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总体脉络

　　时间：10月22日晚上7：00－9：00

　　地点：理教103

　　主讲人:王富仁, 北师大中文系教授.

　　中文系主任温儒敏在讲座开始之前对王教授做了简单介绍：他是最近二十年现代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界的杰出学者。他的博士论文《<呐喊><彷徨>综论》是鲁迅研究史上绕不过去的著作；
他现在的研究方向转向现代中国文化；
他的作品的特点是充满现实关怀且理论思辩力、穿透能力强。

　　以下是此次讲座部分：

　　学者有几种类型：第一种是理论派，第二种是学问派，还有一种是胡说八道派。所谓胡说八道派就是不懂什么说什么，这种作风的好处是可以不负责任，一旦追究起责任来可以说我什么都不懂，乱说一气而已，大家不用当真。我今天在这里给大家做这个讲座就属于胡说八道，我不研究历史也不研究思想史，我只是随便说，大家别那么当回事儿。

　　当前中国文化呈现出一种混乱现象，各家学派出现，各学派之间充满矛盾、斗争甚至互相谩骂。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社会中主要有哪些派别？它们是怎样产生的？有什么特点？每一派都可以分成左、中、右，但是左有左的界限，右也有右的界限，所以不管怎样，每一派都是有自己的独立性的。那么它们的独立性是怎样形成的？它们为什么会走向理论？我们可以通过历史即一个学派的产生及其演变过程来看现在这些文化派别都是怎么产生的，同时我们也感受到这些文化现象。

　　每一个文化学派都有自己的历史，都会发挥影响。虽然有时它被压抑，在社会上表现不出来，但是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它是始终存在的。因此压抑因素一旦消失，这种文化就会很快冒出来。

　　中国文化从鸦片战争之后开始向近现代演变，这种演变的基础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定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也构成了文化结构。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非常单纯，我们可以把它比作一个金字塔，塔的上层是官僚政治结构，下层是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中间是联系上下层的通道：科举制度。中国古代社会的官僚政治结构同时也是一个文化结构即儒家文化。这是否意味着政治结构中的各个官员都是儒者？答案是否定的。文化在官僚政治结构中所起的作用在于它是一种对话方式。当结构中的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裁判的标准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基本准则。不论是什么矛盾，只要纳入儒家文化就可以得到评判；
只要矛盾的一方违背忠信节义、三纲五常就要受到惩治。

　　官僚结构的顶端是皇帝。皇帝在中国意味着什么？皇帝有着多重含义。在中国文化中皇帝是一个什么意象？皇帝不仅是政治结构和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同时也是人对理想的最高实现。人之为人的价值得到充分体现的代表在中国就是皇帝，女人就是皇后。皇帝是人的价值的最高体现，综合起来有四点：1、他是最高权力的象征，是最高政治权力的象征。皇帝之所以受人尊崇就是因为他有权力，没有任何现实的人能把自己的权力扩大到皇帝之上，控制皇帝。皇帝可以制裁别人，而别人不可能制裁皇帝。2、皇帝是最高财富的体现。中国古代最富有的人不是大款而是皇帝。全国的财产都属于皇帝；
税收征收多少也都由皇帝一人定夺。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国家的富裕程度就是皇帝的富裕程度。3、皇帝是最高性满足的体现。皇帝在性方面得到了最大的自由，他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任何大臣在性的满足上都不能超过皇帝。4、皇帝是最高道德化身。只有别人才会违背伦理道德，皇帝是不会违背的。这是因为在儒家文化中，皇帝是不可能违背伦理道德的。中国的伦理道德以上对下的关系确定，具有最高权力的人的意志是完全自由的。服从皇帝的意志就是有道德的。皇帝体现了道德目的，所以道德制裁是不能加在皇帝身上的。

　　在金字塔中，地位越高人生价值实现得程度也就越高。金字塔以皇权为中心，形成上下负责的关系。中国古代组织社会的原则是儒家文化，但是在中国社会里却从来不是只有儒家文化发生作用。强调向上负责和对下慈爱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但是纯粹慈爱是无法维系一个社会结构的。每个人从内在愿望上看都是向上看的，每个人都有内在价值感觉。像苏轼作为朝廷丞相被派遣到海南岛等地就是不得志，相反，如果提官了就是得志了。在中国古代社会，官越大，财富越多，权力越大，性满足的程度越高。而地位越高，违背伦理道德的可能性就越小。正因为大家都想向上，所以上面会受到威胁。皇帝对宰相的不轨行为采取的乃是法家文化。法家文化是体现政治本质的。权力就是一个法律，只有掌握法律才能掌握国家。把皇权政治维系住，整个金字塔结构就维系住了。而对于官僚政治结构中的人来说，要维护自己就得先维护皇权。

　　科举制度是金字塔的过渡阶段。在下层百姓中，就其家庭结构而言也是一种儒家文化。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就是说从政治结构到家庭结构中奉行的都是儒家文化。但是就老百姓来说，个人价值不一定在儒家文化中实现。在中国，老百姓是在道家文化中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的。为什么中国的法轮功会发展这么快？因为它就是老百姓用来实现个人价值的某种意义上的道家文化。在儒家文化中，人们受这受那支配，在社会中实现不了人生价值。所以老百姓就从道家文化或者佛家文化中去寻找自己的人生价值之所在。宗教迷信中伴随着炼金术和养生之道；
在佛家文化中，人们相信只要自己好心就可以独立，而别人不行善就会有恶果。当不上官的知识分子（也就是通不过科举制度）也转向道家文化，比如老子和庄子。这些知识分子喝酒、饮茶、作诗、聚友，这些行为其实都是道家文化的传统。

　　中国几大派文化经过两千年的动态演变和互相撞击，最后形成比较稳定的结构，同时也受到西方文化的撞击。在中国社会里，忠臣、奸臣一直都是存在的，然而不论是谁都没有对社会结构的基本组织形式提出过疑义。塔式政治结构在中国心理中是永恒的。一种文化最可怕的不是有人冲击它，而是没有人意识到它。

　　当帝国主义撞击中国时，它撞击的不是老百姓，而是政治结构。历史书上记载的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是有的，但是首先感到危机的是政治体制，是皇帝本人，因为国家是皇帝的国家。在中国历史上，从南宋起，老百姓就对亡国形成习惯，用不好听的话来说就是中国老百姓没有民族意识。可是国家只是皇帝的，不是老百姓的。所以在西方帝国主义撞击中国时，对老百姓的心理来说影响不是最大的。古代社会信息不发达，也许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消息从北京传到广西要几年，甚至一些老百姓一辈子也不会知道。

　　官僚政治结构受到帝国主义的撞击之后开始出现分化，最后分裂成两派，一是改革派，二是保守派。分化是怎样产生的？西方帝国主义撞来时，首先感到疼并产生危机感的是皇帝。皇帝不卖国，因为国家是他的，卖了国他就成普通老百姓了，向来中国最高政治家没有卖国主义，只有爱国主义。皇帝着急了，但再着急也是为了维系政权。他要维护政权就必须要利用政治体制的力量。官僚都是知识分子，但是他们都是在儒家文化的教育体制中培养出来的。进士不是说他什么都会，而是掌握了儒家文化，掌握了忠君、孝父、三纲五常、“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的礼教文化。所以不违背儒家原则就是知识分子。除了遵守儒家道德文化原则之外，这些知识分子可以作诗、写文章，但这些都是个人的事情，并且这些事情也都不能违背儒家道德原则。

　　在与帝国主义的对抗中，中国的官僚结构显得毫无力量和意义。西方以高科技和先进的武器撞击中国这个政治体系，要作出回应的话就必须也有高科技，否则就没有竞争的资格。另一种办法就是煽动全民族性的民族主义，像萨达姆那样，使整个民族仇视美国。但是在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想让大家都爱国很难，更何况力量太强对皇帝而言是最危险的一件事情。力量一强就会想当皇帝，可是如果大家都想当皇帝，那么皇帝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皇帝迫切需要能对付帝国主义的官僚，这些官僚的素养是儒家文化。

　　面对这样一个变化，官僚是承认西方文化价值而放弃自己的文化价值还是抵制西方文化价值以维护自己的文化价值？这是两类知识分子发生分化的原因，他们都是儒家文化下的知识分子，当他放弃了儒家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就等于放弃了他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相反，如果他坚持儒家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就是坚持他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他们读了一辈子的书，好不容易当上了官，现在帝国主义这么一撞击，他的官就没有了。那些会造武器或者稍微懂些洋鬼子abc的人却当上了官，那么原来那些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何在？所以在这种政治体制中必然是大多数人保守。为什么还会有人主张改革呢？因为这些主张改革的人都不是实力派，他们没有稳定的地位和靠山，必须依靠自身的努力获得稳定的地位。像林则徐以及早期的曾国藩都不是实力派，在政治体制中，对于非实力派的人来说，皇帝让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就算你知道自己做不好也得做。比如林则徐被派到广东去销烟，搞不好就会丢官的，可是他不去能行吗？所以非实力派必须借助于改革，而要改革成功就必须了解西方，知道它们的一些情况。林则徐、魏源等人一走出第一步就违背了儒家文化，因为儒家文化是尊师的，要尊师就不能再拜别人为师，就不能看“旁门邪道”的书，否则就不是儒家文化的传人了。学习时必须学习被公认为好人的人的著作，比如要想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就必须读毛主席的书。现在毛主席不是皇帝，所以不用读他的书了，现在要读现在应该读的书。

　　为什么改革派官僚会逐渐壮大起来？这是因为西方的威胁是恒定性的，美国、英国不是今天存在明天就不存在的。因此皇帝时时处于政治危机之中，他需要不断有人与西方帝国主义对峙，将帝国主义摆平。一直到了曾国藩，改革派开始壮大自己的力量。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当时发生了一场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是哪一种文化的体现？它属于道家文化。洪秀全原来是儒家知识分子，大家知道，在儒家文化中知识分子个人价值的实现必须通过科举制度。洪秀全原来也想走儒家文化的道路，但是他考了两三次秀才都以失败告终。后来他就用“天国”传道，这种东西从根本上说是属于道教文化的。但“天国”到底是什么，洪秀全自己并不清楚。50年代大家敲锣打鼓庆贺社会主义在中国建成，可是有人就问：这是社会主义吗？昨天和今天没有什么区别呀？现在社会主义建设五十年过去了，还只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大家也不清楚。李洪志是否是释迦牟尼的传身？我们不知道。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力量一发展，皇帝就害怕了，所以他要采取压制的行为。当清政府向太平军撞击过来的时候，如果太平军不拿起武器，那么他们就会被镇压，而一旦他们拿起了武器，他们与清政府就成了军事对抗。我们现在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并不高，但是中国现代革命是从它开始的。它没有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旗帜，而以西方传过来的“天国”（且不论它与西方文化到底有多大程度的符合）为旗帜。后来的辛亥革命以西方英美民主为旗帜，共产主义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旗帜。从太平天国到现在，中国历史上三次大的革命都是以西方思想为旗帜的，所以说太平天国是中国现代革命的开端。

　　太平天国威胁到中国的政治体制，西方帝国主义也威胁到清政府，那么这两个威胁哪一个最危险？在清政府看来，太平天国是最危险的。因为它的成功将导致政治体制垮台，所以它威胁整个政体，不仅威胁保守派官僚也威胁到改革派官僚。这时候，保守派和改革派就达成暂时的苟合，一起对抗太平天国。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曾国藩才得到重用。保守派之所以会接受曾国藩，是因为他们不敢直接和太平天国对抗，他们害怕丢了性命。而让曾国藩去镇压太平军就是由他一个人来承担全部的责任，失败了唯曾国藩是问，成功了也少不了大家一起分功。

　　在正常情况下，在政治官僚体制中，个人价值以你获得的地位为标志，比如一个大学教授和一个部长同时回农村老家，老百姓注意的肯定是部长而不是教授。

　　到了百日维新的时候，维新派知识分子不是官僚知识分子，而是在野知识分子。在官僚知识分子发生分裂时，在野知识分子也发生分裂。在中国官僚知识分子中，改革派占少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这样。也许有的时候表面看起来是改革派占多数，但这只是假象。有些人表面支持改革，在报纸上、杂志上拼命地发表文章拥护改革，但实际上他们只说不干，因为害怕犯错误，害怕被追究责任。比如我拥护毛泽东，如果我错了，那也不是我的错，因为是毛泽东错了。这些做表面文章的人，让他们去和美国谈判，他们是不会干的。他们想：谈不成怎么办？不都成了我一个人的责任了吗？在野知识分子和官僚知识分子的情况不同，他们需要发挥自己的才能，他们自认为充满青春活力，他们认为自己能做得比现在的官僚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所以在野知识分子往往首先看到政治体制中的弊端。在他们身上，改革派的知识多，保守派的知识少。

　　在野知识分子要发挥作用，在当时必须通过科举制度这个通道。但是他们感到通过科举制度进入官僚结构很难，像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科举制中往往难以成为胜利者，而那些对社会毫无所知的、一心一意沉浸在四书五经中的人却极容易在科举考试中取得胜利。现在的情况也一样，那些读萨特、海德格尔的人不一定拿高分，而那些只读马克思主义的人却能够拿到高分。科举制这种选择机制是不利于在野知识分子的。那么他们用什么方法参与官僚政治结构呢？在改革派官僚的启示下，他们开始接受西方文化和先进思想，比如议会制和选举制。他们为什么要向中国介绍选举制呢？因为这对于他们是有利的，梁启超在社会上有谁不知道他？所以要是实行选举制，那么大家推选的肯定是梁启超而不是那些死读四书五经的人。所以在野知识分子首先要提出体制改革的问题。他们对现实体制不满，要发挥自己的作用，他们就必须改革现行政体中的弊端。

　　在野知识分子提出民主化要求。民主制提出来了，可是有一个困难：在没有民主制度的社会推行民主改革靠谁呢？靠皇帝，要不就走洪秀全的道路。可是洪秀全最后被镇压了，所以洪秀全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在野知识分子选择了文化渠道，比如办刊物，他们通过种种文化渠道实现社会沟通。皇帝可以看到他们的刊物，可以采纳他们的主张。在野知识分子想：皇帝的权力加上我的才能，社会改革不就成功了吗？中国知识分子的逻辑有时是很混乱的。就算皇帝知道他们的办法很好，那他为什么不通过原来的人进行改革呢？皇帝要是改革就没有权力了，正是他没有权力所以他要改革。康有为、梁启超很高兴皇帝支持他们了，可是结果呢？光绪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因此在野知识分子的改革在文化上搞得很热闹，一进到实质阶段就不行了。

　　这就是在野知识分子经常遇到的悲剧，体制改革到现在还是这样的情况。在野知识分子想通过光绪获得权力，而光绪也想通过改革夺回被慈禧一手垄断的权力。这样就是零加零等于更大的零。“六四”也是这样一种情况：在野知识分子拥护无权的赵紫阳，无权的赵紫阳支持无权的在野知识分子。

　　改革派知识分子是利用现有体制，革命派则要推翻现有体制，比如孙中山，他自己组织政党，夺取政权。现在的知识分子已经没有这样的魄力了。他们把性命看得最为要紧，因为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革了几次命都没有成功，最后命丢了，革命却未成功。所以还是不革命为好。这也是好现象。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不但没有安宁，反而军阀混战。但是这个结果不应该由孙中山父责任，而应该由清政府和曾国藩负责任。当年在镇压太平军的时候，清政府不派朝廷军，曾国藩只能用地方军队镇压太平军。后来的军事力量都落到了个别军事首领手里。军阀割据就这样慢慢形成了。所以中华民国的建立，从实质上说只有形式而没有内涵。民主不应该只有形式，民主是建立在思想自由和个性自由的基础上的。大家都说现在民主太少，实际上人民代表大会就是民主制度，虽然它不是全民民主制度。人民代表有这样一个心理：谁让我当代表，我就感激他、忠于他，至于他实行什么样的政策、路线，对现实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案我不管，反正让我当代表的人就是好人，而好人是不会干坏事的。是谁让我当代表的呢？当然是毛主席，是党。可是如果大家都这么想，如果大家都选毛主席，那还用选吗？这实际上是以民主形式贯彻专制。在这种民主形式中，从最高统治者到最低统治者联合起来，这是民主也是专制。

　　民主的关键是怎样看待人，怎样看待自己。这是基本知识，没有它就不能分清哪一种观念有利于社会，哪一种观念是强奸民意。五四知识分子不是官僚知识分子，也不是在野知识分子。不管是什么文化都是进入政治体制的资本。真正的知识分子成为真正独立的阶层是在五四时期。这些知识分子所提倡的价值观念不是把自己送入政治体制，而是就是作为知识分子来影响社会，用文化在社会中发生影响。不论是胡风、鲁迅还是周作人、陈独秀，他们写的文章都不是给官僚看的，而是给群众读者看的。比如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就是写给青年读者的。这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和他的读者之间的对话方式是平等的，没有权力个性在里面羼杂。如果读者不同意他的观点，他不会降读者的工资，更不会杀读者的头，因为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是纯粹的知识分子，他们没有权力，也不想挤进政治体制去获得权力。文化成为独立的话语方式，它跨越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

　　所以五四是中国知识分子成为独立阶级的时期，产生之后知识分子队伍发生分化，这是为什么？因为知识分子向各个方向、各个领域发展。五四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分成三派：第一派是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学院派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是北大图书馆馆长，北大经济系的教授，他是作为经济学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院派的长处是它的文化性，它代表对中国文化的思考。他们的劣势是不具有实践政治家的素质。蒋介石是一个典型的实践政治家，共产党帮他打军阀，他当然求之不得，可是到了快夺取政权的时候，他就开始一步一步地把共产党排除出去。陈独秀就没有这个心眼，他对蒋介石说：我是真心实意的。蒋介石呢，他说：真心实意也不行，这是权力问题。

　　第二派是以瞿秋白、王明为代表的留苏马克思主义。这一派还不如学院派，他们不知道中国文化和中国的人，在国内连一个认识的人也没有。底下没有人是他们的一个弱势，最致命的是他们学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没法打仗。第三派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实践革命家。这一派依靠的是在实践中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思想，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四卷本讲的就是法、势、术的基本概念。

　　胡适属于学院派文化，在现代教育体制中，影响最大的文化就是胡适的文化。学院派是搞学术的，搞学术不能光靠感情，而要求理性，并且理性的要求是高于感性的要求的。胡适很重视方法论。学院派是给未来社会培养人，现在只是储备阶段。它不像实践派，目标是直指现实的。学院派注重的是理智的思考。

　　但是只有方法论、只有理性行不行？不行。鲁迅体现的是社会文化。胡适从国外回来之后一直在大学教书，所以他的学术著作比鲁迅多。鲁迅一开始写小说，可是大学教授不能光写小说，教授是要传授知识的。鲁迅原来也是教授，后来他成为职业作家，他和社会沟通靠的是情感。他写了《纪念刘和珍君》之后遭到通缉，得罪了政府和周围好多人。他为什么要写这篇纪念文章呢？人死不能复生，写文章的人还因此遭罪干吗不保持沉默呢？这就是情感因素在起作用，在鲁迅看来，他这样做是完全值得的，有意义的，也是幸福的。

　　到了20世纪三十年代，左翼出现了，代表是胡风、瞿秋白及周扬。他们（尤其是胡风和瞿秋白）起到和鲁迅沟通的作用。1949年之后，批评俞平伯是为了批评胡适，为了清洗学院派。紧接着“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说法也出来了，这实际上是清洗社会文化。与此同时还淡化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学院派以及留苏文化，最后只留下马克思主义文化。毛泽东想在中国文化中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绝对地位。57年之后，大规模阶级斗争结束，但是没过多久，阶级斗争又开始了，这是因为党内一些人的斗争才是真正威胁毛泽东权力和整个政治体制的因素，而社会上的文化派别是很容易就清除掉的。

　　周恩来、邓小平等在处理国家日常事务的过程中，意识到光有马克思主义是不行的，思想界和经济界是有冲突的。毛泽东死后，他的权力落入经济派，毛泽东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富裕的思想就很难在现实经济中得到实现了。毛泽东是一个战略家、策略家，他从50年代就开始经营军权，换下了彭德怀、换上了林彪。他又清洗了各文化派别，只留下马克思主义。但是当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现代社会这个格局不仅未被消灭，反而更加复杂化了。因为不能说明事实的思想是没有力量的思想。虽然把各派别压制了，但作为一种思想是不会消失的。我说了一句和你不一样的话，你就攻击我、压制我，这算什么路线？你有权力，我不敢说话，表面上还可能说你的好话，但是我在心里更恨你了。所以用政治权力、经济权力造成的思想统一是虚假的，所以文革后原来被压制的思想又冒出来了，有的讲生命主义，有的讲方法，还有的仍然讲马克思主义。老百姓还是要讲道家文化，要算算命什么的，再接着法轮功也出来了。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自由当中出现的某些不合理的现象而否定自由，虽然有种种不好的现象，但它总比专制强。我们应该本着互相理解和同情的原则、抱着真诚的态度，大家互相交流，甚至互相争鸣，这都是有利于民族文化的。相反，如果互相攻击就会削弱原本非常贫弱的知识分子文化。这就是发展文化最根本的一条原则。

　　我的观点不一定对，纯属胡说八道。说得对的，大家可以作为参考，说错了的，大家可以乐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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