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一生都消耗在政治中

　　1933年4月20日，国民党南京最高法院对陈独秀“叛国罪”案进行第三次公开审判。 　　在章士钊为他做了长达53分钟的辩护后，陈独秀站在被告席上要求自辨，并发表了自撰的《辩诉状》，对自己三十多年的追求和革命生涯做了一次自我总结。
　　“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五四以后，他组织中共之“终极目的”，是“实现无剥削无阶级人人‘更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会”。
　　这是陈独秀一生中第5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捕入狱，距他1919因在北京新世界商厦散发传单的第一次被捕，已14年整。这14年间，他从“新文化运动”统帅，到中国共产党“开山鼻祖”，到头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到中国“托洛茨基派”首领，大起大落。
　　创办《新青年》时，他决心“不谈政治”，希望以“思想和文化的启蒙”为使命，从改造国民性入手，把国民改造成有“独立自主人格，自由平等权利”的新青年。
　　他高举“德先生”与“赛先生”两面大旗，呼吁：“国人而俗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这以后，他回归到“不隶属于任何党派”的独立思想者。在生平最后一次开创政治局面的尝试受挫后，他退回书斋，对政治理论进行新的探索和反思，重新评估他曾信奉过、追随过、批判过的“理论和人物”。这些思考总结成他“最后的政治意见”。
　　最后，他远离了马克思主义，摒弃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核心――“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退回到五四时期他所高举的“民主”和“人权”。
　　纵观陈独秀的一生，随着世界政治大势和国内政局动荡变幻，他反清、反袁、反军阀、批孔、批党、批“国际”，走了一条由改良――民主革命――启蒙――马列主义革命――呼唤议会民主的政治道路。为他生前死后中国的落后，改良，革命，倒退，停滞，再革命，倒退，改革的历史进程，画上一个个问号。
　　他自认，“我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并且以“失败”告终。
　　
　　一根南瓜藤爬在门上，几朵黄花兀自绽放。
　　东城区箭杆胡同20号门口蹲着一对小石狮子，斑驳的紫黑门开了半扇。从门缝朝里望去，能看到过道里一侧堆积着各类杂物，一侧停着自行车。一个光着膀子的男子走了出来，看到陌生人，“砰”地一声关上大门。大门右手贴着牌子：“居民住宅，谢绝参观。”
　　箭杆胡同的一侧，是民政局高高的围墙，有一扇紧闭的门。墙角下，蹲着一对农民模样的老夫妇。
　　看到记者拿出纸笔，他们跟了上来，说，他们从河北某县来，是为一桩6年前交通肇事逃逸案来北京上访的。6年里，只要地里没活，他们就到这里排号“递状子”。
　　正谈着，一白胖壮硕、基层干部模样的四十多岁男子走过来，狐疑地打量着我们，盘问老夫妇从哪里来，接着又盯上了我，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我在写一篇关于历史的文章，这是陈独秀在北京的故居。
　　从1917年初到1920年初，他携第二位妻子高君曼租下了这座院落，这里也是《新青年》的编辑部，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等人经常到这里讨论、争辩。
　　你一定知道吧，在陈先生的倡导下，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号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了。
　　选学余孽，康党，“乱党”
　　千里之外，安庆老城喧闹、破败，窄窄的老街上，小摩托随时飞驰而过。
　　这个如今显得有些落后的古城，曾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之地。清咸丰十一年，湘军攻占安庆后，曾国藩即着手建安庆内军械所，由此揭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
　　光绪五年，陈独秀出生于安庆一诗书寒门，原名庆同，学名乾生，子仲甫。祖父陈章旭是禀生，为人精明强干。咸丰年间，太平军占领安庆，他与长子衍藩投笔从戎，辅佐官府，在清军收复安庆后，获“以盐提举衔候补知县”的空缺；衍藩被太平军刺伤，不久身亡。
　　陈独秀生父衍中是陈章旭第三子，曾在江苏做过几年小官，后以塾师为业，33岁客死苏州，那年陈独秀3岁。后因其叔父陈衍庶无子，他过继到四房做了嗣子。陈衍庶举人出身，官运亨通，从知县升至道员，由宦致富，在多处置有田地、商铺。
　　陈独秀6岁跟着祖父读书。陈章旭在家族中被唤为“白胡子爹爹”，素以威严著称，对天资聪颖的陈独秀管教尤为严格，背不出经书，就拿板子打他。每次被打，他总是倔得不出一声。祖父不止一次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
　　光绪二十二年，陈独秀参加秀才资格考试，勉强过了县试和府试。院试时，考题是“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他把《昭明文选》中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中的古文拼凑到一起，“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填满一篇皇皇大文”。捷报传来，陈独秀被取为院试第一，寡母查氏高兴得几乎掉泪，陈独秀却由此“更加一层鄙薄科举”。
　　1897年8月，陈独秀随大哥庆元赴南京参加江南乡试。他们背了考篮、书籍、文具、烧饭用的锅炉和油布，挤进脏乱的考棚里。天气奇热，在高墙围住的号门里，士子们熬过3场9天的考试，自己生火做饭。陈独秀吃着半生不熟的怪面，晚上则睡在考棚里。
　　乡试期间，他看到一位从徐州来的大胖子一丝不挂，踏着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巷子里走来走去，摇头晃脑地读着他的文章，念到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翘起大拇指说：“好！今科必中！”这副怪异的考生形象强烈地刺激着陈独秀，“我看呆了一两个钟头，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由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这般毛病”。
　　他在《实庵自传》中说：“这便是我由选学余孽，转变到梁康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在往后十几年的行动。”
　　南京乡试期间，陈独秀结识了来自安徽绩溪的秀才汪希颜。汪习读新学，崇尚维新，此时刚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陆师读书。从此，陈独秀开始接触维新思想，并和汪希颜的胞弟汪孟邹等安徽维新派人士往来密切，常常在一起讨论康梁文章。
　　乡试后，陈独秀撰写了第一篇政论文章《扬子江形势论略》，向政府献策。洋洋洒洒近万字长文中，他分析了扬子江的地理、人文和军事设防问题，提醒清政府和海内有识人士认清国家的严峻形势，并采取相应的救国措施。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随叔父在东北做官府书记的陈独秀大受震动，由此萌生留学念头。1901年，他第一次东渡日本，就读于高等师范学校。不久，他和留学生潘赞化等人一同加入旅日学生进步团体――励志会，后因与章宗祥、曹汝霖等“稳健派”分歧扩大而脱离该组织。接着，他又加入留日学生中最早的民主主义革命团体“青年会”，结识了黄兴、邹容、陈天华、章太炎等人。
　　清廷为了管束这些不安分的留日学生，特派遣学监姚煜到日本。陈独秀想教训这个专与他们作对的学监，和几位同道潜入其家，由张继抱住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剪去了他的辫子。事发后，清政府出面要求日方警察抓捕闹事者，陈独秀等人随后回国避风头。
　　1903年，沙俄背约，拒绝撤军，企图长期霸占东三省。消息传出后，上海、东京出现了拒俄运动。这一年，许多新式青年转向了民族主义立场，接受“排满革命”的思想。陈天华的《猛回头》和《警世钟》、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开始热销。
　　回故乡后，陈独秀与几个新派学生组成“青年励志会”，发起安徽首次拒俄大会。在藏书阁，陈独秀当众发表爱国演说，抨击清政府与俄签订辱国密约。
　　两江总督端方密令安徽巡抚缉拿“首要分子”。陈独秀逃亡上海。此时，因“苏报案”入狱的章士钊已获自由，随后创办更为激进的《国民日日报》，邀请陈独秀参与编辑事务，日日宣传“排满”。
　　《国民日日报》停刊后，陈独秀再次回到家乡，与留日学生房秩五和吴守一共同创办了《安徽俗话报》。这是皖省第一份白话报纸。
　　陈独秀寄居在科学社小楼上，日夜梦想着革命大业，臭虫爬满了衣服和被褥，也感觉不到。他以“三爱”为笔名撰写了许多政论，观点激进，吸引了大量读者。
　　在“排满”情绪的推动下，立意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党团体开始以“鼓吹、起义和暗杀”为手段，蔡元培、章士钊都曾卷入其中。当时，黄兴回国组织华兴会，谋划在慈禧寿辰时起义。在章士钊的邀请下，陈独秀从芜湖到上海，正式参与暗杀活动，天天和杨笃生等人实验炸弹。
　　1905春，杨笃生又组织了北方暗杀团，派吴樾狙击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吴樾回乡安排家事，路经芜湖，与陈独秀在科学社小楼上密谋。同年10月24日，吴樾在北京火车站实施暗杀行动，因火车起动时猛烈震动，炸弹自行爆炸，殉难。
　　暗杀“五大臣”事件后，陈独秀对这种革命方式产生了怀疑。他不再参加暗杀活动，而是联合芜湖安徽公学和安庆武备军的革命力量，与柏文蔚、常恒芳等人秘密组建了革命团体――岳王会，出任会长，从此投身“科学的革命运动”。岳王会后来与同盟会建立了联系。
　　多年后，陈独秀谈到暗杀，说那“只是一种个人浪漫的奇迹，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科学的革命运动必须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又说：“暗杀所得之结果，不但不能建设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而且引导群众心理，以为个人的力量可以造成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可以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此种个人的倾向，足以使群众的社会观念、阶级觉悟日就湮灭。”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不久，安徽新任都督孙毓筠拍电报，邀请陈独秀担任都督府秘书长。
　　12月，陈独秀携妻高君曼取道上海回到安庆，第二年1月正式就任。孙毓筠比陈独秀大10岁，原为清廷旧官僚，好佛学，还有抽大烟的爱好，许多政事都落到陈独秀肩上。他大刀阔斧搞革新，常与同事发生口角。
　　1912年，孙毓筠进京改任袁世凯高级顾问。皖省都督一职由柏文蔚接任。陈独秀和柏文蔚是当年创办“青年励志会”的同道，他协助柏做了许多工作，被赞誉为“治皖有功”。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开始，皖督柏文蔚宣布安徽独立，并出任皖省讨袁总司令。陈独秀随柏回到安庆，协助讨袁，并起草“安徽独立宣言”。
　　二次革命失败。陈独秀被袁任命的皖督通缉，逃到上海，开始了流亡生活。安庆的老家被抄，两个儿子延年和乔年闻讯脱逃，亲侄永年被抓。
　　1914年，在章士钊的邀请下，陈独秀第五次赴日参与政论性杂志《甲寅》。 虽然过着“穷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无数虱子的生活”，他的精神却再次振奋起来了。他结识了李大钊，开始用“独秀”这一笔名撰写政论文。
　　在引起巨大反响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他认为：中国人把国家和社稷、忠君等同，无丝毫自由权利与幸福。国家目的是在保障国民权利，共谋幸福。救国之道在于提高“国民之智力”，把中国人的思想引入现代化。
　　从“救亡”思想出发，这位“康党”、“乱党”的组织者和宣传家开始“转向”，走向文化启蒙运动。
　　新文化运动统帅
　　仲甫为天生领袖，一决定事，不能动摇。
　　 ―― 章士钊
　　
　　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回来后就着手筹办《青年杂志》。他明确指出：中国要进行政治革命，必须从“思想革命开始”，“要改变思想，须创办杂志”。
　　9月15日，《青年杂志》正式出版。为了与基督教上海青年会主办的杂志《上海青年》区别开来，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
　　关于为何办《新青年》，陈独秀认为：当时的中国人“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脑子里不装着帝制时代旧思想的，能有几人？”，“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他还提出20年不谈政治，要在此时间里造成巩固共和的“国民总意”。
　　创刊号上，他撰写了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在这篇后来被人视为新文化运动宣言书的文章中，他扛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由此拉开新文化运动的大幕。
　　《新青年》以猛烈的炮火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旧思想和旧道德。陈独秀与当时尚在美国留学的胡适通信，在他的诱导下，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开启了“文学革命”。
　　陈独秀身边聚集起了一批有着新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撰稿人：李大钊、胡适、吴稚晖、马君武、苏曼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蔡元培、傅斯年，以及笔名“二十八画生”的毛泽东。
　　《新青年》迅速成为全国思想文化界关注的焦点，陈独秀也成为向往新思想的青年心目中的精神领袖，全国出现许多效法《新青年》的杂志和社团。中共早期领袖周恩来、刘少奇、恽代英、邓小平等都受到《新青年》的巨大影响。
　　当时还是湖南省第一师范学生的毛泽东也是《新青年》的粉丝，他给杂志投稿，并组织“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后到北京专门拜访陈独秀。他说：“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获正式任命的当天上午9时，他赶往陈独秀住处，邀他做北大文科学长。陈以要回上海办《新青年》推辞，蔡元培表示“可以把杂志带到学校里来办”。陈答应了，《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迁到北京。
　　随后，陈独秀把新文化运动的一批战将也带进了北京大学，其中有李大钊、胡适、周作人、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胜利宣告结束。中国也是协约国成员之一。第二年春，以美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在巴黎和会上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取消“21条”以及取消列强在华特权的要求。由北京青年学生游行抗议开始的“五四”运动的导火索被点燃了。
　　严峻的国内政治局面，使得陈独秀再涉政治。1918年12月22日，他和李大钊等人创办了政治时事性评论刊物《每周评论》。
　　新文化运动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后，守旧势力的反攻也趋于激烈。因为陈独秀的言论最为激烈，他所受的人身攻击也就最多。论敌们在思想观念上攻不倒陈独秀，便在陈的私生活上大做文章。北京的“御用报纸”对其“丑闻细节”大肆渲染。让北大一些上层知识分子对陈感到不满。
　　一心保护陈独秀的蔡元培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1919年3月26日夜，蔡元培和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等在汤家开会，讨论陈独秀的去留问题。会议一直开到午夜，蔡元培主张保护陈独秀，汤尔和却极力主张清除陈独秀，马、沈二人则附和汤。
　　4月8日，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通过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以“教务长代替学长”，废除了北大学长制。陈独秀被不动声色地解除文科学长职务，但仍保留教授职位。
　　6月11日，陈独秀因在新世界商场散发反政府传单被捕，胡适、李大钊等社会各界人士和诸多团体竭力营救。陈独秀在狱中关了83天，后被朋友们保释出狱。
　　16年后，胡适与汤尔和就此事在信中展开争论。谈到“3•26会议”时，胡适说：“独秀因此离开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
　　胡适认为，如果陈独秀当初留在北大，留在那帮信仰自由主义的老朋友身边，思想就不会十分“左倾”，也不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后面的一切事都不会发生；新文化运动也不会成为脱缰野马，造成中国社会思想政治的巨大分野。
　　出于自己的政治信念，胡适对这次会议永不原谅。
　　但在汤尔和看来，陈独秀乃“不羁之才”，无论留在北大与否，其思想都必然走向左倾。
　　按警方规定，保释后陈独秀只能在北京活动。但1919年底至翌年初，陈独秀未经警方许可即到武汉做学术讲演，回京后警察找上门来。李大钊闻讯抢先赶到火车站接陈独秀，陈先是躲到胡适家，后又躲到李大钊家，再后来，李把陈独秀化装成商人，坐骡子逃出北京，在李的河北老家躲了几天后，两人乘车南下上海。
　　这次的被捕、逃亡和失业，对陈独秀的思想和情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按胡适说法，逃回上海之前，陈独秀其实并无明显的左倾倾向：“事实上，陈独秀在1919年还没有相信马克思主义。”
　　逃回上海后，“陈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代表维经斯基等来到北京，与李大钊接上了头。经李介绍，维经斯基等人到上海找到陈独秀，并向陈独秀建议组建共产党。陈欣然接受建议，立即着手进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从1920年9月起，《新青年》改组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第8卷第1号《谈政治》一文中，陈独秀明确表示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革命立场，宣布“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立劳动阶层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并从第一号起设立“俄罗斯研究”专栏。
　　建党伟业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鲁迅，《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
　　
　　1919年春，当俄共（布）领导的第三国际了解到中国国内自“五四”以来激烈的社会政治斗争情况，决定派人前来“访问领导五四运动的人物”。1920年，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抵达北京。
　　与此同时，中国报刊登出了苏俄友好的对华宣言。《宣言》声称取消一切沙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密约和不平等条约，放弃侵占的中国领土，将之前一切掠夺的都归还中国，还建议中国立即和他们建立正式关系。一时间，中国舆论界对苏俄政府普遍抱有好感。
　　维经斯基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两人“一见如故”。在维经斯基的建议下，陈独秀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组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不久，维经斯基正式向陈独秀提出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建议，大意是：依照苏联经验，组织中国共产党，加入国产国际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
　　8月-9月，中国共产党经过短期筹备在上海成立，陈独秀被选为书记。
　　11月，陈炯明来电，邀他赴广州创办西南大学。陈独秀与维经斯基、李大钊商量后，认为广东是革命策源地，借此机会“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的新思想广泛地带到广东去”，也“可以在那里发展共产主义的组织”。
　　建党后，《新青年》的一班同人随着政治观点的分歧日益加大，而分道扬镳。
　　1921年共产国际二次代表大会后，莫斯科新派代表马林来指导工作。马林一到上海就敦促中共召开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
　　7月23日，中共一大会议在上海召开。在广州兼着大学预科校长的陈独秀，因为“正争取一笔修建校舍的款项，抽不出时间”，指派陈公博代表广东支部，包惠僧代表他个人出席“一大”。由于陈独秀的威望和建党过程中的作用，被大家一致推选为中央局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
　　对于革命，陈独秀有种“慢慢来”的态度。筹建工作进展到一半，他就去广东任职。召开一大时，上海连电催促，马林还派人去接他，他还是推辞了。马林不满于陈独秀身为中央局书记却长期在广州，派包惠僧赴粤，催促他回沪主持工作，他才不得不回来。
　　陈独秀对包惠僧说：“急什么，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早，可能要一百年上下，我们实现共产主义遥远得很。我们现在组织了党，不要急，我们要学习，要进步，不能一步登天，要尊重客观事实。”
　　回上海后，陈独秀和马林从一开始关系就紧张，两人稍有接触就冲突起来。
　　据张国焘回忆，马林为人骄傲，是共产国际东方问题权威，“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雄辩家的天才，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他坚持自己主张那股倔强劲儿，有时好像要与他的反对者决斗”。
　　陈独秀觉得拿着外国援助来搞革命，有“雇佣革命”、沦为他人“工具”的嫌疑。当时，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已在报纸上骂他是“崇拜卢布，是卢布主义者”。而马林的傲慢，又让他的这种屈辱感加深了。据包惠僧回忆，陈独秀对大家说，“我们不能靠马林，要靠中国人自己组织党，中国革命靠中国人自己干，要一面工作，一面干革命。”
　　当陈独秀想要在中共与国产国际之间划上一条界线时，马林告诉他说：中共从成立之初就编入了第三国际，是国际的一个支部，你们承认与否没有用。这让陈非常反感。
　　10月，陈独秀在渔阳里2号寓所突然被捕，这件事意外地改变了他与马林的关系。
　　马林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所的各个关节，并请著名的法国大律师巴和出庭辩护。这次患难与共，让感情丰富的陈独秀颇为感动，两人“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的解决”。 从此，中共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援助。陈独秀表示：中共拥护共产国际，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议自应尊重。马林则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央负责，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他只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经常接触，商谈一般政策。
　　11月，陈独秀终于以中央局书记的名义，向全党签发了第一个《中央通告》，作为中共领袖走上领导全国革命的道路。
　　“书生”领袖荣与辱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却很难适应复杂多变的形势，以致在右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形成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中国共产党历史》2011年校订本
　　
　　1921年，马林到桂林拜访了孙中山，与孙氏进行了3次长谈，又赴国民党根据地的广州进行了一番考察。他产生了一个无比兴奋的想法。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他热情洋溢地描绘了孙氏及其追随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同情，对俄国的向往，并判断说：“共产国际应该和孙中山的国民党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不是去全力帮助中国共产党；至于力量微弱、又与工人运动毫无联系的中国共产党，最好的出路也许就是加入国民党。”
　　苏俄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积极“输出革命”，也有着实际的利益算盘：他们希望推翻亲西方的北洋军阀政府，帮助建立一个亲苏的邻国，开辟一条远东的通路，摆脱西方国家封锁、遏制苏俄的困境。
　　马林初次提出中共加入国民党问题，陈独秀就抱着怀疑态度。1922年4月，当得知马林前往莫斯科游说，他给负责远东局的维经斯基写了一封态度强硬的反对信。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在了解到国共两党力量悬殊的现实后，迅速接受了马林的观点。8月，带着“尚方宝剑”的马林匆匆赶回上海。在西湖边上，他和中共负责人探讨了国共合作问题。陈独秀在内的许多与会者提出疑虑，但在共产国际的权威和组织纪律下，最终表示服从指示，即先由一部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搞“党内合作”。至于共产国际要求迁“都”广州的指示，中共则没有执行。
　　西湖会议后，陈独秀正式向孙中山表明“党内合作”的意向及改组国民党的建议。8月，他和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等正式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他也前后接受了孙中山委任的“本部参议”、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委员长的职位，投身到帮助国民党改组的工作中。
　　国共两党成员之间的猜忌和摩擦从一开始就存在。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以后，双方已趋于水火不容，不仅上海两党党员团员互殴不断，广东两党掌控的工会之间也是无日不斗。到1923年，马林自己也开始垂头丧气，莫斯科很快就派来一位“新马林”――鲍罗廷，他带着斯大林签署的指令――“决不要迷恋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原来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国民党右派公开了分裂活动。8月，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出版了两本小册子，抨击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要求共国分家。25日，坚持“联共”的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极端分子暗杀。11月，一批老资格的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中央全会”，会后通电广州国民党中央立即停止职权，要求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取消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籍等等。
　　到北伐战争前夜，一直以左派和中间派面目出现的蒋介石，就让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陈独秀感到手足无措了。
　　蒋介石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他先搞了一个政治事件作试探：1926年3月，他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扣留了中山舰并逮捕中共党员李之龙，随即又以中共“阴谋暴动”为由宣布广州戒严，并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及住址，命令共产党员退出黄埔军校和第一军。
　　“中山舰事件”发生时，陈独秀不在广州，此事由苏联顾问布勃诺夫出面处理。他依然主张对蒋介石退让，要求中共“必须十分审慎行事”，“不要过早地使统一战线破裂”。4月，陈独秀致电共产国际，再提退出国民党。莫斯科为次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赞同布勃诺夫的处理原则，否决了陈独秀的意见。《真理报》同时发表了布哈林的文章，严厉批评中共有退出国民党的意见，共产国际派出维经斯基赶回中国纠正陈独秀的态度。
　　1926年四五月，鲍罗廷回到广州。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他会见蒋介石，多次密谈后达成三条“君子协定”：鲍氏答应蒋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蒋介石将同意对国民党右派采取相应措施，并随即提出“整理党务案”：
　　中共不能批评和怀疑孙中山和三民主义，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的执委会中不能超过1/3；跨党者（即共产党员）不得任党中央机关的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中共；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名单应交给国民党；第三国际发给中共中央的指示或中共发给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员的指示，须先经两党联席会议讨论通过。
　　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通过后，陈独秀再次主张中共党员应该全部退出国民党。莫斯科也专门开会讨论此事，还是不赞同中共现在就退出国民党，鉴于此，陈独秀便对“整理党务案”再一次采取退让态度。
　　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步步后退之下，蒋介石羽翼渐丰。7月，他当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集党军大权于一身。
　　1926年6月5日，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北伐，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起初，陈独秀是公开反对北伐的，他认为北伐仅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为”，甚至说北伐本身“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至于因北伐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因北伐而剥削人民之自由…连吊民伐罪的意义都没有了”。书生意气的议论一出，立即招致国民党方面的猛烈批评。
　　其实，北伐不北伐的决定权，完全掌握在斯大林和蒋介石手里。鲍罗廷甚至说，“现在是共产党应当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代”。
　　随着自己的政治主张屡次遭到共产国际的指责和训斥，陈独秀开始消极地接受经验教训。从北伐开始，他就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都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政策：指示中共甘居“在野党”的地位，不谋求对北伐的主动领导，并且明确反对中共干部加入国民党政府、参与北伐军占领区的政治事务，也不赞成中共党员加入黄埔军校。
　　北伐开始后，蒋介石的权力迅速膨胀，这让国民党内的左派以及国民革命军内一批实力派如李济深、唐生智等感到不满，他们搞起了“迎汪抑蒋”，希望请回汪精卫以牵制蒋介石。9月，蒋介石为此派人会见陈独秀，希望中共能阻汪回国。
　　陈独秀告诉蒋介石：我们赞同汪回国，但不是“迎汪反蒋”，而是实行“汪蒋合作”。他期望在蒋、汪、唐（生智）之间搞平衡，以维护国共统一的战线。对此，中共中央还专门通告党内，并专门指示广东党组织。
　　汪精卫回国前取道苏联，受到斯大林的接见。1927年4月初，汪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主席团成员以及武汉国民政府常委。
　　4月3日，陈独秀和周恩来一起去见汪精卫，随后起草了《汪陈宣言》，郑重宣布：共产党绝不“主张打倒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国民党也“绝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呼吁两党“立即抛弃互相间的怀疑，不听信谣言，互相尊重，事事协商，开诚进行”。
　　《宣言》在各大报章公开发表，让陈独秀如释重负。
　　5天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对共产党、参与革命的工人和群众进行了大屠杀。在江浙财阀的支持下，他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容共”的武汉国民政府对抗，加上张作霖在北方控制的军阀政府，一时间，中国形成了三足对峙的局面。
　　事变后，周恩来、李立三和陈延年向在武汉的中共中央发出意见书，建议党中央与武汉国民党左派协商，联合东征，讨伐蒋介石。然而，鲍罗廷等人希望武汉政府和拥兵8万的冯玉祥联合讨奉，会师郑州，这样就可以背靠西北，打通与苏联的国际交通线。
　　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会前，共产国际发来指示：要求中共五大一切决议“都完全应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依据”。
　　陈独秀主持会议，他代表中央做了报告。在报告中，他谈到自己多次主张退出国民党的错误，以及处理中山舰事件时的错误的“退让”。
　　陈独秀仍然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据郑超麟回忆，鲍罗廷、罗易、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才是大会的操纵者。他们有个难题需要解决――要陈独秀，还是不要陈独秀？之后，与陈关系接近的中央委员彭述之、罗亦农等人陆续离开中央，陈独秀在党内的地位开始动摇。
　　当时，中共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这让大多来自农村富裕阶层的北伐军官感到不满。5月18日和23日，国民革命军夏斗寅和许克祥分别在湖南、湖北率部叛乱。
　　5月18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和国际驻华代表发来了“六一指示”。该指示一改过往态度，要他们以激烈手段对抗国民党右派：中共实行土地改革；吸收工农领袖充实国民党中央；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和5万工农革命军组成一支可靠的军队；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等。
　　武汉的形势由于罗易的冒失举动而迅速恶化了。罗易认为，只要把汪精卫说服，就有办法。他私自把“六一指示”的文件副本给汪看，声称：“你如接受电报的要旨并给予执行的便利，共产国际将继续同你合作，否则就将同国民党一刀两断。”
　　这份文件让汪精卫非常惊恐，他拒绝接受，并指责苏联方面破坏协议。“泄密”事发后，罗易被停职。但斯大林依然希望借助汪精卫的力量，他连续召开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撇开”中共而直接给了汪精卫100万美元，并许诺第二天“还将寄出50万美元”，要汪运用其“权威”来“挽救事业”。
　　陈独秀觉得“莫斯科把事情弄糟后，又无法善后”，提出辞呈。他说：“国际一方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工作。”
　　莫斯科批准了陈独秀的辞职，训令中共中央改组。根据这一新指令，7月12日组成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5人临时中央局，同时停止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工作，陈独秀不再视事。
　　从此，陈独秀与秘书黄文容完全隐藏起来，过起了漫长的地下生活。他的次子、此时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陈乔年经常来看他，不时告诉他一些党内消息。陈独秀也不断给中央提供一些自己的看法。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随后，仅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就有一百多名共产党和革命志士被捕杀害。
　　在莫斯科，一场权力斗争正在进行中。“四一二”事件爆发时，斯大林的竞争对手托洛茨基加强了对斯大林的批判火力，当时他预言说：中共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部，“那些曾经做过蒋介石左翼附庸品的中国共产党员，现在要在一两年里成为汪精卫的附庸品”，“重演四月的悲剧”。
　　“遥控”中国革命的屡屡失败，让斯大林处于窘迫的境地。
　　据张国焘回忆，瞿秋白与鲍罗廷随后到庐山密谈，7月21日回到武汉时曾对他说：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这个失败的责任，因为莫斯科的丧失威信，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茨基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
　　瞿秋白当时还表示：如果这一责任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来担负，损失也太大了。“那么我们不如把全部的失败责任，推在他一人身上算了，而我们自己应该站在共产国际的立场上，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才能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
　　7月23日，共产国际新代表罗明纳兹抵达武汉，立即找张国焘和瞿秋白谈话，宣布中共中央犯了严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改组党中央，惩罚陈独秀，不能让他再担任总书记一职，甚至要开除他的党籍。
　　罗明纳兹又到长沙，在俄国领事馆召集中共湖南省委会议，要求到会者签名赞成“打倒陈独秀”。代理书记易礼容表示反对，他认为目前革命连续失败，党组织创巨痛深，陈独秀在社会上有声望、在党内有号召力，打倒他，很少有人能起来。
　　8月7日，在罗明纳兹的安排下，中共中央在汉口三教街41号一苏联顾问寓所里，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罗明纳兹起草了该次会议的《告全党同志书》，文件把一切错误都推给了陈独秀：中共在陈独秀领导下，“执行了很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
　　与会的王若飞、李维汉认为应该邀请陈独秀参加，给他自辩的机会，被罗明纳兹一口回绝。
　　会议结束后，瞿秋白和李维汉到陈独秀寓所汇报情况。陈独秀声明他的错误也有共产国际的责任。
　　据长期追随陈独秀的濮清泉回忆，当时陈独秀说：“他们要我写悔过书，如何悔之，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要斯大林悔过呢？我是执行他的训令的，他悔过，我就悔过，要我做替罪羊，于情于理都不通。”
　　“反对派”首领
　　 (胡) 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的“反对派”，实是如此，然非弟故意如此，乃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也。
　　――陈独秀
　　
　　1927年9月10日，正值中秋之夜，陈独秀化妆成病人，和黄文容、汪原放等一行四人坐船逃离白色恐怖中的武汉。抵达上海后，他先住酱园路，后移居浙江北路、温州路上的一个小弄堂。
　　苦闷消沉之中，他开始自己一直感兴趣的中国文字问题研究，同时编写《革命文学史》。
　　此时，中共中央机关也迁回上海。陈独秀在瞿秋白和李维汉的邀请下，为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写一些短文，抨击宁汉合流后的国民党。
　　1929年春，陈独秀的外甥吴继严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他给陈独秀带来了苏共内部的一些重要情况：列宁去世前有一份遗嘱，说斯大林个性暴躁，处事专横，不适合当党的总书记；托洛茨基才华出众，在十月革命中立下功劳，缺点是过分自信，但不能以非布尔什维克视之。这使陈独秀有了了解更多托洛茨基思想的愿望。
　　8月到9月间，留苏学生带回一些托洛茨基的文章。陈独秀请人翻译后，开始认真研读。他发现，自己在大革命时期多次提出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以及后来退出国民党的主张，与远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不谋而合，而这些主张都被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一再否定，最后导致大革命的失败。托氏的“二次革命理论”，也和陈独秀的思考多有相近之处。
　　“仿佛有甚么电光闪过头脑”，大革命时期担任过党内干部、同样被共产国际排斥的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人见到这些文件后，都感到异常兴奋。这时，陈独秀和留苏学生成立的第一个托派组织――“我们的话派”有了接触。
　　陈独秀开始接受托洛茨基的理论和路线，全面反对中共“六大”纲领，针对李立三主持的政治路线以及具体工作的若干问题，向党中央写了3封信，陈述自己的意见主张。
　　起源是中东路事件。1929年7月，东北易帜后的张学良武力收回被苏联占有的中东铁路路权，逮捕了苏方人员，并把苏方59名高级职员遣返回国。苏联政府随后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议，两国断交，并在边境地区发生武装冲突。
　　在这样一个复杂事件上，中共遵从了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公开宣言中提出“反对进攻苏联”、“武装保护苏联”一类的口号，号召中国人民示威游行以“抗议帝国主义及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对苏联的进攻”。
　　陈独秀在7月28日给党中央的第一封信中，要求党中央在宣传上要考虑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批评那些动员群众的口号“太说教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会使得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主义”。他还温和地建议党中央：把宣传矛头指向国民政府的误国政策。对于中共盼望借此带来革命高潮的中苏战争和二次世界大战，他指出，战场都在中国，而“在战争中最受直接蹂躏的自然是中国人民”。
　　双方的争论随后从中东路宣传策略问题，上升激化为相互指责和扣各种帽子。新的中共中央指责陈独秀是资产阶级左派观点，“忘记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从苏联回来的王明撰文，批判陈独秀是“反共产国际”、“反苏”、“机会主义”的。
　　陈独秀开始在党内寻求托派同情者。他把托洛茨基的文章拿给上海本地党员和外地来上海的党员看，组织学习和讨论托氏对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据郑超麟回忆，有的支部由此“与党宣布脱离”。
　　10月，党中央致函警告陈独秀，要他立即停止“超越组织活动”，并命他在一个月内写一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陈独秀在给中央的信中，阐述了何为托洛茨基主义，并和彭述之一道表达了坚定的反对派立场。
　　11月15日，中共中央在收到来自共产国际的进一步指示后，通过了取消他在党内一切职务，开除出党的决定。
　　12月15日，陈独秀召集了一群思想立场相近的人在上海开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明确表明拥护托洛茨基和反对斯大林，并尖锐批评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现行政治路线。党史将这一派称为“无产者社”或者“无产者派”。
　　但“无产者派”内部矛盾重重。彭述之不久就和陈独秀发生冲突，再加上缺乏资金支持，许多成员生活困难，心灰意冷。
　　在托洛茨基指示下，陈独秀开始着手中国各托派组织统一的事项。1931年5月，在大连湾路一座新盖的石库门房子里，“无产者派”、“十月派”、“我们的话派”、“战斗派”各派按20人出一个代表召开统一大会，联合成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陈独秀被选举为中央执委会和五人书记处的领袖。当时，在全国共有500个成员。
　　当陈独秀兴奋地写信给托洛茨基汇报统一成果时，很快就遭到致命一击：先是没被选上中央委员的梁干乔和另一“托派”刘英，大会一结束就跑到南京，加入了军统特务组织，并发表反共声明；另一成员马玉夫对没当上“中委”也很不满，竟去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告密，致使13名成员被捕入狱，常委只剩陈独秀一人。
　　入狱，与中共的摩擦
　　1932年秋，托派中委濮清泉的妻子在路上巧遇已投靠国民党做了特务的留苏同学费侠。随后，被跟踪盯梢。10月15日，正在开会的4个托派常委和秘书被捕。当晚，由于秘书谢少珊的招供，因胃溃疡在家休养的陈独秀也被捕。随即，租界巡捕房将陈等11人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
　　10月19日夜，陈独秀等被押送到南京。在火车上，他“酣睡达旦，若平居无不自然，其临之从容不迫而怡然处之”，一时传为佳话。军政部长何应钦亲自传讯这位“共匪”开山鼻祖，末了还向陈求字，陈独秀挥毫写下“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押送他的军人也纷纷向他索字。
　　当蒋介石派人查明陈独秀已与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无联系，加上蔡元培、胡适以及爱因斯坦等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呼吁营救，1933年4月中旬，陈独秀案移交江苏省高等法院公开审理。“乱党”时期的朋友章士钊担任他的辩护律师。
　　章士钊一心为陈独秀洗掉“叛国”、“危害民国”的罪名，在法庭上作了53分钟的辩论，历数陈独秀曾与国民党的合作，称陈独秀与中共决裂后组织托派，“有功于国民党”。
　　陈独秀拍案而起，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之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接着慷慨陈词，发表了自撰的“辩诉状”，一一驳斥起诉书中指控的罪名，称：“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一审判决后，他多次上诉南京政府最高法院。6月30日，最高院终审认定陈独秀“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判有期徒刑8年。
　　在南京老虎桥45号，国民党给予这位共党“匪首”种种优待，给他安排单间牢房，允许读书写作，甚至可以每日自由接见亲友。期间，他的第三位长期伴侣潘兰珍每日到狱中照顾他的生活。
　　比陈独秀小三十多岁的潘兰珍是上海青年女工，之前并不知道陈独秀为何人。待到从报纸上看到陈被捕入狱的消息后，才对“自家老头子”的身份恍然大悟。
　　每日慕名来监狱探访的富豪名流络绎不绝，或求字、或闲谈，搅得陈独秀不胜其烦，最后对典狱长说，以后“不认识的就不要放进来了”。
　　五四时期，陈独秀曾提出监狱和研究室是人类文明的两大“发源地”。如今，他开始实践这一理论，在监狱里钻研起学问来。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他列出自己两年内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古代的中国》、《现代中国》、《道家概论》、《孔子与儒家》、《耶稣和基督教》、《我的回忆录》。
　　1933年，三子陈松年利用暑假到南京看望父亲。自大革命后，父亲音信全无。他是从柏文蔚那里得知陈独秀被公审的消息。此时，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都已离开人世，母亲和姨妈也不在，当他看到父亲后，一时间痛哭起来，陈独秀骂他没出息。
　　高君曼所生女儿子美和弟弟鹤年也曾到老虎桥来探监。子美劝父亲早日和潘兰珍结婚，以防人说闲话。而20岁的鹤年天真地提出要帮父亲越狱逃跑，陈独秀又骂他“胡闹”。
　　1936年，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消息传来，陈独秀托人打了酒，买了菜，对同狱的人说，今天要为国仇家恨痛饮一杯，第一杯祭大革命以来的烈士，第二杯祭两个牺牲的儿子，然后大哭起来。
　　一同入狱的濮清泉说：“人们见过他大笑，也见过他大怒，但从未见过他如此伤心地痛哭失声。”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共合作”进入实施阶段。中共代表周恩来赴庐山会谈，提出包括“释放一切政治犯”在内的诸多要求。8月，日军开始轰炸南京。金陵女子大学陈钟凡和胡适及张伯苓商议，一起联名保释陈独秀。胡适写信托汪精卫帮忙，求他与蒋介石商量开释陈独秀。最终，蒋介石表示同意。
　　8月23日，入狱4年的陈独秀被提前释放。潘兰珍和儿子陈松年接他出狱。当他从报纸上读到司法院长呈文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说他“深自悔悟”时，怒不可遏，致函《申报》编辑部：说自己无罪，何来悔悟，是政府罗织冤狱，将来还要和政府打官司，希望社会人士、尤其是新闻界“勿加以难堪之诬蔑也”。
　　胡适想安排他出国，避开政治是非，帮他联系了一家美国图书公司，让他去美国写自传。陈独秀声称“生活很简单，也厌烦见生人”，谢绝了老友的安排。
　　国民党各派也有意拉拢他。先是周佛海、陈公博拉他进“低调俱乐部”。接着，蒋介石又想让陈独秀出面组织一个“新共党”，在这前后，又邀请他进国民政府当官，当劳动部长，都遭到陈独秀的拒绝。
　　“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两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他也厌倦了“托派”纠缠不清的内斗，拒绝托派组织接他回上海。
　　1937年8月，长期追随陈独秀的罗汉以个人身份，到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见了叶剑英。叶剑英叫他根据所知的情况，开一个保释政治犯名单。陈独秀要求罗汉再跟叶剑英谈谈。
　　罗汉从叶剑英、李克农手里领了路费和介绍信，于8月底启程，9月2日抵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党代表林伯渠。
　　考虑到陈独秀在党内的特殊地位，林伯渠当即给延安拍电报请示中央。毛泽东和张闻天商量后，给林伯渠发了一个电报，提出陈独秀回党工作的三个条件：
　　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和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并承认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罗汉携董必武来见陈独秀，董必武劝他“以国家民族为重，抛弃固执和偏见，写一书面检讨，回党工作”，遭陈独秀拒绝。
　　重获自由后，陈独秀有过最后一次开创政治局面的努力。他与王文元、罗汉等人想组织一个“不拥国，不阿共的联合战线”，并联合了中间势力――章伯钧等第三党、救国会以及何基沣等抗日军人，“以争取民主和自由为共同目标”，同时也与中国共产党争夺“反国民党的群众运动”。
　　王文元、濮清泉对他的计划不理解也不支持，他们拒绝出席“联合会议”。而他计划中的“军运”活动，也随着何基沣突然被调职而夭折。1938年底“托匪汉奸”案的发生，则让“第三党”和“救国会”负责人在政治压力之下，切断了与陈独秀的联系。
　　12月4日，中共中央理论机关报《解放》第24期发表王明文章《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斗争的新形势》，称陈独秀为“匪徒”。随后，康生在《解放》杂志上撰文，明确指控陈为日寇勾结的“汉奸”，说“九一八”事变后，经亲日派头目唐有壬介绍，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与陈独秀、罗汉代表的“托匪组织”，“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津贴”。
　　半个月前，《解放》第22期还登载了《陈独秀先生向何处去》一文，称他为“老战士”，希望他“虚心地检讨自己的政治错误，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列里来”。
　　周佛海、傅汝霖、王星拱等人随即在《大公报》、《武汉日报》上发函，为陈独秀鸣不平。民主人士沈钧儒也在汉口《大公报》发表文章，不赞成给陈独秀扣汉奸的帽子。
　　《新华日报》随后发表短评，称这个问题“要由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组织行为为断”。
　　沸沸扬扬的“托匪汉奸案”到1938年9月嘎然而止――共产国际传来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很快，王明离开党中央领导岗位。
　　周恩来深感这次风波有损于中共声誉，也不利于团结民主人士共同抗日，多次派人到陈独秀寓所，安抚他的情绪，要求他“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
　　在聂荣臻的司令部里，萧克谈起康生的文章，早期曾和陈独秀工作过的聂荣臻沉默了一下，说：“陈独秀是300块大洋能买得到的吗？”
　　结局
　　1938年，由于日军近逼武汉，陈独秀带着复杂的心情，顺长江进入四川，先在重庆，后又迁徙到江津县。他退回书斋，致力于文字学研究和政治理论的探索和思考。
　　陈独秀贫病交加，与潘兰珍、嗣母谢氏相依为命，十分艰难。他只有为报纸撰稿的一点收入，生活大半靠北大同学会接济，其他友人的捐赠，他大多谢绝。
　　台湾方面的资料披露：陈布雷听闻“仲甫近况艰辛”，曾向蒋介石汇报，得蒋同意，为防陈独秀不要，特以朱家骅私人名义，让张国焘送到江津鹤山坪，3年共补贴14000元。
　　周恩来托朱蕴山说情，想请他到延安养老，不让他再在外头“胡说八道”。陈独秀拒绝了，他对朱说：党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了，李大钊、陈延年都死了，他自己也落后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
　　张国焘叛逃到国民党，曾到武汉拜访陈独秀，想拉陈独秀这块招牌再组织一个共产党。陈独秀对他说：“一个阶级只能有一个党，我们再搞，能搞得比毛泽东现在搞得更好么？”
　　1939年，蒋介石再派胡宗南、戴笠到江津拜访陈独秀，谈起一年前的“托匪汉奸”论战，把周佛海等9人在《大公报》上为他鸣不平的公开信给他看。
　　陈独秀拒绝公开“反共”，要求谈话内容“切勿见报”。但“言世界大势，不利于苏……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决无前途，此大势所趋……”，“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
　　1942年初夏，陈独秀听人说蚕豆花能治高血压，就叫潘兰珍去地里摘一点。5月10日，陈独秀喝了一杯霉菌感染的蚕豆花水，食物中毒，腹胀不已。
　　3天后，包惠僧来访，潘兰珍做了土豆烧肉。陈独秀非常高兴，加上好久没有吃过肉，多吃了一点。分手之际，包惠僧发现，老先生目光和往日不同，显得十分慈祥，他已预感到不祥。
　　当晚，陈独秀呕吐。此后一周病情加重。5月27日，陈独秀在昏迷中离世。临终，他交代弟子何之瑜如何处理书稿和书；托他给潘兰珍找个工作，“莫拿我卖钱，遇到合适的人再嫁”。并嘱托三子松年，把他和嗣母谢氏的棺木带回安庆老家。
　　1947年，陈松年把陈独秀的木棺迁回故乡，与其原配高晓岚合葬。
　　他的追随者高语罕为他写了挽联，上联曰：“喋喋毁誉难凭！大道其容，论定尚需十世后。”
　　
　　（参考书目：沈寂著《陈独秀传论》、朱家骅著《陈独秀传》、唐宝林/陈铁健著《陈独秀和瞿秋白》、杨奎松著《国民党的“反共”和“联共”》、朱洪著《陈独秀的最后岁月》、《中国共产党历史》、《胡适口述实录》。感谢安庆市“陈独秀研究网”和万多胜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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