美军部队。据说战争结束后的很多年里，每逢重要的宴会场合，他都要在餐桌上置一盘海参，以忘不忘当年受伤获救的幸遇。

　　（据本食客观察，绝大多数的美国人不吃海参，因为那玩艺儿看起来很像大毛毛虫，挺恶心的。）

　　波士瓦先生战后读了哈佛大学的公共行政学的博士学位，在匹兹堡大学校长的位置上坐了至少四分之一个世纪，成为当代美国主要的大学中任期最长的一位校长。5他早就有心要使他管理的大学成为美中两国教育交流的滩头阵地。在1980年以前，中国内地的青年很难去成美国，匹兹堡大学就接纳了大量香港和台湾地区的青年。等到中国内地对世界打开大门，匹兹堡大学就成了两岸三地数百名中国青年学子聚集的重镇。我去的那年，正值匹兹堡市被评通?quot;全美国最适宜居家的十个城市"之首。犯罪率低，交通便利，"教育和休闲设施齐备，人均收入中等偏上，自然环境优美，物价低廉（巨大的西瓜两美元一个，鸡肉每磅36美分，鸡内脏没人吃，白送你）。以我的"大学校长奖学金"的收入水平，一下子就进入了"小康"阶层。

　　【跳槽】

　　可我这个人天性不喜欢在一个地方久呆。进了匹兹堡大学不久，接到美国东部几所名牌大学的邀请去作学术报告。一圈转下来，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哈佛大学和福特基金会联合提供的奖学金，同时对我表现出强烈接纳兴趣的，还有哥伦比亚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6顺便说一句，麻省理工学院这所以理工著称于世的大学，其经济系、哲学和语言科学系以及政治学系和工商管理学院，都是第一流或接近第一流的，与我们国内的那种挂着"大学"的牌子、实为单一专科或单一学系的"理工大学"天差地别。

　　我获得哈佛大学和福特基金会的奖学金，多仰赖国际知名政治学家、《中国季刊》的创始人之一、哈佛大学讲座教授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的全力举荐。普林斯顿大学提供我全额奖学金，则得益于对中国-日本-俄国作比较研究的专家、时任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讲座教授的饶济几（Gilbert Rozman）之热情介绍。7这二位在此要受我一揖之谢！

　　经过几番与国内有关单位的痛苦协商，我选择了哈佛大学。从1985年8月迁入哈佛北园研究生宿舍Richards Hall，到1993年2月离开哈佛，我在坎布里奇8这个伟大的小城里，作了七个半年头的临时居民。其中六年半的时间是作学生，一年是工作兼将我的博士论文修改成专著出版。

　　每当我回答国内熟人生人的问题--"你在哈佛读博士花了几年时间？"提问的人听了我报的数字后瞪大了眼睛，我总要解释一番：不到七年拿到哈佛大学社会科学的博士学位，已经不错了，因为那儿的学位要求非常繁复（参见《谈何容易》一文）。1990年所作的一项统计显示，哈佛大学社会科学系科的学生平均花费8.2年完成博士学位，这其中大部分是美国本国学生，没有语言障碍。在人类学系和历史学系，十年以上尚未毕业的老牌研究生并不罕见。9社会学系最长的一位美国学生至少花了14年，以至于有的同学背后称他为"我们系里的历史遗产"。

　　哈佛大学研究生的"窖藏年份"虽不短，比较起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又显得"青嫩"了。因为哥伦比亚大学基本上没有年限规约，你只要完成了博士必修课程的学分，通过资格大考，进入作论文的阶段（即成为"博士候选人"），就可以离开学校所在地，到地球上的任何地方，边工作（或边游荡）边写论文。若论文完成后水平合格，你只要补足所有这些年里的学籍注册费（约数百美元一年），就可以毕业了。我认识的一位哈佛大学副教授的夫人，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教育学博士，高校后的十几年里，忙于照料她那可爱的宝贝女儿和参与环保公益活动，论文老是完不了稿。但她每年都把本年度的注册费存入银行，单立一个账号，以期有一日完成了论文，将这笔不少的钱交上去，将一顶博士方帽拿回家。不久前我从她的近邻兼密友的电子邮件中得知，她的论文"继续在?quot;。看来她要当跨世纪的博士生了！

　　【云游】

　　我在国外选择的研究领域属于"比较社会学"和"发展社会学"，因此很看重在现实世界里同中寻异、异中索同。到博士学位前后，我利用了多种机会，游学列国--北美、西欧、前苏联和中东欧、环太平洋国家及地区、靠近北极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迄今算来，尚缺乏对非洲大陆、拉丁美洲和南亚次大陆的感性体验。准备待到电脑"千年虫"对航空安全的威胁消失后，再一一这些地方。

　　我周游列国，实践的是"行万里路，读两本书，思一件事"的知行哲学。古人有言："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在那个时代，有心人发愤尚能做到，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就难以身体力行了。古时候读书人云游四海多半骑着头小毛驴，一天的行程不过数十华里，万里路行下来，好歹也得十年时光。古时的书籍字大而册薄，一天读它三四卷不成问题（根据我少时在家乡读明清时代木刻石印绣像小说的经验测算得出）。万里路行下来，读万卷书的计划指标也就差不多达到了。而在当今时代，空中航行万里，连两头往返机场的时间算上，也不过两天辰光。能读毕两本书，已属不易矣。

　　"思一件事"，就是反思"在这方面中国如何"？在国外的所见所闻、所学所行、所食所饮，都会本能地或自觉地拿它来与中国的相关事情作比较，发一番有言无言的感慨："为什么中国不是这样？"或"为什么外国在这种事情上不像中国那样？"无言的感慨，多半已和着红酒绿茶渗入肝肠。有言的感慨，小部分地收在这本小书里。

　　本集文章大致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谈论经济生活的社会和法律方面，第二部分是介绍"比较现代化"的基础知识和哈佛的读书体验文章，第三部分主要是评判一些文化现象和教育问题，最后是附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目的是为读者提供一些背景信息，以使贯串于本文集诸篇的那一脉关切的主线显现可辨。近年来我在国内很多大中城市与大学生和大学教师的座谈会上，以及与新闻界朋友们的交谈中，时常面对相同的一些询问。但愿本集收录的几篇文字，亦有助于回答他（她）们的问题。

　　这个集子里的绝大多数文章写于20世纪的最后几年，也有少数几篇写于较早的年间。这次搜集成册的时候，我作了少量的文字的修正，主要是把报刊式的缩略语改成正规的完整说法。我没有作观点实质、立场迥异、幅度巨大的修改，是因为我历来不赞成不实践"文章随时整容主义"--不时地把自己过去的精神产品重新粉刷后推销给世人，说："你看我多少年以前就这么英明睿智、高瞻远瞩、洞察一切了！"云云。这么做看起来挺庄严，实际上挺无聊。这次在加进一些新的资料和观感的时候，我多半以脚注和附注的方式，以让读者明自各部分文字的大致年龄。

　　为着使国内读者对本文集谈论的域外人、事、情、景有点直观印象，我也找了一些照片附上。可惜许多很好的照片已经不在手过了，它们已经散落在天涯四方。还有一些很好的照片从来没有到过我的手里，拍摄者常常说话不算数，只给我寄回难看的，而截留下好看的。

　　【鸣谢】

　　本集子里的随笔和短论得以发表并集腋成裘出版，要感谢多位先生和女士的鼓励、支持和协助。这些人有的我有缘结交成友，有的尚无缘熟识。这些人生活和工作在中国境内或境外的诸多地区，经历各异，地位悬殊，但都关心着中华文化的弘扬和中国人的命运。篇幅所限，我这里只能列出其中的一小部分：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孔宪铎博士，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姚先国教授，北京"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研究员赵曙青先生，上海复旦大学学报前主编王华良编审，《明报》集团主席、马来西亚联邦拿督张晓卿先生，《明报》月刊前副总编辑马励女士《国际政治经济评论》编辑部主任邵滨鸿副教授，台北联经出版公司总编辑林载爵教授，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制片人兼总导演时间先生，成都《改革时报》前主编刘恒寿先生，四川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秘书长窦维平先生和科技部部长钟扬先生，《北京青年报》编辑张向红女士，四川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文艺部总干事陆佳女士，香港《文汇报》前资深记者孙文彬博士，以及至关重要的人物--本书责任编辑王静女士。

　　1999年6月

　　草于中国最炎热的大城市（真希望不是北京！）

　　1．这不是精确的统计数据，而是大而化之的"匡算"，有如我国报刊上常有的"国有企业三分之一明亏，三分之一暗亏，三分之一盈利"；
或"我国的国有资产流失平均每天一个亿"之类。

　　2．我一直以为这个词是属于我的"智慧产权"旗下的作品，直到1999年11月初在香港听了一场教育社会学方面的报告，才获悉早在若干年之前，已经有西方（而且是英语国家）的语言社会学家运用这个词进行社会批判了！西方一些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精神有时真令人挺感动的，可惜这样的人多半进不了政府作大官，否则这个世界上得不公正就会少得多！

　　3．这不是戏言。直到今天为止，我仍然把那两年视作我生活中最富有意义的时段。我真愿意舍弃我今天在物质生活方面获得的一切，以换回那两年里的那种感觉。人不能纯粹生活在感觉之中，但没有感觉，生活又是什么呢？

　　4．因为英语的听和说不行，我在由北京赴纽约的国际航线上，差点"中途变卦"了--在旧金山市机场换机时，我所不太明白，险些错上了一架不知飞往何方的班机。

　　5．匹兹堡大学拥有全美国大学校园里最高的建筑物：那幢号称"大教堂"的主建筑有四十多层。匹兹堡大学的哲学系在美国属第一流，它的医学院是美国最早进行心脏移植的医疗中心之一，它的拉丁美洲研究也是极强的。

　　6．因为要跳槽，我心里充满了对波士瓦校长的歉意，于是给他写了一封请求理解的信。递上去后，做好了承受各种责备的心理准备。谁知道两天以后，校长的私人助理就告诉我，校长先生同意我转学，没有丝毫的责备。"连哈佛大学都录取了你，证明他当初颁授"校长奖学金"时没有选错人?quot;他的助理这么说。

　　这件事可以说是使我对美国社会里的价值观念标准有了第一次的亲身体验：跳槽与否不是关键，关键在于是"跳高槽"还是"跳低槽"。你能跳到高槽上去，不但没有伤他的面子，反而为他增了面子。

　　7．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多半都有一个中文名字，有的名字起得十分典雅，如正文刚才提到的两位，以及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谢和耐（Jacques Gernet）、傅高义（Ezra Vogel）、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等。年轻一辈的洋学者中，中文名字含义深远看不多见，但有一位的名字却起得相当得体：齐慕实（Timothy Cheek，任教于科罗拉多学院的历史系）。遗憾的是，很多中文翻译工作者都对此无知，碰上洋人名字就照音调直译。这真是不尊重洋学者对中华文化（至少是汉字）的尊重，而且也常常造成混淆。但我这样提醒未必有丝毫用处，当今世界乃"时间就是金钱"的大竞技场，很多地方出书时连标点符号都来不及仔细校对，何来闲暇核查洋人的汉号？

　　8．"坎布里奇"的英文名字 Cambridge就是"剑桥"，因为哈佛大学的创始者们是英国剑桥大学的毕业生，为着纪念母校，他们就把哈佛大学的所在地命名为"剑桥"。国际上常把剑桥大学和哈佛大学问的学术论战称为"老新剑桥之争"。为着区别两个剑桥，只好把新大陆上?quot;剑桥镇"译作"坎布里奇"。美洲新大陆上很多地名都是从欧洲旧大陆带过去的，比如"纽约"（New York）的意思实为"新约克"（York"约克"是英国地名）。在美国中部的地图上，我还见到过Canton（广州的老英文名），不知是否与咱们的广州市有历史渊源？

　　9．人类学系的博士研究生要熬很多年头情由可原。按照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要求，做博士论文的资料必须来自学生亲自搜集的第一手信息，不能抄用别人的。人类学系的研究生要去美国之外的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呆上几年，与当地社会的人民同吃同住同活动。为了这种"田野工作"（field work即"实地研?quot;），学生得首先过语言关：你的外语口语不地道，就做不成这种研究。两到三年的语言训练，三到四年的实地研究，再加上至少两年的专业必修课和两到三年的论文实际写作时间，可不就是十多年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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