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多少人养一个官？

　　我国历史上的官民之比：西汉时为1：7945，唐高宗时为1：3927，元成宗时为1：2613，清康熙时为1：91，新中国成立之初为1：600。当下的财政供养人员与总人口之比：全国平均水平为1：28。例如陕西为1：34；
河北为1：40；
河南为1：41；
山西为1：27；
宁夏为1：24；
青海为1：22。经济越是落后，财政供养人口越多：在山西32个发不出基本工资的县中，有8个县官民之比在1：20以下，有的县如大宁县为1：13。更有甚者，陕西省黄龙县是9个农民供养1个干部。官多车也多：一般各县县委、政府、人大、政协、纪委五大班子共有县级领导约40人。一般每县有车200辆左右，年费用600万元。仅行政干部的“官车”一项费用，一年就是4000多个亿。屁股和嘴巴每年消耗财政6400个亿。

　　干部多造成体制性干扰多，内耗多，收费多，浪费多：吃饭财政和发不出工资在各地是普遍现象。

　　例如，湖北省监利县总面积3238平方公里，总人口142万人，辖24个乡镇。1999年全县有党政机构99个，其中党委机构19个，政府机构80个。财政供养人口28481人，全县财政总收入2.2亿元，扣除列收列支体制上缴等，可用财力1.2亿元。如果每年按人均6000元费用计算，全县共需1.7亿元。

　　再如，湖南省华容县全县总人口70万人，辖26个乡镇，464个村场。1998年4月全县财政供养人员1.5万多人，财政收入只有8000万元左右。党政群一级机构60个，二级机构、副科级单位25个，代管单位20个，每次发文都要打印159份，县委迫于吃饭财政的压力，不得不做出“行政事业单位轮换下岗制度”的决定。

　　更有甚者，不算特别典型的四川省木里县，作为民族自治县，国家级贫困县，县总人口10万人，2002年财政供养人口达8000人，财政收入只有1500万左右，而全年支出最基本需要5000万左右，国家每年拨款资助，而每年都要超支1000多万元，基本都吃属于国家财政补助，相当于发达地区在养着这群人。而该县据我所知，光单位用的豪华越野车就达200辆，想一部官车一年费用最少5万元乘以200就是1000多万。各个部门每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到地区和到省里要钱！该地区有17个县市，情况大体如此。

　　而如西藏等省，财政全部靠内地补贴，官僚机构非常发达，当地吃皇粮的人收入居然颇丰，。当然，这是民族地方，国家对民族地方主要政策就是出钱！西部贫困原因大约在此，却也拖了内地不少负担。

　　机构越多，官僚主义越严重。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帕金森不无讽刺地说：“部门人多不要紧，他们之间总会制造出工作来的。”

　　何以形成世界上最大官僚机构？

　　中国官僚机构之巨大，举世闻名。人大代表们曾以“二十八人养一个”的官民比例尖刻提议，政府多次机构改革，总摆脱不了“精简——膨胀——精简”的命运。机构改革为什么改不动，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就如关云长在“刮骨疗毒”，这是在刮自己的肉啊！没有勇气与决心谁为此？机构改革侵犯的是一些即得利益者，谁把着改革权？是“上改下”还“下革上”？“上改下”改不了的官僚，改成了“下岗”、“三农”等诸多社会问题。从这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是怎么形成的，就可以分析出这“机构改革”为什么改不了。

　　凡是实行“中央集权”制必须依靠“命官”来维持中央的权威，官命的越多，管的越细，中央就越有权威，“中央集权制”决定了这个社会必然要有许多官僚一级管一级。有人会问：秦始皇以后的社会都中央集权制，为什么历代的官僚不象现代这么多呢？应当这么说：现代是个高度中央集权社会，从机构的社会分工来看，古代的政府许多事是不管的。如：教育、土地等等，政府之外还有许多民间中介在维系着社会道德。因此，自秦后虽然是中央集权制但也是“精小”政府。而高度中央集权制则细到“户籍身份”、“个人档案”、“婚姻”、“教育”、“言论”全部统包，机构不能庞大人员不能不庸肿了。“僧多粥少”形成了公务员待遇低，一些有“罚款权”的部门想方设法创收，造成政府“公信力”越来越差，越基层的贫民越苦。

　　若再深究其根源，至少有以下几点是至使机构膨胀的根源：

　　1、官僚化。

　　建国之后，国家企业、事业、行政单位实行了全面的官僚化，都有行政级别。这种官僚化对社会风俗影响极大，“官本位”由而此定格的，在中国“当官”的意识强于任何国家。

　　2、就业分配制度。

　　就业分配制度由来已久，到现代由于中央政府能力不及而取消。一是毕业生由国家统包统分，二是军转干部由国家统分，国家分配造成了行政机关冗员。

　　3、政府管理的范围越来越细密。

　　从现代来看，政府管理的范围没有收缩的现象，反而是越来越大。社会矛盾越多越不稳定，新的问题层出不穷政府就要另设新部门去管他。越管问题越多，部门法层出不穷，社会越不稳定构成了恶性循环。古代社会法律简单，大都与道德风俗相关，有许多事是民间自律来解决的。

　　4、政府职能利益化。

　　某些政府部门垄断了巨大的利益，变成了“公司”，有一段时间这些机构又利用自己的职权成立“创收”的二级机构（至今还有许多二级机构未能完全行政职能脱钩），油水之足令人趋之若骛。执法部门与“罚款”、“创收”等经济利益挂钩，成为部门创收的依据，保护垄断既得利益。而古代极少看到政府“罚款”、“创收”之类的事件，执法主要是以没经济利益的“刑罚”为主。政府不维系社会的道德人心、做公益事业，而热衷于“罚款”是中外古今所少见的。

　　至今官方对“义利”的认识不明确，有许多政策是鼓励“公款私投”“公款私分”“公企私卖”的，“招商引资”、“圈地运动”成为官场时尚。立足于“经济”是小政府变成大政府、“利益化”政府的关键，而以维系社会公正、道德世风、国家安全稳定，不管“经济”，则是形成精小政府、信用政府的关键。

　　为官需要重义轻，一介政府更应该重义轻利，义与利只有一个选择，谁的政府选择了“利”就意味着垮台。

　　5、升降无度。

　　中国现行的官吏制度可以说“能上不能下”，在古代还有个贬官制度、告老还乡制度。经常使用“升官”来调动公务员的积极性，将会导致“官多为患”。而古代中国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呢？其一是官爵分家，有的只授予爵位而不给官职以示奖赏，如此设爵则不乱其职分；
二是候补制度，没有缺位时留名候补；
三是建立考核与弹劾监督制度；
四是，科考取仕，中央统一命官。

　　6、官吏地方化。

　　高度中央集权下的官吏分级任命造成了“诸侯”、“单位”官，地方官员没有中央政策法律，眼里只有上级，殉情枉法、以权代法的事件经常发生。为了独霸地方政权，甚至出现了县政府查封中央喉舌报刊《人民日报》的事件，更不用说县级政府领导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搞“开国大阅兵”之类笑话了。于是士为“诸候”所谋利，则不国分忧，单位、政府、国家取贤不一，则“官们”五花八门。一任地方长官提拔一批心腹走了，第二任又提拔一批，于是官吏越来越多，不知是为国举贤还是为自己结党？故此，官吏经国家而举非常重要，历代都十分重视这点。古语：“唯名与器不可假与人，天子之所司”。应该看到官吏结党营私，对社会的危害极大。

　　7、法制上不重视。

　　建国之后，极不重视官吏制度。宪法加了很多意思形态上的东西，而对于“官制”却一字不提。以至于现行的官制乱七八糟，有叫“主任”的、“局长”的、“书记”的不一而同，光从这些称呼上来看，你不知道他们谁是管事的。而一个十来人的单位，有的一个“主任”配五六个“副主任”一个书记，几乎全是官。官无定制，加上机构合合分分、建了拆，拆了建，造成今天这样混乱的局面。而在古代每个朝代立朝之初就有一部“官制大宪法”如《周礼》，当成祖宗遗训历代遵循，这些保守的祖宗遗训成为限制政府机构膨胀良方。

　　宪法的作用与历代“祖宗遗训”的作用是一样的，是为集权自我约束而设，不是为了限制民权而设。而这种限制主要是来源于道德习俗力，因为最高集权之上是再没有人能限制他。昔日，大臣以“祖宗遗训”劝君王守制，今日不当“宪法”劝政府遵宪法么？谏臣是谁？不管是“祖宗遗训”还是宪法，都不方针对人民，而是为了推行善政、江山永固自我约束。特别要是对每介政府难以自身约束的官吏制度，这一剂预防药远比“刮骨疗毒”强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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