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些被生活淹没了的人

　　失败不是故事的开始，也不是故事的结束，而是他们故事的全部。生活的变质和走投无路后的无望，不是人物性格命运的转折点，不是通向某种解脱或升华的中转站，而是人物的常态。 　　
　　很多年前，我读到雷蒙德?卡佛的短篇《这么多水，离家这么近》(So Much Water so Close to Home)，内心震惊，又无以言表，就此开始搜集卡佛作品。我在广州买到一本小小薄薄的《你在圣?弗兰西斯科做什么？》，又从朋友那里借来台湾版《浮世男女》长期不还，还从北京找回一本“英语注释读物”《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集》。那真是值得追忆的阅读年代。没想到的是，十多年之后，我好像是得了文学阅读疲乏症，面对唾手可得的大量作品，却长久提不起兴致。就在这个疲乏症持续蔓延的时候，卡佛的《大教堂》出现在眼前，就像预感到的那样，我再一次被卡佛的小说所吸引和打动。
　　中文版《大教堂》的前言出自村上春树的手笔，有意思的是村上也是从我上面提到的那个短篇谈起，他说1983年“偶然从一本选集里读到，便认定为杰作，深受感动，不能自已，一口气将它译了出来”。
　　卡佛曾说：“所有我的小说都与我自己的生活有关。”而他自己的生活，怎么表述呢，用温和的说法是：“我自己过的生活不合我的身。”卡佛1939年出生在俄勒冈西北部的小城克拉特斯卡尼，父亲是个锯木工人兼酒鬼，母亲做饭馆招待和零售推销员。卡佛高中毕业就到锯木厂工作，十九岁结婚，二十岁就有了一个四口之家，却居无定所，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卡佛带着全家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城市，做过一个又一个临时工：加油工，清洁工，看门人，替人摘郁金香，在医院当守夜人兼擦地板，如此等等。“从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开始，我就无时无刻不担心自己身下的椅子随时会被人移走。一年又一年，我爱人和我整日奔波，努力保住自己头顶上的屋顶。”
　　卡佛一生只写短篇小说和诗歌，还有一些散文，是因为不得不写那些能够“一坐下来就写，快速地写，并能写完的短东西”。
　　令人惊异的是，这样极端不安定的状态并没有使他放弃写作，他从60年代初开始发表作品，但长期以来写作对他的生活没有带来一点点改善。他没有停止写作，同时也没有停止酗酒。他的小说里总是有酗酒的人，他常常写到酗酒，写到酗酒给生活带来的一团糟，写到试图从酗酒中挣扎出来的努力。1974年他不得不因为严重的酗酒问题辞掉好不容易得到的工作，1976年又不得不把几年前好不容易买来的第一栋房子卖掉，以付清因酗酒造成的住院费。
　　读过卡佛的小说，就会同意肖铁在译后记中的描述：“在卡佛的大部分作品中，贫困和绝望不是回忆中的过去时，而是小说人物以及卡佛自己的生活现状。”卡佛是“写失败者的失败者，写酒鬼的酒鬼……失败不是故事的开始，也不是故事的结束，而是他们故事的全部。生活的变质和走投无路后的无望，不是人物性格命运的转折点，不是通向某种解脱或升华的中转站，而是人物的常态。卡佛不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作家，而是一个鲜有的能够以悠长的凝视直面无望的失败者。”
　　1977年卡佛戒酒，生活也出现了转机。到1980年，他甚至有了稳定的大学教职。1981年出版《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这是他第三本小说集，后来被尊奉为极简主义文学的典范。《大教堂》里面的十二篇小说写于1982年到1983年间。1983年他获得美国文学艺术院颁发的“施特劳斯津贴”，就此不必为生计发愁，辞职成为职业作家。1988年卡佛五十岁去世，安稳写作的日子只享受了五年。
　　极简主义文学说得通俗点，就是给文学“做减法”。译后记对卡佛的“做减法”有个简洁有力的描述：“就像生活把卡佛小说中的人物毫不吝惜地剥了个精光一样，卡佛把自己的文字削到瘦骨嶙峋。”如同许多作家反感贴在他们身上的标签一样，卡佛也不喜欢极简主义这个牌子。
　　但卡佛小说的“瘦骨嶙峋”确实带来了特殊的艺术效果，卡佛愿意把他自己的方式和海明威的路子联系在一起，他这样认为：“是什么创造出一篇小说中的张力？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具体的语句连接在一起的方式，这组成了小说里的可见部分。但同样重要的是那些被省略的部分，那些被暗示的部分，那些事物平静光滑的表面下的风景。我把不必要的运动剔除出去，我希望写那种‘能见度’低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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